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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6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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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阶级利益呈现出一种现代面貌，团结一致不再像过去的行会那样是既得利益方面的团结一致，而是争取尚未得到的利益的团结一致。发展的意识取代了垄断的传统。
这一群年青的雇主显然只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狭窄的边缘部分。但是这个先锋队的影响却在商人权力的正式组织中发挥了作用——各个商会被迫使自己现代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民主化。
在大战刚爆发的时候，上海总商会看起来还好像只是受强大的宁波帮所操纵的一个帮会联盟。高达数百两的年认捐额将会员名额限制在300人。除了各帮会以外，只有一些最重要的企业在商会中有代表。作决定的权力由以德高望重的朱葆三任董事长、35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所垄断，他们大都是从老一代商人和买办中挑选出来的。1919—1920年以后由于受到内外压力的影响，商会选举了新的董事会。虽然选举的范围并没有扩大多少，但这个组织确实自此以后有了稍大一点的代表性。自它诞生以后，上海总商会一直从现代部门接纳代表。但是这一现代部门的代表一般仍是那些同样与传统商业保持联系的商人：王一亭、虞洽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商会的董事会扩大，包括银行家（宋汉章、傅筱庵、赵锡恩）；纱厂主（穆藕初、聂云台）；实业家（简照南、荣宗敬），他们的利益和活动完全是朝向现代部门的。在商会内，他们的活动继续沿着在各企业联合会的框架中已经开始的方向：传播经济情报，鼓励新技术，发展职业教育，和政府当局谈判协商。
不过，“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和新式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完全一帆风顺。上海总商会内部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一场危机。①对抗并不发源于那些新的联合会，而是发源于一些旧式的同乡会，它们和帮会不同，一直让小企业主甚至普通工人参加。1909年由陈洪赉组织的宁波旅沪同乡会，较它所从属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它的上级的宁波帮会的贵族气少些。但是各组织中最激进的还要数由汤富福（汤节之）担任首脑的广州帮会。另外，在商会内部，一个由约60名会员组成的反对派迫使朱葆三在1919年7月辞职，并提出一个改革纲领，要求放宽会员条件，降低每年所交的会费，扩大董事会，并成立经济信息服务机构。1920年8月改选董事会，改革派在35席中占20席。他们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例如汤富福或者冯小山——都以其广州籍贯和积极的政治活动而惹人注目。许多人简直就是新一代的企业家。
改革派未能成功地将商会吸收会员的条件民主化。但是他们的影响却可以从1921年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月报》中表现出来，该杂志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最卓越的分析家中包括方椒伯（积蕃），特别是冯小山，前者1884年生于宁波一个显赫的家庭，是一名银行家和实业家，曾在1922年担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后者也生于1884年，广州人，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东。
上海总商会所拒绝承担的政治先锋队角色，由1919年春季伟大的民族主义动员期间诞生并在以后继续存在的新组织承担起来了。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自它在1919年3月诞生之日起，似乎就成了当地各种组织的代言人。活跃分子广州人汤富福、冯小山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联合会的激进主义经常和商会的保守主义发生冲突，在两个组织中身居要位的却常是同一些人（尤其是虞洽卿）。它们的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区别；它们代表同一个资产阶级的两副面孔。
几个月以后成立起来的许多“马路联合会”，代表上海各主要商业街道的中国商人。它们动员自己的会员——拥有自己的商店的店主——起来反对上海工部局的税收政策。因为上海是外国势力的堡垒，这一地方性的冲突在整个国家的解放斗争中就具有重要意义。
这样，上海总商会有时想加以抑制的呼声就在其他的组织里迸发出来了。“上海商会已经不能像往日那样代表中国社会了；其他的组织推翻了它的霸主地位”——上海工部局总董在1920年这样说。①在这些创建了自己的新组织或在传统组织的框架内活动的一代新人的指导下，资产阶级要在政治战线上再显身手了。
自绅士阶级衰落以后，资产阶级成了城市精英中占主导地位的部分。它团结“旧制度”的大部分名流和少数新生的现代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朝气勃勃的联盟，并从前者继承了他们的社会稳定性，从后者继承了他们的改革与创新精神。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丝毫没有丧失它的典型性，相反，它似乎真正代表了当时的城市社会。但是，城市自身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这个国家之外了。它们的进步和西方化——这必然和它们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它们与农业社会之间的鸿沟。作为一个庞大的农民帝国的中国，怎么能够从少数几个沿海的大城市来加以治理呢？
① 弗朗索瓦·富列：《对法国革命的思考》。
① 贸易（1915、1917、1919年），上海和广州的报告。
①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1—1922年》，第1004—1006页。
②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73—124页。
③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2—73页。
④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第23页。
① 海外贸易局：《中国的贸易与经济状况》，H。H。福克斯的报告。
② 张长治：《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
③ 严中平：《统计资料》，第134页。
④ 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第2章。
① 《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并参阅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载德怀特。H。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231页。
② 刘大钧：《中国的工业与财政》，第48页。
① 余耀枢：《论交易所之失败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2。8（1922年8月），第8—13页。
②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1913年—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2—7页；《物价调查方法》，《中国经济公报》，1924年6月21日。
① 严中平：《统计资料》，表61，第165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202页。
② 参考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第31页所引大生纱厂的例子。
③ 琼·切斯诺：《1919—1927年中国的劳工运动》，第197页；《上海总商会月报》，4。4（1924年4月），第35—36页。
④ 戴维·D。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年》，附录B。
① 根据H。O。龚：《中国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载《中国经济杂志》，20。3（1937年3月），第301—314页；同时参考德怀特·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年》，附录E，第290—291页。
① 费唐：《费唐给上海工部局的报告》，两卷，1，第347页。
② 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此书1962年出版以后，作者对中国劳工界似乎回到了较为实际的看法。
③ 周锡瑞：《维新和革命》；F。富列：《对法国革命的思考》，第159页。
① 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
② 方腾：《虞洽卿论》，《杂志月刊》，12。2（1943年11月），第46—51页；12。3（1943年12月），第62—67页；12。4（1944年1月），第59—64页。
③ 《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卅周年纪念册》。
① 罗伯特·基思·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1927年：精英势力；社会控制和省的发展》（密歇根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第218页。
② 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第254、307页。
③ 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47—148页。
① 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第254页。
② 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49页。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关于其他例子，在河北省，参阅琳达·格罗夫：《农村社会：高阳地区，1910—194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12月），第49—52页。
①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方显廷：《一位70岁中国经济学家的回忆录》。
①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第19页。
②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卷，1，第502—509页。
① 陈真：《工业史资料》，1，第397—401页；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3版，第328页。聂其杰编：《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② 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第56—63页。
①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第221—247、376—394页。周策纵：《五四运动》，第6章。桑福德：《中国商业的组织和状况》，第5章。
① 关于联合会，参看《五四运动》，第648—664页。关于上海工部局总董，参看费唐：《费唐的报告》，1，第126—127页。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失败
资产阶级和袁世凯政权的本来就并非情愿的合作，没有能持续多久。政府的独裁作风和随心所欲的苛捐杂税，在商人中引起了不满，这在上海总商会中引起了反响。商人的嘴可以被强行封住，但武力并不能防止他们的同情迅速冷却。②1915年各省反对复辟帝制的叛乱、1916年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再加上官办银行延期付款的命令，这些合在一起把市场搅乱了，其结果是资产阶级与政府分道扬镳。
由于没有可能改变政府政策的方向，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只得独善其身，梦想在社会内部创造出一个安全与繁荣的孤岛。在仁爱传统的鼓舞下，他们想象出一种模范社会——有时甚至达到了想要付诸实现的地步。张謇要把南通建成模范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区买了1000亩地，想在那里建设一个模范区。①走向政治卷入
另一方面，中国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要求某些制度的改革——统一币制，改革财政，恢复关税自主，这既是对中央政府的性质和活动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由于各种国际条约导致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挑战。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野心必然将它引上更广阔的战场；日益众多的企业家，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命运是和国家及社会的一般演化分不开的。“人不能离开社会独自生活，吾人不能脱离纷乱而无组织之今日中国社会而自成一体。”②在1921年的商联会年会上，汤富福发表了激烈的演说，要求参与政治。和过去不同，这已经不是支持这个党派或那个党派，拥护这个强者或那个强者的问题，“我们不能信任任何人……救世主是没有的……”各商会应该把某些直接的责任承担起来：面对目前境遇的商人们，现在应该是抛弃过时的不过问政治的传统的时候了！我们长期以来拒绝参与所谓肮脏的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肮脏的，那是因为商人们允许它肮脏。各商会过去一贯坚持不过问政治，但是今天，这种不过问已经变得可耻了。③ 穆藕初用稍微平和一点的语气重复了相同的意见：以前我们认为工商业者只应该关心工商业，这种旧观念今天已经没有用了。团结起来，用一切办法迫使政府改良内政，已经成了我们工商业者的责任……我们相信只有这样办才有希望使我们国家的工商业复兴，如果我们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其结果将是所有企业失败，国民将无以为生，国家将遭到毁灭。①资产阶级因在经济发展中碰到各种制度性的障碍而突然出现的政治觉悟，是受到五四运动奋发精神的激励而产生的。国家的前途，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资本家在国家工业建设中的作用，成了每一次讨论的中心话题。一切都由同一个固定不变的事实引发：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只有一个药方：发展工业；只有一个建议：中国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中汲取教益，但必须避免出现劳资冲突。这些成了孙逸仙在1918年停战以后所写的《中国的国际发展》②一书的主要论题。这是一本带有圣·西门式的工业抒情诗调子的著作。同样的思想在约翰·杜威于1919至1921年间在中国各大学所作的讲学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并在他的影响下由自由派知识分子（张东荪、胡适）加以捍卫，还在一个短时间内得到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陈独秀的支持。③五四思想家们所设想的部分地由国家控制的发展，是建立在一个新的生产者阶级这一基础之上的，这个阶级既包括资产阶级，又包括工人阶级。在1919至1920年期间，强调的重点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面对发展任务的中华民族所迫切需要的团结。“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①在自由派与激进派于1921—1922年期间爆发争论之前，经济发展的迫切性似乎要求将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社会和谐等不同的选择作某种融合。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潮以极为典型的方式追求乌托邦而开始了它的学徒时期。
直接或间接地集中于资产阶级的作用的讨论，引起了商界的密切注意。上海总商会接待了杜威和罗素。张东荪，就他主办的《时事新报》来看，似乎极其靠拢上海的青年企业家们，他支持他们在商会的行动。孙逸仙在商界享有崇高的威信，以至一部分商人准备在上海修建他在《中国的国际发展》中所描述的东方大港。②但是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思想更多地源于企业实践而不是理论的推想。在这方面，战时和战后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是政治混乱中的经济繁荣。资产阶级似乎更多地注意到后者带来的好处，较少注意到前者带来的麻烦。它几乎还完全不曾经历过现代的经济周期。眼前的兴高采烈胜过了对未来的捉摸不定。资产阶级的乐观情绪和理论家们的乌托邦合拍。因缺乏经验而产生的幻想和政治思想上的犹豫不决凑到一起了。
伟大的向往
资产阶级在商会中采取的立场、在专业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工商业者发表的宣言所表达的思想，全都集中在某些自相矛盾的伟大主题上：既要民族主义又要国际合作，既要工业革命又要社会安宁。
中国资产阶级附和所有要求废除不公正的呼声：废除二十一条，取消治外法权，还有恢复海关自主。①这些论题没有一个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对于当时促使城市社会反对外国侵略的潮流，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是起辅助性作用。和大城市中所有精英们一样，企业家们也受到他们中的一员——银行家赵锡恩——所谓的“社会不公”的损害。“外商在上海似乎形成了一个排他性集团，中国的商人或公司没有和他们来往的权利……这种贵族式的生活方式全然不顾及他们的主人和顾客，伤害了我们商人们的感情”。②但是外国的扩张虽然损害被统治国的一般利益，却以更直接的方式涉及商业、工业和金融领域，而这些正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特殊的活动领域。中国的商人因此发现他们受到双重影响：既作为急于救国的公民，又作为受到竞争的企业家。天津商会的一个负责人在1912年举行的银行公会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词，强调他们的责任说：我真诚地希望大家把发展工业和管理金融事业看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中国人民谋福利。③但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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