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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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把发展工业和管理金融事业看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中国人民谋福利。③但是资产阶级虽然要求控制经济发展，并从中为自己谋利，却也认识到经济发展有赖于外国的合作：“如果现在我们想给我们的工业以新的推动力，我们首先必须采取自由贸易的原则，利用外资，从国外引进机器……如果国家企图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这一目标是无法达到的。”④就这样，中国的企业家们寄希望于外援。“我们希望你们利用一切机会援助我们的商业与工业企业”。①但是他们对这种援助定下了严格的条件。“合作决不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国家的财政，也不应妨碍我们的发展”。②它不应该是控制，而应该是“明智的互利行为”。③为了建立在中国的法国商会的主席昂希·马迪埃所谓的“友好的经济协作”，中国资产阶级寄希望于外国人的明智与善意，希望“盟国和友邦中的健康力量能够影响他们的政府，废除或修改有害于合作精神的条约”。④由于受到威尔逊的幻想的迷惑，中国实业界特别寄希望于美国。1918年，他们热情洋溢地欢迎美国总统的特使百万富翁查尔斯·克兰，这位先生特地从芝加哥赶来表示他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的愿望。
由于缺少资金，这种不可避免的依赖别人的善意的想法，包含着将本来是未雨绸缪的努力变成乌托邦的危险。中国资产阶级在1919—1920年面对的问题，即不发达国家接受外援的问题，至今仍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这个问题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怎样在取得外援的同时又使国家的独立受到尊重，还要照顾到有关列强的相互利益。这一虽然很少付诸实施但现在已经变得尽人皆知的思想，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它与19世纪以来追求特权和势力范围的国际外交概念相冲突；并且与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根本不承认国际间有什么互利关系的儒家传统，背道而驰。
这种国际合作的主旨，与国内政治方面实现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社会和谐思想，正好互相配合。
资产阶级当时对工人阶级所表现的关注可能反映了一些信奉基督教的雇主的忧虑；聂云台、欧朋（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之一）和银行家徐恩元都属于这一类人。无论如何，这正与基督教青年会和C。F。雷默、歇伍德·艾地等人自20年代起领导的运动巧合。由于这些影响的汇合以及帮会的传统，产生了温情主义思想，它追求的是将劳动者的福利与雇主的利益调和起来。1920年创刊的《工商之友》宣传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工人分享利润。①在效率的伪装下承认了社会进步的必要性。穆藕初在他于1920年创办的一家新纱厂的开幕式上说，工人的力量是“工业的看不见的资本……这个资本决不可以浪费掉”。面对艰巨的发展任务，资产阶级认为它与工人阶级是互相依靠的，主张制定“民主实业的新制度，实行业主与劳工的互助”。②而这种认识在某些工人团体中得到了响应。③民族工业正遭到外国的竞争，对共同危险的认识加强了团结精神。因此工人阶级的进展不是对大家都有损害的斗争的结果；不是抛开资产阶级而是要和资产阶级一道取得进展，要依靠资产阶级的主动精神。胡适认为，“在充分明智和强大的公共舆论形成之前，在有效的法律通过之前，要解决中国的劳工问题只有靠聪明的雇主如聂、穆诸先生自愿地执行一种改善工人境遇的政策”。④上海的中国报纸一再重复“聪明”和“有远见”的资产阶级这个话题。它们强调“中国资本家的觉悟”的必要性，并为了这个目的而努力。自由主义大报《申报》要求提高工资，并且解释说，这并不会损害股东们的利益。
实业界为普及教育而作的宣传坚持社会团结的主旨，其直接的目的显然是为工业提供它所需要的职工。不过1917年创刊的出版物《教育与职业》坚持说，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工业与教育协调一致发展的结果：“雇主与学校合作，工作与教育并进”。①在1919年，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是扩展的哲学。它和法国社会主义（特别是圣·西门主义）以及英美自由主义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似之处，并不应完全归之于文化史。把一切都考虑在内，这是类似经历的结果——成长的经历。因此，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乌托邦在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它反映了那个时代转瞬即逝的现实：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但是没有前途的经济奇迹。
民族主义的动员
资产阶级不是一个纯一的阶级，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对外国的势力和侵略的反应是不同的。在这方面，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所划的分界线，看来并不正确。一方面，大部分新式民族工业都依赖外国人——即使只在财政上。外国银行一直在为中国工业提供直接贷款。例如亚细亚银行就向郑州豫丰纱厂投资，还有日资东洋拓殖会社、东亚兴业会社、中日实业会社等也都曾向中国企业投资。②同时，由于缺乏资金（这是它们那种经营方式所固有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家们不得不向旧式银行（钱庄）取得短期贷款，而这些钱庄本身又是部分地由外国银行提供资金的。另一方面，即令任何纯粹的民族资本确实存在，那也不能认为是民族主义产生的主要条件。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中国企业家从与外国人的经济合作中得到好处，他们自然就注定倾向妥协。因此，在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上海总商会所采取的亲日立场，可以部分地用它的主席朱葆三和主要的董事们如广州商人顾馨一、买办王一亭、宁波煤炭商人谢衡牕等人与日本财界和商界的商业关系来解释。①但是，经济上的依赖并不总意味着政治上的屈从。就在这同一时期，天津买办同业公会就是积极的反日分子天津商会副会长卞荫昌的主要支持者。②因此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并不依赖于纯粹华资企业的发展。
各个商业和职业团体所发表的宣言和采取的立场表明，这一爱国主义分裂成了激进与温和两翼。我们已经指出上海总商会在参加五四运动的问题上表现得犹豫不决。当他们在5月13日决定参加时，他们也是十分谨慎的：6月3日，他们拒不批准由学生所发起的罢市。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商会的主要考虑是维持秩序；商会的临时会长虞洽卿对军政当局要求商店开市的努力从旁协助。6月9日，商会正式宣布反对罢市：但是商人们没有服从这个决定。在整个这段时期内别的组织在起带头作用。是上海商联会于5月6日致电共和国总统抗议凡尔赛和会的决定：学生们表达了全体国民之公意……我们要求政府不要惩办他们，否则将在全国引起困难。③在5月10日的电报中，商联会进一步谴责了总商会的亲日立场。6月4日，地区商会就已讨论了罢市的计划。正是这些商人在6月5日自行决定关门罢市，并在门上贴出启事：因外交失败，无心营业。④6月9日，宁波、广州、山东帮会和宁波同乡会措词尖刻地拒绝了总商会要求复工的呼吁。⑤这些不同的联合会的积极参与和总商会的节制态度之间的差异，部分地反映了它们社会组成的不同：银行家、买办、工业家和企业家为一方，商人、小店主为另一方。但是现在只有极少数会员还能弄清姓名的这些联合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呢？这个阶级的结构还很不完善，其不同集团之间的联系很复杂。同一些人在积极的和保守的两种类型的组织中担任首脑。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和作为它的主要董事之一的虞洽卿同时也都是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有影响的董事。顾馨一是地区商会的会长，同时也是总商会的老牌领袖。他们的态度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并且显然自相矛盾。5月底，支持改良派的虞洽卿参与了要求朱葆三复职的活动，朱是因为他的亲日立场在不久前下台的；另一方面，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广州买办兼实业家陈炳谦却同时又是保守派的领袖。①这一政治倾向上的混乱，说明社会组织的阶级结构还未能彻底和家族与地区的关系网分离开来。并且，出于对儒家教义的尊重和社会威信的需要，激进派资产阶级继续有赖于他们的长辈，而在上层资产阶级方面，为了不脱离广大的工商业者阶层，又常不得不认可他们未能加以阻止的决定。在1919—1920年公共租界中的中国居民和上海工部局的斗争中，商会勉强支持马路联合会的店主们宣布的抗税斗争，因为按朱葆三的说法：既然你们商人们都反对交这些税，我想我们也只好采取相同的立场，因为我们也是商人，应该采取共同的行动。②足以淡化利害分歧的这种商人间的团结和儒家式的民主又从经济繁荣和现代企业家的兴起得到支持：这些现代企业家有时和他们的长辈一样保守，例如穆藕初，他就坚决敌视1919年6月的罢市。不过，他们更宁愿作必要的妥协。调和激进派和温和派的责任落到了他们的肩上。1920年聂云台当选商会会长，为妥协打下了基础。以同样的方式，公共租界的中国商人和居民在抗议上海总商会“未经纳税中国人同意就自称代表他们”以后，却选举穆藕初、宋汉章和银行家陈光甫进入顾问委员会，负责在上海工部局中代表他们；这三人都是那个商会的董事。①这种激进分子和温和分子之间的合作似乎在天津重演了。天津商会颇不情愿地在副会长卞荫昌的诱导下参加了抗日运动。卞荫昌的支持者有买办、纱厂以及各式各样的活动家组成的商会联合会和一个十人团。②资产阶级由于它的内聚力而从它最激进的一翼和学生、雇员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和工人的联盟中得到好处。它支持城市广大群众的要求，从而对这些要求得以实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因为上海总商会和各银行联合会的坚持，北京政府才同意在1919年6月10日将三个亲日派部长撤职；而另一方面，群众运动的热情也使资产阶级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增强了自己对抗外国势力的地位。
经济抵制是进行国民动员的卓有成效的资产阶级方法。在1905年的反美运动和1908与1915年的反日运动中，商人们都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抗议外国的侵犯和不公正行为：他们的反应是激烈的同时也是短暂的，并且经常带有排外主义的缺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效都不是很大。在1919年以后，在五四运动所引起的民族主义激情鼓舞下，这种抵制变成了半永久性的。紧接1919—1921年的运动之后爆发了1923年的运动，它一直延续到1924年，到1925—1926年扩展成普遍性的运动，其后又成了革命斗争战略的一部分。其间资产阶级常力图利用这种抵制来争取民族市场和促进新生的工业社会。
从1919到1923年，抵制运动完全是针对日本的。受惠于第一次大战期间西方列强自中国的撤退，日本的廉价“劣货”潮水般充斥中国市场，直接和中国企业的产品竞争。1919至1920年由学生发起而由商人付诸实施的抵制日货运动，不失为对缺乏关税保护的一种补救。日本在中国新建企业的速度减慢，以及日本货进口减少，也许部分地是由于这一运动。不过要把这一抵制的影响和当时日本从战时经济过度到和平时期经济这种转变所引起的危机的影响区别开来是不容易的。在抵制日本“劣货”的同时，掀起了提倡本国产品和“爱国货”的运动，这就使这一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抵制运动不再是对某一特定措施或某一特定政策的敌视，而是变成了促进中国建立自己工业的“长远计划”和永久性的组织原则。“当每一个地方都回响着‘中国人民自己建立的股份工业公司万岁’的口号声的时候……这一次抵制运动的目的才算达到了。”①资产阶级在这里所表现的已经不再是排外思想和短暂的激情，而是要代之以工业救国的思想。各种情绪的反应必须让位于“国策”。②抵制运动首先要考虑到“民族经济利益”。③这是目的，不是手段。④聂云台将这一分析引向极端，变成了类似甘地的不合作主义。⑤在这样的环境中，抵制的责任又落到商人的肩上，他们此后应实施抵制的各种规定并亲自保证加以监督，①学生则不应参加进来。这实际上是个防止出事故和出现混乱的问题，是个避免无谓的财政损失的问题，也是个使群众运动为资产阶级所组织的经济发展服务的问题。
在1919—1920年之间的各种经济报道充满了有关抵制对建立中国工业的激励作用的记载。②但是人们怎么能够将这种特定的作用从极端有利的一般经济环境中孤立出来呢？这种作用也不过只是这种有利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
当资产阶级为了特定的具体任务而进行斗争时，其结果是比较容易看得出来的。1920年10月，列强签署了一项协定，决定组织一个国际银行团负责向中国当局提供全部政府间的贷款。作为担保的方式，银行团建议由他们控制某些国家收入：铁路收益、甚至——根据一再否认的谣言——地产税。新银行团的条款公然说，“欢迎中国资本予以合作”。③当中国的金融团体于1920年12月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决定不申请加入这个银行团，而是自己组织一个银行团以应付外国的挑战：“国际银行团一再宣布援助中国的意愿……对此我们深表谢意。但是对中国的行政事务进行根本改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④《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硬的社论，谴责列强包藏祸心，并揭发他们“经济瓜分”的诡计，认为中国正受到这一阴谋的威胁，指出：“指鹿为马，以鸩当醴……昔之自由割据各独享受者，今变为合力并吞分赃享受耳。”①中国官员和财界坚持不懈的敌对态度使国际银行团的投资计划未能实现。这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胜利。在前此的年代中，他们力图在经济现代化的任务中取代外国人，获得了某些成功，现在，他们要取代外国人而充当向政府提供贷款和控制政府财源的人了。由于低估了中国银行家们的力量和决心，列强犯了一个错误。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英国的支持下把赌注押在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他们所推行的政策预示了20世纪后半期的新殖民主义，他们力图保证中国权力由当地的精英们，特别是由实业界的人士们接管。
华盛顿会议的声明发表以后，中国的舆论被发动起来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这种由公众直接进行的外交活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已经没有统一政府的国家在其政府代表的合法性引起争议时的最后一招。就这样，1921年10月12日至17日教育界和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时，蒋梦麟和余日章两位代表奉命去华盛顿表示“民意”。②。这些区别于政府代表团的“国民”代表主要是教师，但是这两位国民代表和商界都有密切关系。蒋是一位银行家的孙子，他家是上海钱庄的股东。他在1918年和孙逸仙合作出版《中国的国际发展》时，就对经济事务发生了兴趣。余日章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也和实业界的领袖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作为议董（在上海工部局中代表中国居民的利益），和银行家宋汉章、陈光甫，纱厂主穆藕初有联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