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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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教授还说，如果我的熟人感染了艾滋病，我应该像他得了流感那样，同样地帮他求医问药，而不是退避三舍，恩绝义断，更不是非要把他置于死地不可。如果我居住的地方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也没有必要非要把人家赶走，更不应该无理取闹地要求政府消灭他们。如果我能够参与决策，那么绝不会再搞出“严禁艾滋病人进游泳池＂那样荒唐的规定了，因为那是不会传染的。　　　　
　　　　潘教授认为理解其实一点都不难，只要真的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就不会自己吓唬自己，就不会自我隔离，就没有理由把病人当作罪犯，就能够该出手时就出手，帮他们一把。只有这样，在这个所谓的“艾滋病时代”里，自己才能够活得舒心。否则，艾滋病人毫无疑问还会增加，那时，难道我会飞到月亮上去？


第十七章　致命的不是病无知·无情·无奈（2）

　　　　美国曾是最早发现ＨＩＶ和收治ＡＩＤＳ患者的国家，美国又曾是对艾滋病恐惧对艾滋病人歧视得最厉害的国家。好在这一页伤心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他们是怎样平衡人们心态的呢？他们是怎样扭转这种局面的呢？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公共健康工作者卡维·卡什努在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时谈到：　　　　
　　　　美国在１９９５年以前，公众对艾滋病还是很恐惧的。不过随着宣传和教育的增多，现在好多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不能歧视艾滋病人的法律。即使如此，有时也还有外科医生不愿给艾滋病人做手术的现象。　　　　
　　　　公众对艾滋病的歧视是不可能期待政府的政策改变的，也不能靠医生，应该由从事公民健康的机构来做。要不厌其烦地对公众说，艾滋病不是一种容易传染的病，握手、共用厕所没有问题的。只能一点点地改变人们的态度。　　　　
　　　　卡维·卡什努还谈到一个重要点是，要把艾滋病人请到公众面前来，与其把艾滋病患者藏起来，还不如让他们站出来，让他们讲他们的感受，让他们讲他们被别人孤立的痛苦。每到世界艾滋病日，我们都会有很多ＨＩＶ感染者在公众的地方演讲。另外，市长、政治家、商界名流都是非常好的宣传员，他们说一句话比我们一般的人说一百句话的效果都好，因为老百姓愿意听名人的话。　　　　
　　　　美国走过一段令人伤心的历程之后进入一段令人振奋的历程。　　　　
　　　　中国也是如此，在走过一段令人伤心的历程之后正进入一段令人振奋的历程。　　　　
　　　　北京佑安医院是中国最早收治艾滋病患者的定点医院之一，１９９０年至今已收艾滋病患者１００多例，通过门诊已对近千名来诊者进行了面对面的咨询、诊断、治疗、随访、生活指导、家庭病房等多方位服务。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６日，佑安医院还专门为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成立了一个ＮＧＯ组织——“爱心家园”，除了医院医护人员精心治疗，热情关爱之外，还经常组织一批又一批志愿者来“爱心家园”里义务帮助病人。志愿者中，有工人、公司职员和医科大学的学生。“爱心家园”的医护人员除了给求治者提供优质的医疗和护理服务外，还经常组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给ＡＩＤＳ患者及时提供帮助及心理支持。　　　　
　　　　“爱心家园”近年锻炼和培养出以徐莲芝教授、福燕护士长为首的在艾滋病防治这一特殊战线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医护人员队伍，他们不仅用精湛的医术为患者治疗疾病，也用无私的爱心和服务为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提供情感和道义上的帮助。面对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爱心家园”的医生护士们用爱心去呵护、去挽救一颗颗曾受过重创的心灵，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曲爱心之歌。徐莲芝教授在雷电交加的夜晚为病人送去饺子，自己亲口品尝为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配制的中药，感受药物给病人带来的副作用；福燕护士长利用休息时间替患者跑各种关系，并用善意的谎言赢得病人家属的安慰，并说服自己的丈夫一同去给病人的父母送米送面；护士小黄在病人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把他带回家中，和丈夫一起为他做晚饭，让女儿为他唱歌、跳舞，很多住院患者在原本素不相识的护士家中感受到了天伦之乐和人间真情。患者小方满心欢喜地出院回家，可是家里却抛弃了他。夜深了，无家可归的他踏着寒冷的积雪又回到了医院，痛不欲生地敲开了病房的大门，大哭着跑到自己原来的病床上，从此他把护士叫大姐，称徐主任为妈妈。　　　　
　　　　在“爱心家园”里，病人体味最多的是真挚情感的相互交融。在这里，患者可以无所顾忌地说出“艾滋病”三个字，可以和医生护士们一起下棋、打牌，可以为输赢争得面红耳赤，可以把原本对父母、兄妹讲的心里话告诉大夫和护士，医护人员的言行早已超越了她们工作所应付出的一切……　　　　
　　　　北京艾滋病患者“红丝带之家”是继“爱心家园”之后又一ＡＩＤＳ患者和ＨＩＶ感染者自己的家园。　　　　
　　　　“红丝带之家”于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在北京地坛医院性传播疾病防治中心创立，几年来，他们为上万名艾滋病患者提供了热线服务，为３０００多名性病艾滋病患者进行了面对面的咨询和门诊服务。　　　　
　　　　为了更详尽地了解“红丝带之家”，我们翻出了一张１９９９年活动表来，“红丝带之家”的活动内容和功能功效一目了然：　　　　
　　　　时间：１月６日；内容：艾滋病面面谈；参加者：病人／感染者，律师，医务人员，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主持：徐志沂医师。　　　　
　　　　时间：３月３日；内容：何须谈艾滋病而色变，专家专论艾滋病；参加者：病人／感染者，医务人员；主持：曹韵贞教授。　　　　
　　　　时间：７月５日；内容：艾滋病并非人生的终结，接纳自己与被社会接纳；参加者：病人／感染者家庭，关心艾滋病的人；主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傅爱民先生。　　　　
　　　　时间：８月７日；内容：患有艾滋病也有权笑傲人生；参加者：病人／感染者及其家庭；主持：王炳燕律师。　　　　
　　　　时间：９月１日；内容：亲情，艾滋病人的灵丹妙药；参加者：同上；主持：徐莲芸医师。　　　　
　　　　时间：１１月３日；内容：艾滋病见多识广（观看录像）；参加者：同上；主持：伦文辉医师。　　　　
　　　　时间：１２月１日；内容：红丝带之家温馨日；参加者：病人／感染者及其家庭，医务人员；主持：同上。　　　　
　　　　从上述“红丝带之家”活动安排表不难看出，在中国，社会对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的关爱正在起着质的变化。艾滋病人是人，他们也应该有一个“家”。　　　　
　　　　湖北省的艾滋病疫情也较为严重，目前已涉及１４个市、州和省直辖市。高流行区的部分村庄人群感染率达３．２６％，其中中小学生及学龄前儿童感染率为０．９７％，青壮年农民感染率为４．８１％，家庭内形成两代病人的占１０．１％。对此一严峻事态，湖北省将加快“安全输血”战略实施步伐，建立全省采供血机构艾滋病病毒筛查系统，严厉打击地下采血和医疗单位自用血液的现象，并制定下发了《湖北省卫生医疗机构消毒管理规定》，规范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消毒管理。同时，湖北省有关部门还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九亿农民健康教育活动”内容，设立艾滋病防治专项资金。在各级政府领导下，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实施艾滋病预防、治疗、护理和生活救助体系的“温馨家园工程”。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北京，在上海，在深圳，在云南，在湖北，在四川，在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和经济发展中心城市，在与艾滋病恶魔的不懈抗争中，人们一手抓防治工程，一手抓家园建设，积极防治，杜绝歧视，这正是我们战胜艾滋病恶魔的希望之所在。


第十八章　这里有长城现实与传言的合谋（1）

　　　　１９９５年泰国《民族报》上的一则消息，震惊了整个泰国，在泰国民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则消息称：一名泰国上流社会的女子被男友哄骗上床实施奸污，尔后这名男子又将她抛弃，再后来这名女子发现自己染上了艾滋病。该女子愤怒已极，对世上所有的男子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与仇恨。她决定一死了之，但是在死之前她要疯狂地报复男人，把艾滋病传染给男人们，目标是２００个，完成此一任务后自己再去另外一个世界。于是这名携带ＨＩＶ的女子开始浪荡社会，频繁出入于酒吧、舞厅等社交场所，千方百计勾引男人并与之发生性关系。到她在艾滋病辅导员的辅导和教育下终止自己的变态行为时，她已与１００多名男子上过床。　　　　
　　　　ＡＩＤＳ患者报复社会虽是极端的个案，但外国有，中国也有。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８日出版的《信息日报》就曾报道过一名年轻女艾滋病患者恶意传播艾滋病的案例。　　　　
　　　　该文说在广西百色市的一个“毒品之家”里，年仅１３岁的“毒宫”公主便被吸食毒品的“哥们儿”强暴，那以后这位“毒宫”公主便走上了堕落之路。年纪轻轻的她少年老成，似乎看透了人生，看透了男人，此后她将罩在她身上的一切遮羞布都撕下，谁有钱就跟谁睡觉，谁有白粉就跟谁睡觉，有时甚至同时跟几个吸毒的“哥们儿”一起进行吸毒和淫乱。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８日，当这名女子正在桑那中心吸食毒品时，被公安人员抓了个正着，她“二进宫”再次被送进戒毒所进行强制戒毒。这时恰逢广西自治区卫生检疫部门来到戒毒所对吸毒人员进行艾滋病病毒血液检测，结果发现这位“毒宫”公主已经染上了ＨＩＶ。在此之前就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她，现在是彻底绝望了，她决心报复男人们。凡是以前曾欺负过她、得罪过她、跟她有过节，甚至她看不顺眼的男人，她都千方百计与他们接近，直至与他们发生性关系，让他们染上艾滋病，受到“惩罚”。到了后来，她则采取了更加主动的姿态，不管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凡是男人，她都要报复。　　　　
　　　　２００２年１月，百色市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立即对这位“毒宫”公主展开追捕。１月１１日，这位震惊社会、人们谈之色变的恶意传播艾滋病的元凶终于被我公安机关抓获。　　　　
　　　　著名艾滋病防治专家高耀洁教授曾听说河南某地有一个人因输血染上了艾滋病，那人想不通，自己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人们不仅不同情他反而对他不理解，产生一些过激行为，于是这位ＡＩＤＳ患者便开始在社会的冷漠和歧视中寻求心理平衡，开始报复性用针扎人。后来高耀洁找到这个人，与他坐在一起促膝谈心：“我是医生，没有权力要你做什么不做什么，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不应该去扎那些无辜的老百姓，他们是没有错的。”这人对高耀洁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去扎老百姓，我只扎那些大腹便便、坐着小汽车到歌厅舞厅等黄色场所享乐的人。”　　　　
　　　　后来这人死了，高耀洁在回忆这件事时说：“我去他家里时，他正躺在床上，他让我去坐离床几米远的一个凳子，但是我径直站在他的床边。当时他哭了，说这么久以来我是第一个敢离他这么近的人。”　　　　
　　　　“扎针”报复事件闹得甚嚣尘上的要数天津了。　　　　
　　　　２００１年圣诞节前后到２００２年１月中旬这段时间里，一个传闻在天津市民中掀起了大浪：据说河南的艾滋病人来到天津，在商场、超市、路边等公共场所，用装着含有艾滋病病毒血液的注射器乱扎市民，报复社会。　　　　
　　　　传闻最早是从２００１年平安夜开始的，据说有人那天在天津的繁华商业区滨江道的商场被扎。　　　　
　　　　元旦过后，传闻更是闹得沸沸扬扬，有鼻子有眼，但记者前往调查时，却又是一头雾水。尽管如此，传言还是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９００多万人口的天津市窒息得快要爆炸！　　　　
　　　　２００２年１月６日，记者写出《天津市民多名被扎，引起社会全面恐慌》的内参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１月７日，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就此作出重要批示，紧接着天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也作出批示，表示立即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办。１月９日，天津公安机关将此案作为２００２年的第一号大案，加大警力，开展侦破，卫生部门也每天逐级报告被扎市民的例数、时间、地点和症状。　　　　
　　　　尽管如此，各种渠道飞出的传言还是俯拾皆是：“某某某被扎了”，“某地某时又有某人被扎了”，“某某被扎，正在某某医院检查治疗”。但当记者们蜂拥而至调查了解时，这些传言大多子虚乌有。分析此类传言，大抵有三种说法：一是说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大多数都是卖血感染上艾滋病的，当年采血的车辆挂着天津的牌照，被感染者认为当初不是天津来的采血车来采血，他们就不可能染上艾滋病，因此，他们今天要来天津进行报复。二是说一个外地人在天津的医院看病、输血，结果染上了艾滋病。为了报复，他叫来一帮艾滋病患者，制造了这些“扎人”事件。还有一种说法是，河南的一些艾滋病人到北京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社会不要遗弃他们，想得到有关部门进一步的关怀，但是他们受到了冷遇。为了引起社会的重视，他们相约来到与北京最近的天津，制造了这些“扎人”事件。　　　　
　　　　后来，一些传言又有了新的“版本”，而且有的“版本”一天一个花样，生拉硬拽地把偌大一座天津城拉拽到火山口上。有记者到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公安、卫生部门对此均表示：“还不到透露此事的时候。”　　　　
　　　　１月１５日，又一名妇女被“扎”了，这件事以极快的速度立即传遍了天津市的大街小巷。　　　　
　　　　这名被“扎”的妇女姓吴，据吴女士自述，１月１５日下午，吴女士到家对面的菜市场买菜，这个过程她大约走了１０分钟左右。在菜市场，她准备买点咸菜，但当她伸出手想去拿时，突然发现手上有一个“针眼”，“针眼”旁边是一道细细的划痕。吴女士看见这些情况之后大惊失色，赶紧到附近一家小卫生院进行包扎，医生从她的伤口挤出一点血，涂上一些碘酒，进行简单的处理。之后吴女士越想越害怕，越想越觉得蹊跷，于是报了１１０。警察赶来，将她带到天津市高级法院，请法医对她作了检查。法医经过认真仔细检查之后认为吴女士的伤口可能是铁丝、竹刺等尖锐物划伤的，没什么大问题，要她不必为此担心。吴女士对此仍放心不下，老想到可怕的艾滋病。她对人说，她出门没碰到什么东西，不太可能是别的东西划伤的。自己已经５０岁了，对艾滋病并不感到可怕，主要是为家里的孩子担心。　　　　
　　　　当吴女士被“扎”的传言再度袭击天津时，天津几乎变成了一座死城。人们不出门了，大街上见不到更多的人影，平时熙熙攘攘的商场，如今冷清得只有售货员垂手侍立在柜台前作无望的等候。　　　　
　　　　反应迅速的天津市教育部门，为了确保孩子的生命安全，已向中、小学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学校内外的保安，同时还呼吁学生家长注意学生安全。有的学校在学校门口护送学生，附近派出所也纷纷派出公安干警对学生进行现场保护。　　　　
　　　　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