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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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下更严格的界线，倒是相当讽刺。威尔逊的主张虽导致未能及早
对付希特勒，但也种下一旦他明显违反道德标准后便让人恨之入骨的
因子。
1939年希特勒主张收回但泽，并企图修改波兰走廊，此时问题的
症结与一年前大同小异。但泽是个纯德语都市，其自由的地位对民族
自决原则而言，与苏台德区在捷克的情形相同。波兰走廊的人口虽较
复杂，但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对边界有所调整确实相当可行，至少理论
上是如此。但希特勒未能了解情势的演变，他不明白一旦越过道德上
所能容许的界限，以往使民主国家能容忍他的道德至上原则，现已转
化为空前难以妥协的态度。德国占领捷克后，英国民意已忍无可忍；


自这一刻起，除非希特勒按兵不动，否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指
日可待，但真实证明按捺不住是他的本性。
在那个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国际体系又遭遇再一次震撼，这一次
是来自另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多事之秋一直被忽视的也是企图翻案
的强国——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


第十三章　　斯大林待价而沽


希特勒与斯大林
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决定外交政策，那希特勒与斯大林就绝不可能
联手，这跟300年前黎塞留与土耳其苏丹的情况类似。但地缘政治上
的共同利益是一股强大的结合力量，促使希特勒与斯大林这两个往日
仇敌唇齿相依地结合在一起。
此事发生时民主国家难以置信；各国的惊愕显示他们对斯大林心
态的了解跟对希特勒同样不足。斯大林与希特勒一样都是自社会边缘
起家，虽然他花了更长久的时间才取得绝对的权力。希特勒仗恃他煽
动人心的才能，不怕孤注一掷而大获全胜。斯大林则深入俄共官僚体
系内部清除异己，终至大权在握，而其他角逐权力者并未把他放在眼
里，因为他们起先认为这个来自格鲁吉亚的工于心计的人不是他们的
对手。希特勒以超乎常人的坚持精神令僚属唯有俯首听命。斯大林则
凭借不断的暗中运作累积实力。
希特勒将其狂放不羁的工作习气及善变的个性转用于决策上，使
其政府政策无法一贯，偶尔还带些一知半解的性质。斯大林将他早年
在宗教训练中学到的严格诘难法，应用于冷酷地演绎俄共世界观，并
将意识形态转换为政治控制的工具。希特勒借助于大众的拥戴而地位
日益巩固。斯大林个性过于偏执，不可能采取如此强调个人魅力的做
法。他极在乎最后的胜利，远超过对一时掌声的期待，而且宁愿以一
一摧毁所有潜在敌人的方式达到目的。
希特勒的野心必须在他有生之年完成，在言谈之间他只代表自
己。斯大林同样妄自尊大，但他自视为历史真理的仆人。他跟希特勒
不同，他有无比的耐心。他也不同于民主国家的领袖，他是时时刻刻
不忘仔细研究权力关系，再小的细节也不放过。正因为斯大林深信其
政治思想代表历史真理，因此他毫不留情地追求苏联国家利益，全不
受在他眼中被视为虚伪的道德包袱或感情因素所阻碍。
斯大林的确是个难猜之谜。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是个极端的现实
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他那个时代的黎塞留。西方民
主国家却对此一无所知，以为斯大林与希特勒之间的思想冲突绝无和
好的可能，便将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给斯大林一个与法国的条约，
却又放弃军事合作，不邀请苏联参加慕尼黑会议；又在大势已去，已
无法阻止他与希特勒签署协定后，才勉强与斯大林展开军事谈判。民
主国家领袖误以为斯大林长篇大论、略带宗教意味的演讲，反映出他
一成不变的思想与政策。但斯大林坚持的仅限于共产主义思想，而这
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使他在战术上极有弹性。
除以上的心理层面外，斯大林的个性中还有重要的哲学成分，这
使他几乎令西方领袖无从捉摸。身为老共产党员，在掌权前的几十年
里他曾因信仰坐牢、流亡，备尝艰辛。苏联共产党人自诩为对历史演
变有高人一等的见地，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是在客观的历史演进过程
中，助一臂之力。他们认为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间的差异，近似于科
学家与门外汉的对比。科学家分析物理现象，但并不能真正制造这些
现象；由于他们了解形成这些现象的原委，因此得以偶尔操控其间的
过程，但也仅能依照现象本身的定律加以操控。同理，苏联共产党人
自认为是历史科学家，其任务在于彰显历史的演进动力，甚至于可能
包括加速其演进，但决不可改变历史必然的方向。
苏共领袖表现出冷酷坚持，不讲温情，对其历史使命坚定不移，
也决不为传统的理念，尤其是非共产党所提的传统主张而动摇。他们
觉得自己在外交上占有优势，因为他们自认为比对手还了解对手本身
的想法。他们的想法是，如果有“让步”的可能，也只能对“客观现
实”让步，决不可被一起谈判的外交官说服而退让。由此可知，外交


是现有秩序终将被推翻的过程中的一环；究竟要以和平共存的外交运
作或是以军事冲突来加以推翻，则取决于评估各方势力之间的关系。
不过，在斯大林冷静的算计中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决不为可疑的
动机打没有把握的战争。从哲学意义上来看，苏联与纳粹德国的意识
形态冲突，属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整体对立，而且在斯大林眼
中，英法也包括在内。因此苏联的敌意会针对哪一国而发，完全要看
当时莫斯科认为哪一国的威胁最大。
斯大林并不在道德上区分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极力颂扬全球和
平之可贵的国家，他真正的感想可自1928年他对凯洛格一白里安协
定的反应中看出：
“他们奢谈和平主义，高唱欧洲各国和平。白里安与
（奥斯汀）张伯伦彼此拥抱。这一切毫无意义。我们从欧洲
历史可以知道，每逢为下次战争重新铺排各方势力所签订的
条约，他们都称之为和约，（虽然）签订这些和约的目的是
在记述未来战争的新组合。”
斯大林最恐惧的梦魇，当然就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联手同时进攻
苏联。1927年斯大林以与10年前列宁相同的说法解释苏联的战略：
“……极为……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展延与资本主义世界注定会发生的
战争……直至……资本主义者开始自相残杀……”为助长这种情势，
苏联与德国于1922年达成拉巴洛协定，于1926年签订柏林中立条约
并于1931年续约，明白保证不介入资本主义战争。
在斯大林心目中，希特勒辱骂共产主义的言论，并非是与德国保
持良好关系的不可超越的障碍。希特勒开始掌权时，斯大林立刻摆出
亲善的姿态。他在1934年1月苏共十七大会上说：
“本党对德国法西斯政权毫不热衷。问题不在于法西斯
主义，意大利便是个好例子，其法西斯主义无碍于苏维埃共
和国联邦与该国建立绝佳之关系。本党过去与现在的着眼点
都在于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也只在乎苏维埃共和国联邦。若
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利益要求与无意于扰乱和平的某国修
好，本党将毫不犹豫地加以实行。”
斯大林这位意识形态高手，事实上是以意识形态为现实政治服
务。黎塞留或俾斯麦应该对他的战略很能理解。反倒是代表民主国家
的政治家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他们否定权力政治，认为国家之
间关系的好坏，必须视双方是否共同接受集体安全的前提，因此意识
形态的对立，使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不可能真正的合作。
民主国家在这两方面都站不住脚。时机一到，斯大林的确加入了
反希特勒的阵营，但是在他向纳粹德国示好被拒后，才十分不情愿地
加入。在斯大林终于相信希特勒的反布尔什维克论调很可能是认真的
以后，他便使尽全力要建立最大规模的联盟来包围纳粹。这个新策略
在1935年7、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届（也是最后一届）大会上显
现出来。此次大会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组成联合阵线，这表示共
产党已放弃20世纪20年代的战术，当时欧洲各国共产党为使各国的
议会瘫痪，投票时向来与反民主党派包括法西斯主义者联手。
苏联新外交政策的代言人是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他正是
因为这个任务而被任命为外长。他出身资产阶级，温文尔雅，英语流
利，本身是犹太裔，娶英国史学家之女为妻。他这些背景资历不像是
会入主苏联的外交事务，反而更有资格成为阶级敌人。在他的主持之
下，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拥护集体安全最有力的国家之一。斯
大林很愿意发表威尔逊式的论调以争取保证，以免希特勒真的将《我
的奋斗》中以苏联为主要目标这一点付诸实施。政治学家里格沃德
（　Robert　Legvold）曾指出，斯大林的目的是向资本主义世界争取最大
的助力，而不是与资本主义讲和。


外交革命
民主国家与苏联的关系始终是相互猜忌。斯大林在1935年与法
国签订条约，次年又与捷克签约。但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领袖却背
道而驰，不愿进行军事参谋人员谈判。斯大林自然认为这等于是请希
特勒先攻苏联。于是为求保险，他决定苏联对捷克的援助必须以法国
先履行对捷克的义务为条件。这样安排当然使他有可能坐视资本主义
国家内斗。法苏条约绝非天作之合。
法国愿与苏联政治结盟却又不肯缔结军事盟约，这显示两次大战
之间那段时期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多么不切实际。各民主国既高唱集
体安全，却又不赋予它实质的内涵。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应已了
解到，即使两国联手是否就打得过德国还成问题。毕竟在1918年时，
虽然美国已参战，德国也是差一点就获胜。英法若打算不靠美、苏便
与德国交手，则是在马其诺防线所代表的心态之外，又过分高估了自
身的实力。
只有民主国家领袖极端自以为是的想法，才会让他们普遍认为，
身为苏共创始党员且坚信所谓客观物质因素的斯大林，居然可能改变
信仰，接纳集体安全的道德及法理原则。因为斯大林及其同志还有意
识形态以外的理由，使之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敬而远之。毕竟苏联与波
兰的边界是强制划定的，罗马尼亚又抢走了被苏联视为其领土的比萨
拉比亚。
东欧可能受到德国攻击的国家也不希望苏联协助。凡尔赛和平方
案与苏联革命，使任何集体安全体系在东欧都会面临一个无解的难
题：缺少苏联，这个体系在军事上便不可行；加上苏联却又在政治上
不可行。
西方各国的外交作为，丝毫不能化解斯大林对资本主义反苏阴谋
的疑虑。在外交交涉废除洛迦诺协定的过程中，苏联未被纳入磋商对
象，慕尼黑会议根本未被邀请参加。最后它被邀请参加讨论东欧的安
全制度，也是迟至1939年捷克被占领后，而且西方国家并非完全乐
意这么做。
不过如果把苏德条约的责任大部分归咎于西方的政策，就难免错
估了斯大林的心理。他的偏执本性充分表现在他将所有可能的敌人消
灭殆尽，更有千百万人因被他无中生有疑为有反叛之心而遭杀害或流
放。然而在外交政策上，斯大林不愧是最冷静的算计者，并极以不受
挑拨不轻举妄动而自傲，尤其是对各种势力的相互关系了解程度被他
十分看不起的资本主义领袖，更无法影响他。
我们仅能猜测斯大林在慕尼黑会议举行时心中有什么打算。不过
当时正值他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整肃，弄得全国人心惶惶之时，他最不
可能做的就是自寻死路地自动执行一项协防条约。由于与捷克的条约
中规定，唯有法国开始作战后，苏联才有义务履约，这使斯大林有几
种选择。例如，他可要求通过罗马尼亚及波兰，而这些国家必会加以
拒绝，他便可以此为借口，静观中欧与西欧的战争结果。或者，他可
评估将革命后成为波兰及罗马尼亚领土的土地收回，会有如何的后
果，然后视情况采取行动。最不可能发生的是，苏联会在集体安全的
名义下，建立起防御工事，成为凡尔赛和约土地条款的最终捍卫者。
慕尼黑会议无疑地证实了斯大林对民主国家的疑虑。然而他一心
要完成心目中认定的布尔什维克使命，即挑起资本主义国家互斗以避
免使苏联成为其战争的牺牲品，而且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一点
上任何外力均无法真正动摇他。因此慕尼黑主要的影响是改变了斯大
林的战术。自此他开始公开叫卖苏联的条约，如果希特勒愿认真开
价，那民主国家将没有得标的希望。1938年10月4日，法国大使去
访苏联外交部说明慕尼黑协定，接待他的外交事务副委（　Deputy
　missar　for　Foreign　Affairs）波将金（Vladimir　Potemkin）曾发出如
此的警语：“可怜的阁下，贵国做了什么好事？在我们看来，唯一的


结果就是第四次瓜分波兰。”
由这番话中可见斯大林外交政策冷静理智之一斑。慕尼黑会议
后，波兰必然成为德国下一个目标。斯大林既不想让德军接近目前的
苏联边界，又不想与希特勒作对，那唯一的选择便是第四度瓜分波兰
（事实上当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就是基于同样的考虑，于1772年促成与
奥地利、普鲁士一同首度瓜分波兰）。斯大林等候希特勒先有所行动
等了整整一年，由此可见他处理外交政策多么沉着坚定。
在目标确切不变后，斯大林继而迅速让苏联自前线抽身。1939年
1月27日，伦敦《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刊载了一篇该报外
交特派员（据悉与苏联大使麦斯基相当亲近）的特稿，指出德苏有可
能达成协议。这名特派员重申斯大林的标准主张，即西方民主国家与
法西斯独裁者之间没有太大差别，并借此使苏联摆脱须对集体安全自
动有所承诺：
“当前苏联政府显然无意于，在英法一旦与德意发生冲
突时给予英法任何援手。从苏联政府的观点来看，英法政府
这一边与德意政府那一边的立场并无重大差别，因此无理由
为保卫西方民主国家做重大牺牲。”
既然苏联认为没有必要根据意识形态，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
做一选择，那莫斯科与柏林之间的歧见就可依实际需要加以解决。为
避免表达得不够清楚，斯大林破天荒地下令苏共机关报《真理报》
（Pravda）　字不漏地转载此文。1939年3月10日，希特勒占领布拉
格前五天，斯大林更进一步对苏联的新策略提出他权威性的阐述。其
场合是苏共第十八次大会，那是自他五年前宣布拥护集体安全及联合
阵线后，迄今所举行的首次共产党代表大会。当时与会代表们主要的
心情，一定是对自己还能保住性命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一连串的整
肃已使他们元气大伤：五年前的2000名党代表如今还能出席的仅剩
35人；其余的有1100人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捕；131名中央委员
中有98人遭清算斗争，3/5的红军将领、所有l1名副国防委员、所
有军区司令、最高军委会80名委员中的75名，全都落得同样的下
场。十八大看不出些许传承的意味。出席人员关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远
重于捉摸不定的外交政策。
斯大林对这群人人自危的听众演说的基调，跟1934年没有两样，
都是以苏联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