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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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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微软说我“和盖茨讨论搜索引擎并且多次 开会”的指控，真的是子虚乌有。事实上，自从我 寄出一封邮件表示我对微软搜索完全失望以后，我 再也没有参与过任何有关搜索的讨论。盖茨的会议 记录里也证实 2004 年以后，我和他从来没有开过一
次会议谈搜索。
微软甚至指责我掌握微软的招聘机密。但是后 来，当我的律师问起“李开复到底掌握什么招聘机 密”时，微软的“专家”资深副总裁也只能说出： “Hire Peoplesome experienced，some less experienced（雇用一些有经验的人，雇用一些没有
经验的人），Hire tens，hundreds，or thousands of people（雇用数十个、数百个、数千个人），Hire them from universities（可以雇用大学毕 业生），Hire themfrom within Microsoft（在微软内部进行招聘）， Hire them based on referrals（在推荐的基础上进
行招聘）．”
招聘了几百个人就成了机密了？太匪夷所思了 吧因此，当微软指控我知道招聘的机密时，我绞尽 脑汁也想不出，我究竟知道哪些机密。
刚开始的几天，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 是打开电脑，然后看着负面新闻充斥着屏幕。当满 心的委屈倾诉无门时，我变得茶饭不思，寝食难安。 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的体重迅速下降，面容十分
憔悴。
我不敢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我不希望年事已 高的她还为儿子操心。但就算家里人都瞒着她，也 不可能瞒得住。台湾电视也在天天炒作这件抢眼的 大新闻，母亲打开电视后，总是能看见儿子的照片 和影子满天飞。
有一天，妈妈终于按捺不住了，从台湾打电话 给我。对于官司，她一句都没有提，只是简单地对 我说，“儿子，妈妈相信你，要按时吃饭，保重身体 啊”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在电话这一边，我 已经无法抑制地泪流满面。
在面对质疑和困难时，唯有家人的支持能成为 我迎接挑战的精神支柱和动力之源。
我终于意识到，失去勇气就意味着丧失了面对 挑战的机会，不但于事无补，还可能让我悔恨终生。 我今生的座右铭就是：“人生在世，我们要用勇气改 变可以改变的事情，用胸怀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 并用智慧分辨二者的不同。”内心的声音开始告诉我， “不能这样，我要振作起来”
某一天早上醒来之后，我作出了决定，我不能
浪费一秒钟在我不能改变的事情上。我要专注在我 可以改变的事情上，为打赢官司而全力以赴。
于是，从那一天开始，我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 矩。把订阅的报纸停掉，不再上网看有关诉讼的任 何新闻。因为这些都是我“不能改变的事情”，需要 用胸怀接受，在这些新闻上浪费时间，除了给我增 加痛苦以外，什么正面作用也没有。
我静下心来，开始和 Google 的律师团队努力合 作。在真正的判决来临之前，我要将全身心都投入 这场艰苦的战斗，以便增加自己的胜算，并说服法 官我没有错，这才是需要“用勇气改变的事情”。
在暂时的禁令颁布以后，Google 作了一个重要 决定，它放弃了以前的律师，重金聘请了全加州最 有声望的律师来协助我打官司。这个律师团队是一 支“梦之队”，他们的每一个成员都彰显出智慧与活 力，都是天才。对我来说，这 6 个星期虽然如同人 间的地狱一般难熬，但也是我人生中无比充实的 6 个星期。与这些律师朝夕相处，除了让我与他们结
下深厚友谊外，我也被他们的职业精神及毅力所打
动。
在这个时期，我的律师团队变成了 7 个人。我 们每天都在一起合作搜集资料、搜集证据，全心全 力地准备着这场战役。他们中问有首席律师兼资深 副总裁大卫·德拉蒙德，他坚毅而平静。
有娇小的、坚持原则的华人女 律师黄安娜
（Nicole Wong），她是 Google 的副首席律师。后来
关于 Google 回应微软诉讼的博客，全部是由她来撰
写的。
有工作狂一样的韩裔律师迈克尔·权（Michael
Kwun），他负责所有诉讼的细节。
还有“梦之队”的带头人，性格豪爽如西部牛 仔一样的约翰·柯克尔（JohnKeker）。约翰被评为旧
金山最好的律师，他过去处理过很多著名的案件， 包括里根总统时代的“伊朗门”事件。
另外，约翰的团队还有两员大将，一位是印度 裔的拉加什·唐格里（RageshTangri），他是技术和 法律的双重专家。所有的技术问题，他都能掌握得
很清楚。我甚至觉得他可以在高科技公司做一个称
职的技术经理。
另一位是经常帮我练习在法庭上如何回答问题 的苏珊·哈里曼（Susan Harri—man），她是一位刚 柔相济的女律师。一方面，她可以温婉地和你交谈， 悉心地倾听你的顾虑，让你觉得她仿佛是一个最好 的心理治疗师。同时她也有刚强的一面，她的职责
是模仿微软严厉的律师向我提问。当她扮成微软律 师跟我过招时，那咄咄逼人的架势经常让我觉得她 瞬间换了一个人。
最后一位，布莱德·凯勒（Brad Keller）是我的 私人律师。他和其他的律师不同。如果说前 6 位是 咄咄逼人、智商超高的典型，那么布莱德·凯勒就 是一位绅士，他总是彬彬有礼，人人都喜欢他，因 此 Google 的律师认为由布莱德代表我更合适。
正是这样一个“梦之队”，在整整 6 个星期的时 间里与我风雨兼程。这 7 个人都是非常重视自由平 等人权的美国人，和他们讲话，我都会感到一种勇 气，一种正义感和非常强烈的自信心。
在搜集证据资料期间，我们向微软提出，需要
收集我在微软期间的一些工作邮件作为证据，我们 希望通过这些邮件来证明我的清白。但就是这样简 单的事情，也往往会变得很复杂。
邮件如何起到证实清白的作用呢？比如微软提 出，我曾经多次和比尔·盖茨交流微软的搜索机密， 那我就需要从既往的邮件和会议记录中查到，我们 自从某个时问点后就再也没有谈论过搜索。比如微 软提出，我雇用了很多资深的人做微软中国区的领 导，如陈永正就是我主导雇用的。那我就需要在以 往与微软人事经理的往来邮件中找出证据，证明我 只是参与了对陈永正的面试，而不是最初的推荐者， 也不是最后的敲定者。
顺便说一句，在美国的司法程序中，Email 的 复印材料是被允许作为证据被接受的。在微软多次 的反垄断案件中，都因为员工写工作邮件时总是不 谨慎地出现“捆绑”一词而导致对微软不利的影响。 因此，微软最后甚至出台了“邮件手册”来教导员 工们如何写邮件。而微软也会告诉员工，在必要的
时候，要用电话而非电子邮件的方式来交流。
在美国的公司工作，大家都会知道，所有的工 作邮件都是公司可以随时调用的，也随时可以在法 庭上作为证据出现。就算以前的工作邮件被删除了， 从技术上也可以从过去的备份中将已删除的邮件恢 复。因此，当我们提出需要工作邮件作为证据时， 微软有义务为我们提供。
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律师接到微软 提供的证据以后惊呆了“开复，他们给我们提供了
30 万封邮件”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大吃一惊。 但是，等我看到了实物以后才知道，微软在每一项 邮件请求方面，都罗列了大量相关的邮件。因此邮 件的数量达到了 30 万封，而最惊人的是，这 30 万 封邮件不是普通的电子文本文件，而是以图片格式 的文件压缩在 20 张 DVD 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 可能通过搜索的模式来找到需要的邮件。
“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我们是不是分头来一 封一封地读？”律师们无奈地问我。
这无疑是对方在有意给我 fiqDtl 大工作量，这
样就算十个人做一个月也做不完。我条件反射般地 问，“平时你们律师是不是在电脑上都用 OCR 软件 （字符识别，也就是从图片到文字的转换），我们是 否可以把图片格式的文件全部扫描成电子文字版？” “确实，我们都在用这个软件，但是 30 万封邮件太 庞大了，我们的软件数据库无法承载这么大的工作 量”
我思索了一会儿，淡淡地对律师们说：“我来处 理吧。”
我绞尽脑汁地寻找解决方案。我对团队里的律 师说，“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用更好版本的 OCR 软件， 把 图 片 格 式 的 文 档 转 换 成 文 本 形 式 ， 然 后 再 用 Google 桌面搜索的方式，提取自己所需要的证据。”
“那就试试吧，我们现在只能背水一战” 律师一通尝试以后，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整个团队都非常高兴，每个人都大松了一口气。不 过后来，律师们发现高兴得有点太早了，0CR 软件 尽管可以识别图片，但还是会犯一定的识别错误，
比如有时会把 2004 年识别成 7004 年，把 2006 年识
别成 2005 年，把 2005 年识别成 2006 年，最可笑的
是，把 Ballmer（鲍尔默）识别成了 Balder（更秃）。 这样的错误比比皆是。
识别的错误率很高，这就给律师团队的搜索带 来了无尽的麻烦，不是搜不到，就是搜不全。而我， 此时扮演的更像是一个技术专家的角色。我告诉律 师们，如果想搜索 2005 年的有关招聘的邮件，又担 心识别成 2006，那就要用高级搜索键入 2005、2006 和 recruit（招聘）的字样，这样就不会漏掉需要的
信息了。
事实证明，技术难题被解决以后，效率也在飞 速提高。我们很轻松地找到了需要的有利证据。而 这些邮件，都成为日后法庭上的关键证据。有了这 次经历，律师们都和我开玩笑说，“开复，我看如果 GooSe 不要你，就来我们律师事务所工作吧，你一 个能顶两个” 对方耸了耸肩说，“我是说，你可以顶两个 IT 技术
支持人员”
除了认真搜集证据以外，律师希望能够让法官
在阅读当地报纸的时候，不光看到微软一边倒的言 论，还要让法官能够更多地了解事实真相。如何能 够让真相和正面的声音得以显现？如何能够至少让 本地的法官早上打开报纸的时候，看到一篇接近真 相，而不是凭空臆测的新闻报道？这又是一个挑战
Google 要求我最好不要和媒体接触，除非我有 很信任的朋友。这时，我想起了昔日的朋友，一位 年轻的美国记者克里斯蒂·海姆（Kristi Heim）。由 于早年曾在中国学习过中文，因此她的中文说得非 常流利。而且，她思维敏捷，睿智成熟。早在 2003 年，她曾跟随我到高校演讲，亲自听过我给中国大 学生做的成长励志的讲座，也正是通过那次跟随采 访，她对我与中国学生之间的缘分有了深入的了解。
她能够从客观的角度出发，作出公正的报道吗？ 当我联系到她时，她的回答让我倍感温暖，且不乏 职业精神。她诚恳地说：“开复，我了解你的为人。 不过，作为新闻记者，我会以调查的方式写一篇报 道，也会让两边的声音都能公正地发出。”
后来，8 月的某一天，克里斯蒂·海姆通过大
量的调查访问，写出了以《微软和 GooSe 的科学家 之争》为题的文章，除了陈述的一些事实以外，还 大量描写了我对中国学生所做过的工作。
在文章里，她还记录了中国大学生们的看法。 学生们都自然地表达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在大学校 园的学生只是想跟随一个他们信赖的人去工作，比 尔·盖茨和李开复都是商业领域的英雄，但李开复 和中国学生的联系更加紧密，因为他是中国人。”她 在文章里陈述了这样一个现象“，微软真正的挣扎其 实和李开复技术专家的角色无关，让微软真正感到 害怕的是李开复对年青一代技术人才的影响，这种 影响在中国尤为突出。”
可以说，这篇报道的发出，至少在众多的猜测 文章里为我和 GooSe 赢回了一分。这也让我感到争 取每一份理解的必要性。我知道，在早餐桌上习惯 阅读当地报纸的法官，都可能会看到这篇报道。相 对于如天书一样难以理解的技术，他也能够从另外 一个角度解读这个事件。
那一段时间，Google 也通过媒体发出了一些声
音用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李开复离开微软是 正常的职业变迁，一方面，李开复希望回到中国实 现有激情的职业理想；另一方面，李开复向往创新 的机制与环境。
另外，Google 反复地表达这样的观点：即李开 复在两个公司的项目截然不同，所以不能受“竞业 禁止协议”的管辖。另外，Google 不需要任何微软 的技术，雇用李开复也和技术无关。Google 看重的 只是他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执行力，还有他对中国的 知识和理解。另外，李开复之前从苹果公司换到 SGl 公司工作，又从 SGl 公司换到微软公司，但他从未 泄露过公司的机密。因此，他是一个诚信的人。
最终 Google 律师还出于现实的考虑决定，由于 第一年我需要进行大量的办公选址、政府关系和招 聘人员工作，因此，第一年可以让我只专注于这些
工作，而自动放弃做搜索业务。这样就可以让我尽
快到 Google 开始工作，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诉 讼，争取最大主动。
丌再 熟 悉的 朋 友
在整整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种突发事件都在 不断上演。除了媒体的博弈、微软的质问，还有对 方律师不断提出的新的取证要求，在每一个细微的 角落里，双方都在寻找最大的进攻切入点。
那段日子过得非常缓慢，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 然而，在缓慢的调子中，仿佛又会有一段箭在弦上、 千钧一发的时段。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就像希 区柯克的悬疑片一样，充满了谜团，充满了令人窒 息的剧情和随时爆发的未知。
我的生活如同在冰刀上的舞蹈一样，每一步， 都那么惊险。
2005 年 8 月 10 日，我的私人律师忽然打电话 给我，问，“开复，你家里有几台电脑？”我一时间 摸不着头脑，回答说，“有两台，我和我女儿各有一 个台式电脑。怎么了？”“那你的电脑上还存有微软
的文件吗？”“当然没有，我不可能存微软的任何东
西，而且我离职以前就告诉微软不再看邮件了。”对 方显然松了一口气，“那就好了，一会儿会有一个快 递员来取你的电脑。微软已经委托了第三方机构要 求查看你的个人电脑，他们可能会期望看到你的硬 盘里存有微软的机密”我大叫，“我的电脑里没有
微软的机密，但没有电脑，我怎么工作”
果然，两个小时以后，我的台式电脑就被第三 方检测机构的快递员取走了。没有电脑，我的工作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尽管我后来买了新的笔记本电 脑，但由于我丢失了原来电脑上的许多私人数据， 例如我每年的税表、亲朋好友的电子邮件、我所有 的音乐和照片等，这给我带来了无数的小麻烦。
过了将近一个月后，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成为法 庭上的证据，“李开复的个人电脑中，没有检测出任 何微软的文件”
然而，类似这样的事情只是众多繁琐小事中的 一件。那个时候，诉讼双方都在分秒必争地准备证 据，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和下面的一个环节有关。
微软、Google 和我，都在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以
便进入美国法律中一个叫做 deposition（取证）的
环节。
所谓“取证”，是美国民事法律程序中的一个环 节。这是英美法系中一个独特的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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