剑桥中国史-第4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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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即张宗禹离开陕北后的七个星期，他已经逼近离北京约八十英里的直隶省府保定。
清帝这时动员了京畿的精锐部队；他赏罚兼施，以此来激励邻近诸省的军队。由醇亲王率领并已扩充到近两万人的神机营留守京都。其他部队被动员进击，而新成立的山东军以及在1866年改编的勇营——豫军，迫使捻军再向南后撤。①由于有被困在西面的太行山和东南的黄河之间的危险，张宗禹率全军向东北突围，在4月进入山东。
张宗禹渡过运河的行动是致命的，因为这可使官军再一次利用南面的黄河、西面的运河和东面的大海来实施封锁的战略。5月16日，李鸿章奉命限期一个月消灭捻军，否则将受惩办。5月21日，他与追击捻军来到直隶并在那里全面指挥数省军队的左宗棠会面，商定了进行“长围”的战略。这战略旨在保卫从天津至黄河约四百英里的运河，它需要十万多名军队才能进行守卫。但李鸿章自己的军队连同山东和河南两支军队只能凑集约八万人，因此只能在两岸建立“长墙”。李鸿章和左宗棠二人都看到民众对官军怀有敌意，用军队强逼百姓来营造长墙会引起灾难。李鸿章除了命军队造墙外，还想出了“民捐民办”的制度。绅士们得到了钦赐封号的诺言，平民则获准免税。由于依靠“民力”，运河以西的直隶部分长墙在6月初完成，山东省的部分则在6月分稍后时竣工。②这时淮军迫使从直隶撤出的全部捻军进入山东北部　的包围圈。7月，张宗禹遭惨败，大批捻军这时响应了李鸿章投诚的号召。8月16日，张宗禹跳入徒骇河失踪。捻军运动至此全部被镇压下去了。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21—23、26—27页。关于人民共和国档案工作者发现的告示，见附录，第241—243页，此告示最先发表于《进步日报》，1951年2月3日。
②　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议》，卷5第31—32页。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跋，第244—245页，特别是第六条。蒋湘南：《蒋子潇先生遗集》，重印于范文澜等编：《捻军》，第1册第323页。
③　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议》，卷2第40—41页；卷5第31页。袁保恒：《文诚公集·奏议》，卷1第4页。
①　邓永康：《1853—1863年山东的地方防卫组织：从忠君到叛乱》。又见李棠阶（1882年）和孟传铸（1910）著作，转载于范文澜等编：《捻军》，第6册第171—172、300—303页。
②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5第1页。
③　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议》，卷3第40、51、55—56页；卷4第12页；卷8第2、4、14—15、19—20、36、42、51页；《函牍》，卷1第9、12、16、19、27页。
①　商人之子柳堂对捻军的家庭生活、捻军的道德以及纪律和组织作了详细叙述。此人于1858年在雉河附近被架走；见范文澜编：《捻军》，第1册第348—355页。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特别是第130—134页。又见第97、105—107页。在军机处档案中发现的张乐行的檄文和“自述”（1863）收于《光明日报》（1962年10月10日）马汝珩和刘守诒的一篇文章中。
①　张瑞墀：《两淮勘乱记》，载范文澜编：《捻军》，第1册第288、291页。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99—101页；关于捻军的各次战斗，见第188—238页大事记。尹耕云等编：《豫军纪略》，卷2。2第8页；卷2。4第1页；卷6。2第13—14页。
①　关于这些叛乱事例，见《豫军纪略》，卷3。3第2—4、16页；卷3。4第2、4页；卷3。5第6页。又见卷4。9第1、6、10—11页；卷4。10第1—3、21页；卷4。11第4—6页。又见卷2。3第1—2、3—4、5、7页。又见卷2。5第1、3—4、5页。
①　奕訢等编：《剿平捻匪方略》，卷85第1页。
②　见景甦与罗崙：《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特别是附录1和2。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Ⅰ（1840—1911年），第337页。《临清县志》，卷1第14—15页。
①　管晏、赵国华等：《山东军兴纪要》，卷19A第1—2、4、8页。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得到过邓永康《1853—1863山东的地方防卫组织》一文的教益。
①　《山东军兴纪略》，卷19A第7页；卷11A第4—5页。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264—265页。《剿平捻匪方略》，卷115第12—14页。
②　《山东军兴纪略》，卷13A第9页；卷12第5页；《剿平捻匪方略》，卷111第6—7页。
③　巴特菲尔德：《宋景诗的传说：共产党历史学中的一个插曲》，载《中国论文集》，18期（1954年12月）第134—139页。《山东军兴纪略》，卷13C第1、7—8页。
①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5第9624页。
②　《山东军兴纪略》，卷22C第11页。
③　《山东军兴纪略》，卷20A第1—3页。《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35—36、58、67、71、92—96、117—118页。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222—223页。
②　《山东军兴纪略》，卷20B第4页。《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92、122页。
③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201页。《山东军兴纪略》，卷19C第8页。巴特菲尔德：《宋景诗的传说……》，第140—143页。江地：《1865—1866年的捻军战争》，（载《历史教学》，天津，1954年11月，第36页）所引杜松年（举人，1849年）关于宋景诗和捻军的评述。
①　《豫军纪略》，卷1。3第8—9页。江地：《捻军史初探》，第38、40、46页。罗尔纲：《太平天国新军的运动战》，特别是它的序言。
①　张珊：《关于捻军的组织问题》，载《安徽史学通讯》，第14期（1959年12月），第34—38页；关于捻军的运动战，见同上，第39—50页。张珊的证据与一名芝罘的中国人的叙述是一致的，此人在1867年与赖文光的部队一起度过了两周；美国芝罘领事馆快信第33号，1867年8月24日。
②　《豫军纪略》，卷9。13第8—10页；卷10。14第1页。《剿平捻匪方略》，卷195第22页。《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第29页。
③　《剿平捻匪方略》，卷195第22页；卷205第12、13页；卷211第15、16页；卷214第33—34页；卷232第20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1第5页。
①　见李鸿章：《李鸿章致潘鼎新书礼》，第22—24页。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序言卷《自述》，第18—19页。
②　蒋湘泽：《捻军叛乱》，第101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第26—30页；《奏稿》，卷30第51—52页；《批牍》，卷3第40—43、45—46、48—50、51—53、55—56、68—69页；卷4第1、2、5页；《书札》，卷13第33页。
②　赵烈文为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写的序言。罗尔纳：《捻军的运动战》，第51—52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10第19、20、30页；《书札》，卷13第17、21、22、34页。赖文光的“自述”，载向达等编：《太平天国》第2册第863页。《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第13—19、23、30—33页；《家书》，卷10第32—33页。关于毕乃尔，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第59—60页。《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3第24—25、　36—43页；《家书》，卷10第28、37—38页；《奏稿》，卷30第10—12、45—49页。
②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1第5页。《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1第4页。向达等编：《太平天国》，第2册，第863页。
①　王定安等：《曾忠襄公年谱》，卷2第12—16页。江地：《捻军史初探》，第72—73页。《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10第43页。邓嗣禹：《捻军及其游击战》，第184—187、198页。曾国荃估计湖北东捻的兵力为步兵三万人，骑兵为七、八千人。
②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第24、46、47页。《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25、29、52页。
③　《剿平捻匪方略》，卷278第16—17页；卷286第2—3页。《山东军兴纪略》，卷6B第9—10页。邓嗣禹：《关于捻军运动及其对清朝衰亡的影响的几点新意见》，载《纪念香港大学成立五十周年中国研究论文集》，第3集（1968年）第56页。丁宝桢：《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2第49—50页。
①　《李鸿章新稿》，收于江世荣编：《捻军史料丛刊》，第2册第50—64页。《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第16—28页；《奏稿》，卷12第73页。《剿平捻匪方略》，卷282第10—12、18—19页；卷288第9、22—23、28页。
②　《山东军兴纪略》，卷4A第8页。《大清穆宗实录》，卷86第51—3页。《丁文诚公遗集》，卷1第4、36—7页；卷4第9、16页。
③　《十二朝东华录·同治朝》，卷28第16—17页。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6第2629页。张锡纶：《军书汇钞》，第1册第305—306、479—481页。《丁文诚公遗集》，卷1第51—53页；卷8第11页。
④　张生旺：《西捻军在陕西的抗清斗争》，载《史学月刊》（1964年12月），第350—352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9第9页。《剿平捻匪方略》，卷274第20页。
①　如《大清穆宗实录》，卷211第24—27页；卷222第3—8、9—10、13—14页。《丁文诚公遗集》，卷5第1—4页。《豫军纪略》，卷12。12第5—6、8页；卷12。21第4—5页。《剿平捻匪方略》，卷295第15—16、19、20页；卷296第2—4、7、11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72页；参阅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2册第114页注1。
②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8第14、16—17、20—22、24—25、31、41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79—80页。《丁文诚公遗集》，卷5第39、44—45、47—48页。关于百姓对官军的仇恨，见左宗棠：《左文襄公家书》，摘载于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第223—224页。
对中兴的透视
自从太平军在湖北首次遭到挫折直至1868年的十四年中，人们不但看到了王朝幸存下来，还看到了清朝政体的主要特征也恢复原状。由于一位现代史学家的才能，“中兴”一词取得了适合这一时期的更确凿的意义。芮玛丽在论及“中兴”时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这就是同治中兴。”①今天一些对旧中国不很同情的学者可能没有芮玛丽的那种热情，或者可能提问：这些政治家究竟杰出在哪里？但是作为时代骄子的曾国藩、李鸿章及其同僚等前人确实成功地镇压了叛乱，恢复了王朝的地位，甚至重新振兴了王朝的治国精神，这可以说是事实俱在。他们建立起来的勇营肯定不属于清朝的旧军制，这时却可以与旗兵和绿营军相匹敌。但勇营仍是清帝批准建立的，同样忠君，并且这时成了王朝安全的屏障。在这一实力基础上，清帝仍继续利用由于长期公认的正统地位而产生的有利条件：即他是文化和道德方面的仲裁人，有权封赐功名，批准奖赏，敕建纪念碑和祠庙；他也是任命下至知县一级官僚的唯一权威。尽管作了某些必要的调整，固有的制度仍继续存在。
宋代的理学继续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原因之一是把它作为抗衡实用主义的恭亲王力量的手段，另一个原因是用它来延续国　家与文化的实质，这种实质正是清朝统治阶级领导成就的标志。从太平天国叛乱的爆发直至捻军战争终结的十八年中，北京的会试及乡试一次也没有停办过。此外，有三年在全国范围安排了恩科会试和乡试。在叛乱盛行地区的乡试当然被迫中断了，只有在山西省，这些名义上三年一次的考试才未受影响。湖北省推迟过一次，四川、河南和山东推迟过两次，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和陕西三次，湖南和江南四次，广西五次，贵州和云南六次。但一有可能，就计划和举行专门的补考。在湖南，早在1857年初就举行补考。按规定应在南京举行的江苏、安徽两省补考于1859年在杭州举办，那时帝国的胜利还相当渺茫。①由于乡试功名最后能使人获得官职，这些及时举办的补考使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倒向清朝。不但考试尽可能按期进行，到1870年几乎所有中断的考试都已补齐。
可是在此期间，大部分官员的质量下降了。清王朝沿用前几代皇帝的旧例，不但照常捐卖监生功名和一些官衔职称，而且捐卖实授官职，甚至也卖知县职位。巡抚们仅就“军功”也已经在推荐候补人了。在全帝国将近1，290个县中约有512个县的地方志材料表明，1850年以后，捐纳的知县大致增加了一倍，其数相当可观。②实际上，许多成为知县的低级生员，如果功名资格不与捐纳相结合，无疑是当不成的；当然，有些甚至没有生员功名而有才　能的文人也是通过捐官发迹的。但大部分捐纳知县的候选人被认为是城市商人，他们企图通过浮收和其他盘剥形式来捞钱。①这样的弊病由于所有知县的任期越来越短而更加严重了，他们的任期甚至比知府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任期更短。
知县的任期短暂只能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进一步腐化。因为同治时期所恢复的制度中，有一项就是恢复基层官僚机器的决定性作用。1868至1870年任江苏巡抚和为人非常谨慎的丁日昌认为，衙门胥吏的权力正在扩大。胥吏的人数不但比知县及其私人幕僚和仆役要多，而且更了解条例和地方情况；他们之所以有权主要是任期比其上级更长。他说县令任期最多四、五年，短则二、三年，而胥吏的子孙则是世操此业。丁日昌在1868年的奏折中说，江苏的胥吏“空缺”可由在职者出售，代价高达一万两，此数比捐纳知县的代价更高。②洪亮吉（1746—1809年）曾经估计，在十八世纪一个县有胥吏二百至一千名，人数视县之大小而定。而1862年的进士、山东人游百川御史估计，捻军以后的时期，大县有胥吏二、三千名，小县至少三、四百名。此外，胥吏与差役相勾结，后者走乡串村与地保（地方）联系。十九世纪初，浙江省的一些县已有差役一千五、六百名，而山东的一个大县至少有一千名。1851年，咸丰帝在一名御史的奏折上批注道：“直隶、河南等省白役，一州一县何至盈千累百之多？”1870年以后时期的材料说明，一个村的一件杀人案要出动一、二百名差役去陪同进行调查的胥吏。还必须招待就餐和致酬。③大部分　知县不得不依靠这批下属取得收支平衡和在一两年内积累一笔资产。这样，成为这一世纪中期叛乱主要原因的地方政府陋习，显然在这场大破坏中被保存了下来。
县以下的事务，仍然是不学无术的吏役为了攫取权势而与地方的名门大族不是勾结，就是倾轧。但北京的确设法使省一级的官员主要由取得高级功名的文人来担任，因为这些人对王朝的支持更为坚定。现有的最完整的统计材料表明，①在同治时期，65。9％的知府取得高级功名——贡生或贡生以上；此外，任期三年以上的知府的这种百分比要比知县的百分比大。
在督抚一级的领导层，清帝已经表现了灵活性。一般说来，清帝同意吏部的意见，即有“军功”的人如担任高级省职，仍需要相应的学术资格。但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止，北京除了允许破格外，别无其他选择。典型的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