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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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深怀戒心的俄罗斯，变成基于保守利益而结合的盟友，把他信任
的英国，变为保卫均势不受挑战的最后依靠，由此使奥国得以掌控一
个世代的欧洲事务步调。然而必然要发生的事只能延后，无法扭转。
即使如此，能够依据不符时代主流的价值观，延续一古国长达一世
纪，不可谓成就不大。
令梅特涅两难的抉择在于，他与沙皇越接近，与英国的关系就可
能受影响；他越是冒此风险，就越不得不靠拢沙皇以免孤立。他的理
想组合是，既有英国支持维护现有的领土平衡，又有俄国支持弭平国
内的动乱；既有四国同盟保护地缘政治上的安全，又有神圣同盟保护
国内的安定。


　　但随着时光流逝，拿破仑逐渐被遗忘，这个理想组合越来越难以
维持。这两个同盟越是走向集体安全与扮演欧洲政府的角色，英国越
是觉得有必要敬而远之。而英国越是保持距离，奥地利就越得仰赖俄
罗斯，因此对保守势力便更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如此形成一个牢不
可破的恶性循环。
不论卡斯尔雷有多么同情奥地利的处境，但他无法说服英国对潜
在而非实际的危险有所行动。他曾声明：“逢欧境领土平衡遭破坏之
时，彼（英国）可有效干预，但于任何抽象之问题，彼定为欧境最不
可能冒险投入之政府，值确切之危险危及欧洲体系，吾国必不落人
后；但吾国无意亦无法依抽象假设性戒备原则，即付诸行动。”但梅
特涅最头痛的便是，基于现实需要，他必须将英国视为假设性抽象的
危机当做实际威胁来看待。国内的革命浪潮正是奥地利感觉最难以处
理的危机。
为缓和原则上的歧见，卡斯尔雷建议各国外相定期见面或召集正
式会议，检讨欧洲局势。这后世所称的欧洲会议（　Congress）制度，
旨在就欧洲所遭遇之问题凝聚共识，为多边行动解决问题找到出路。
但英国对这种“欧洲政府”制度颇为排斥，因为它太接近英国所极力
反对的统一欧洲国。且不论英国的传统政策，没有哪届英国政府曾许
下永久承诺，愿在无实质威胁的平时，随时检讨时势。英国民意对参
与欧洲政府的态度，就仿佛20世纪美国人对国际联盟的观感，而且
均是基于相同的理由。
英国内阁早在1818年首次于夏倍（Aix　　la　　Chapelle）召开欧洲
会议时，即明示其保留态度。卡斯尔雷带着他极不情愿的指示与会：
“我国赞同此次会议有一共同宣言，并同样勉为其难，保证次等强国
定期集会将限于一个主题，甚或一国家，但排除以任何方式涉人国际
法所不容之干预。我国真正之政策始终为，除极紧急事故决不涉入，
一旦涉入必挥大军前往。”英国希望节制法国，但除此之外，伦敦对
“涉入欧陆”及统一欧洲的双重排斥心理始终不减。
唯有一次英国觉得欧洲会议外交与其目标吻合。1821年希腊革命
期间，英国将沙皇有意保护崩溃的奥斯曼帝国境内信仰耶稣教的人
口，视为俄罗斯企图进攻埃及的先声。鉴于英国的战略利益受到威
胁，过去虽极力将欧洲的问题关系仅限于对抗法国，此刻卡斯尔雷却
毫不迟疑以同盟之名请沙皇节制。不出所料，他就理论与实际间的差
异做了一番解析：“土耳其的问题完全另当别论，在英国我们认为它
涉及非理论上而是实质上的考虑。”
但卡斯尔雷向四国同盟提出呼吁，反而最是显示出这个同盟的不
可靠。当有成员以本国战略利益为唯一实际标准时，这个同盟便无法
给予各会员国额外的安全保障。因为不论发生什么危机，各国除本国
利益外，并无更大的安全义务。梅特涅显然对卡斯尔雷个人，对其目
标甚至对欧洲会议制度本身明白的认同，感到欣慰。某奥地利外交家
曾说卡斯尔雷，　　“有如热爱音乐者坐在教堂中，想鼓掌却又不敢造
次。”但如果连英国最倾向欧洲的政治家，都不敢对自己的信念喝彩，
那英国在欧洲协调中的角色，注定只是过渡性而无法发挥功效的。
类似威尔逊及其倡议的国际联盟在一个世纪后的遭遇，卡斯尔雷
欲说服英国参与欧洲会议制度的做法，远超出英国代议政府在理论上
或战略理由上所能容忍的限度。他跟后来的威尔逊同样认为，若其国
家肯参与某种永久性的防患于未然的欧洲论坛，才是防范新兴侵略野
心的最佳途径。他对欧洲的了解超过同时代多数的英国人，也明白新
建立的均势必须小心加以维护。他以为他已设计出英国可接受的方
案，因为这只不过是四个战胜国的外相进行一连串的讨论会，不涉及
任何义务。
但即使只是讨论会，对英国内阁而言仍带有太多欧洲政府的意
味。事实上，这个制度性会议连最初的障碍均未克服。卡斯尔雷参加
1818年首次在夏倍的集会时，法国被允许人会，英国继而退出。此后
英国内阁拒绝让他再参与任何欧洲会议，会议随后曾于1820年在特
洛波（　Troppau），1821年在莱巴赫（Laibach，即今天的卢布尔雅


那），1822年在维罗纳（　Verona）举行。对英国外相一手筹划的欧洲
会议，英国始终敬而远之，正如一个世纪后，美国对其总统所倡议的
国际联盟保持距离。在这两个例子中，由最强大国家创建的集体安全
制度，均由于国内禁忌及历史传统而失败。
威尔逊及卡斯尔雷都相信，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后所建立的国际
秩序，唯有靠国际社会所有主要成员，尤其是其国内主导人物的积极
参与，始能获得保障。对他们两人而言，安全必然是集体的；倘若有
任何一国受害，到最后没有一国能幸免。如此看来，安全是不可有缝
隙的，每一国在对抗侵略上享有共同利益，而预防侵略则更符合这共
同利益。卡斯尔雷认为，不论英国对个别问题持何种观点，维持整体
和平及维持均势理应符合英国真正的利益。他与威尔逊均相信，维护
这个利益最好的办法，便是参与影响国际秩序的决策过程，以及组织
对抗破坏和平者的反抗势力。
集体安全的弱点在于各国的利益极少一致，安全也很难做到无懈
可击。因此一个全面性集体安全制度，其成员同意坐视不管的可能性
大于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大家要不是集结在泛泛的大原则下，便
是眼看着最强大的一员，因自觉最安全最不需要此制度的保障而出
走。威尔逊及卡斯尔雷均未能说服其国家加入集体安全体系的原因
是，这两个社会都不觉得眼前有什么危险，都自认为可以独立应付，
即使必要时也能在最后一刻找到需要的盟友。国际联盟或欧洲会议对
这两国而言，只会增加风险，却无助于提升国家安全。
不过这两位英美政治家之间有一项很大的差异。卡斯尔雷不但与
同时代的英国人见解不同，甚至与整个英国近代外交政策都格格不
入。他未留下典范，没有英国政治家曾以他为榜样。而威尔逊不仅对
美国人舍我其谁的热情有所回应，更将此种情绪推向新高点。后世所
有的美国领导人多少都有他的影子，在他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也深受
其主张的影响。
获准参加历次欧洲会议的英籍“观察家”，卡斯尔雷同父异母的
兄弟斯图尔特爵士（　Lord　Stewart），大部分精力都用在阐明英国的参
与有哪些限制，很少对达成共识出力。在特洛波，他提出一份文件，
肯定各国有自卫的权利，但坚持英国“身为四国同盟之一员，不会承
担维持一支欧洲警察的道德责任”。在莱巴赫，他奉命重申，英国决
不会介入对抗“臆测性”危险的行动。卡斯尔雷本人在1820年5月5
日发布的官方文件中，曾说明英国的立场。他肯定四国同盟是“为欧
陆极大部分国家自法国军事统制中解放”而成立的。但它从未以成为
世界政府联盟（　Union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World）或以监督他国
内政（　Superintendence　of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other　States）为宗旨。
到后来卡斯尔雷发现自己身陷于个人信念与国家需要冲突的两难
中，却寻不出一条出路。在最后一次晋见英王时，他说：“陛下，向
欧洲道别已不可免；唯陛下与微臣了解欧洲并曾解救欧洲；在微臣之
后，将无人了解欧陆之事。”四天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随着奥地利日渐仰仗俄罗斯，梅特涅最难解的问题变成他以保守
思想讨好沙皇，借以牵制俄国利用其在巴尔干及欧洲边陲发展的大好
机会，能持续到几时。答案是近30年，这期间梅特涅应付了那不勒
斯（　Naples）、西班牙及希腊的革命，同时有效地维持着欧洲共识，
避免了俄国介入巴尔干。
东欧的问题不会消失
　但东欧的问题不会消失。基本上，其缘由来自巴尔干各民族欲脱
离土耳其统治而纷纷发生独立革命。这为梅特涅体系所带来的难题，
　　一是不符其维持现状的承诺，二是今日对土耳其而发的独立运动，有
　　一天可能转向奥地利。再有，对维护正统最不遗余力的沙皇，干预的
　　欲望最强，但谁也不相信，至少在伦敦或维也纳无人认为，沙皇一旦
　　发动大军，他只会维护“现状”。


有一度为平息奥斯曼帝国瓦解所带来的震撼，英奥两国曾有一段
时间关系相当密切。不论英国多么不在乎特定的巴尔干问题，俄罗斯
向俄土边界两个海峡推进，在英国看来也对其地中海利益构成威胁，
因而俄国遭到强烈抵抗。梅特涅虽乐见其成，但从未直接参与英国反
俄罗斯扩张的举动。他以审慎且最要紧的隐形外交（　anonymous　diplo
macy）团结欧洲，顺应俄国，计诱英国并让他国承担抵制俄国扩张的
直接压力，奥地利却保留对俄或敌或友的主动权。
梅特涅于1848年退出欧洲舞台，这象征着奥地利运用团结保守
势力，维持维也纳和会安排的这招险棋，开始走向末路。可以确定的
是，正统论难以无止境地弥补奥国地缘政治地位衰微的颓势，或减缓
主流民族主义思想与其国内体制日益恶化的冲突。但随机应变是政治
技巧的要诀。梅特涅运筹帷幄处理了东欧问题，但继他而起者，既然
无力于改变国内体制适应时代潮流，便只有让奥国的外交，去迎合刚
兴起且不受正统思想束缚的权力政治潮流。那就是要打破现有的国际
秩序。
结果是欧洲协调终于在解决东欧问题时被粉碎。1854年，列强自
拿破仑时代后首次开战。具讽刺意义的是，这场一直被史学家指责为
无意义，根本可防止的战争，即克里米亚战争，其导火线不是来自与
东欧有重大利益关系的俄、奥、英国，而是法国。
1852年法皇拿破仑三世刚经由政变上台，他说服土耳其苏丹封他
以奥斯曼帝国基督信徒保护者的名号，而这一向是俄国沙皇自命的角
色。尼古拉一世对他眼中视为非法暴发户的拿破仑三世，居然胆敢踏
进俄罗斯的地盘，当起巴尔干斯拉夫人的保护者，深为震怒，要求获
得与法国同等的地位。苏丹斥回俄国使者，俄国与之断交。19世纪中
叶英国外交政策的主导人帕默斯顿勋爵（　Lord　Palmerston），对俄国深
具戒心，立即敦促派皇家海军至达达尼尔海峡（　Dardanelles）外的贝
西卡湾（　Besika　Bay）。沙皇仍秉持着梅特涅体系的精神。他说：“你
们四国（指另外诸强）合力可制住我，但这绝对办不到。而我可仰仗
柏林及维也纳。”为表现其不在乎，尼古拉下令占据摩尔达维亚
（　Moldavia）及瓦拉几亚（Wallachia，今罗马尼亚）两诸侯国。
最不愿看到战争的奥地利，提出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即由法
国俄国共同担任奥斯曼境内基督信众的保护者。帕默斯顿对如此调停
不甚热衷。为增加英国的谈判筹码，他派皇家海军进到黑海口。此举
鼓励土耳其向俄国宣战。英、法支持土国。
战争真正的起因有更深一层的缘故。宗教只是政治及战略图谋的
借口。尼古拉所追求的是古俄罗斯的梦想：取得君士坦丁堡及两个海
峡。拿破仑三世则是眼见有机会削弱俄国，破坏神圣同盟，结束法国
的孤立。帕默斯顿希望找到某种借口，可一劳永逸地终止俄国向两个
海峡进攻。战争爆发后，英国战舰进入黑海，开始摧毁俄国的黑海舰
队。英法联军登陆克里米亚，占领俄国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　Se
vastopol）。
这些发展令奥地利的领袖不知所措。他们重视与俄国传统的友
谊，但又担心俄国在巴尔干的斩获，可能引起奥国境内的斯拉夫人更
加蠢蠢欲动。他们也怕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老盟友站在一边，会给法
国进攻奥属意大利地区以借口。
起初奥国宣布中立，这是正确的抉择。但新上任的外相波义伯爵
（　Count　Buol），觉得不采取行动太令人坐立难安，而法国觊觎奥国的
意大利领土也令人放心不下。在英法联军进攻塞瓦斯托波尔时，奥地
利向沙皇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撤出摩尔达维亚与瓦拉几亚。这是
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至少此后的俄国领导人一直做如是
想。
奥地利就此放弃了尼古拉一世，及远自拿破仑战争时代即与俄国
建立的坚定友谊。轻率加上恐慌，使梅特涅的后继者抛弃了经一个世
代苦心经营所得的保守势力团结局面。一旦奥国主动摆脱共同价值观
的束缚，就同样让俄国获得解放，使之完全可根据地缘政治的取舍来
订定本身的政策。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俄国势必与奥地利为巴尔于


的前途而起冲突，也总有一天会想要打倒奥地利帝国。
维也纳方案之所以能行之50年，就在于东欧三强（普鲁士、俄
罗斯、奥地利）视其团结是对抗革命乱象及法国主宰欧洲的主要屏
障。但克里米亚战争中（塔列兰称之为“欧洲贵族院”的），奥地利
却与急于将其赶出意大利的拿破仑三世，不愿涉入纷争的英国，结为
不甚协调的盟友。它因此解放了昔日神圣同盟的盟国俄国、普鲁士，
任这贪得无厌的两国毫无顾忌地追求其国家利益。普鲁士要奥地利付
出的代价是强迫奥国撤出德国，而俄罗斯在巴尔干逐渐升高的敌意，
后来成为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之一，也导致奥匈帝国最后的崩溃。
保守利益需团结在一起
面对权力政治的现实时，奥国可惜未能认识到，其生存全仰赖欧
洲各国矢志维护政治的正统。保守利益需团结在一起的观念超越国
界，因此有缓和权力政治冲突的作用。民族主义有相反的作用，它唯
国家利益是图，激化对立，增加每个人可能面临的危险。不堪一击的
奥地利由此让自己身陷一场毫无胜算的斗争中。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五年内，意大利民族英雄加富尔（　Camillo
Cavour）展开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的工作，在与法国结盟，俄国默许
的情况下，挑起对奥国的战事，这两种状况在过去都是令人无法想象
的。再过五年，俾斯麦在一场争夺德国盟主的战争中打败奥国。俄国
再次袖手旁观，法国虽不情愿但也未插手。在梅特涅时代，遇到此种
情势欧洲协调必会集会讨论，对这些乱事加以控制。但此后，外交更
仰赖赤裸裸的权力，不再是共同的价值观。和平又持续了50年，但
每过十年，紧急情势便加倍，武器竞赛也加剧。
英国在以权力政治为本的国际秩序中，另有一番局面。一则它从
不依赖欧洲会议制度保障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