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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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不安，或一而再再而三深入蛮荒之地，以致其最大之困难
在于如何收手。”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许多史家均曾提到以上这段话。
然而矛盾的是，过去200年间，俄罗斯也曾数度以坚忍英勇的表
现，保存了欧洲均势于不败。要不是俄国，拿破仑与希特勒几乎笃定
可建立世界性的帝国。因此俄罗斯对欧洲具双重意义，既是均势的威
胁，又是均势的关键国之一，对均势很重要但又不完全属于均势。翻
开俄罗斯的历史，它多半是在受到外力阻挠时才会停手，而且是极不
情愿地勉强接受。但也有些时候，最突出的便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四
十年间，俄罗斯并未大发威风，反而是以其庞大的实力为保卫中西欧
的保守势力而服务。
即使是在维护正统时，俄罗斯也远比其他保守王朝更理直气壮，
也因而更有帝国主义倾向。西欧保守君王懂得自我节制，俄罗斯统治
者却自诩为是在替天行道。沙皇的地位几乎从未受到任何挑战，因此
他们对民主运动所知不多，只认定那是不道德的。至少在克里米亚战
争前，沙皇一直是保守势力团结的推动者，但也不忘利用正统论扩大
自身的影响力，尼古拉一世因此赢得“欧洲警察（　gendarme　of　Eu
rope）”之称。在神圣同盟最兴盛时期，根茨对亚历山大一世有这样
一段记述：
“亚历山大一世虽对大联盟始终如一热切支持，彼却最
无求于该盟约。该盟约仅为其行使影响力于大局之工具，此
亦为其野心之主要目标之一。彼之所以有意维护该体系，非
如奥、普、英乃出于必要或恐惧；乃是基于自由运用且经精
心估算之利益，此种立场只待有另一体系可予其更大利益时
随时可放弃之。”
俄国人与美国人一样都认为自己的社会不同凡响。俄罗斯向中亚
发展时遭遇的只有游牧或封建式社会，在许多方面都类似美国人向西
开拓，而俄国所持的理由，如上述哥尔查科夫的说法，也与美国人对
其本身“天定命运（　manifest　destiny）”的解释不谋而合。但俄罗斯越
接近印度，就越引起英国的疑虑，到19世纪后半叶，俄国对中亚的
扩张演变成外交政策问题，但美国西进没有这个困扰。
美俄少数几个与众不同的共同特征中，有一点便是国界都是开放
的。美国是因其自由观念而自命不凡，俄罗斯则是出自集体受苦的经
验。人人都有资格分享美国的价值观；但俄罗斯的价值观仅限于俄国
人，其他被统治民族多被排除在外。美国的自命不凡使它走向孤立主
义，偶尔则出现舍我其谁的救世企图；俄罗斯也因此而充满使命感，
但经常因此而走向军事冒险。
俄籍民族主义宣传家卡柯夫（　Mikhail　Katkov）对西方与俄罗斯价
值观的差异有如此的分析：“彼处事事讲求契约关系，此地则讲求信
仰；此一对比源自教会于西方与东方所取得之地位。彼处同时存在双
重权威；此地则独一无二。”
俄罗斯族与泛斯拉夫族的作家及知识阶层，异口同声地将所谓的
俄国利他主义归之于其希腊正教的信仰。伟大的小说家也是热爱俄国
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y），将俄国的利他


主义解释为一种必须把斯拉夫人自外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义务，且
必要时不惜对抗整个西欧的反对。他在1877年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
用兵时写道：
“问问人民；问问士兵；为何要挺身而起？为何要走上
战场？如此所为何来？他们将众口一词地答以为侍奉基督，
也为解放受压迫之兄弟。我国应监督其相互和谐，保护其自
由独立，即便与全欧为敌亦在所不惜。”
俄罗斯虽既钦佩、忌妒，又轻视西欧各国，但它并不像西欧各国
一样把自己视为一个国家，而是自视为一个使命，超出于地缘政治之
外，受信仰所驱使，借武力而结合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认为俄
国的使命仅是解放其他斯拉夫民族，还包括维持他们彼此间的和谐，
这种社会任务很容易便会演变成对其他民族的统制。在卡柯夫眼里俄
罗斯是第三罗马帝国：
“俄皇不仅为其先人之继承者；亦为东罗马诸皇、成立
教会及奠定基督信仰教义之宗教会议主其事者之继承人。拜
占庭灭亡后，莫斯科兴起，俄罗斯伟大之一页于兹开始。”
俄国革命后，这殷热烈的使命感转移到共产国际上面。
俄国历史的矛盾在于同时受解救同胞的使命感与普遍的不安全感
两股力量所煎熬，始终挥之不去。到最后终至错乱，成为不扩张就分
裂的恐惧感。因此，在俄罗斯主导瓜分波兰时，一部分是为安全理
由，一部分也为追随18世纪的扩张潮流。一个世纪后，俄国的征服
已成为不由自主的行动。1869年，一位泛斯拉夫官员法德耶夫（Ros
tislav　Andreievich　Fadeyev），在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东方问题之我
见（　Opinion　on　the　Eastern　Question）》中指出，俄罗斯必须持续西进
以保护既有的征服成果：
“俄国自第聂伯河朝向维斯瓦河（即瓜分波兰）之历史
性举动乃对全欧宣战，东西已分裂不再相属。俄国如今立于
敌方阵营之中，但此仅为一时情况：它唯有击退敌人，否则
便须放弃阵地，若无法将其势力推进至亚得里亚海（　Adriat
ic），则只得再退居第聂伯河以东。”
法德耶夫的分析与凯南（　Gee　Kennan）大同小异。凯南在其早
期论苏联行为根源的文章中是自战争的另一面加以解析。凯南在文中
曾预言，苏联若扩张不成，便会分裂崩溃。
俄罗斯自视甚高很少能获得外界的共鸣。虽然俄国在文学及音乐
上有非凡的成就，却从未能像一些殖民国家一样，成为被征服民族在
文化上仿效的对象。俄罗斯帝国也从未被其他社会或其统治的民族视
为榜样。在外界看来，俄罗斯是一支庞大可怕的力量——神圣而深具
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须以合作或对抗来加以遏制。
梅特涅尝试过合作路线，在当时大致相当成功。但德、意统一
后，19世纪上半叶的自由民主伟大理想失去统合的力量。民族主义及
革命式共和思想不再被视为对欧洲的秩序的威胁。一旦民族主义成为
普遍被接受的国家组成原则，俄、普、奥各国君王合力防卫正统的必
要性便越来越减弱。
梅特涅得以建立一个接近欧洲政府的架构，是基于各国君王公认
共同的价值观是对抗革命不可或缺的防御工事。但到19世纪70年
代，或是对革命的恐惧已消减，或是各国自认为不借外力即可打倒革
命。此时自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后已过了两个世纪；1848年的自由革命
已大功告成；法国虽已是共和，但也失去感化其他社会的热忱。俄奥
在巴尔干或德法为阿尔萨斯及洛林越演越烈的冲突，如今已没有共同
的价值观可约束。列强相互看待彼此时，眼中不再看到为共同目标合


作的伙伴，而是危险甚至不共戴天的敌人。冲突成为标准的外交模
式。
现实政治已成主流
在更早时英国曾扮演欧洲平衡者的角色，对约束各国有所助益。
即使此时，在欧洲所有强国中，只有英国仍处于可进行均势外交的地
位，不受对另一国有宿仇的束缚。但英国已逐渐无法掌握什么才是最
严重的威胁，要再等数十年才恢复正常。
为英国所熟悉的维也纳均势体系已完全改观。统一的德国无须外
求正渐渐累积雄霸欧洲的实力。过去英国一直反对以征服来达到德国
统一，但大部分英国领袖，迪斯累里除外，认为无理由反对中欧基于
民族国家而进行的统合，因为这是英国政治家几十年来都赞成的，更
何况最后完成统一的是拜一场战争之赐，而战争中法国等于是侵略的
一方。
自40年前坎宁开始将英国与梅特涅体系保持距离后，光荣孤立
政策使它大致得以扮演平衡维持者的角色，因为欧陆没有一个国家占
绝对的优势。德国在统一后却逐步获得此种能力。而德国又不是以对
外征服而是以发展本身的疆土建立实力，一时之间令人看不出其真正
的意义。英国的作风向来是均势真正受到破坏而不是有可能受到破坏
时，才会插手干预。而德国对均势的威胁要数十年后才看得出来，因
此19世纪后半叶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考虑是在法、俄，法国是因为
在海外殖民野心上与英国有冲突，俄国则是因为她向达达尼尔海峡与
博斯普鲁斯海峡、波斯、印度的扩张及后来对中国的侵略。这些全都
是殖民问题。就欧洲本土的外交，虽在20世纪曾引起多次危机与战
争，但此时英国仍采取光荣孤立政策。
由此可见俾斯麦在1890年去职前一直主导着欧洲的外交。他希
望新缔建的德意志帝国享有和平，不想与任何其他国家起冲突。但在
各国失去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他的任务极其艰巨。他必须阻止俄罗斯
及奥地利加入与德国敌对的法国阵营。他必须不让奥地利，又要防止
俄罗斯动摇奥匈帝国。他需要与俄国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又不能得罪
对俄国图谋君士坦丁堡与印度深感忧虑的英国。即使是像俾斯麦这样
的天才人物，也难以永久地维持如此险象环生的平衡；国际体系承受
的压力越来越强，越来越无法控制。不过俾斯麦领导德国的近20年
间，他以超乎寻常的谨慎小心，执行自己曾大力鼓吹的现实政治，至
少欧洲的权力均衡始终不曾破坏。
他的目标是，除无法和好的法国之外，不让任何其他大国有任何
借口形成直接反德国的联盟。他公开宣称德国统一后已“饱和”，不
再有侵占更多领土的野心，以此向俄罗斯保证德国对巴尔干没有兴
趣；他说，巴尔干根本不值得德国费一兵一卒。至于英国，他极力不
在欧陆做出任何会引起英国对均势产生忧虑的行动，并且退出殖民地
竞争。曾有人建议德国走殖民主义路线，他答以：“俄罗斯在此，法
国在此，我国夹在中间。余之非洲地图便是如此。”不过后来他受到
国内政治压力，对此不得不改弦更张。
但仅是保证还不够。德国需要的是同时与奥地利、俄罗斯结盟，
虽然乍看之下不太可能。但俾斯麦却在1873年真的组成了第一个所
谓的“三皇同盟（Three　Emperor’s　League）”。这个联盟也标榜三个保
守王朝的团结，极类似于梅特涅的神圣同盟。难道俾斯麦对他曾处心
积虑打破的梅特涅体系，一夜之间又重新垂青？但多半是拜他之赐，
时代已不同了。德、俄、奥虽是以正宗梅特涅式的方式宣誓，要合作
镇压各国的颠覆倾向，但对政治激进分子的共同反对立场已不足以让
这三国结合在一起，尤其各国都已有信心不必仰赖外援即可压制国内
的动乱。
再说，俾斯麦也已失去主张正统论的资格。他与格拉克的书信往
返虽未公开，但他基本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从事公职


期间素来拥护现实政治的他，突然转向正统论实难以令人信服。俄罗
斯与奥地利之间越来越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已超乎保守势力的团结
之上。俄、奥均觊觎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在巴尔干的领土。俄国在泛
斯拉夫主义及传统扩张主义驱使下，对巴尔干采用冒险政策。单纯的
恐惧感使奥匈帝国也持同样的态度。于是在文字上，德国虽与俄、奥
保守王朝联盟，那两个盟国实际上都对对方恨之入骨。如何应付这两
个誓不两立的盟国，势必令俾斯麦在位一天就一天寝食难安。
第一个三皇同盟使他觉悟，无法再以讨好俄、奥的内政保守原
则，控制由他本人所解放出来的势力。于是他设法以强调实力及自利
来操持这两国。
有两件事最能显示现实政治已成为当时的主流。第一件发生于
1875年，起因于德国一家主要报纸刊出标题耸人听闻的一篇社论：
“战火一触即发？”这是有意制造的一场虚惊。这篇社论是针对法国军
费增加，法军又购人大批马匹而发。俾斯麦很可能只是要引起战争将
来临的危机感，但并无意于更进一步，因为德国没有部分动员，也没
有威胁性地调动部队。
对不存在的威胁将计就计，很轻易地就能强化一国的态势。法国
高明的外交手腕，制造出德国打算先发制人发动攻击的印象。法国外
交部发出消息，指沙皇在召见法国大使时曾表示，法德若发生冲突他
将站在法国这一边。英国对一国独霸欧洲向来极为敏感，此时也被惊
动。首相迪斯累里命外相德比爵士（　Lord　Derby），向俄罗斯首相哥尔
查科夫提出吓阻柏林之议：
“余以为我国应推动某种协议行动以维护欧洲和平，如
当年派姆（　Pam）（即帕默斯顿爵士）力挫法国并将埃及人
逐出叙利亚。或许可为此特殊目的与俄罗斯结盟；其他强国
如奥地利，或许意大利亦可邀其加入。”
迪斯累里虽对俄国的侵略野心深怀戒惧，居然也暗示英俄可结
盟，由此可见他对德国可能主宰西欧是多么当真。但是一场虚惊来得
快也去得快，所以迪斯累里的计划不曾有机会付诸实施。俾斯麦虽不
确知迪斯累里心中的盘算，但以他如此敏锐的人不会猜不到英国最大
的顾虑。
正如坎南所指出，这个危机的本身没有它所引起的关注来得重
要。俾斯麦并不打算在刚令法国颜面无光之后，那么快便走上战场，
但他也不排斥让法国以为，若逼不得已他有可能这么做。沙皇亚历山
大二世无意于保障共和制的法国，但也不介意让俾斯麦觉得俄国可能
作此种选择。所以引起迪斯累里有所反应的是尚不存在的事实。然而
英国的不安、法国的军事活动和俄国的难以判断使俾斯麦相信，唯有
采取攻势才能阻止对抗德国的结盟，而一代之后确实出现了反德的三
国协约（Triple　Entente）。
另一个危机则确有其事。它以又一次巴尔干危机的形式出现，并
且证明了当国家利益发生基本冲突时，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的结合已无
法维持三皇同盟。由于此次危机所揭露的冲突到最后无可避免地终结
了俾斯麦的欧洲秩序，并令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此要说明
得详细一些。
自克里米亚战争后暂时趋于沉寂的东方问题，此时又再度成为国
际瞩目的焦点，并引发一连串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事件，随着19
世纪一年年过去，逐渐变得像日本歌舞剧一样千篇一律。有某一近乎
意外的事件触发危机；俄罗斯扬言要有所行动；英国便派出皇家海
军。然后是俄罗斯占领奥斯曼帝国巴尔干的某一部分作为要挟，英国
于是扬言要宣战。双方此时展开谈判，俄罗斯在谈判桌上做些退让，
而就在这个时候情势又更为恶化。
1876年，多年来受土耳其统治的保加利亚人开始反叛，其他巴尔
干民族也群起呼应。土耳其的反应是令人发指的镇压，而泛斯拉夫情
绪高涨的俄罗斯扬言欲加以干预。


这个举动在伦敦又引起例行的对俄国将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
鲁斯海峡的恐慌。自坎宁以后，英国政治家始终奉行一个信条，即俄
国一旦控制这两个海峡，就会主宰东地中海及近东，继而威胁到英国
在埃及的地位。因此根据英国一贯的认定，奥斯曼帝国即使再老朽再
不人道也要保留，甚至不惜与俄国一战。
这种情势令俾斯麦极端为难。俄罗斯的冒进若能激起英国军事反
应，也很可能引得奥地利加入战团。假设德国被迫在奥、俄之间作一
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