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警日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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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条歧途呢？
　　　　刚刚得知判决结果的王芳，看起来精神很不错。在被捕前，她体重才92斤，经过戒毒所强制戒毒治疗、又在看守所呆了3个多月后，王芳的体重猛增了30来斤。“可能是不吸毒了，身体反应不过来。”她轻松地与记者开着玩笑。
　　　　从去年10月中旬到10月27日，王芳与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周林，8次贩卖毒品共计1。9克。10月27日下午，因周林的检举，她在昆山玉山镇某宾馆房间被公安民警抓获，当场缴获毒品海洛因1。1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规定，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在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取证后，昨天法院终于对其作出了宣判。
　　　　“在监狱里我可以慢慢检讨自己的行为。我觉得，是对金钱的贪婪，让我走向深渊的。”这个今年才25岁的女孩，前年刚刚从西安某警察学院毕业，其间还在当地公安部门实习过。但她还没有来得及穿上警服，就匆忙选择了离家出走、独自谋生的道路，最终沦落为阶下囚。
　　　　她出生于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是军人，年轻时是仪仗队成员，参加过国庆阅兵。光荣退伍后，父亲被分配到家乡的公安部门，在派出所当所长，后来又到公安局预审科当科长，后到车管所工作，她的母亲则工作于当地保险公司。
　　　　“我从小就享受着高标准的物质生活。21岁时当地刚刚流行踏板车，父亲就给我买了辆8000多元的踏板车。后来我看到别人骑摩托车很威风，又缠着父亲帮我买了辆当地最好的摩托车。”王芳说。近乎溺爱的关怀，养成了她任性的性格。小小年纪，她便学会了抽烟、喝酒，还在上中专时，就经常与社会上的小混混们出入舞厅。16岁时，她就周身名牌，成了校花，追求者众多。中专毕业后，在父亲的帮助下，她进入西安某警察学院学习。“那时我穿着一道杠的制服，神气极了。”
　　　　2003年7月，王芳从警校毕业，由于某些原因，她没有能够立即进公安局工作，而是先在父亲身边实习。由于工作一时难以确定，王芳滋生了改行的念头。尽管父亲希望她能安心实习，等待机会，但母亲还是筹划着开座影楼让她做生意。“准警花”没学过摄影，也不愿意做生意，便谋划着外出闯天下。
　　　　王芳的男朋友是昆山人，一直希望她能到昆山来。之前王芳读书时谈过两次恋爱，但都因为男朋友家并非门当户对遭到父母反对。2004年春节，因为男朋友的问题，王芳又和父母吵架，一气之下，大年初三这天，她拿了100元钱，只身到昆山投奔男友。
　　　　到了昆山后，王芳向男朋友借了5千块钱，在外面租房子住。“我对物质生活要求很高，租的房子月租1400元，两室一厅，装修好，电器也是全的。”安顿下来后，她才给家里打了电话，告诉父母自己已在昆山。
　　　　为了维持生活，王芳开始找工作。她租的房子周围，有不少在宾馆、酒店做事的三陪女，很快她就被她们拉下水。王芳到酒店做起了小姐，去年6月又被一个加拿大人包养。再后来，她在与几位男性朋友厮混时，抽上了掺有毒品的香烟，成了毒品的俘虏。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吸毒必须要抓紧时间，为此选择了最快的方式注射。”王芳既要当三陪又要吸毒，不得不抓紧一切空当，躲起来注射一管毒品。她对剂量控制得很好，一方面因为费用，另一方面她毕竟在警察学院学习过，知道毒品一旦吸过量，后果会很严重。尽管如此，短短一个月内，她的毒瘾还是大增，从开始每天只注射一针，发展到一天要注射三针。记者看到，她的手背上有不少针眼，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金属锈斑。
　　　　王芳告诉记者，尽管她刻意控制，可时间久了毒品剂量仍越来越大，贩毒前她每天要花2百元买毒品，这开销让她感觉经济很是吃紧。后来加拿大人知道她吸毒后也不要她了，经济来源减少的她不得不为取得毒品动起了脑筋。
　　　　通过圈子里的朋友，王芳找到上海一位毒贩子。她自始至终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只晓得他自称“上海人”。姓名并不重要，关键是从“上海人”那里，本来要花1百块买的毒品，只要30块钱就能买到，而且货还非常好。接上这根线后，王芳再没有为毒品来源犯过愁。她告诉记者，她每周去一次上海，都是坐凌晨4点零6分的火车。到了上海，她和“上海人”在一间旧房子里交易后，再坐6点多的火车或者汽车赶回昆山。每次拿货她只买3克，绝不多买。
　　　　这些货被她分成十几份，自己拿一部分，剩下的提供给毒友。“我根本没想过赚别人的钱，只不过怕坏了规矩，才收点钱。我知道这是犯法的事，也不想干得太招摇。周围的毒友能吸上毒就够了。”说这些话时，王芳显得很有义气。
　　　　因为王芳讲义气，一位毒友还为她在某宾馆里开了房。王芳从租的地方搬了出来。从此也不再和男朋友见面。而此前男朋友因为她的缘故也沾上了毒瘾，并与她分了手。
　　　　“其实这种生活挺辛苦的，买毒品与卖毒品都见不得光，我记得去年7月份我过生日那天，父亲还特地打电话给我，教育了我两个小时。他并不知道我在昆山的所作所为，只不过他太了解我，知道我的毛病。我到看守所后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就写到，‘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人生观与价值观出了问题’……”
　　　　2004年10月28日，王芳在被捕后的第二天，就被送往苏州市戒毒所强制戒毒。毒瘾没有了，她苍白的脸色也有了血色。
　　　　在看守所里王芳开始静静地咀嚼过去的生活。在警察学院的那段生活，让她无比留恋。每次看到看守所里穿着制服的警官，她总忍不住想起自己曾经也穿过，而妈妈也夸她说：“女儿穿制服真漂亮。”每每想到这些，王芳都会难过地蒙在被子里大哭。
　　　　王芳告诉记者，她已经找到自己堕落的根源，对物质享受的过于重视导致了后来的一切。年前，她的父亲托人带了两百元钱给她，还塞了张纸条，上面写着“希望你好好反省，得到教训，从节俭开始重新学习做人。这两百块钱只可以买生活用品，包括洗漱用具……”这番话让她触动很深。她相信自己服刑后会有所改变。
　　　　然而当记者问起将来出狱后的打算时，王芳又表示，自己会先赚几万元钱，然后再回家，这样才能面对父母。为了赚钱，她不排除自己再去当小姐的可能，甚至对于能否完全抵御毒品的诱惑，杜绝“复吸”，也不敢打包票。
　　　　昨天晚上，当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王芳的父亲时，这位年过五旬的老人在电话那头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他实在不愿提起女儿的往事，他表示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点点滴滴都痛在他心头。（通讯员汪进赵斌本报记者晓青王晔）
狱警日记（连载）（56）
　　　　上了车，对方老板又盛情邀请我们一起去洗浴中心做一个按摩放松放松。我一听吓了一跳，赶紧说不行，不行，我还从来没有出入过那种场所呢。而我跟着的那个大律师却说，没事，有我呢，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习惯就好。你年纪轻轻咋比我还保守呢！那个大老板更是哈哈大笑，说：你大可不必把问题想复杂了，不就是去放松一下筋骨吗？又没让你去按摩人家女孩子。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反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是啊，自己从来没有被按摩过，怎么就能判定所有的按摩都是服务？半推半就中，我随着他们一起乘车来到一家洗浴中心。
　　　　这家洗浴中心地处繁华地段，门面很大，很华丽。等进去之后，我才发现里面装修得更是奢侈气派。简单的冲洗了一下淋浴，然后就有服务生领我们来到了贵宾房，一个老板娘模样的中年妇女热情地让我们先坐下，并让服务员送上茶水。看来，那个大老板显然跟这家老板娘很熟，他低声向她交代了几句什么，老板娘随即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领过来两个穿着暴露的年轻女孩。她指着一个穿红色吊带裙的女孩，又指指我说：“妹妹，你带这位先生到按摩室去吧。”女孩子冲我一笑，朝我做了一个向外走的手势，轻声说：“先生，请吧！”直到这时，我才看清楚她的样子。她叫小丽，小丽大约二十一二岁的年纪，身材娇小，皮肤白皙，样子清秀，我跟着她来到楼上的一间包房里。
　　　　进了房间，我问她，和我来的那些人呢，不和我在一起吗，这个叫“妹妹”的女孩子大声笑了起来：先生是第一次来吧？哪有来这里按摩的要那么多人一起的，真是笑死了。她的取笑让我有点不好意思。看来，这里真的存在那种服务呢，还是自己见识太少了。这时一旁的“妹妹”问我：要我帮你脱衣服吗？我慌忙说不用不用，自己来。当着她的面，我尴尬地脱掉了衣服，只留了个内裤在里面。“妹妹”一直笑着看着我，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这让我很难堪。
　　　　我躺在了按摩床上，妹妹把制服也脱了下来，一下子，我的血往脑门上涌，原来她制服下只穿了个吊带，下半身更是过分，几乎就穿着窄窄一条热裤。我感觉自己的理智在消退。神情恍惚间，任凭她的摆布。她的手像细细的羽毛来回在我的身体间游走。任何一个生理正常的男人，在这种刺激之下，也很难控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里勃然亢奋起来……可是，我还拼命地隐忍着，我想像着她的肮脏，这样好熄灭体内之火。
　　　　时间在我的眼里是漫长的，甚至是种煎熬。我只好找着话题和她说话，我说自己也有个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妹妹，刚上大学，放暑假也想到这边打工，顺便来看我，我从小就没有母亲，父亲为了我们就没再婚。我也希望自己早一天能承担家庭的担子……“妹妹”的手开始变得缓慢了，当我抬头看她，看到她脸色莫名其妙地庄重起来。
　　　　朦胧的灯光下，“妹妹”的身体显得神秘而性感，被憋闷了许久的我又亢奋起来。我一下子丧失了理智猛扑上去，一把搂住了她，而她却像是一下子想到了什么用力推开我说：“放开我！你放开我！”我一愣神，停止了动作，有些不解地看着她。她变了脸色冲我喝道：“你给我滚出去！”我被她态度的突然转变吓呆了，于是灰溜溜地穿上衣服，没来得及和那个大老板打招呼，就一溜烟地跑出洗浴中心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第二天，我那个大律师同事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昨天玩得不错吧！我心里这个不舒服，像是吞了只苍蝇那么恶心。
　　　　一年后，我考取了律师资格证，并留在了这家律师事务所，也有了固定的女朋友。我也开始学会了喝酒、应酬，出去和别人一起消遣。但是，自从有了那次经历后，我很少去那种洗浴中心找什么女孩子按摩。那个“妹妹”在我心里是个解不开的谜。那天她为什么会推开我呢，她不就是从事那种行业的人吗？随着时间的消逝，我几乎忘记了她。
　　　　当我见到“妹妹”的那一刻，别提有多震惊了，她人很憔悴，见到我很惊讶。看守她的人说，这个“妹妹”可是个老资格的‘三陪女’了，早就染上了多种性病。她犯事的最大问题是，明知自己身染性病，还带病“参加工作”，故意让客人也染上了性病。这次被抓，够她喝一壶的了。本想对她询问的话到了嘴边也不知跑到了哪里。我走近她低声问道：那天，你为什么没像对其他男人那样对待我。她看着我，眼泪突然流了下来。因为，你很关心你的家人，而且你还说过，我像你的妹妹。四年前，我还是个善良单纯的女孩，我满怀希望地来到这个城市里，希望闯下自己的一片天地。可在这个城市里我遇到的第一个男人就是坏蛋，他玩腻了我后，又把我推到这个火坑里来。几年来，我所接触的男人都是来寻欢作乐的野兽，我的性病也是他们带来的。我恨他们，我要让那些坏男人们付出代价。那天，你和你的朋友来按摩，起先，我是准备让你也染病的，但你说的那些有关你家人的话，让我不忍心啊。
　　　　听她说完，我心情极其复杂地走出了看守所，妹妹给我的答案让我无语。是什么让她对人生如此绝望和决绝，又是谁让她不再相信自己还有明天，我知道她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可那些和我一样有过寻欢经历的男人又怎能逃脱道德法庭的拷问？
　　　　主持雨桐：每个人的一生都会做过错事，只是有的错误是不能犯的，男人的一次出轨，女人的遇人不淑，都是人生无法改过的遭遇，然而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遭遇中，你得到了什么样的教训，报复又能给你补偿什么呢？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在我自己独立接案件的头一个月，我竟然再次遇见了她，而且她居然是我当事人的被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那个当事人是一家房地产的大老板，在一次去洗浴中心后，遇见了“妹妹”，结果她把性病传染给了他，他非常生气，就把那家洗浴中心给告下了。结果那家老板在用钱没法平息后，选择了出外避风头，就把那个按摩女推到了被告席上。找到我无非是让她受到重判！
狱警日记（连载）（57）
　　　　监狱每天有三四个犯人死去，被从墙洞里拖出去。一位在押的知县告诉他：这是瘟疫发作啊。现在气候正常，死的人还不多，往年每天十多人。原因是牢房没有窗户，关押的犯人却有二百多人，尿屎味同食物气味混在一起。贫穷的犯人在地上睡觉，很少有不生病的。奇怪的是，大盗们往往精气旺盛，鲜有死去的，死去的都是罪轻的人或者证人。
　　　　方苞纳闷地问，刑部监狱为什么关押这么多人呢？那位知县犯人告诉说，官员和小吏们关押的人越多，越有利可图。与案件稍微牵连，就想办法弄进来，戴上脚镣手铐，让他们痛苦不堪。然后劝导他们找保人。搞来钱，官和小吏就瓜分了。有钱人出几十两银子，就可以去掉脚镣手铐，并住进好房子。贫穷无依的犯人，戴上刑具关押，作为标本，警告其余的犯人。结果，罪轻的、无罪的遭受枷锁之苦，重犯反到住在外面。
　　　　方苞问小吏：狱吏跟犯人没有什么仇恨，不过希望得点财物。如果确实没有，就宽容宽容他们，这不是善行吗？回答说：这是立下的规矩，不然人人都会有侥幸心理。又有人问：犯人贫富不一样，何必按出钱多少，分别对待呢？回答是：没有差别，哪个肯多出钱呢！可以看出，狱吏们对于潜规则，奉行执法必严的原则。
　　　　有些奸狡的人，长期关在监狱里，同狱卒内外勾结，很能捞钱。有个杀人犯，每年能弄几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他被大赦出狱，失去了好营生。几个月后，同乡有人杀人，他就代替那人承担了罪名。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不是故意杀人的，不会有死罪。康熙五十一年，他运气不好，又遇上大赦，被发配到边疆戍守。他遗憾地说：“我再没有机会呆在这里来啦！”他几次写呈文，肯求推迟发配，没有得到批准，让他很失望。
　　　　看完清代狱中见闻，我在网上搜索当代狱中见闻，看看监狱或类似机构有无变化。下面是搜索的一些结果：
　　　　上海的韩寒，类似当年的方苞，也是著名作家。他在博客转载了篇记实散文《嫖娼启示录》。韩寒说这篇文章的真假没有经过核实，但类似的过程他听到过不少。
　　　　故事是这样的：作者的一个朋友，经不住诱惑被小姐拽上床，被北京的公安拘押起来。本来以为罚款就行了，谁知不仅拘留15天，而且可能直接转收容教养半年。托朋友打听，说要花15万，还最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