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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6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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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100—101页。决议的其他部分教导党员如何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并且批判了群众运动中的过去的错误。
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报告》，载《中华星期画报》，北京，1928年1月28日，第14—18页。这是在北京突然搜查时没收的文件；卡罗尔·安德鲁夫人提请我注意这份文件。又《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大会上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载《列宁青年》，I，10（1929年2月15日），第69—94、84页。案卷存国会图书馆。
③ 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131页；书中引了《共产国际活动的报告，1926年3月—11月》，第118页。1927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时期的党员组成成分的另一个报道提供了以下的数字：工人，53。8％；知识分子，19。1％；农民，18。7％；军人，3。1％；中小商人，0。5％。米夫：《紧急时期中的中国共产党》（译自俄文），第37页。
④ 见上《1925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第1段的第2条脚注。
① 乐生（化名）：《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载《向导周报》，155（1926年5月5日），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219页。我没有见到使用的一件重要材料是刘少奇的关于过去一年（即到1926年5月份）中国劳工运动的报告，载《政治周报》，14（广州，1926年6月5日），现可在美国国立图书馆缩微胶卷（第329号，第56卷，893。00/7980）中见到。
② 切诺斯：《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9页（根据1925年8月7日警察局的日报，我认为准确的数字是217804人）；又切诺斯，第339页。一名英国的劳工专家在1926年访问上海，被告知上海工会联合会——即上海总工会——声称在1926年5月，15个工会连同47个分会只有会员81000名。C。埃斯特朗热马隆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2部分，《1926年的劳动条件和劳工组织》。
③ 这个主题在切诺斯的《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页）中有所发挥。
① 见上《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第7条脚注。官方的1925年5月的数字为21万，但我认为不可靠。
②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载《中国农民》，6/7（1926年7月），第639—687、654页。报告提供了每个县的准确数字。还有以后在1926年的详细数字，列出在71个县的6442个协会有823338名会员。见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15—16页。
③ 卫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页），根据《中国农民》的详细报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第78—92页），讨论了讲习所。
①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第667—668页；T。C。张的《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4—30页），举例加以总结。
② R。A。米罗维茨卡娅：《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第22—40页，特别是第24页，根据苏联档案。
③ 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第640页。广州苏联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所写的《国民革命军》（约到4月19日为止）声称：“学校是我们在1924年组织的，并且在开始时是我们花钱来维持的。”
④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9—1938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第41—65、62—63页。
① 转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802页。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是俄国内战中的英雄，于1925年后期来北京接任武官的职务。
② 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12页、第352页脚注99。
③ 美国国务院893。00/6393，快信，梅耶，北京，1925年6月9日，内有精琦士5月29日从广州发的快信，信中报道了与马素的一次会见，发表于5月27日的《香港电讯报》。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第62—63页。两个报道都认定廖仲恺作为国民党官员，与鲍罗廷，后来与布廖赫尔谈判俄国拨款之事。
④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3月9日，译文来自莫斯科《消息报》，第51期，3月3日。
⑤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6月17日。其他国家另外捐献的5000卢布也通过莫斯科汇来。
① 英国外交部F6462/3241/10（现编档存于FO371/12501）并印于FO405/254，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5，1927年7—9月，第27号。邓中夏是这次罢工的领袖，他提供的材料是，到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的总收入为517万中国元，列举的收入来源是整数；其中有：“其他来源——20万”。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4页。
②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33页、521页脚注93。总计可能接近1100万卢布。
③ 同上书，第92页。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载《国际报刊通讯》，6。40（1926年5月6日），赫尔穆特·格鲁伯在其《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57—461页）中引用。
②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115页。
① 根据已故的夏连荫为韦慕庭和她合编的《文献集》补充本所写的一章。她的基本史料是北京突然搜查中没收的文件，它们得到了当时其他的证据的证实。一名年轻的俄国妇女当时作为一名翻译在张家口与顾问们一起工作，1926年1月她在北京。她对这些事件的生动的报道见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莱文译成英文，见第80—122页。
② 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第282—283页；O。埃德蒙·克拉布：《中国和俄国：“大角逐”》，第217—219页。
③ 见上段最后的脚注。
① 同上。
② 这是估计数，因为随着新顾问的来临，人数有变化，有的来自北方缩小的或撤消的军事代表团。伍朝枢可能在1925年10月后期告诉德国的领事，有38名俄国人在广州政府中工作，英国外交部405/248第251号（F5914/194/10）。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于1926年2月28日来到广州，她提到了同船的六名新来者，并叙述她在广州遇到了许多俄国人，但没有提供总人数。《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莱文英译本，第141、149、176—188页。
① 文件藏于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我们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政策的问题》，载《利昂·托洛茨基论中国：彭述之导言》，第102—110页。格鲁伯的《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62—467页有摘要，但题目和译文不同；梁的《中苏外交关系》，第286—289页有评论。特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契切林、捷尔任斯基和伏罗希洛夫。
① 格鲁伯的译文是“派广州政府的主席”，而不是派政府的“一名代表”。鉴于蒋介石3月20日的政变的一个结果是汪精卫于5月前往法国，这个说法是令人感到兴趣的。
① 梁：《中苏外交关系》，第287页。
② 近期两篇有价值的研究是吴天威的《蒋介石的1926年3月20日政变》，载《亚洲研究杂志》，27（1968年5月），第585—60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89—494页。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中（第218—224页）有简要的报道。
③ 蒋介石日益增强的疑心的证据，可以在他1926年1月19日至1926年3月15日的“日记”（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找到。他4月初期的《致汪精卫的复信》，对汪精卫进行了一系列指责，此信后来发表于文化研究社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246—253页。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3月22和23日和4月20日的条目，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91—1300页，它们提供了蒋介石对这次事件的记载。
① 摘自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引于《从容共到清党》，第504—509页，和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5月15—25日。
②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22页。
向统一的中国的方向冲刺——第一阶段
制订北伐计划
制订从广东省北上至长江的军事征讨计划早就在进行之中。1925年3月和6月，布廖赫尔将军提出了部分计划，9月制订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当时他避开广州闷热的天气（既是气温方面的，又是政治方面的）正在张家口休养。①9月份的计划估计了敌人对重新组合和训练较好的国民党军队的讨伐的潜在抵抗力量，并预言在讨伐中攻占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以及随后夺取上海不会遇到困难。这是非常有见识的预言。
1926年4月16日，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和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指定蒋介石、朱培德和李济深组成一个委员会，计划北伐。②在鲍罗廷回来并答应支持北伐后，中国和俄国参谋人员制订进一步的计划；当布廖赫尔在5月后期回到广州时，他完善了这一计划，并在6月30日提交军事委员会。③布廖赫尔强调经湖南直趋汉口一路的进攻，并在东面部署兵力，防备福建进攻广东，在北伐军右翼部署其他兵力，防备江西孙传芳进攻。只有当所有部队就位时北伐才能开始，这是因为部队之间简陋的通讯设备使协同作战难以进行。
在准备北伐时，蒋介石组织了最后代替军事委员会（一个由政治军事领导人组成的集体）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作为主要指挥机构。李济深将军被任命为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为他的副手。李济深是第4军军长，将作为驻军的司令带领两个师留在广州。白将军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是统一广西和使广西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联合的年轻广西军官中的三巨头之一（另外两人是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是有名的战略家。作为改组的一部分，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置于司令部之下，改名为总政治部。邓演达代替陈公博任主任，郭沫若任副主任和宣传部领导。邓演达是一个热诚的革命者，在保定军校学习过，是1923年送孙逸仙回广州的广东第1师一个团的团长，又是黄埔军校的组织者之一，并担任过该校训练部副主任。1925年，邓到德国，在那里认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并曾取道苏俄回国。蒋介石随即任命他为军校的教育长，但他在3月20日政变中与一批共产党员一起被捕，不久就被派往潮州去领导军校的一个分校。邓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这使一个左派担任了负责职务。郭沫若是著名文人，在五卅运动中很活跃，并曾帮助一个文学团体创造社转变为推动国民革命的组织。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总政治部下面，还有隶属于组成国民革命军的不同的军和师的司令部的政治部门。①三个军事联盟阻碍了国民党人通过1926年春季一次军事政治战役实现统一中国的希望。吴佩孚自1925年年中以来，一直试图在湖北、河南和湖南北部组成一个既可打败北方的国民军，又可打垮南方的国民党的联盟。在他直接领导下的师以纪律严明和骁勇善战著称，但他又要依靠许多不可靠的将领。吴的联盟的士兵号称20万以上，这很可能是大为夸大的数字。孙传芳在华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和江西——领导一支“五省联军”。以富饶的长江下游地区为根据地，这个联盟拥有巨大的财政资源，但是它是一个实用主义的联盟。它也号称有士兵20万以上。张作霖领导了一个最难对付的联盟，参加者控制着满洲、山东和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人们认为，这支武器比较精良的部队约有35万士兵。张作霖和吴佩孚虽然是宿敌，却联合起来支持北京政府，并正试图把冯玉祥的部队赶出他们在南口和张家口周围的根据地。俄国以武器和顾问支持冯玉祥的国民第一军。1926年5月，冯玉祥前往莫斯科寻求更多的支援，并派一个代表团到广州，打算与国民党人结盟。在制订战略计划时，华西的其他军事集团必须加以考虑，虽然它们不是强大得足以构成威胁。两支集结在东海岸的海军在战略上可能起重要作用，一支在福州，一支在上海。上海的舰只特别危险，因为它们有可能被利用来破坏长江下游的军事渡江或部队的运送。①由于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三巨头率领的桂军和唐生智率领的湘南一个师新近加入，国民革命军已有扩大；广西部队被命名为第7军，唐生智的师成为第8军。总兵力可能已达到15万人，但是由于许多士兵将不得不保卫根据地，可以用于北伐的部队在开始时可能不到65000人。
省籍、过去的历史和近期的政治关系决定了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军和师的倾向性。第1军最初是从黄埔军校的几个教导团建立起来的。这些团的许多士兵是在浙江、江苏和安徽召募的。还有粤军第2军的部队组成的团和师。第1军军长何应钦是贵州人，日本军校的毕业生。他参加过1911到1912年的革命，是蒋介石的庇护人陈其美的部下。在进入黄埔军校工作以前，他先是黔军的军官，然后任著名的云南讲武堂的监督。在黄埔时，他负责训练组成第1师的几个团。第1军的大部分军官原为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第1军被认为是他的权力基础。保守的孙文主义学会控制着第1军的政治机关。第1军有5个师，总兵力有19个团，远远多于国民革命军其他的军。
第2军主要由湖南人组成。指挥官为学者政治家谭延辏В吩谛梁ジ锩院蠹付瘸鋈魏鲜〉某す伲褂肽戏剿镆菹傻亩懒⒄献鞴Ｋ撬镆菹扇ナ篮笸持喂愣〉牧说牧斓汲稍薄８镁氖导收降刂富庸偈呛辖炻车悠健Ｔ诜ü苎档墓膊吃崩罡淮毫斓颊尾浚矶嗤乓患兜恼と嗽笔枪膊吃薄５�2军有4个师，总兵力有12个团。
第3军基本上是滇军，由朱培德指挥。朱将军是一位老革命，曾指挥滇军的几支部队在邻近各省征战，还协助孙逸仙在1923年返回广州；孙博士选他领导自己的私人警卫队。第3军有3个师，由8个团和两个营组成，其中一个是炮兵营。
第4军是从忠于孙逸仙的粤军原第1师建立起来的一支经过战斗磨练的部队。李济深指挥该军，大部分军官与革命有长期的联系。除了4个师外，它还有1个由叶挺指挥的独立团；叶是共产党员，曾在红军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过；他从黄埔军校征募了一批共产党学生当排长。第4军的总兵力有13个团和两个炮兵营，可与第1军相媲美。
李福林的第5军主要是广州南部的一支驻军。其中有些部队只在赣南参加过短期战斗。
第6军是在革命根据地组建的最后一个军。军长是程潜。程将军是湖南军官，长期以来从事革命工作，支持孙逸仙。第6军中的国民党代表是林伯渠（林祖涵），湖南人，程潜的革命同事。林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3月20日以后离开第1军的共产党政工人员被分配到第6军。这支相当混杂的部队有3个师，下有9个团和两个炮兵营。
被命名为第7军的桂军按旅而不是按师组成，有18个团和两个炮兵营。李宗仁指挥约占该军一半的参加北伐的部队。它的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黄日葵，他曾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以后在国民党青年部任职。但是李宗仁把黄日葵留在后方司令部，而任命曾在法国学习的一名非共产党人士麦焕章负责前线士兵的政治工作。
唐生智的第8军刚刚组成。它很快发展到有17个团的6个师。国民党党代表是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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