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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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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士危机给了美国机会去承应天命——担负起发展中世界的领导者之使命。
艾森豪威尔在10月31日的演讲中强调了第一项原则，他以全力反对英、法的作为。他说：
“没有法律，就不会有和平，如果我们对反对我们的人士动用一套国际行为准则，对我们的友人又用另一套，也就谈不上法律了！”
国际关系可以由国际法巨细无遗地加以界定这种观念，在美国历史上有着根深蒂固的渊源。假定美国应该在国际行为上扮演不偏不倚的道德仲裁人，不受国家利益、地缘政治或结盟关系所左右，也是这种古老想法的一部分。然而，在现实世界里，外交至少有部分涉及有能力区别各个个案，以及分辨敌友。
严格推论自卫才是战争的唯一合法原因的主张，出现在杜勒斯1956年12月的一篇谈话中，他在诠释北大西洋公约第一条时说：
“关键是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的进攻，将违反联合国宪章，也将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一条，因为它要求所有缔约国放弃使用武力，并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我们的抱怨是：公约被违背了，而不是事先未经过咨商程序。”
过去从来没有人以这么和平绥靖的方式诠释北大西洋公约第一条，此后也没有人这么做。军事同盟的条文竟然有一条款，拘束缔约国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可谓惊人之说。无论如何，真正的问题不在法律层面，而是这项盟约不包括对盟友界定其重大利益（即使是在严格界定的条约地域之外的地区）时多少有义务包容谅解，或者至少在判断上略有出入时，也能有些同情。
乔治，凯南和沃尔特·李普曼这两个早期辩论遏制理论的大对手，就明白认定要有宽容心。凯南力主忍耐，他说：“我们在若干过去的事例上处置笨拙，而我们的友人并未起而与我们作对。甚至，在导致英、法政府这次思虑欠周、过分冲动的行为之令人绝望的事情上，我们的责任在于有太沉重的标准。”李普曼则更进一步主张，英、法成功有利于美国：“法英行动应以结果来判断，虽然我们对此一决定有异议，美国的兴趣在于是法国与英国现在应该成功。尽管我们衷心希望他们未动武，现在却不能希望他们失败。”
美国政策的第三个前提——暗自盼望能崛起成为发展中世界的领袖——却不可能实现。美国战后领袖中对国家利益最有研究的尼克松，11月2日，也就是总统大选投票前四天，把美国置于反殖民主义斗争前锋的位置，他宣布：
“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展示出不同于英、法在亚洲及非洲维持殖民传统的政策之作为，这项独立自主的宣示在全世界都有深远影响。”
日后尼克松的种种言行，让我们很难相信他这番话不是奉指示出来发言。
然而，事情并不如此发展。纳赛尔对美国或对其阿拉伯盟国的政策并未转为温和。即使他有心做，他的激进派追随者也不容许他承认，他是因美国对英、法施压而得逞。甚至，为了向这批追随者有个交代，他还得提高对中东亲西方、温和派政府的攻讦。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之后两年内，伊拉克亲西方政府遭推翻，出现阿拉伯世界最激进的一个政府，后来更产生萨达姆掌权。叙利亚也逐渐转向激进。五年之内，埃及部队开入也门，企图推翻原有政府却无功而退。最后，由于美国继承了英国退出而放弃的战略地位，纳赛尔的激进主义全都发作在美国身上，而以1967年对美断交达到最高潮。
美国在其他不结盟国家心目中的地位也没有改变。在苏伊士危机后数个月内，美国在不结盟国家中的地位，比起英国好不到哪里去。这不是因为多数不结盟国家突然对美国翻脸，而是因为他们突然了解到对美国有了施压的窍门。这些国家对苏伊士危机印象深刻难忘的一页，不是美国暗助纳赛尔，而是纳赛尔竟然手法灵活，玩弄美苏两大超级大国，让他们互相对抗而渔翁得利。苏伊士危机事件也使得不结盟国家第一次认识到冷战中的另一课：对美国施压一般会引来它真心的抗辩，然后它会对被抱怨的事项去设法解决；至于对苏联施压就有风险，它可能会激烈反弹，翻脸不认人。
苏伊土危机后数十年，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谴责美国政策变成每一届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例行公事。每次不结盟国家会议结束发表的宣言则极罕批评苏联的行动，即使有，语气也十分慎重。从统计上来看，美国不可能永远都错，错到一无是处，因此不结盟国家的偏倚必然是基于利益衡量，而非道德判断。
苏伊士危机最深刻的影响出现在中欧两大阵营。当时担任埃及宣传部门主管的萨达特，在11月19日写下：
“今天，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美国的最后通牒使得英国和法国归于适当定位，既非大国，亦非强国。”
美国的盟国也得到相同的结论。苏伊士危机让他们彻底明白，大西洋同盟的一项前提——欧洲与美国的利益一致——最多只是部分正确。从此以后，所谓欧洲不需要核武器、因为美国会支持欧洲的论点，一直会被人拿苏伊士事件作为对比。当然，英国一向有独立的威慑力量。至于法国方面，《人道报》1956年11月9日发表一篇文章，表达出法国人日后的态度：
“法国政府无疑地即将决定要制造核武器。苏联威胁要动用导弹，这已经驱散所有的幻觉。”
感受到美国与其最亲密盟国划分界限的震撼者，并不只限于苏伊士事件的当事国。阿登纳总理是战后欧洲美国的最佳友人，对杜勒斯亦极为钦佩。他也把苏伊士事件中的美国外交做法，视为美、苏可能在全球和解中以欧洲的代价去达成协议之前兆。
11月6日，艾登和摩勒决定必须对美国压力让步的同一天，阿登纳凑巧在巴黎作客。根据法国外交部长皮诺（ Christian Pineau）的说法，阿登纳表示：
“法国和英国将不再是堪可与美国和苏联并驾齐驱的大国。德国也不会。他们要想在世界扮演决定性角色，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团结起来以欧洲为一体。英国还未能成熟到接受这个做法，但是苏伊士事件可以有助于她思考。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可浪费：欧洲团结将是你复仇之路。”
这个声明反映出日后法、德政策的思考方向，最高潮就是戴高乐在1963年与阿登纳签订友好磋商条约。
英国也跟法国一样检讨分析，认识到本身的相对弱势，但却选择了不同的政策做法。英国不采取欧洲团结的做法，却选择永远追随美国的政策，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做法。苏伊士事件之前，英国早就认识到它必须仰赖美国，只不过继续以大国姿态行事罢了。苏伊士事件之后，英国诠释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就是对于基本上在华府制定的政策，争取最大影响力。
苏伊士危机事件最致命的影响，发生在苏联方面。距“日内瓦精神”还不到一年，苏联就渗透人中东，也在匈牙利敉平起义，甚至威胁要以导弹攻击西欧。从头到尾，国际舆论抨击的矛头都集中在英、法身上，苏联在匈牙利更大的暴行至多只受到表面象征性的谴责而已。
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与个性特质，使他认定美国的做法是出于软弱无能，而非基于高尚原则。原本只是暂时由捷克出面贩售武器给埃及，却变成苏联的重大战略突破，还使得大西洋同盟分裂，并使得发展中国家为了增加讨价还价力量而倒向莫斯科。赫鲁晓夫意气风发，顾盼自雄，进而大搞对抗动作，先以1958年柏林事件发出最后通牒，但是1961年则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上大受羞辱。
虽然惨痛代价不小，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却象征着美国挑起世界领导的重担之开始。美国总算喘一口气，可以借苏伊士事件与一向大搞现实政治、势力均衡的盟国斩断关联。但是现实世界里，美国也不能如此纯真。苏伊士事件变成美国介入环球权力赛场的第一个起点，它的第一课就是权力真空永远会被填补上，主要问题不是填补这个真空，而是由谁来填补权力真空。英国和法国在中东地区的历史地位被占夺后，美国发现中东地区势力均衡的责任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美国肩膀上。
1956年11月29日，美国政府赞誉巴基斯坦、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领袖新近召开的巴格达条约高峰会议，宣称：
“对（该条约）会员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威胁，美国将予以最严重的检视。”
这乃是美国将承担起防卫巴格达条约会员国责任的外交辞令，这个角色也正是英国已经无力承担的角色。
1958年1月5日，艾森豪威尔咨请国会批准一项对中东的经援、军援和防共侵略的三合一政策，日后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1月10日，艾森豪威尔在国情咨文里更进一步宣称美国决心保卫整个自由世界：
“第一，美国的重大利益遍布全球，涵盖东西两半球及各大洲。
第二，我们与自由世界每个国家都有共同利益。
第三，利益相倚需要尊重所有人的权利与和平。”
美国想和欧洲保持距离，却使自身必须担负起保护全世界每个地区每个自由国家（意即非共产国家）的责任。虽然苏伊士危机中，美国仍试图通过联合国处理发展中世界均势的混乱问题，两年之内美军却已在黎巴嫩登陆执行艾森豪威尔主义。10年之后，美国却必须独自被纠缠在越南，大部分盟国则以苏伊士危机时美国自己写就的剧本做脚本，回避介入越战。
第二十二章 匈牙利事件：欧洲的剧变
战后国际关系改变
1956年同时发生两件事，彻底改变了战后国际关系的模式。苏伊士危机结束了西方盟国的天真，此后，西方盟国再也不能全然相信自己声称利益相契合这套话。与此同步，血腥弹压匈牙利起义也显示出，苏联在必要时不惜以武力去维持其势力范围，解放之语乃是空话。此后再无疑问，冷战将拖延下去，将剧烈对峙，两军将隔着欧洲中央分界线互相戒备，久久不能了结。
匈牙利的反抗苏联霸权，出自掺杂在一起的三大爆炸性因素：俄罗斯传统上的帝国主义，苏维埃的意识形态，以及匈牙利人强烈的民族主义。匈牙利可以说是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世代相传的扩张主义的受害者之一。历史上，与其接壤的邻国一旦打算采取真正独立政策时，俄罗斯皆一贯加以压制；这种作风延续到后冷战时期。但是，通常这都会肇致俄罗斯陷人大麻烦。敉平独立运动之后，俄罗斯势必在邻国维持驻军，耗费不赀，因而消耗国库却未必有助俄罗斯的安全。凯南曾说：“沙皇政府事实上是因为笨拙地蚕食吞并其欧洲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却又无力加以消化才亡了国。”
共产党统治的苏联也重蹈覆辙。斯大林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沙皇政府丢失的所有领土，全都收复，又借由红军占领，扶植成立苏维埃式政府而在东欧建立卫星附庸国家。沙皇时期的帝制统治已经相当复杂，在共产党统治下，这些附庸国人民除了外国控制外，还要承受经济制度之剥削，可谓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苏维埃式的中央计划制，经长期实践被证明让人无法容忍，即使在苏联本身亦难以落实，在附庸国家中，它一开始就带来灾祸。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捷克的生活水平可与瑞士媲美。战后，它被拉低到与整个共产阵营一样灰涩、单调、乏善可陈。波兰的工业基础与意大利相若，资源则更胜一筹，但是却沦落到与东欧国家一起均贫的地步。东德把共产制度视为无法与西德分享经济福祉的唯一障碍。东欧每个国家人民都认为，他们牺牲自我的福祉，成全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霸权作为。
在苏联境内，共产主义可以本土的事物出现，在东欧国家它却毋庸置疑是强制加诸身上的事物，并且古老的国家传统也被它束缚住了。即使完全掌握了警察、大众传播媒体以及教育体系，附庸国家的共产党却自觉像是被围困的少数族群。列宁曾经撰文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果要遵循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政策，将它们加诸邻国身上，将是愚蠢之举，但是在斯大林逝世之时，共产主义统治和专制沙皇统治的最大差别是，斯大林事实上更加残暴不仁。最后，苏联的政策也遭遇到早先困扰俄罗斯的同样问题：为了强化苏联的安全而共产化的东欧，消耗太多资源和高层的注意，以至于负担的意味大过战略利益的意味。
斯大林相信唯有由莫斯科全面、强悍地管制，才能把东欧附庸国家慑服。1948年，东欧唯一一位大体上凭借自己的努力而掌权的共产党统治者铁托，公然表明贝尔格莱德将不受莫斯科节制，走自己的路线。斯大林把南斯拉夫逐出共产情报局（ inform）作为报复。斯大林预期他会迅速下台，不料铁托却在西方民主国家援助下熬过来；这些西方国家暂时搁置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反而恢复以旧式的均势考虑做出此一决定。
斯大林对铁托施行独立路线的反应是，恢复他强调纪律的旧办法，在所有的附庸国家搞公审，几乎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全都被他假司法之名义谋害灭除。就和前一个十年在莫斯科的整肃活动一样，这些人之中很少人真正搞反对运动。他们可以说全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替苏联在其国家搞共产统治当工具，譬如捷克的斯兰斯基（ Rudolf Slansky）、匈牙利的拉伊克（Laszlo Rajk）、保加利亚的柯斯托夫（ Traicho Kostov）和波兰的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u）。其中只有哥穆尔卡逃过一劫，没有丧生。这些人在其民众心目中都是莫斯科的工具，仍然难逃遭清算的命运，使得共产主义制度道德破产，即使少数还相信共产主义宣传的人士也不禁动摇起来。
斯大林的继承人又不敢搞这个暴君玩的镇压手段，更对是否允许苏维埃阵营里出现异端思想意见分歧。他们陷在相互矛盾的两种恐惧之中：一则是若在东欧搞镇压生怕会阻碍了亟需与西方纾缓紧张关系的动作；一则又怕若是卫星附庸国自由化，或许会导致整个共产帝国倾覆。（不过，1953年他们却没有因为担忧西方的反应，就不派坦克到东德敉平乱事。）1955年，他们决定只要东欧附庸国领导层安分地拥护共产主义，就算有民族主义思想也就罢了；他们也与铁托修好，以示新作风。1955年5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刻意求好。然而，就跟往后每次试图改革一样，自由化必定会打开反共闸门。
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届党代表大会上演说，披露斯大林种种罪行之后，共产主义的声誉江河日下。南斯拉夫却是例外，它转而以民族主义为诉求。很快地就显现出，斯大林认为铁托主义对苏联是一大威胁，看法正确。卫星附庸国家的领袖遇上了大矛盾，想要取得民众支持，他们就必须抬出民族主义，必须以波兰、捷克或匈牙利的共产党员姿态出现，不能唯唯诺诺当克里姆林宫的傀儡。赫鲁晓夫访问贝尔格莱德以后，克里姆林宫对东欧附庸国家政权的掌控，越来越受到压力。
从头到尾，美国基本上采取消极态度。遏制理论的中心前提是，
让时间自己来拖得由东欧自己解放，不必正面去向苏联挑战。1952年
美国总统大选时，杜勒斯在《生活》上发表一篇“大胆政策”的文
章，批评这种政策太消极。杜勒斯认为，东欧国家（他称之为“被俘
国家”）已接近绝望，“因为代表自由力量的传统领袖美国，似乎专心
致志于‘遏制’和‘僵持’政策”。他呼吁美国“昭告公众，它希望
解放能出现”。
但是在实务运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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