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莲的故事-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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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锦上添花。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求签，别人代求的，在老家大都是老太太们喜欢上庙里烧香拜佛，我父亲向来不信那一套，自然就影响到子女，所以，一家人从没有上庙里求过签。在家乡，白姥山和中庙一带的庙宇比较出名，是求签拜佛的圣地，后来我回家乡也求过，但从没碰上过上上签。那时的我还把求签当成封建迷信，没当一回事，只觉得那几行字有点诗情画意，就留下签文。
　　生活又从节气里恢复到了往日的平淡，秦家夫妇忙碌起了生意，老秦准备在郊区建个小型加工厂，一回到北京就很少着家了。姜姐也早起晚归了，打理店里的事，对我也比往日关心多了，问我春节怎么一直没用电话跟老家联系。我只说农村没有电话，心里还是很感激她。混儿和欢欢也要开学了，只是冼老师在年后还一直没有上门。混儿乐得自在，而欢欢情绪低落起来，给冼老师打过几次电话，每次都很失望，抱怨冼老师是不是忙着跟寒班长谈情说爱，没工夫辅导学生了。
　　我也没像前阵子那样顾盼冼老师的出现，内心反而害怕他的出现，害怕见到他时自己的窘态，就好像欠了别人东西一样，很是不安，而道出那声谢意又显得不太自然，心里有点患得患失。
　　让我欣慰的是，姜姐很快就把那1500元钱给了我，而且工钱涨了100元，我在家政公司提出的待遇终于得到了落实，我马上给家里写了封信，并将钱连同欢欢用过的学习资料寄回去，好让父母在开学时，不再为弟弟们的学费忧心。
　　
阿莲的故事　93
开学的第一天，混儿和欢欢还没回来，秦家夫妇早早就回了家，表情很严肃，像是发生了重要的事情。姜姐唉声叹气，说姓冼的怎么说撂摊子就撂开摊子，没一点诚信。老秦也抱怨这年代诚信最贬值了，都污染了大学校园。
　　我听这话是跟冼老师有关，莫非他不做家教了，还是嫌工资低，要求涨工资啊？带着两个学生不说，那混儿就够他喝一壶的。
　　反正气氛比较紧张，夫妻俩后来进了卧室，关上门，像是在商量着对策，我在洗菜，也就听不清楚了，只听见姜姐亮出一嗓子：家教有的是，显摆啥啊？
　　混儿和欢欢放学回家后，见到父母都在家，也感到意外，混儿贫出一句，欢欢的生日到了？要开家宴？事前也不招呼一声，我这做哥哥的也好在外头捎几根蜡烛回来表达心意啊。
　　欢欢回骂一句，你还有脸当哥哥，我生日还有大半年，你是派出所的片警给我改动户口本了？


　　老秦很严肃地让子女收声，说你们闹腾啥啊，现在好了，人家冼老师不来了，自个儿自学成才吧。
　　混儿一听当时就目瞪口呆了，好像迷失在冼老师嘴边升腾的烟雾中，一时没反应过来，随后就骂上了：丫忒不厚道了，整个一臭老九，刚给他擦完黑板他就扔粉笔了，为什么呀？
　　欢欢的脸色更是难看，望着父母一言不发，最后使劲一跺地板，朝父母吼上一句：以后再不要给我请什么家教，闹心！欢欢关上房门在里头怄气。
　　我虽说猜测到冼老师有可能离开，但当成为事实时，自己的内心也无法接受。毕竟相处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他刚让我感受到那份难得的温情，就在我咀嚼余味时，倏然化为了乌有，实在让人失落。
　　老秦给出了理由，冼老师自己想出国留学，要考什么英语，没时间带家教了。理由很简单，却很充分。个人的前途总是建立在他人之上，冼老师不能因为家教的小事而耽搁出国留学的大事，更何况他当时来秦家做家教是带着专业科研来的，目的不是为钱。而是觉着混儿是可塑之材，把混儿当成一个标本来研究自己的专业，无功利色彩，却有利用之嫌。
　　我倒是为混儿可惜，少了一个对症下药的医生，他能康复吗？
　　其实正像姜姐所说的，在北京找个家教跟找个处长一样容易，到处都是。家教和保姆在供求关系上属同类，供过于求，可从秦家现在的反应来看，大家都想起了冼老师的好处来，直言直语，不抱怨辛苦，也不计较报酬。在作为生意人的秦家父母眼里，这样的广东人值得信赖。即便女儿时时表现出对老师的好感，他们也不会怀疑冼老师的人格。最重要的是，冼老师降住了混世小魔王秦飞，能叫混儿按时上学已是功不可没了。
　　我先前也因冼老师的挖苦对他敬而远之，但他那四个字祝福彻底改变了我对一个男人的看法，表面的东西再火热，也可能是瞬间火花，唯有流露出心底的余热，才是最为温情的。就如同一座火山，喷发之时能融化四周的一切，而在休眠时，与自然相融合，不带走一草一木。
　　我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休眠火山，在我情窦初开的季节里，我暗自将它埋藏在心底，孕育着能量，只渴求它给我余热，而不是激｜情迸发。但它终究成了死火山，在残留下一片余热后，永远地埋葬在心底。
　　秦家失去了一个好家教，我也失去了暗自仰慕的山峦，我在山脚下，柔弱得像棵小草，无法领略它峰巅上的风光。那是一处我永远触及不到的风景线，只能凭借想像，给自己绘出一幅淡淡的素描，从此天涯海角，残留下点点墨迹，返照往日情窦初开的愫怀。
　　来得快，走得也快，印记却很深刻。
　　
阿莲的故事　94
我原以为冼老师会上门跟自己的学生道个别的，但直到正月十五过了也不见他人影。胖婶是正月十五前一天回到北京的，因为春节我给老太太留过秦家电话号码，所以她给我打来电话，让我上老太太家过元宵节。晚上姜姐回来时，我犹豫了一阵子之后，还是向姜姐请了假。姜姐觉着因为他们一家人出游，没能让我回家，现在去老乡家过个节理所当然，并交代我说旧衣服都收拾好了，让我在外面买个大袋子好装下寄回老家去。
　　人都是将心比心，我所经历的前三个女雇主，职业不同，性格也迥异。俊姐文静有修养，宁医生内向而敏感，姜姐属于外向型的女商人形象。我受不了俊姐那样文化人的猜疑，却忍受住了姜姐珠宝商的挑剔，唯有内向的宁医生和我保持着距离，正是这距离，让我在赵老师家平淡地度过。兴许人与人之间只有在贴近时，才能摩擦出火花来，火花闪烁下，爱憎分明。
　　好在时间能愈合沟壑，加深了解，在我越过那些沟沟坎坎后，回首自己的足印，心底的恨意也逐渐消失了。俊姐在意的是结婚戒指的价值，而姜姐在乎的是丈夫前妻干涉自己的家庭，都有自己的理由。当理由受阻，便在一个保姆的身上发泄不满，也有合乎情理的地方，因为我参与到其中了，自然脱不了干系。
　　回京后的胖婶在老家算是虚惊一场，她开玩笑说自己男人像个鸦片鬼，那东西不中用了，哪有心思偷人啊。那女人是丈夫远房亲戚，男人在外打工，丈夫去那女人家是亲戚间的照料，没那么多闲话。看来，胖婶回去的日子里也没闲着，肯定经过调查核实了。至于说自己男人那东西不管用了，她表情不带丝毫的遗憾，毕竟都上了岁数，也成了丈夫忠于她的唯一证据。
　　她又跟我说了不少家里的事，我父母的身体，一年的收成，还有其他保姆姐妹们在过去一年里遇到的新鲜事。其中她提到一个妹子春节期间嫁人了，本来说好完婚后继续上北京做保姆，可新郎变卦了，要求新娘和他一道去上海建筑工地做小工。那妹子开始不太愿意，说她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好雇主，好日子才刚刚开始，让她到建筑工地上跟水泥打交道，实在不甘心。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妹子最终还是拗不过新婚丈夫，答应去上海。跟北京雇主打了个电话解释原因，雇主要求那妹子帮她物色一个，要求一样，人品好，有些文化。那妹子是初中毕业，对于她那个雇主，胖婶她们都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人家，那妹子守口如瓶，只说平常不用干什么活，700元的工钱算很高了，日子也很清闲。说到文化知识让人很纳闷，就算保姆是个大学生，也不可能把中餐筷子变成西餐刀叉呀？
　　我那些姐妹大都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务农了，所以，我这个留京保姆成了合适人选，我虽没跟胖婶直接提到过在秦家的不如意，可她能看出来，因为我的喜怒哀乐，再掩饰也逃不过她胖婶的眼睛，于是她就让那妹子留下了雇主的电话，说等回城让莲子去试试，大小也是个高中生。
　　胖婶将写有电话号码的纸交到我手上时，我并没有动心，装进口袋里说自己刚涨工资了，不想这么快就离开。
　　说心里话，保姆衡量雇家的好坏，工钱是最大指标，在尊严和金钱面前，天平上的金钱砝码总是要重些，我能在秦家呆下去，说到底还不是为了钱吗？而现在我想到的是金钱以外的东西，姜姐收拾好的旧衣物，还有欢欢让我寄回去的学习资料，这两样东西也包含着有形价值，可我想到的却是金钱以外的无形价值。对我和秦家来说，磨合到现在的状况，着实是不容易。我不容易，那秦家更是不易，至少没再接连更换保姆，让家政公司躲之不及。
　　一个果子到了手，不管是亲手摘下的硕果，还是经风雨摧打后跌落到地面的烂果，只要有食欲，那味道一样是甜的。
　　我在秦家也能咀嚼出这种甜蜜，尽管品尝的机会不多，却加倍珍惜。
　　我从胖婶那里拎了不少咸货带回秦家，那是我父母的心意，一部分给老太太的，剩下的是给秦家的。我的父母虽说是农民，可他们一样知道交情的重要性，一些咸货在市场上值不了几个钱，却满载着他们的善意，也寄托着要雇主善待自己女儿的无声诉求。当晚我就给秦家蒸上了咸鱼咸肉，就着青色的雪里蕻，他们一家人赞不绝口，说是吃上了真正的绿色食品。
　　
阿莲的故事　95
没了冼老师，秦家两个孩子还得上学，我这个保姆还得做饭，生活中失去一个角色，并不代表自己的角色也变换了。只是秦家没在新学期里重找家教，欢欢是对自己学业自信，混儿是图个自在，礼拜天可以冲出屋子去踢球。
　　没有当面向冼老师表达自己的感谢，始终是我内心未了的心愿。我将这心愿寄托在一团毛线上，晚上坐在床上，织起手套来。我的想法很简单，给冼老师织副手套，就像以前给弟弟们织手套一样，天冷时握笔用不着受冻。
　　只两个晚上就织好了，按照老家的织法，手套的指头都不封针，便于活动。我们女生上学时，在冬天里都戴上这种手套防寒，写字也方便。我一直想给冼老师打个电话，让他有空时过来拿，礼品的价值虽不对等，可心意是一样的。我很多次想问欢欢冼老师的电话，可总找不到一个索要的理由。
　　我留了个心眼，知道混儿的手机上存有很多电话号码，直接问他上面有没有冼老师的，我肯定没那胆量，让他知道我在暗自联络冼老师，他那嘴巴绝对能贫出刺耳的旋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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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次他放学书包一撂下就玩球去了，我借打扫卫生的机会打开他手机，好在他没上锁，否则那时候的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打开手机。操作了几下，我就找到了电话本，电话号码有很多，可惜的是，上面留有小丽的，却不见冼老师的。
　　打听电话是没戏了，我只能硬着头皮上师大去找他，都是买完菜抽个空当，是先坐地铁后打车去，节省点车费。那时候秦家夫妇都很忙碌，姜姐也很少上午在家，有时候中午回来一趟。所以每去一趟，我都惴惴不安着，生怕半途姜姐回家找不见我人。
　　第一次独自走进了师大，我是一路问过去的，我记得那栋楼的楼号，结果到了传达室，说了宿舍没人。我又没时间等下去，就匆忙返回了。第二次去，宿舍有人，我直接上了楼，是那戴眼镜的男生，见到我白眼珠子翻动半天，很难将眼前这个保姆跟他哥们儿联系到一块儿，纳闷地问上一句：家教都不做了，还在那里搭伙混饭吃？问我什么事，我支吾半天又说不出所以然来，狼狈而回。
　　隔了几天，有个上午我接到了电话，是冼老师打来的，什么也没说，出口就问找他有事吗？口气很冷淡，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我觉得自己太自作多情了，脸上热辣辣的，吞吐出感谢他的话来。
　　他口气一样很冷淡，说是见我大新年也没穿件新衣服，就给我买了件，还叫我想想自己的出路，保姆那饭碗不好端。然后问了几句混儿的情况，叹了一口气就没再说什么了。
　　我所盼望的音讯就这么平淡，像一盆冷水浇得我手脚冰凉。
　　结果我还是鼓足勇气最后一次进了北师大，那次也还是戴眼镜的男生在屋，见到我说：三顾茅庐，诸葛小白脸该现身了。让我等会儿，冼老师上图书馆借书，很快就回来。
　　我巴不得他没在，急忙丢下那手套让男生转交就仓促离开了。
　　一个保姆和家教的交情就这么结束了，直到我离开秦家也再没有他的音讯。无可逃避的是，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在等着电话，希望听到他的声音，哪怕是一声叹息，但那声叹息再没回荡在我耳边。唯有回音在心谷飘荡，久久没有消声。每当我穿起那件红衣服，就回想起那严冬里的一抹红色记忆，温暖的记忆。
　　我离开秦家是那年5月的事，“五一”放假，姜姐的母亲在秦家住了下来，屋子里一旦多出一个闲人来，那就免不了有闲话了。姜姐母亲参与到家务中，我显得有点碍手碍脚了。所谓物有所值，我那600元的工钱与付出的劳动量显然不对等了。我也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在下跌，姜姐口里不说什么，可眼神告知了一切。我有自知之明，保姆的价值体现就是忙碌，当我觉得自己快沦丧为一个游手好闲之徒时，便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秦家人对我的离去感觉水到渠成，很自然，也就没有假惺惺地挽留，倒是混儿一句话让我偷偷滴下几行泪来，他说：来生要是有姐姐，莲子就做我姐姐吧。
　　
阿莲的故事　96（1）
再次回到我的大本营——老太太家。我开始厌烦这种居无定所的职业了，尽管每次都是自己主动退出，强撑脸面，以示受雇者也有自知之明。可秦家已让我失去做人的尊严，每当想起那回自己厚颜无耻央求姜姐，我都感到无地自容，感觉那是陌生的自我，牺牲了自尊，换取别人的怜悯，只求得饭碗，形同乞丐了。
　　乞丐乞讨方式有多种，不同的领地决定不同方式，小时候在村子里见过不少，春节期间是常有的事。那时候村民再穷，只要有人敲开自家的门伸进一口破碗来，无须多言，只要自家有米下锅，都会朝碗里加些米饭。那情形不像是对陌生人的施舍，而是给邻里救济。所以穿着再破的要饭人，无须乞求的，因为村民懂得尊重别人，即便是乞丐上门。现如今，失去信任的社会，就算你在城市大街小巷三叩九拜，流出血来，也不见得有多少人给你投掷硬币，不劳而获尚且不说，关键是有人怀疑你的真实身份。用出卖尊严换取同情，已沦丧为求财方式，谋生手段。与之相反，能有一技之长，会吹拉出调子的乐手式的乞丐能得到更多的毛票。原因不在于身份是否真实，而是付出了劳动，属于卖艺范畴，容易取悦于人。我在秦家的角色，既不是过去乡村的讨饭人，也不是现在城市里的卖艺人。在姜姐面前，我就是个乞讨者，乞求劳动的机会，用劳动和尊严来换取饭碗，劳动与收获是等价交换，尊严却无价，尊严在我眼里就像街边磕头的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