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壑难填 作者:丁一鹤-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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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栽倒了。
　　　　很快，赵凤一被集团审计部门审出了经济问题。赵凤一预感到大事不妙，赶紧找搭档王某某帮忙。王某某告诉他：“必须找聂总，别人帮不了你！破财免灾吧！”
　　　　聂玉河的一句话，赵凤一就没事了。赵凤一为了感谢大恩人聂玉河，先后送给了聂玉河15万元，两次是春节期间，一次是国庆节期间。
　　　　行贿的亲信中除了赵凤一，还有赵凤一搭档王某某。王某某向聂玉河行贿得到了实惠，摇身一变成了集团下属的某某建筑工程公司党委书记、某某发展公司党委书记。但王某某行贿有别于其他“亲信”，他既不掏自己的腰包，也不动用自己公司的财务款，而是借花献佛。每次赵凤一向聂玉河行贿，他都亲自陪同。
　　　　向聂玉河行贿的还有他的亲信黄某某，他是集团某某中心主任兼集团下属的北京某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为了得到这个职位，从2003年至2005年连续三个春节，黄某某借过节的机会去聂玉河的家拜年，每次送1万元，前后送去3万元。据黄某某供述，2003年12月，聂玉河告诉他：“我准备去南美考察了。”黄某某立刻心领神会，随后给聂玉河送上3000美元。正由于黄某某为这位老总送了礼，才使他梦想成真，当上了某某公司的董事长。
　　　　集团一个下属公司的杨某为了能得到提拔，使出浑身解数巴结集团老总聂玉河。聂玉河偏偏就爱吃这一套。2002年，单位分给聂玉河一套位于方庄芳城园的个人住房。杨某借聂玉河装修的机会，利用“公工公料”来了一个豪华式装修，装修费用总的算下来为40。6万元！而聂玉河连一分钱也没有出，便搬进去住下了。由此，杨某一下子成了聂玉河心目中的红人。不久之后，杨某便走马上任，坐上了集团一个下属公司经理的位子。
　　　　集团与下属八公司曾经合作一项“56院工程”。工程竣工后需要催收一笔数额较大的欠款。负责向公司催款的薛某某到处碰壁，徒劳日久没有结果。薛某某知道赵凤一和王某某是聂玉河的亲信，就找到聂玉河，希望聂玉河老总出面捎个话儿。于是聂玉河出面帮助协调，欠款尽数催回。当时是2002年6月，正值韩日足球世界杯期间，薛某某一下子就给了聂玉河韩币400万元的筹码，聂玉河悉数收下，结果在韩国看世界杯期间全输光了。2003年春节前，薛某某又送上了10万元现金。前前后后，聂玉河收下了薛某某给予的2000美元、韩币400万元、人民币35万元。薛某某送礼有功，聂玉河也没有亏待他，让他当上了集团下属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在聂玉河受贿过程中，除了亲信的钱，别人送礼他几乎一概拒绝。这些逢年过节给聂玉河送钱的部下们，有的本身已经是聂玉河的亲信，有的因为送了钱变成了他的亲信。
　　　　春节是相互拜年、互致问候、欢度新春佳节的日子。我们生活的外面世界很热闹、很精彩，但这一切都不属于聂玉河了，失去了自由的聂玉河，在大墙里面的一切都很无奈。现在的聂玉河，已经没有了问候的电话，没有了拜年的短信，更没有摩肩接踵的送礼者了。高墙的铁门把聂玉河与外界隔绝开来，他没有一丝过年的欢乐，只是远处不断传来的此起彼伏的爆竹声，提醒他新的一年已经来临。每逢佳节倍思亲。身陷囹圄的聂玉河多想回家过年，可是昔日美好的家庭已不复存在，亲人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
　　　　嗜赌成癖，问题亲信拉下水
　　　　聂玉河的第二个软肋是嗜赌，而且赌瘾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当然，这也是因为他有一帮同样嗜赌的亲信。
　　　　比聂玉河赌博更出名的是他的亲信赵凤一，他因为嗜赌而入选《检察日报》评选出来的2006年腐败“十最”，并得到“最潇洒的腐败”名声。
　　　　赵凤一的“潇洒”之处在于，他贪污千万元逛遍了中外赌场。从9年前接任经理一职，他先后贪污受贿1100万元。赵凤一的嗜赌在圈子里是尽人皆知的，当然，他赌博绝不像想象中几把扑克牌和几圈麻将那样简单。北京的各种大小不一的赌场、赌城澳门，甚至韩国的大型赌场都留下了赵凤一的足迹。
　　　　赵凤一第一笔受贿的4。1万元，不但敲开了他的贪婪之门，还开启了他的另外一扇门，那扇门的名字叫“赌门”。赵凤一拿着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的4。1万元直奔北京一个赌场，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便输了个精光。赵凤一输得有些心疼，但是正是这种心疼，让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脑子里装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翻本；把输了的钱再赢回来。
　　　　为了翻本，赵凤一想了许多办法。2000年3月，高碑店某工程公司承建了城乡建设八公司的一个项目，精明的赵凤一用一个暗示的眼神便从其董事长的手中接过了30万元。赵凤一出手阔绰，一掷千金，但是手气却并没有和他的信心成正比，输光这30万元不过用了四个晚上。
　　　　伴随着30万元的打水漂，赵凤一压在心中的怒火彻底被激了起来；倔强的他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他会逢赌必输！2000年7月，赵凤一第一次将公家的78万元材料款装进自己的腰包。带着这78万元，赵凤一第一次踏上了去澳门的路。他越来越觉得，在北京手气好的时候实在太少，也许只有澳门才是他翻身的地方。但是还没等这些钱在他的口袋里焐热，赵凤一就把它们全部又输了出去。回程的时候，赵凤一没有带一件行李，换句话说，赵凤一输得什么都没有剩下。
　　　　到2002年，赵凤一的赌瘾已近乎疯狂。与他共事的很多人都曾经注意到赵凤一的一个生活细节，他的手指总会在不经意间来回搓动，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来，那是搓牌的动作。2002年6月韩日世界杯期间，赵凤一又一次从公司转出100万元。这一次，赵凤一带着聂玉河等五六个人浩浩荡荡赶赴韩国赌球，他们不但观看了中国对巴西的比赛，还赌光了所有的钱。在韩国，他们的所有费用都是从这笔钱中支出的。几天之内，这些人就将公款挥霍一空。从韩国回来之后，近乎疯狂的赵凤一于2002年7月再次从公司转出235万元拿去赌博，挥霍一空。
　　　　在赵凤一等人的熏陶之下，聂玉河的赌瘾越来越重。甚至在非典期间，他们在刚刚完成小汤山工程之后，竟然冒着生命危险聚众赌博，在这次赌博中，聂玉河还心安理得地收受了部下呈上的赌资。
　　　　聂玉河大肆受贿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出于他的贪婪，而是满足他嗜赌的爱好，因为他周围的亲信对赌博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但聂玉河的赌运并不佳，几年下来，聂玉河不但像他的亲信赵凤一那样逢赌必输，最后还把自己的前程输在了牌桌上。
　　　　正是聂玉河最得力的亲信出卖了他。2005年1月30日，赵凤一被北京市纪委双规。在双规期间，他揭发了聂玉河等人的罪行。赵凤一的揭发查证属实后，聂玉河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法庭摆谱，受审如同作报告
　　　　2007年2月6日10时许，一身黑色皮衣的聂玉河走进法庭。庭审除了得到众多媒体的关注，旁听席上还坐满了聂玉河的很多家属、朋友以及城乡建设集团的高层领导和纪委的有关人员。由于座位有限，法庭不得不临时加了两排座位。
　　　　身穿黑色皮衣的聂玉河走进法庭，显得很有气派。在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聂玉河用响亮的声音回答：“起诉属实。”
　　　　聂玉河被控受贿17人给予的款物共计144．8万余元，罪行总共13项。令人诧异的是，聂玉河对每笔受贿记录叙述得非常清晰准确，清楚地记得某人在什么时间、地点送了多少钱，甚至对方给的哪个商场的购物卡，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回答。
　　　　聂玉河于1999年11月来到集团任职，2001年起开始收受他人贿赂。他收受贿赂的特点是大小通吃，有多达几十万元的，也有的1万多元，甚至还有西服和手机。聂玉河说：“我的惯例是，钱攒到一个大数，就存到银行。”
　　　　法庭上质证的聂玉河收受的最大一笔贿赂是2002年下半年，集团下属企业建兴建筑工程公司经理杨某动用40万元公款为他装修房子。
　　　　“这套住房为什么让他装修？”公诉人问。“不是我提出来的。当天，他来集团汇报他刚拿到的一个项目，正赶上集团讨论给我分房的决定，他就主动提出给我装修。”聂玉河解释说，此前他给下属公司拿到了几个工程，“是实实在在通过我的手拿到的。”杨某多次表示要回报帮助，都被聂玉河拒绝了。“这次他无论如何都要帮我装修；”聂玉河说，“他一开始说要装修豪华型的，被我否定了，我的标准是中等。”
　　　　聂玉河向法庭一再表示，他一直想跟杨某结账，哪怕是给20万元，但杨某给他送去发票后，他最后意识到不需要自己结账。聂玉河还委屈地说，房子装修完的第二年就出现很多问题，装修期间还影响了下层住户，赔了些钱。不过，那些赔偿款也都是杨某支付的。
　　　　聂玉河被控受贿的第二项罪责是趁拜年之机大肆受贿。每到春节，希望得到聂玉河关照的下属都会借机送上至少万元的红包或者购物卡。他们有的为跑官买路，有的为承揽工程，但绝大多数人给钱的时候都只称拜年而已。聂玉河认为，他们是为感谢自己帮着跑下工程或朋友间联络感情的。而且在建筑行业内，拜年送购物卡也是种风气。“都是好朋友给的，不收，会觉得看不起他。有人还当面说过，你不收钱咱们关系就掰了。我是磨不开面子才收的。”
　　　　聂玉河被控的第三项罪责是跟随赵凤一等人花掉百万元公款出国赌球，在此期间，聂玉河还收下薛某2000美元、400万韩元、35万元人民币。
　　　　聂玉河的辩护律师认为，下属过节给领导送礼不能算是行贿。但公诉人认为，送礼人都是冲着聂玉河的职务而去的，希望聂玉河为他们跑工程或办事，这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对此，聂玉河解释说：“起初别人送钱款，我也拒绝。自从2001年起，碍于情面不好驳对方面子，便开始收受贿赂。”法庭上聂玉河承认“多数都是过年过节时行贿人表示谢意、联络感情或以拜年的名义送的。”
　　　　“节前送购物卡在建筑行业已成一种风气。”聂玉河在法庭上不止一次这样说，并且解释说：“我法律观念比较淡薄，没有想到这是请托，对方往往都说是私人关系，我就收下了。”
　　　　在法庭上，聂玉河除了承认检察官对他的指控外，他的官员气派和对每一笔受贿款的来龙去脉的清楚记忆也让很多人印象深刻。
　　　　不收别人的“节礼”竟然难为情，聂玉河的托词极具讽刺意味，而且能够引发我们无奈的反思。其实，时下诸如聂玉河之类被“年关”绊倒的贪官已不知其数，一些本来非常优秀的领导干部常常被年关的“人情”、“面子”所蒙蔽，陷入那种充满人情味的“温水效应”中而不能自拔，最后成了被煮熟的青蛙。“年关”变成了贪官难以逾越的“鬼门关”。
　　　　当然，真正人际间的礼尚往来，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可对掌有一定权力的官员来说，“年关”已或多或少地成了“钱权交易”的代名词。送礼者打着给老领导、老同学、老朋友、老乡拜年、联络感情之机，在亲情、友情的掩护之下行行贿受贿之实，既可掩盖行贿者的动机，也可冲溃受贿者忐忑不安的心理，从而形成某种“默契”。其实，收礼者明知这是“糖衣炮弹”，可依旧抵挡不住那“温馨”的诱惑而甘愿成为其“砧上肉”、“盘中餐”。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收礼者回报送礼者的不外乎是手中的权力资源。官员手中的权力可以为送礼者谋取不正当的更大利益，因而送礼者或求官或求财或求庇护，有主动送的，有被动送的，也有随大流的。收礼者往往“无本万利”、坐享其成。而公共权力一旦沦为贪官疯狂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这节那节、生病住院、婚丧嫁娶都成了敛财的最佳时机，至于“感情”、“面子”不过是种噱头。
　　　　廉官、廉关、年关，为官者应当作出自己的抉择，看清了脚下的路，尤其在眼下的年关，用肮脏的“礼尚往来”将“年关”变成了自己的“鬼门关”，这是聂玉河的悲哀！“年关”是检验官员品性的试金石，但愿所有的官员都能过好这一关。
　　　　第三章　案发蓝田，　财务司长害自己
　　　　作为“中国农业第一股”的蓝田股份，因为“蓝田造假案”成为中国证券史上迄今最大的财务造假案。从2001年10月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率先质疑“蓝田神话”开始，“蓝田造假案”在近8年的时间里撂倒了无数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更使无数股民血本无归。但其余波远未结束，曾任农业部财务司司长的孙鹤龄，是蓝田造假案涉案人员中最后一名被判刑的厅级高官。孙鹤龄受贿案的了结，意味着“蓝田造假案”将尘埃落定。
　　　　2007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68岁的农业部财务司原司长、总经济师孙鹤龄有期徒刑8年。这位在中国农业系统横跨农业、财务两个领域的财务专家，在他任职期间帮助蓝田股份上市、帮助自己的亲属子女发财、帮助企业贷款，但他根本不会想到，在他体面地光荣退休之后，竟会因为“帮助别人”而害了自己，直到锒铛入狱才知道法律果然铁面无情。
　　　　自我拯救，帮了别人双规了自己
　　　　1999年10月10日，60岁的孙鹤龄在农业部财务司司长的职位上站完最后一班岗光荣退休。退休之后，孙鹤龄仍兼任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理事。1997年5月中国农算学会正式成立专职机构，推选孙鹤龄兼任会长。孙鹤龄继续在这两个位置上发挥着余热。
　　　　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孙鹤龄一直横跨农业、财务两个领域。孙鹤龄1939年10月生于安徽省宿县，1963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农业经济专业，志愿到西藏农场工作。在生活条件恶劣的条件下，在胃部被切除70％的情况下，从西藏到内地、从基层到机关，这位没有什么背景的官员一步步都走得谨小慎微，在对待金钱的问题上把握得很有“度”。
　　　　在孙鹤龄30多年仕途中，有25年时间在西藏度过。孙鹤龄先后历任西藏自治区农垦厅计财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副厅长等职务。在结束了西藏长达25年的工作历程后，1988年孙鹤龄被调入中国农垦农工商联合总公司，任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后来又任总经理及中国农垦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1993年7月，时年54岁的孙鹤龄从中国农垦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的位置上调任农业部财务司司长。1996年9月，孙鹤龄任农业部总经济师兼财务司司长，行政职务为正厅级，享受副部级待遇。至此，孙鹤龄达到了他人生仕途的巅峰。在这个位置上，孙鹤龄被中央国家机关党工委评为“1995～1996年度国家机关优秀党员领导干部”，1998年被农业部评为“三优一满意”优秀公务员。孙鹤龄在仕途攀升的同时，在学术研究方面也颇有成果。他是农业部的学术型官员之一，在财务会计和企业管理方面多有著述。另外，孙鹤龄还兼任《中国农业会计》一书的主编，并因在财务会计与企业管理方面的贡献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一个学者型官员一步步从边疆到首都，一步步从农场到国家部委高官，能够有如此成就，实属不易。但是，谁也不知道，他内心里还有两块心病，一个是工作30多年来“最大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