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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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从法理解释，固然有理，不过他日美国却尝到异地而处的滋味。当美国在越南亟需盟国伸出援手时，美国盟国却以同样道理婉拒声援。1973年中东战争时，美国空运物资援助以色列，欧洲盟国却拒绝让美机飞越其领空，等于是苏伊士危机的反面回应。换言之，美国的盟国拒绝在严格界定的条约范围之外，承担北约组织之义务。1956年，英、法最生气的倒不是杜勒斯依法理解释其立场，而是强烈暗示美国在中东地区，对所谓重大利益的界定与欧洲盟国大大不同。
因为，英国最恼怒的是，就在杜勒斯开记者会的前一天，艾登已经拍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声明问题关键已经不再是纳赛尔，而是苏联：
“我们心目中毫不置疑，相信纳赛尔现在实质上已在俄国人掌握中，就跟墨索里尼受到希特勒操控一般。现在向纳赛尔示弱以求安抚他，不会有效，就和当年向墨索里尼示弱一样。”
艾登认为，杜勒斯的声明等于是说，美国不认同他的说法，不以为在埃及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他想以遏制政策来架构埃及问题，可是杜勒斯却似乎把整个事件视为一桩殖民主义闹剧，美国决心保持道德清白的形象，不肯插手。
我们很难相信杜勒斯不清楚他玩的把戏有多么危险。虽然表面上他好像坚信美国大众会对崇高、正义、道德的号召乐于从命，杜勒势也有极丰富的现实经验。他对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的所作所为，没有留下任何说明。然而，他似乎受到两种矛盾的脉动所拉扯。以他对共产主义历来的态度而言，他必然完完全全同意艾登和摩勒对苏联渗透中东危险之分析。这正可以说明为何他对纳赛尔动机的解读，与艾登的观点几乎没有差别，以及何以他突然决定不支持阿斯旺水坝兴建，让英国内阁（他们本来就一直挺有戒心）也吓了一跳。
此时，杜勒斯的顶头上司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个沙场老将，深知兵连祸结的可怕，极力反对动武。艾森豪威尔对玩弄势力均衡这一套毫无兴趣；即使中东局势的确对全球均势存有长远危险，他认为美国实力强大到可以稍后再来抵抗它，等到实际生存受到威胁再行动也不迟。艾森豪威尔认为，苏伊士危机还未构成大碍，用不着使用武力。他的微笑常在脸上，他具有极坚毅的性格，一旦冒犯他可就不好玩了。
诚如艾奇逊曾说过的，国务卿能有何表现，要看他是否知道总统的脾气和个性而定。杜勒斯当然明白，但是艾登和摩勒却不明白，他们认为艾森豪威尔只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有名无实的领袖。他们忽视了艾森豪威尔在9月2日致艾登的一封信的意义，艾森豪威尔此信谈论国际航运会议，他再次警告反对运用武力：
“近东和北非的人民，甚至整个亚洲和整个非洲的人民，都会团结起来反对西方，我恐怕花一个世代的时间都无法加以克服，尤其是思及俄国人居中挑拨离间的能力，说不定一个世纪都无法克服。”
杜勒斯可说是夹在强硬难折的艾森豪威尔和一群暴怒难抑的欧洲盟国之间，进退两难。艾登和摩勒已经骑上虎背，无法后退；也对杜勒斯宣示的目标口头姿态强硬，可又一再不肯以务实手段去做，大为生气。他们从来不了解艾森豪威尔反对动武的心意有多强，或者他的观点如何主导政策走向。以杜勒斯而言，盟国与纳赛尔之间的差距问题，小于他的上司总统和总统在欧洲的密友之间的歧义。他只好押赌，拟以灵活手腕来弥补间隙，期盼时间能使他们或艾森豪威尔的立场转变，或导致纳赛尔犯下错误，让大家都能摆脱僵局。不料，事与愿违，杜勒斯却使得法国和英国孤注一掷。
有位记者9月13日在记者会上提问，道尽杜勒斯两难之境，他问：“国务卿先生，美国事先宣布将不动武，苏联又以舆论为埃及撑腰，这岂非让王牌尽在纳赛尔手中？”虽然杜勒斯含糊地答称道德力量必胜，这个问题可谓切中要害。
民主国家之间歧见加深，鼓舞了克里姆林官加大赌注。华府讶然获悉，苏联愿意解囊协助阿斯旺大水坝兴建案，取代了西方的援助，并且要增加对中东运送军火。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大使嚷道：
“别忘了，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将倾全力支持埃及。如果我儿子向我请缨志愿参战，协助埃及，我会鼓励他前往。”
杜勒斯10月2日在记者会中第二度摒除以武力解决的战术之后，英、法失望之余，决定自行解决，英、法的军事干预现在已箭在弦上，只待少数战术行动履行完程序。其一就是再向始终角色尴尬的联合国做最后的陈情申告。起初，英、法在美国支持下，刻意回避联合国，担心不结盟国家和埃及站在同一阵线。但是在他们外交手段已黔驴技穷之际，他们也向联合国申告，敷衍一下，以示由于这个世界组织无能为力，他们别无选择只好自力行动，因此，联合国竟然由解决国务纠纷的工具，一变而为诉诸武力以前必须清理的最后障碍！甚至还被用为不得不动武的借口。
联合国在心理上毫无准备，只得起而回应。埃及、英国和法国外交部长私下协商，得出“六点原则”之协议，与航运会议上的多数观点非常接近。它要成立一个埃及人掌握的营运委员会，以及一个监理性质的使用人委员会。两委员会如有争议，则交付仲裁。艾森豪威尔兴奋地在10月12日发表电视演说称：
“我想今晚对美国人民宣布一项上好消息。今天下午在联合国就苏伊士危机如何解决获致的进展，极为可喜可贺。埃及、英国和法国透过其外交部长会商，同意一套开始谈判的原则，看来大危机已经成为过去。”
虽然艾森豪威尔没有确切说出“和平在望”，但他的声明激起了欣喜之情，可是事态发展却证明高兴为时太早。就在第二天，10月13日夜里，安全理事会被要求为六点原则背书，却发生了不愉快的意外。分为两次的投票中，六点原则无异议地获得一致通过；但是如何执行的方案却遭到苏联否决。
六点原则是和平解决危机的最后机会。美国对埃及施压力，可能会使她去要求苏联撤回否决——当然这是假设否绝不是出于埃、苏两国事先串谋。美国若是以警告的方式对苏联施压，正告她一旦摊牌，美国将与盟国站在一边，也可能使苏联不致投下否决票。但是美国决定，除了与盟国维持友谊之外，也要对不结盟国家示好。美国企图把两项互不相容的政策冶于一炉，使得战争无可避免。
艾登和摩勒已经顺从各项方案，避免战争，如航运会议、使用者协会和六点原则，无不接受。每一次，开头颇有希望，最后却搁浅；每一次，美国都没有运用其外交影响力替杜勒斯本身设计或支持的方案出面争取助力。但是，英国和法国虽然有许多可以理解的原因动武，她们却给自身弄个致命的重担，最终用一个笨拙的策略做借口。法国筹划出来的这套办法是，怂恿以色列进袭埃及，向苏伊士运河进兵，然后英国和法国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义，要求埃及和以色列都退兵到运河十英里之外。预料埃及一定会竣拒，这时英、法就出兵占领运河区。至于再一步是什么，则不太明白。这项计划预定在距美国总统大选日的一个星期之前发动。
这一套拐弯抹角的策略，搞得人人都是输家。首先，它跟纳赛尔夺占苏伊士运河以来的种种外交作为不符，因为盟国原本一直尝试在运河的营运上面建立国际共管体制，既然国际间各种保障自由通航的办法，全都无疾而终，合理的下一步就是由英、法径自用武力成立国际共管机构，虽然他们单方面行动，一定会惹来强大反弹，但是在先前种种外交交涉失败后，这么做还可理解。相形之下，法国和英国实际搞出来的手法未免太矫揉造作，一下就被人看穿底蕴。
每位合伙人如果单独行动，效果可能更好。英、法竟然还得动用以色列协助来修理埃及，可谓自己坏了身为大国的身份。以色列则自甘担任殖民主义者的工具，丧失了因邻国拒绝议和而获得的道德优势。英国在约旦和伊拉克这两个中东主要据点的地位也衰弱下去。艾森豪威尔对于英、法选在大选前一周，怂恿以色列出兵，吃定他不敢得罪犹太裔选民，大为光火。要找到一项政策能够把每一步行动的不利集中起来，或者是建构一个组合却又让每个伙伴统统都受伤，也着实不容易，英、法和以色列三国的臭皮匠却做到了！
表面上仿佛根本不知道国际间将爆发极大不满，英、法又采取一种军事策略，故意使人觉得她们迟疑延宕，不料反倒使得政治问题益发复杂。10月29日，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10月30日，英国和法国就要求以、埃双方撤离运河，而以军根本还未推进到这里。10月31日，英国和法国宣布她们将在陆地上介入。不过，要到四天之后，英、法部队才在埃及登陆，也没能在数天之内完成任务，占领运河。
谁也没料到美国的正义感被激惹起来。10月30日，距以色列发起攻击才24小时，美国就在安全理事会提出一项决议案，命令以色列武装部队“立刻撤退到已订下的停火线之后”。但是没有要求谴责埃及支持的恐怖活动，或是阿拉伯人非法封锁亚喀巴湾的行为。英国和法国10月31日介入冲突，艾森豪威尔在同一天上电视演讲，向她们表态：“固然这些国家有权利做这样的决定和行动，同样地我们也有权表示异议。我们相信这些行动犯了错误，因为我们并不认为运用武力，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明智举动和适当工具。”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并非主张绝对不用武力的原则——譬如，两年之前，它就安排危地马拉政府被推翻；两年之后，艾森豪威尔亦命令美军进入黎巴嫩。这是空前绝后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美国在投票上与苏联同一立场，反对其最亲密的盟国。艾森豪威尔对美国人民宣布，鉴于英、法必然会在安全理事会上投下否决票，他预备到联合国大会之上去力争，因为英、法无法在大会上运用否决权。
11月2日，联合国大会以64票对5票的压倒性票数，要求当事国中止交战行为。11月3日—4日，大会通宵开会，通过一项更强硬的决议案，开始讨论由联合国组织一支维持和平部队——这是要加速英、法撤军的象征动作，因为联合国部队从来未抵触某一主权国家的意愿，进驻其领土，而纳赛尔且也必然会要求联合国部队撤退。
11月5日，联合国组成维持和平部队。同一天，英国和法国宣布：只要联合国部队到达驻地，英、法部队将立刻退出——说不定心目中还盘算，他们的部队可以纳入联合国特遣部队中。在美国与苏联联手羞辱其最亲密盟国的创伤之上，又被加上一把盐：苏联军队就在这同一天，在联合国象征性的反对之下，出兵粉碎匈牙利自由斗士的活动。
11月5日晚上，也就是英、法发出最后通牒的一个星期以后，距苏联坦克开始弹压匈牙利起义只有24小时，苏联终于发言了。鉴于美国及其盟国之间意见明显分歧，莫斯科可以在最没风险之条件下，以埃及保护人姿态出现，发出一连串密集的函电文件。苏联外交部长谢比洛夫致函安全理事会主席；总理布尔加宁亲自与艾登、摩勒、艾森豪威尔和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通信。这五封信函的内容主题都一样：针对埃及的“掠夺性质”侵略，必须停止；联合国必须组织起联合行动加以制止，苏联愿意提供海空军参加联合国部队。
仿佛这些言词还不够狠，布尔加宁针对不同对象还附加警告。例如，艾登是第一个被苏联提醒设想被火箭攻击的西方盟国领袖，虽然布尔加宁是以问句型式提出威胁：如果英国受到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拥有各种现代化摧毁性质武器之进攻，它会是何种情况？在目前，这样的国家还可以不必派出海空军进袭英国海岸，只用火箭武器等方法就可以。为避免这个问句被误解，布尔加宁又加上一句更有恫吓味道的话：“我们已决心以武力粉碎侵略者，并且恢复东方的和平。”摩勒也收到同样的警告。给本·古里安的信虽然没有太明确指陈，却更具威胁意味，因为它强调以色列的行动“已经置以色列国家之存在于危疑地位”。
最后，布尔加宁在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函里，建议苏、美联合出兵，以中止中东的敌对。他甚至暗示第三次世界大战都不无可能爆发：
“这场战争如果不予遏阻，它充满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极可能就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段话出自一个也具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国家，可以说真是风雨满楼，不祥之至。
苏联的威胁充满着虚词恫吓的声势，这也成为赫鲁晓夫外交术的特征。就在苏联部队残暴镇压匈牙利的自由斗士之同时，苏联竟然还敢声言替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人命运出头1　1956年苏联无疑比美国弱，尤其在核领域上望尘莫及，也只有蛮横不讲理的赫鲁晓夫才会叫嚣威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不仅没有分量去谈摊牌，而且一旦非得要摊牌时，赫鲁晓夫也不得不屈辱地后退，一如六年后他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所不得不做的那样。
艾森豪威尔愤怒地拒斥与苏联联手出兵之议，并且警告称：美国将抗拒苏联的任何片面行动。同时，苏联的警告也使得华府加重对英、法的压力。11月6日，英镑在国际市场上暴跌，美国一反过去的做法，按兵不动，拒绝介入去稳定市场。
艾登在国会下议院里惨遭抨击，在英联邦中又找不到太多的支持，而且遭到美国抛弃，只有黯然罢手。11月6日，他同意在翌日开始停火，这时距离英、法部队登陆运河区还不到48小时。
英、法出兵可谓从构想到执行都有如业余玩票者弄的把戏；在挫折中设计出来，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注定要失败。美国绝不会支持如此破绽百出的作为，但是问题是，美国与其盟国划分界限的做法有必要这么决绝吗？美国真的是在支持英、法冒险，以及断然反对它们之间做选择之外，就没有别的路吗？就法律层面而言，美国在清楚界定的北约组织地域之外，对英国和法国并无任何责任或义务可言。但是，问题并不纯粹是法律层面的议题。美国是否一定需要用这么绝情的方式，向它最重要的两个盟国表达，它们已经再也不能自力救济吗？这么做就一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吗？
美国没有必要促使联合国以极其迅速的步调来讨论本案，也没有必要支持不谈挑衅起自何方的决议而单单针对当前议题下结论。美国大可以吁请世界各国正视各种国际折中方案以免在运河区发生事端，也可以呼吁大家注意阿拉伯人非法封锁亚喀巴湾的事实，也更可以促请各方谴责纳赛尔鼓动恐怖分子侵袭以色列的行动。甚至，美国可以，也应该在谴责英、法行动之同时，也一同谴责苏联在匈牙利的行动。美国不此之图，却认为苏伊士问题纯粹属于道德和法律层面的问题，与地缘政治毫无干系，不去正视以下的事实——埃及并未就运河的营运做任何保证，等于是纳赛尔无条件获得胜利，这也等于是苏联军火所鼓舞、苏联威胁所撑腰的激进政策获得胜利。
问题的核心还是在观念层面。美国领袖在苏伊士危机时提出三个原则，它们全都反映长久的真理：美国对其盟国的责任与义务受到明确的法律文件之限制；除非是严格界定的自卫行为，任何国家都不得任意动用武力；最重要的一项是，苏伊士危机给了美国机会去承应天命——担负起发展中世界的领导者之使命。
艾森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