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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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奥国的领导地位便受到普鲁士的挑战。外交冷酷，崇尚军事，加
以高度纪律感，把普鲁士在一个世纪内，由位于北德蛮荒之地的二流
诸侯国，推向一个堂堂的王国，虽然在列强中仍是最小的，但军事力
量却名列前茅。普鲁士的边界断断续续，由部分为波语区的东边，越
过北德，再到已渐拉丁化的莱茵区——此地因汉诺威王国（　Kingdom
　of　Hanover）而与普鲁士本土分隔——这使普国产生极为强烈的使命
感，以保卫其四分五裂的领土为国家最高目标。
这两个最大的德意志国家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各自与其他德意志
小国的关系，是欧洲稳定与否的关键。至少自三十年战争后，德国内
部的情势便一直令欧洲左右为难：每当德国分裂衰弱，就会招来邻国
的入侵，尤其法国。反之，德国若有统一的可能性，又会令邻国疑
惧，甚至到今天仍是如此。黎塞留生怕统一的德国会独霸欧洲并凌驾
于法国之上，在1609年便有一位英国人提出相同的看法：“再论德意
志，若全德定于一尊，则各国均将惊骇不已。”在历史上，德国不是
太弱便是太强，此二者对欧洲和平均无助益。
维也纳会议的主导人物明白，若要中欧和平稳定，就必须打破黎
塞留在1600年所做的安排。黎塞留刻意助长中欧的分裂衰弱，使法
国始终保有侵略的野心并作为法军演练战技的场地。因此集会于维也
纳的领袖们着手合并但非统一德国各邦。奥地利及普鲁士是最强的两
国，其次是一些中等规模的国家，如巴伐利亚（Bavaria）、符腾堡
（　Wurttemberg）及萨克森，分别被扩大及强化。拿破仑时代之前的
300余个邦国，被合并为约30个较大的国家，全部结合在新成立的德
意志邦联（　the　German　Confederation）之下。德意志邦联旨在共同抵
御外侮，它是个完美的设计，虽强大到不怕法国的攻击，却又太分散
尚不足以威胁到邻邦。这个邦联平衡了普鲁士超强的军事力量与奥地
利无上的威望及正统地位。其目的在阻止德国走向全国的统一，保存
各诸侯国与王国的王位，同时又防阻法国的侵略。它在这三方面均很
成功。
胜利者在处置战败的敌人，以及设计和平方案时，心态必须由获
胜所必要的奋战到底的精神，调整到为达成持久和平所需要的妥协求
全。惩罚性的谋和对国际秩序无益，因为它会使战争期间实力已大肆
消耗的战胜国，还需要负责压制战败国对和约不满，决心抑制到底的
反弹。凡有不服的国家几乎必可找到不满的战败国为盟友。此即凡尔
赛和约（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失败的根源。
维也纳会议的战胜一方与二次大战的胜利者一样，都避免了这个
错误。要对法国宽大并非易事，法国企图称霸欧洲已150年，其军队
在邻国驻扎也已25年。但参与维也纳会议的政治家认定，如果能让
法国相当满意，而不是愤愤不平，对欧洲才比较安全。法国征服的领
土虽被剥夺，但得以保留“古老”即大革命前的疆域，而且比黎塞留
治理下的法国要大了很多。拿破仑的死敌英国外相卡斯尔雷说明如此
安排的理由：
“法国持续之过度作为无疑仍可能促使欧洲分崩离析，
但若令其失望则此等国家势必再动干戈，其不仅掌握主动，
且有一股道德力量，仅此便足以令其紧密诘盟。因而盟国出
于确保欧洲各强国均迫切需要之和平，应再给予一次机会。”
到1818年，法国获准加入在维也纳定期举行的有关欧洲事务的
集会，有50年之久，这几乎等于是欧洲的政府。
英国相信各国均十分明白自身的利益所在，一旦遭到挑战也懂得
如何自卫，因此对这样的安排或许不致有异议。他们不认为需要有正


式的保证，或是这种保证对一般的常识判断会有多大的助益。但150
年来饱受战争所苦的中欧各国，却坚持要有明文的保证。
尤其是奥地利所面临的危险，英国不太能体会。奥国乃中世纪之
产物，是多民族组成的帝国，在其位于德国及意大利北部的历史据
点，聚集着多瑙河盆地的众多民族。奥国有感于有动摇国本之虞的自
由主义及民族主义浪潮，越来越令人反感，便设法撒下道德约束之
网，以抑制轻举妄动。梅特涅最高明的手法在于能说服大国自异中求
同。塔列兰曾指出如此有所节制对化解歧见是多么重要：
“若最小的反抗力量与最大的攻击力量相当，则可取得
平衡。但实际情况仅允许人为的非稳固的平衡存在，唯有若
干大国秉持中庸及公正之精神，此一平衡始得以持续。”
维也纳会议后，均势及正统观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两份文件中：四
国同盟（　the　Quadruple　Alliance），由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及俄罗斯
组成；神圣同盟（　the　Holy　Alliance），仅由被称为东方三强（Eastern
Courts）的普、奥、俄三国组成。19世纪初各国对法国的疑惧，无异
于20世纪大家对德国的观感，都视之为虎视眈眈，包藏祸心。因此
集会维也纳的政治领袖组成四国同盟，以压倒性的武力，不容法国的
侵略野心有一点出头的空隙。1918年凡尔赛和会上的战胜国若也曾组
成类似的联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不会发生。
神圣同盟是维也纳和会最值得一提的创举
神圣同盟则完全不同。自近200年前斐迪南二世退下神圣罗马帝
国皇位后，欧洲就未曾见到这类的文件。它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
出。亚历山大一世始终无法忘情于自诩的伟大使命：重整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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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每个参与国。1804年，皮特所倡议的建立各国自由体制的圣战无
疾而终；到1815年，亚历山大自信满满，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尽
管此次他所号召的圣战与他11年前所拥护的正好相反。如今他独尊
宗教及保守思想，他所主张的国际秩序改革，其大前提也改变了：
“诸强国过往对彼此相互关系所遵之方向，须彻底改变，
且亟须以我主永恒之信仰之崇高真理，重建此秩序。”
奥国皇帝曾笑言，他一时之间不知该在部长会议上，还是该在告
解室内讨论这些事。但他很清楚，自己既不能加入沙皇圣战的行列，
也不能加以驳斥，以免给亚历山大自行其是的借口，仅留下奥地利面
对当时的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浪潮孤军奋战。因此梅特涅将亚历山大
的草案转变为后世所称的神圣同盟，以缔约国有责任维持欧洲内部现
状为各国的宗教义务。这是近代史上，欧洲列强首次赋予本身一个共
同的使命。
英国的政治领袖绝无可能加入一个赋予一国干预他国内政的权
力，或应说是义务的组织。卡斯尔雷称神圣同盟为“满纸冠冕堂皇莫
测高深之荒唐事”。梅特涅却视此为让沙皇保证维持正统统治，尤其
是防范其独断专行地抒发其宗教热忱的一个机会。神圣同盟将保守的
国君聚在一起对抗革命，但也要求他们必须协同行动，这无异于让奥
地利在理论上对强邻俄罗斯的妄动享有否决权。所谓的欧洲协调
（　Concert　of　Europe）是指，在某些层面互别苗头的各国，对影响整体
安定的事务要以一致的步调设法解决。
神圣同盟是维也纳和会最值得一提的创举。神圣两个字常使人忽
略它在实际运作上的意义，即在各强国的互动关系中加人道德的限
制。为维护其国内体制以保有既得的利益，促使欧陆国家结合在一
起，避免了如前一个世纪它们必然走上的冲突之路。
但以为各国体制相容，便可保证处于和平的均势，不免太过一厢


情愿。18世纪欧陆各国的统治者均以君权神授为政权基础，也可谓志
同道合。但他们有种使命感，正因为对本身的制度感到自豪而彼此争
战不断。
一国国内的制度会决定其在国外的行为，威尔逊不是第一个提出
此主张的人。梅特涅有同样的想法，却是基于截然不同的前提。威尔
逊认为民主国家就一定爱好和平，讲道德。梅特涅却认为民主国家很
危险，不可捉摸。他眼见行共和政体的法国给欧洲带来如此大的祸
害，因此认为唯有合法正统的政权才能带来和平。他冀望各古老王朝
戴着冠冕的国君即使不是维护和平，也至少会保存国际秩序的基本架
构。由此政权的正统性便成为巩固国际秩序的凝聚力量。
区别威尔逊及梅特涅对国内正义与国际秩序的不同看法，对了解
美国与欧洲呈对比的观念十分重要。威尔逊不遗余力地推动他认为具
革命性的新观念。梅特涅则力图将他视为古老的观念制度化。威尔逊
领导的是刻意为追求自由而建立的国家，他深信民主价值可形诸法
律，并深植于全新的世界组织中。梅特涅代表体制演进缓慢，几乎不
被人知觉的古国，他根本不相信权利可经由立法来创造。在他看来
“权利”是自然存在的东西。法律或宪法上是否有规定仅属技术问题，
与是否能带来自由无关。梅特涅认为权利还需保障便是矛盾：“理所
当然之事经大肆宣扬，反失去其力量，误将客观之存在当做立法对
象，会造成原欲保障之事却反受束缚。”
梅特涅有些论点是为无法适应新国际形势的奥地利帝国的行为自
圆其说。但亦反映出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即法律与权利自然存在，非
来自君王的命令。他成长的背景适逢法国大革命，以高唱人权为始，
却以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为终。威尔逊的美国经验比这好多
了，而且现代极权主义要再过15年才开始，因此他不会想到民意会
出轨。
维也纳会议后，梅特涅在维持国际体系及解释神圣同盟的要求上
居关键地位。他是被迫担负这个责任，因为奥地利强敌环伺，国内体
制又与当代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潮流越来越不相容。普鲁士觊觎其在
德国的地位，俄罗斯虎视着巴尔干诸国的斯拉夫人口。当然也少不了
法国，亟待在中欧重建黎塞留的传奇。梅特涅明白，一旦允许这些危
机演变为实力的角力，不论最后是输是赢，奥地利必落得民穷财尽。
因此他的政策是建立道德共识以避免危机，对不可避免者则设法借力
使力，支持愿站在冲突第一线的国家，如在低地国家与法国对抗的英
国，在德国与普鲁士对抗的诸小邦。
梅特涅凭着非凡的外交技巧，将熟知的外交理论化作可行的外交
政策原则。他对奥地利两个最亲近的盟友，也是奥国两个地缘政治上
的威胁，说服它们相信，革命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危险，大于它们
战略上的可趁之机。若当年普鲁士有意利用德国的民族主义，可能早
在俾斯麦前一代便会挑战奥地利在德国的龙头地位。若沙皇亚历山大
一世或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只考虑俄国的地缘政治扩张机会，
则必会像他们的后来人一个世纪后所做的那样，更彻底地利用奥斯曼
帝国的瓦解，而对奥国十分不利。当时普、俄均自我节制，以免有违
维持现状的大原则。在拿破仑的猛攻下仿佛即将寿终正寝的奥地利，
借梅特涅的安排又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多延续了百年的寿命。
解救这个不合时宜的帝国并指引其政策近50年的功臣，在13岁
前不曾到过奥地利，到17岁才去定居。梅特涅的父亲曾任哈布斯堡
所属莱茵区（　Rhineland）总督。他本人见多识广，总觉得说法文比说
德文自在。1824年他写给威灵顿（Wellington）的信中说：“长久以来
欧洲对我有如祖国。”当时反对他的人对他义正词严的大道理及巧饰
过的讽喻不以为然。但伏尔泰及康德应能理解他的看法。身为启蒙时
期的产物，却发现自己被拖进一场与本性不合的革命斗争中，又成为
一个四面楚歌但国体难改的国家的首相。
态度严肃，目标中庸是梅特涅的处事风格，他曾说：“勿在意抽
象概念，接受事物现状，竭尽所能避免昧于事实。”又说：“对经不起
考验的高调，如保卫人类文明，无从产生实际行动。”


秉持此种态度，梅特涅得以使自己不致随波逐流。拿破仑刚在俄
国被打败，俄国军队还未抵达中欧前，他便看出俄国是一长期的潜在
威胁。当奥地利的邻国都专注于摆脱法国的统治时，他却以战争的目
标是否有利于其摇摇欲坠的国家，作为奥国参与反拿破仑联盟的条
件。他的态度与二次大战期间，民主国在类似情况下面对苏联时的立
场完全相反。他跟卡斯尔雷及皮特一样，认为中欧强大乃欧洲稳定的
前提。为极力避免一决实力高下的战事，他对中庸之道的重视不亚于
对纯实力的累积：
“欧洲强国之态度随其地缘位置而有不同。法、俄各有
一处边界，且易守难攻。莱茵河加以三道堡垒的防御令法国
得保安全；恶劣天候则使尼曼河（　Niemen）成为俄国天险。
奥、普却四境门户洞开，饱受邻国威胁。两国在法、俄强势
压力之下，唯有善用智慧步步为营之上策，彼此及与邻国保
持友好，始得安宁。”
奥地利虽需要俄国作为对抗法国的屏障，却不放心这躁进的盟
国，尤其是沙皇宗教般的狂热。塔列兰曾说，亚历山大一世不愧为疯
狂保罗（　Tsar　Paul）之子。梅特涅说亚历山大是“集男性美德与女性
弱点的奇异组合。对真正的野心不敢造次，对纯粹的虚荣却勇气十
足”。
梅特涅以为对俄国的问题不在于如何防范其侵略野心，因奥国对
此力不从心，而是如何缓和此种野心。一位奥国外交官回报：“亚历
山大期望世界和平，但非为和平本身及和平之好处，而是存有私心；
非一无条件，而是有所保留；和平须由其仲裁，世界之安定幸福须来
自于他，全欧均应承认此为其功德。有赖其恩赐，并可任其予取予
求。”
卡斯尔雷及梅特涅对于应如何对付见异思迁好干预的俄罗斯，有
不同意见。卡斯尔雷身为远离冲突现场的岛国的外相，只打算对俄国
明显的攻击采取行动，而且一定要攻击威胁到均势才会有所反应。梅
特涅的国家却在欧洲心脏地带，冒不起这种风险。正因为不信任亚历
山大，梅特涅力主与他保持密切关系，全力防备他可能造成的威胁。
他曾写道：“一旦开火，亚历山大定会在佞臣引领下逃离我等的监督，
届时将无以节制其自恃天命而为所欲为。”
为冲淡亚历山大的狂热，梅特涅采取双管齐下策略。他虽坚决反
对奥地利强出头或采取片面行动，但在他领导下，奥国却成为打击民
族主义的先锋。他更不鼓励他国自行行动，部分即由于他担心俄罗斯
的宗教式狂热会演变为扩张主义。对他而言，温和中庸既是哲学上的
美德，也有实际上的需要。他曾对一位奥国大使做如下的指示：“化
解他人之利益主张比急于追求本身利益更重要，别无所求，收益反
大。”只要情况允许，他一定设法以耗日废时的谈判，限制他国不得
超越欧洲共识所容许的范围，借以拖延他国祭起圣战旗帜的图谋。
另一方面，梅特涅的做法是团结保守势力。凡诉诸行动势不可免
时，他另有巧妙之戏法，对此他曾做过如下解说：“奥地利事事重实
质而多思量。俄罗斯唯重形式。英国重实质不重形式，我方之任务即
在结合英方期期以为不可与俄方之惺惺作态。”梅氏以灵活的手腕，
把他深怀戒心的俄罗斯，变成基于保守利益而结合的盟友，把他信任
的英国，变为保卫均势不受挑战的最后依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