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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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智的第8军刚刚组成。它很快发展到有17个团的6个师。国民党党代表是刘文岛，他是在中国、日本和法国受的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他在1925年加入国民党。
还有两个由黄埔军校改名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组成的步兵团，和两个第五期学员组成的团；还有1个负责治安的团和不久成为第14军的赖世璜的独立团。①有两条路线从南方省份进入北伐的第一个目标湖南省。一条铁路从广州往北约140英里直达韶关，从韶关要艰难地爬高到一个关口，再经30英里联运路线而到湘江的一条支流，这条支流通过湖南往北流至长江。另一条路线从广西北部的桂林通过方便的联运而直达湖南西南的湘江河源。湖南南部的重要城镇衡阳是这两条路线的会合地。它还是唐生智的主要根据地，但是在1926年5月，唐将军对它的控制受到北面另一个湖南将军叶开鑫的威胁。成为北伐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从广西调一个旅，从广东调叶挺的独立团进入湖南，以加强唐生智的抵抗力量。6月2日，唐将军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的职务，6月5日国民党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
北伐开始
到6月初期，第4军的两个师——陈铭枢的第10师和张发奎的第12师——已与叶挺的独立团在湖南东南会合，第7军的几个旅也已经进入湖南西南。在长沙南面约50公里，两条河流——西面的涟水和东面的渌水——流入湘江。前沿的指挥官唐生智命令已进入湘江西面和东面阵地的3个军的部队发动一次进攻。第8军的部队渡过了涟水，而第4军则在7月10日夺取了东面萍乡株洲铁路线上的醴陵。涟水渌水防线的突破使长沙暴露在敌人面前；叶开鑫经过省城，撤退到湖南北部，唐将军在7月11日进入长沙。当这次战役进行时，蒋介石在7月9日正式发动北伐的仪式上正式接受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于是，稍经战斗，革命军就夺取了湘江流域的大部分。
当吴佩孚开始派几个师南下，当第1军的第2师和第6军作为总后备军被派入湖南，第2和第3两个军奉命护卫右翼以防孙传芳从东面江西进攻时，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广州的国民党人一直在与孙传芳谈判，试图尽可能使他保持中立。他们还正在与西面的贵州省督军袁祖铭①谈判；7月11日，蒋介石打电报给唐生智，说袁祖铭和一名部将已经倒向革命。7月20日，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任命他的两名部将彭汉章为第9军军长，王天培为第10军军长。（这种任命潜在敌人或收编倒戈部队的做法，在北伐的大部分时期内继续采用，造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大膨胀，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它的素质。）②蒋介石在7月20日离开广州前往前线，随行的有他的参谋人员、布廖赫尔将军和一批俄国顾问。8月11日到达长沙时，他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以决定下一步行动。与会者有白崇禧、邓演达、领导战地政务局的陈公博、第4军副军长陈可钰、李宗仁、唐生智、几名师长、布廖赫尔以及其他顾问。这批人最后决定直夺湖北省省城武昌，推迟对显然是蒋介石的第一目标江西省省城南昌的进攻。第4军将率先进攻汨罗江上重兵把守的要塞平江，然后直奔通向武昌的铁路线上的汀泗桥。第7军将朝东北方向进军武昌，第8军在西面沿铁路线前进。
具有很大冲劲和勇气的第4军在8月19日拿下了平江，第12师黄琪翔的第36团首先进城。吴佩孚以重兵防守汀泗桥，人们认为不可能从南面把它攻下，8月26/27日夜当地农民引导第36团涉过浅水从后面对该桥发起进攻时，该团打赢了这一仗。吴佩孚将军亲自监督贺胜桥（下一个目标）的防务。第12师在第10师和第7军其他部队的支持下，又充当了先锋。尽管吴佩孚拼命阻止其部队撤退，但他们8月30日在许多地方战败而逃走。
吴佩孚将军险些被抓，乘火车逃到武昌，再渡江逃往汉口。第4军与第7和第8两个军伤亡严重，它们俘获了数千名敌军和堆积如山的装备。①通往武昌的道路现在打开了。
追击的革命军于8月31日赶到武昌的郊外，已来不及阻止敌人退到该城厚实的城墙以内。经过了三次“敢死队”夜间登墙的尝试后（叶挺的独立团在这几次战斗中伤亡参重），第4军、第7军和第1军的第2师定下心来围城，变成了40天的围城战。9月6日和7日，已经渡过长江的第8军在戍军司令刘佐龙将军倒戈后拿下了汉阳和汉口；后来刘被授予第15军军长的头衔。吴佩孚带领他的残余部队沿京汉线北撤到湖北北部边境的武胜关，但是追击的第8军在9月15日占领了武胜关，吴佩孚退入河南。最后，在10月10日，武昌的守军投降，湖北省归国民政府管辖了。
对江西的攻击证明要困难得多。该省最重要的地形特征是赣江，它从广东省北部边境附近开始，向东北流入连接长江的巨大鄱阳湖。省城南昌位于该省北部，在伸向鄱阳湖的一块富饶平原上的赣江的东岸。南昌城与长江江畔的九江由一条79英里长的铁路连接。当蒋介石和孙传芳通过代理人在谈判时，双方都派部队进入该省。国民革命军总的计划是派当时尚未进行很多战斗的部队从湖南往东夺取南昌，而从湖北来的其他部队将夺取铁路和占领九江。江西的南部交给已经倒向国民党一边的赖世璜的第14军。这些行动在9月份的头两个星期进行。
然后在9月19日，程潜的第6军通过急行军在地方守军以及城内的学生和工人的帮助下，在第1军的第1师支援下，成功地占领了南昌。但是一次敌人的反击把这些部队从这座城市和铁路线赶走，使它们受到惨重损失。第3军据认为袖手旁观而不提供任何支援。蒋介石带领第1军的第2师和第2军的两个师，亲自指挥夺取南昌的第二次攻击。到10月13日，这次进攻已经失败，第3、第6和第7三个军的几支部队夺取沿线城镇的努力也遭到同样下场，事实证明，它们不能守住这些城镇。双重失败引起了全面撤退和改组。与此同时布廖赫尔将军和他的俄国参谋进行指导，为一次协同的全面进攻作精心准备，这次进攻的所有部队要配备应有的通讯手段，根据一张时间表行动。第4军的4个团以及新近与国民党人联合的湖南将领贺耀组的第2独立师被从武昌召来。晚至10月28日，蒋介石仍在与孙传芳的一名代表谈判，但到那时，谈判显然是烟幕。更重要的是，敌人的几个团和旅正在谈判倒戈。
全面攻势在10月底开始，第7军、第2独立师和第4军的第12师进攻铁路线的中段和北段以拿下九江；第3和第6两个军攻打南昌附近的车站；第2和第14两个军从南面向南昌进逼。这次计划完善和战斗艰难的战役，持续了一个星期，成功地肃清了铁路的敌人，在11月5日夺取了九江，在8日夺取了南昌。除了约7000名倒戈的敌人外，国民党部队解除了40000多名孙传芳士兵的武装。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的两个月战役中伤亡近15000人。①在进行江西战役的同时，何应钦将军正在沿海的福建省指挥另一个战役。第1军的两个师，即第3师和第14师守卫广东省的东部边境，以防孙传芳的盟友、福建省督军周荫人的可能进攻。何将军与一个敌军司令李凤翔和他的两个部将曹万顺和杜起云谈判与驻在福州的几名海军将领一起倒向国民党。在福建的国民党人与各种“民团”为协助驱赶北方人周荫人而进行谈判。蒋介石指示何将军商谈和平，条件是周荫人不派军队进入广东或广西。这些初步行动发生在8月和9月。①据报道，福建的敌人在人员和装备上都超过国民党军队，其比率为5比1。9月27日，周荫人派军队入侵广东省，目的是夺取东江的几个主要城市，但是何将军得到了这些计划的内部情报，于是下令越过边境进攻周在永定的基地。10月10日，第1军的第3师夺取了永定，然后回到广东对付松口的入侵者。在这些开始的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俘获了数千名战俘，还有他们的步枪、机枪和大炮。10月14日，敌福建第3师按预定计划倒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7军。这些初步战斗是如此之成功，以致蒋介石在10月16日任命何将军为东路军司令，东路军由第1、第17和第14（赖世璜的部队，它将从江西进入福建）三个军组成；蒋还命令何着手征服福建省。
平定福建的战事按部就班地进行，主力军沿沿海路线攻下了漳州（11月8日）和泉州（11月21日）等城市。当部队逼近闽江时，海军倒戈，困住了撤退的部队，数千名士兵被解除武装。12月3日，海军占领省城福州，12月18日，何应钦以第1军的两个师占据该城。在福建省多山的中部地区，“民团”协助第17军推进。周荫人带领残军退到浙江省边境，希望与孙传芳会合，但被正在谈判倒向国民党一边的陈仪将军所阻。
这样，到1926年12月底，除了原来的广东根据地和已经通过谈判而联合的邻近的广西省外，国民党人已经夺取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省城和主要城市。贵州省的军务督办也已把他的省名义上交给国民党政府管辖。这7个省有人口近1。7亿人，而4个被征服的省有1。1亿人。①许多因素说明了只在六个月内就取得这样成就的原因。最重要的因素，是在俄国的帮助下对最初的国民革命军进行了两年训练和装备，以及1925年广东省几次战役的战斗磨练。另一个因素是对官兵们的政治教导，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主要灌输一种热诚的民族主义精神。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因素，是在广东省进行了财政改革，它使该省的大部分税收进入国民党的金库，导致人们对通货的信任，使通过销售国库券借款成为可能。与敌军的谈判和使用银弹促使倒戈的办法也很有效。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国民革命军在期待已久的北伐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特别是第1和第4两个军的牺牲精神，虽然其他一些部队在战斗时也打得很好。
俄国顾问在几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廖赫尔制订总的战略，他和他的参谋人员为特定的战役制订细致而内行的计划。每个投入战斗的军各有其俄国顾问，有的师也是如此。这些人力图保证他们的部队能准确地执行计划；在战斗时，他们给布廖赫尔提供情报网络，战斗后又提供有价值的总结。有的顾问实际上领导了进攻。他们还提供对他们为之参谋的中国将领们的政治评价。少数几个勇敢的俄国飞行员侦察敌军阵地，向被围城市投掷传单，引起敌军的恐怖，并轰炸战略目标。有几个俄国人得了重病，一人患霍乱，其他几人患痢疾。在江西战役后，“我们的相当大一部分工作人员”进了南昌美国人办的医院。①动员群众
迅速取得军事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工作。随军的专职政治军官，以及在敌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员，通过争取地方民众和试图策反敌军来支持战事。受过要友好地对待民众的教导的国民革命军士兵，不准抢劫或强征劳动者入伍。有许多关于他们受到热烈欢迎，农民卖食品给士兵、充当间谍、向导和搬运工以及为伤员抬担架的报道。有几次，武装简陋的农民部队攻击敌人后方。铁路工人破坏敌人交通。约400名安源矿工参加了叶挺的独立团。在被围的武昌，革命者秘密张贴标语和分发策反传单以破坏敌人士气。南昌的学生和警察协助第一次短暂地夺得该城的行动，当南昌丢掉时，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②一旦国民革命军拿下了大城市，劳工组织者就开始组织或恢复工会。大部分组织者为共产党员，有的通过五卅事件后在上海工作以及在广州指挥香港大罢工和抵制，在劳工运动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在湖南，劳工运动在一名湖南共产党员郭亮指导下，很快得到恢复，1922年郭在组织铁路工人时积极活动，结果在1923年却看到工会在镇压中遭受挫折。1924年他参加了国民党，是该党在长沙的地下核心组织的成员。在1926年5月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然后回到长沙。不久，该城被第8军攻占。数十个工会已经成立，随即出现了一个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鼓动和罢工的浪潮。政治军官支持工会运动，武装的纠察队强制执行罢工。9月，湖南省的工会联合会成立，12月的一次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它们设法使工会组织和管理正规化，加强劳工运动的纪律，制止未经批准的罢工。27岁的郭亮成了湖南省总工会的委员长。到1927年春季，省联合会声称其会员超过了40万，其中9万人是产业工人。①9月份夺取汉口和汉阳以后，革命热情在那里不断高涨。两个城市很快就贴上了谴责帝国主义和军阀以及号召支持国民革命的标语。政治部每天组织集会和游行，国民党开始在学生、下级军官、妇女、劳工和其他集团中吸收党员。到12月底，它已经吸收了31　000名新党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张国焘从上海前往武汉指导工作；他在9月11日抵达，随之而来的是几名具有丰富的组织劳工经验的同志：李立三、刘少奇、项英和许白昊。在1923年2月残酷镇压京汉铁路罢工以后的几年，劳工运动已被压制，但没有被搞垮。这时它很快地恢复起来。9月14日一次工会代表的预备会议计划组织湖北总工会，它于10月10日正式成立。快到11月底公布的一张工会名单，列出了武汉三镇的73个工会（据报道会员有82000名）和大冶铁矿中心的6个工会（会员有11000名）。11月的某个时候，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以指导组织工会的进程。①11月，一个罢工的浪潮冲击着武汉三镇，其矛头既针对本地的工商业，又针对外国的企业。印刷工、邮政工人、丝绸铺的店员、苦力劳工、日本家庭和商号中的仆人和雇员都上了街，英国的烟草公司停止营业。工会使用了武装纠察队，强制实行罢工，有几次干得相当粗暴。大部分罢工因工资增加而很快平息下来。但是工会试图强制行使它们的管理权，这反而加强了抵制情绪。罢工对工商业起了消极影响。11家中国银行（包括两家最大的）在11月19日的结算日无力结算。中国的工商界领袖开始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甚至威胁说，如果不对两项要求作出答复，将举行罢市；两项要求是：在没有工会干预的情况下，雇主和雇员直接谈判增加工资问题；纠察队不得进行威胁。政府的答复是成立调解委员会，国民政府、国民党、商会和总工会各派两名代表。委员会将调查上涨的生活费用和工商界支付增加的工资的能力。一批政府领导人从广州取道南昌于12月11日来到，很快设法成立更有秩序的政府。但是，分裂性的经济力量已经起作用了，最后促成了武汉政府的垮台。②群众在革命中最具戏剧性和最不祥的参与，是新解放几个省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在北伐开始前，广州农民运动总部知道的情况是，在湖南、湖北和江西只有161个协会和43423名会员。六个月以后，在1926年年底，共产党的农民运动领袖声称，单单遍及湖南和湖北两省91个县的参加协会组织的农民就超过了150万。这类数字不可能确切，但它们说明了能够全力投入这个阶段革命的少数几百名干部进行组织的狂热。①在国民党军队来到前已经偷偷摸摸地活动的当地共产党员，现在能够在政治军官的帮助和保护下公开组织农民了。在农村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中间，有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其中65人是湖南人、湖北人和江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