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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二)-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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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超
四一○年，晋帝国大军攻陷南燕帝国首都广固（山东省青州市），南燕末任帝慕容超逃亡被擒，押回建康（南京市），绑赴刑场斩首（年二十六岁）。
慕容超一生遭遇，好像一出传奇戏剧，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是真实历史，定会对作者幻想力的丰富，大为惊叹。先是前燕帝国灭亡，接着边城落户，金刀赠别，再接着，老爹参与军事叛变，大逮捕下，全家被屠，黑狱逃生，妻子生下遗腹之子，流亡万里。于是，突然间，乞丐变成白马王子、白马王子变成英明国王。欧洲童话中才有的故事，在五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竟真的实现，而以慕容超亲到马兰关迎接娘亲妻子，达到高峰。历史脚步如果停在高峰该多好，可是结局却如此悲惨，又是突然间，白马王子从宝座上跌下来，被当作江洋大盗，绑到刑场，砍下人头！心肠稍软的作家，都不忍心写下这种结局，但历史却会。
慕容超跟很多亡国之君一样，而他的坎坷遭遇，使他的罪恶，更为具体而明显。他从乞丐跳上宝座，立刻就忘了他是谁──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人，能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不留痕迹。南燕帝国跟慕容超何干？当别人血战建国时，慕容超还在街头流浪，一旦掌权，就好像他原来就是白马王子、英明国王。刚愎自用，妄自尊大，自以为英明无比。他对别人的建议只有两种反应，一是严厉拒绝，一是诛杀。尤其不可原谅的，是它横挑强邻。南燕帝国活生生被他埋葬，可是从被俘到处决，他却面不改色，看起来是条英雄好汉，实际上正是死不认错，冥顽不灵，脑筋僵硬的像千年化石。
假使那时候的南燕帝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国会和舆论群起阻止慕容超施展他的聪明，岂不是不但救了帝国，也救了他自己，救了那么多战死的士卒，更救了被处决的三千男女。
桓姓家族屠灭
四一○年，桓家班残余份子桓石绥，乘卢循兵变，攻击晋帝国首都建康之际，在洛口（陕西省洋县）聚众起兵，自称荆州州长。晋帝国魏兴郡（陕西省安康市）
郡长傅弘元讨伐，斩桓石绥。桓姓家族，遂被屠灭。
桓姓家族的社会地位，居于最高阶层，权势和财富交集，盘根错节，除非叛变失败，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使他们灭绝。
专制封建社会里，最危险的行为，就是夺取政权，王始属于典型代表。这种走马灯式的循环，永无止境的屠杀，对中国人而言，完全没有能力解决，直到西方民主政治传入，清王朝皇族爱新觉罗家属，才总算保住性命，没有一个人砍头。
所谓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每一个开国的所谓「英明领袖」，「太祖」「太宗」之类，都不过在那里玩命。
我们对王始帝国的公卿将相，深表哀悼。失败，当然灭九族；即令成功──再大的成功，最后仍是一团血腥（自古没有不亡之国），也同样付出九族。我们盼望终有一天，任何夺权的有志之士，都不必付出屠灭的代价，而大小当权派官员，也不必用杀戮保卫自己，大家都能快快乐乐的上坐，平平安安的下台。枪杆办不到这些，公正的选举可以办到。
姚兴
四一一年，后秦帝国二任帝姚兴下令文武官员，推荐贤能。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梁喜说：「我始终没有发现适当人选，可以说世上缺少人才。」
姚兴说：「自古以来，从不在古人行列里挑选宰相，也从不等待还没有出生的人来当大将。怎么可以信口开河，诬称四海无人！」
姚兴的话，十分精彩。然而，对人的观察，不能看他说什么，还应看他做什么；如果只看他说什么，近代大众传播媒体，充塞每个角落，一旦控制在当权份子之手，暴君全都成了可爱的小白兔。
姚兴不是一个坏人，但也绝对谈不到智慧，偶尔说了两句聪明的话，也到此为止，并没有能力实行。有些人就是这样，在言论上是一个明白人；在行动上是一个糊涂蛋。
严格执法
四一二年，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讨伐荆州州长刘毅，刘毅战败，深夜投奔牛牧寺。最初，四○五年，桓蔚溃败时，也投奔牛牧寺。寺僧释昌把他藏匿，刘毅斩释昌。此次寺僧拒绝说：「从前我那已亡故的师傅，收容桓蔚，被刘毅杀掉，今天，实在不敢开门接受外人。」刘毅叹息说：「自己制定执法标准，自己伤害自己，竟到这种地步。」遂上吊自杀。
当初，公孙鞅失败逃亡，旅馆拒绝他投宿，他叹息说：「作法自毙，一至于此！」现在，刘毅失败逃亡，庙宇拒绝他投宿，他也叹息说：「作法自毙，一至于此！」我们不知道这两句话是不是真的出于二人之口，还是儒家学派为了证明法治的弊端，故意捏造出来，作为恐吓！而只知道，这两句话，对读者有误导作用。
公孙鞅的失败，失败于新君要报宿怨。刘毅的失败，失败于他自己暴戾斗狠的个性。跟执法不执法，沾不上边。难道公孙鞅逃出关卡，刘毅在庙中睡了一觉，二人的灾难就可消灭？
时至二十世纪，已没有人再反对严格执法。不过，历史上偏有这么多和稀泥之士，辛辛苦苦不断的，把所有罪恶都归于严格执法，而中国知识份子，竟也接受这种反理性、反逻辑的推论，实在可惊。
功臣──亲密的战友
北燕帝国（首都龙城「辽宁省朝阳市」）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孙护的老弟孙伯仁，当首都龙城市长（昌黎尹），跟另一老弟孙叱支乙拔，追随前燕天王（二任文成帝）冯跋起事，要求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冯跋不准，二人口出怨言，冯跋遂把二人诛杀。孙护闷闷不乐，冯跋又毒死孙护。辽东郡郡长务银提怨恨职位太低，打算投降外国，冯跋又斩务银提。
功臣──在二十世纪，称「亲密的战友」，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一种职业。
无论统一全国的大王朝，或割据部份地盘的小王国，都是一样。从名满寰宇的文种、伍子胥、白起、韩信，到小局面卑微的孙护、务银提，每一个人最后都大祸临头。不仅仅是当权大爷少恩、亲密战友功高震主而已，而是专制的制度，把人与人间的恩情道义，一笔勾销。吃了某种药，就会有某种症状反应。
智者
四一六年，西凉王国（首都酒泉「甘肃省酒泉市」）军政官（司马）索承明，上疏首领（一任武昭王）凉公爵李晷，建议出军讨伐西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臧市」）。李晷对索承明说：「沮渠蒙逊是人民的一大灾害，我怎么会忘记！
只是我们的力量，还不能把他铲除。你一定有生擒沮渠蒙逊的谋略，就应该给我一个精密计画。如果只是满口大话，一味怂恿我大张讨伐，这跟过去有人拍胸脯说：「石虎（后赵帝国三任帝）不过一个小丑，应该迅速捉拿归案，绑到街市斩首！」有什么分别？」索承明惭愧恐惧，辞别退出。蒿蒿台湾有句谚语：「拿别人的手指通蛇窝！」通出黄金，多少还可以分点零碎。通出毒蛇，反正咬断的是别人的手指。于是，行险侥幸之徒，总是经常的豪情万丈，煽动别人：「斯可忍，孰不可忍！」「拚啦！拚啦！」反正坏处属于别人，好处属于自己。
李没有被索承明的迷汤话奉承得忘了天高地厚，在这件事上，他是智者。
王镇恶
四一七年，晋帝国（首都建康）击灭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撤军之前，命王镇恶当军政官（司马），全权处理关中（陕西省中部）军政事务。关中人一向尊敬王猛（王镇是王猛的孙儿），而攻克长安，王镇恶的功劳又最多，原籍江南的将领，羡妒交加，振武将军沈田子，及雍州总参谋秘书长（治中从事史）傅弘元，不断的警告刘裕说：「王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信赖。」刘裕说：「今天留下你们文武官员将士，和精锐部队一万人，他如果要作乱的话，恰恰自取灭亡，不必多说。」刘裕又私下告诉沈田子说：「钟会所以没有闹出大事，因有卫罐的缘故，俗话说：「一只猛兽，不如一群狐狸。」你们十几个人，怎么还怕王镇恶。」
刘裕对王镇恶，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肯定的话，当初贾充问司马昭：「你是不是有点怀疑钟会？」司马昭回答说：「现在我派你出征，难道也怀疑你！」
（参考二六四年正月）。而刘裕连司马昭这几句话都没有，他对沈田子等的表态，无疑的已把王镇恶当作一条鲜鱼，活泼泼的托到厨师的砧板之上，要厨师下刀。
王镇恶一直认为他已获得一个英明领袖的欣赏，人头卖给识货的，他已找到买主。万想不到，买主不过是一个鱼贩！英雄事业之难，在此。
「清议」
四二○年，刘裕篡夺晋帝国皇帝宝座，建立南宋帝国，第一个动作就是下诏：凡是受乡里舆论抨击的人，一律恢复名誉，使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裴子野曰：「从前，姚重华（舜）接受国家大任，首先流放「四凶」（四凶：共工、驩兜、三苗、姒鲧。参考八六四年四月注）。姬发（周王朝一任王武王）
克服商王朝，把顽劣的遗民，迁到洛阳。只要是罪恶，到什么地方都是罪恶，冒犯乡里清议的人，竟然赦免，是一项过错。」
裴子野的议论，暴露出他对孤寒骨体人士有一种迫害狂。「只要是罪恶，到什么地方都是罪恶。」话说得真漂亮，掷地有金石声。然而，桓玄篡夺是罪恶，刘裕篡夺为什么忽然不是罪恶，反而成了高祖武帝？姚重华之放逐「四凶」，是在一场激烈内斗中取得胜利后惩罚失败者的行为，只不过为扫除将来篡夺政权时可能出现的绊脚石。姬发眼中的「顽民」，正是商王朝的孤臣烈士。所谓乡里清议，应是民间的公论，可是大分裂时代的清议，握在有权有钱的地主和知识份子之手。刘裕对「清议」的流弊，感觉深刻，所以一旦有权，立即废除。刘裕一生中很少有可敬的行为，洗刷乡里清议对孤寒骨体之士造成的伤害，应受赞扬。
谋杀末代帝王
篡夺帝位成功的南宋帝刘裕，把一瓶毒酒，交给前琅邪国王府禁卫官司令（琅邪郎中令）张伟，命他毒死晋帝国被罢黜的最后一任帝、现在改封零陵王的司马德文。张伟叹息说：「毒死君王而求保命，不如一死。」就在路上自己喝下，逝世。祭祀部长（太常）褚秀之、高级谘询官（侍中）褚淡之，都是司马德文正妻褚灵媛的老哥。司马德文妻妾群中，有人生下男孩，刘裕就命褚秀之兄弟，趁便扼杀。所以司马德文自让出宝座后，非常恐惧自己也遭到毒手，跟褚灵媛同住一间房子，在床前摆个火炉，自己煮饭烧汤；买菜买米都由褚灵媛出钱负责。刘裕派出的杀手，一时找不到机会，而刘裕不能等待。四二一年九月，刘裕命褚淡之，跟老哥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褚叔度，前往探视妹妹，褚灵媛出来到另一间房子跟老哥相见。早已埋伏好的士卒，这时翻墙而入，把毒药递给司马德文，司马德文拒绝，说：「佛教教规，自杀而死的，再世投胎时，不能得到人身。」士卒一拥上前，用棉被蒙住司马德文的头，闷死（本年，司马德文三十五岁，褚灵媛三十八岁）。刘裕率文武百官，亲临金殿三天，表示哀悼。
中国历史上，政权的转移，只有两种方法，一是篡夺，一是革命。前者是：君王手下的高官大将，本来是向君王叩头朝拜的，有一天，时机成熟，君王下一道诏书，把宝座让他来坐。至于革命，则是叛徒率领大军，打进京城。君王或逃或死，变成罪犯；叛徒登极，变成君王。
然而，当篡夺被赞美为禅让时，新当权的君王对于被罢黜的君王，往往饶他一命。王莽不杀刘婴，曹丕不杀刘协，司马炎不杀曹奂，连桓玄都不杀司马德宗。
多少还有一点文明气息，可是，这种保持五百余年之久的一点文明气息，却被地痞流氓出身的刘裕摧毁，刘裕是第一个在篡夺后谋杀故君的人，他创下了恶例，只因他聪明过度，认为过去那种不开杀戒的办法，不足以保护政权。但是再也想不到，他创下的恶例，一直被后代篡夺同志效法，而且变本加厉。最讽刺的是，刘裕的子孙，最先受到这种残酷恶例的回报（参考四七九年五月）。
传统的儒家政治思想中，没有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法，指导政权如何转移，所以无论篡夺或革命，都要流血，必须等到西方民主思想东渐，中国人才知道还有第三条路──选举。
虎牢陷落
四二二年，北魏帝国倾全国之力，围攻南宋帝国所属的虎牢（河南省阳县西北汜水镇）。守将毛德祖率军死守，二百余天，没有一天没有战斗，将士不能睡眠，眼都生疮。并开始缺水，受伤的人已流不出鲜血。四二三年，终于陷落。
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是内战英雄，包括韩信、关羽、张飞等一系列将领，杀的都是华人同胞。而对抗外国入侵的英雄，却寥若晨星。毛德祖和他麾下的几千无名战士，在真正的英雄谱上，写下血泪互映、最光辉的一页。虎牢以一座孤独的英雄之城，跟正兴旺中的北魏帝国对抗，北魏投下去全国兵力，一连三次增援，连他们的皇帝也都亲自出场。
二十世纪四○年代，柏杨先生曾访问该地，凭吊昔日战场，万壑千山，仍隐约响起哀兵的哭声和杀声。英烈在此，千古同钦！
团结
四二四年，吐谷浑汗国（青海省）九任可汗慕容阿柴逝世。逝世前，传位给同母异父的弟弟慕容慕馈。慕容阿柴命所有的儿子，每人拿出一支箭，在其中抽出一支，教他的老弟慕容慕利延折断，慕容慕利延就把它折断。又把十九支箭合在一起，教慕容慕利延折断，慕容慕利延无法折断。慕容阿柴警告大家说：「你们知不知道，一支箭容易折断，很多箭就难摧毁，你们当努力一心，然后才可以保国保家。」言毕逝世。
团结的重要，天下皆知，从理论到实际，每人都可以写一本书；演起讲来，更是慷慨激昂，吐沫横飞。然而，到了最后，竟仍不能团结，原因何在？不仅中国人如此，西方人亦然，波兰之连遭三次瓜分，就是因为当时的掌权贵族，宁可亡国，也不肯息争。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表现，更超越波兰，以至被譬喻为「一盘散沙」。最精彩的是：越是破坏团结的大头目，越高喊团结、越高举慕容阿柴的大旗。
这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团结能力，只是说中国人的团结，总要弱势伙伴屈服。
团结是平等的，并肩携手，应彼此尊重，必须先承认对方存在，而且跟自己一样的光荣存在。而我们目前正缺少这种文化，稍有权势，便只有我、没有你！因之把让步视为懦弱，把谈判视为说服，把忍耐视为畏惧，把坚持视为冥顽不灵。大家既缺少共识，就只好「我团你的结」，把对方团结在自己的胯下，而不是肩并着肩。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单一观念，常使中国人要当「人上人」，而团结需要的，却是要每个人都当「人中人」。有平等，才有团结。必须互相尊重，才有平等。强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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