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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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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都有了保障。他在为达到目标的准备阶段固然冷酷无情，但赢得
胜利后的温和作风也不遑多让。一等到德国的边界到达他认为国家安
全所必要的范围，他便开始采取审慎的具有安定作用的外交政策。二
十年内，他根据现实政治原则，以极高明的手法，为欧洲和平的利
益，而操持着欧洲各国的承诺及利益。
一旦决心战力向前，这种气概的力量就不会为任何欺诈行为所
乘，不管这种虚假行为多绚丽唬人或多么保守谦抑。德国已经统一，
这是外交上采取无限制适应力为先决条件的结果，而这种外交上的辉
煌成就也使得国际体系更无弹性。因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因此更
少，成员国减少之下，调整的能力就消失了。新的国际体系涵盖为数
更少、但分量更重的成员国，以至于很难妥协出一个大家能接受的均
势状态，或不是经过连番国力测试而维持均势。
这种均势结构中的问题，随着普鲁士在普法战争获胜于此种和平
状态的不良本质而加剧。德国并吞阿尔萨斯与洛林，引发法国无法平
复的恨意，导致德国对法国外交政策毫无选择余地。
在19世纪50年代，俾斯麦极度重视对法外交的可选择方案。为
了推动对法关系，他甚至牺牲了与格拉克的友谊。在兼并阿尔萨斯与
洛林之后，法国的恨意滋长到成为“德国人天性中与生俱来无法弥补
的缺憾”，俾斯麦疾言厉色地提出上述警告。
这也是他在“经典电文”中主张的政策，即静观其变待其他列强
已决定立场后再与出价最高者结盟。
德意志邦联只有在强敌压境时，各邦才能暂时放下彼此的对立，
团结抵御外侮；但联手发动攻势是根本无此可能。这个组织的薄弱的
确是俾斯麦坚持德国的统一必须由普鲁士领导来完成的原因之一。但
他也为此付出代价。当德国由弱势的被侵略对象转变为可威胁到欧洲
的均势时，原本不太可能的由其他欧洲国家结合起来对付德国的情
况，如今却极有可能发生。而这种恐惧影响到德国所采取的政策，这
个不久便使欧洲分裂成两个阵营。
欧洲政治家中最能掌握德国统一对欧洲的影响的，当属不久后出
任英国首相的迪斯累里（ Benjanmin Disraeli）。他在1871年即对普法
战争有如下的看法：
“此一战事乃一场德意志革命，其政治意义远大于上一
世纪之法国大革命。往昔之外交传统一一被其打破，新天下
产生于焉，均势已遭全毁。”
俾斯麦掌权期间，各种的难题都靠他以高明灵活的外交手腕解
决。但久而久之他种种复杂的安排却注定要失败。迪斯累里不幸言
中。俾斯麦改变了欧洲地图及国际关系模式，但终究未能建立起其后
继者能遵循的制度。一旦他出奇制胜的种种战术逐渐失去作用，后继
者及竞争对手不肖，就只能从加强军备上追求国家安全，以减少对充
满变数令人难以掌握的外交的依赖。铁血宰相无法将其政策制度化，
使德国被迫落人左支右绌的外交困境中，到最后唯有靠武器竞赛，继
而发动战争来获得解脱。
俾斯麦在内政上也无法提供后继者可依循的蓝图。在世时独来独
往的俾斯麦，在辞世并成为传奇人物后更没有人能了解他了。德国人
只记得完成统一大业的三场战争，却忘记在事前曾费尽多少心血做准
备，以及在成功后必须改持稳当温和的路线。他们只看到耀武扬威的
一面，却未能对成功背后的基础观察清楚。
俾斯麦为德国设计的体制，正包含了他个人的种种癖性。虽然德
国的议会建立在欧洲第一个男性普遍参政权的基础上，国会还是无法
控制政府，政府由国王指派，只有国王能解散。首相和国王、国会的
关系，比国王和国会之间更亲密，因此，俾斯麦可以玩弄国内的政治
机构，使二者彼此抗衡，就像他在外交策略中玩弄其他国家一样。俾
斯麦的继任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拥有这种技巧，更别提有胆量这么做
了。结果，德国民主制度培养出来的国家主义，逐渐变得好战排外；
同时，不能担负责任的民主成为无效的体制。俾斯麦的毕生精华，可
能以这位铁血首相自己在给未来妻子的一封信中最能表达：
“在地球上所遂行的事情，总是有一种堕落天使的特质：
漂亮，却不意味和平；概念伟大，也付出极大努力，欲不表
示成功；骄傲，同时也孤独。”
走向则是权力分析。
拿破仑有革命的理念，但是壮志未酬。他的年轻岁月都花在我们
所谓的异议活动上头，从未能在理想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上架起桥梁。
他对自己所倡议的言论于自身的正统性缺乏信心，于是很依赖公共意
见来跨越鸿沟。拿破仑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如同现代政治领袖的行
事风格，成功与否就靠电视晚间新闻的反映来衡量。拿破仑也像现代
的政客一样，让自己成为纯战术、只注重短期目标和立即成效手段的
囚徒，只想以施压的方式来加深群众印象。在这种过程中，拿破仑把
外交政策和巫师念咒行为搞混了。事情到了最终，决定一个领袖人物
是否有不同作为的，是事实，而不是宣传。
领导人的作为若只是反映本身的不安全感，或只看到危机的表象
而看不到长远的大势，久而久之这种领导人是得不到社会大众的尊敬
的。领导人的责任便是要对自己就局势发展的方向以及个人可如何左
右这一发展做判断，必须有信心，并据以采取行动。否则，危机便会
接二连三地发生，这等于是表示领导人已无法掌控情势。现在看来，
拿破仑三世可谓一种现代怪象的鼻祖，即某些政治人物拼命想要投大
众之所好，到头来却惨遭民意排斥，甚至唾弃。
俾斯麦对依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信心十足。他对基本的现实及普鲁
士的机会何在，分析得十分透彻。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
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
两个世纪之久，却仍巍然屹立。但他的失策之处在于，他把德国社会
建构成务必每一代都要出一位能人，才能继续他所留下的传统。可惜
这很难办到，而且德国的专制政体也不利于此。就这一点而言，俾斯
麦不仅种下德国成功的种子，也埋下德国20世纪的悲剧的伏笔。其
友人鲁恩（ von Roon）曾对他写下如此的评语：
两位革命家站在当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开端，促使现代所遭遇的许
多矛盾现象成形。拿破仑不甘不愿地成为革命家，他代表的是适应公“无人得以不朽而无须付出代价。”
共关系的政策趋势；而俾斯麦这位作风保守的革命家，反映出的政策
“无人得以不朽而无须付出代价。”
拿破仑三世的可悲之处是他眼高手低；俾斯麦的遗憾则是他的能
力超出社会可接受的程度。拿破仑三世留给法国的是策略上的动弹不
得；俾斯麦留给德国的则是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
第六章 现实政治自食其果
欧洲外交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现实政治（根据对国家实力及国家利益的计算而制订的外交政
策）促成了德国的统一。但德国的统一却使现实政治自食其果，造成
与原意全然相反的结果。因为除非国际体系中主要的各国能依据变动
不已的情势自由调整其相互关系，或受到共同的价值观所约束，否则
难免发生武器竞赛与战争。
德国统一后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国势与日俱增，使欧洲
的外交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自黎塞留时代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欧洲
边缘地区的强国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一直在对中欧施加压力。
现在中欧首度拥有足够的实力可对边缘地区施压。欧洲应如何应对这
个位于中部的新兴巨人？
欧洲的地理分布形成一个无解的难题。依照现实政治所有的传
统，欧洲各国应会结成同盟，围堵德国日益壮大且有可能称霸的力
量。由于德国位于欧陆心脏地带，它随时面临着被敌对的同盟所包围
的梦魇。但德国若想保护自己，不让东西两方面的邻国同时结成敌对
的联盟，那就势必要各个击破，但这反而会促使感受到压力的各国团
结在一起。会自我应验的预言也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仍称为欧洲
协调的国际体系现在被两组对立势力所割裂：法德之对立及奥匈帝国
与俄罗斯帝国之间日益激化的敌意。
就德法而言，普鲁士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使法国始
终想要报一箭之仇，而德国并吞阿尔萨斯与洛林（ Alsace Lorraine），
给这股怨气找到一个具体的焦点。当法国领袖们察觉到1870~1871
年那场战争，已为法国的优越地位画下休止符，也使各国国势的强弱
产生无法挽回的变化，怨恨的情绪就又掺杂了恐惧。黎塞留在四分五
裂的中欧操持德国各邦相互对立的做法，已不再适用。在缅怀过去及
未死的野心两相煎熬之下，法国将其挫折感升华为以近50年的时间
一心一意只想收回阿尔萨斯与洛林，却从未考虑即使成功地收回这两
地，最多也只能安慰法国的自尊，丝毫无法改变根本的战略现实。如
今法国凭一己之力已难以对付德国；因此永远都需要与他国结盟始得
自保。同样的，法国也随时准备同任何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因而
限制了德国外交的弹性，也使任何涉及德国的危机均会加剧。
至于奥匈帝国与俄罗斯的对立，也是德国统一所造成的。俾斯麦
在1862年出任首相后，便请奥地利大使向奥皇转达一项惊人的提议，
建议古神圣罗马帝国的首府奥地利将其重心由维也纳迁至布达佩斯。
这位大使认为此一提议荒谬之极，因此在回报维也纳时把它归咎于俾
斯麦的神经有问题。然而奥地利一旦在争取德国的领导地位失败后已
别无选择，只能依俾斯麦的建议行事。布达佩斯成为奥匈帝国新成立
的第二个首都，与维也纳平分秋色甚至偶尔凌驾其上。
被排除于德国之外后，奥匈帝国就只能向巴尔干求发展。奥地利
并未参与海外殖民运动，因此奥国领袖认为斯拉夫民族聚集的巴尔干
半岛，就地缘政治而言应是奥国进行扩张理所当然的场所，即使这么
做只是为了不落于其他强国之后。但这个政策便会与俄国起冲突。
照常理，奥地利领袖应能警觉到不应挑起巴尔干的民族主义，或
让俄罗斯成为奥国永久的敌人。但维也纳循情理办事的时候不多，在
布达佩斯情况更糟。于是激进的民族主义气氛弥漫。维也纳的内阁仍
不改在内政上不求建树，外交上漫无章法的做法，这作风是自梅特涅
时代奥国便逐渐处于孤立的罪魁祸首。
德国认为在巴尔干没有国家利益，但对保持奥匈帝国却十分重
视，因为奥匈帝国一旦崩溃，有可能打破俾斯麦全盘的外交政策。届
时其说德语信奉天主教的部分，会想要加入德国。威胁到信奉新教的
普鲁士在德国的地位，使俾斯麦的一番心血付诸流水。此外，德国也
将失去唯一可信赖的盟友。另一方面，俾斯麦虽想保留奥匈帝国，但
并不想得罪俄罗斯。他虽在数十年内得以勉强维持这两者不起冲突，
但问题始终并未真正克服。
更糟糕的是奥斯曼帝国正经历一段缓慢解体的痛苦过程，使大国
之间经常因争取势力范围分赃不均而冲突不断。俾斯麦曾说，在五个
人的竞赛中，最理想的当然是站在占多数的三个人那一边。但在英、
法、俄、奥、德五国中，法国对德国敌意甚深，英国因“光荣孤立”
政策不可能结盟，俄罗斯因与奥地利有利益纠葛，立场摇摆不定。德
国想要组成三人多数就须同时与奥、俄结盟。唯有具俾斯麦那样的意
志力及手腕的政治家，才想得出如此危险的平衡做法。此后德国与俄
国的关系便成为欧洲和平的关键。
俄罗斯一进入国际舞台，就惊人地迅速取得主要地位。1648年威
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各与会国还认为俄罗斯不够资格参加。但自1750
年起，俄国已成为欧洲每一场主要战争的积极参战国。18世纪中叶时
它已引起西方某些观察家莫名的不安。1762年法国驻圣彼得堡代办曾
回报：
“若对俄之野心未善加抑制，其后果对邻邦或将不堪设
想。俄之实力固不应以幅员之广阔而论，且其统辖东境广大
之领土气势远胜实质。但余以为，无畏严苛天候而得以适应
严酷自然挑战之国度，加以习于奴隶式的服从，使其人民需
求极其有限，因而交战时所费亦极少。如此国家，余以为极
可能对外征服。”
到维也纳会议召开时，俄罗斯已算得上是欧陆最强大的国家。至
20世纪中叶，它已晋身至世上仅有的两大超级强权之一，又在近40
年后分崩离析，在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内丧失了前两个世纪获得的庞大
领土。
沙皇绝对的权力使俄国的统治者得以为所欲为，全凭一时的喜好
采取外交政策。在1756~1762的6年间，俄罗斯参加了七年战争，与
奥地利同盟一道入侵普鲁士。1762年女皇伊丽莎白（ Elizabeth）驾
崩，俄罗斯改投向普鲁士，同年6月叶卡捷琳娜二世（ Catherine the
Great）罢黜其夫后又改持中立。50年后，俾斯麦曾指出，沙皇亚历
山大一世相信任何一种思想没有长过5年的。梅特涅的顾问根茨
（Friedrich von Gentz）曾对沙皇的地位做如此描述：“束缚拘限他国君
王之阻碍（分权、宪政、民意等等）对俄皇均不存在。其夜有所梦次
晨即可付诸实现。”
矛盾是俄国最明显的特征。它虽不断作战，不断向四面八方扩
张，却仍自认为时时受到外来威胁。组成俄国的民族越复杂，它越没
有安全感，这可能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必须把各民族与邻族隔离起来。
为维持统治并压制各民族之间的紧张，俄国历朝的统治者都会伪称有
某种外来的庞大威胁，而时间一久谎言往往成真，使欧洲稳定经常笼
罩在阴影下。
俄罗斯自莫斯科周边地区分路向中欧、中亚、太平洋沿岸推进，
这为追求安全而征服的行动逐渐演变成为扩张而扩张。俄国史家克琉
契夫斯基（ Vasili Kliuchevsky）对此过程有如下的描述：“此类战争，
原意为防御，却于俄罗斯诸领导人无预谋无意识之下成为侵略之战。
承袭前罗曼诺夫（ Romanov）王朝之固有一统政策，为从未隶属俄罗
斯之领土而战。”
俄国对欧洲均势的威胁逐渐变得与其对周边邻国的威胁不相上
下。不论控制着多大的领土，它仍是毫不留情地向外推展边界。最初
此举主要是为自保，如1776年波将金亲王（Prince Potemkin，其最著
名事件为在女皇必经之路上建造假农村）赞同自土耳其夺取克里米
亚，便是基于有助于增强俄国国防的合理理由。但到1864年时，安
全已成了不断扩张的同义字。首相哥尔查科夫（ Aleksandr Gorchakov）
将俄罗斯在中亚的扩张解释为，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使其边界不
断推进，又为绥靖其边境不得不继续向外扩展：
“俄罗斯于中亚之情形，凡与无固定社会组织半野蛮游
牧民族接触之文明国均有此现象。此时，为边界安全及贸易
关系计，较文明之一方势须对其邻邦享有某种权威。
该国须作一抉择：或放弃此一长期使命，听任其边界扰
攘不安，或一而再再而三深入蛮荒之地，以致其最大之困难
在于如何收手。”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许多史家均曾提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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