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比如，1826年11月11日的《悉尼公报》即转载了一篇原载于《亚洲杂志》（theasiaticjournal）——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16年1月创办于伦敦——的文章。这篇题为《在广州的外国人》的文章写道：

　　　　长期以来，在广州的外国人似乎一直对往来澳门与广州之间遭遇到的严重勒索心存抱怨。他们决定就这个问题向（两广）总督陈情。这种陈情本应该通过行商（securitymerchants）进行。但是，这些外国人了解到，行商们有意让这种勒索继续下去。于是，他们决定亲自向总督陈情。他们前往广州衙门。直到一位清朝官员接受其陈情书，并保证一定交与总督之后，他们才离开。然而，等了18天之后，仍然没有回音。

　　　　再比如，1831年8月13日的《悉尼周报》转载了一篇最初刊登在《广州纪事》上的文章。这篇文章写道：

　　　　尽管清『政府』十分重视，海盗仍在为祸沿海。（1830年）12月21日，12名海盗被斩首，次日又有8名海盗被斩首。像往常一样，绝大多数广州居民都不知道有20个人被处死的消息，而那些知情者也并没有因此而兴奋。

　　　　随着欧洲列强对清廷渗透的加深，尤其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欧美国家的刊物往中国派驻记者的现象越来越寻常，它们对在广州等通商口岸创办的外文刊物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

　　　　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因为清国朝野都十分封闭，这些刊物对中国的报道，尤其是对政事的报道，总是准确与谬误并存。客观地说，西方报刊一般会尽力寻求并报道真相，为读者提供准确的信息，因为它们的读者——主要是商人和政客——要依靠这些信息作出相应的决策安排。情报真实，是这些刊物得以生存的根本。当然，在特定环境下，这些刊物也会刊登一些主观『色』彩颇浓的评论文章，以期影响决策。

　　　　我们将看到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欧美媒体对同时代的中国官办刊物的许多报道持怀疑态度。而如果我们能考虑到“欺上瞒下”是中国官场文化的特『色』之一，就不难理解为何彼时的中文刊物会有信任危机。

第4章　史上最强的跨国黑社会：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张！（）　
最迟从公元18世纪末——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出使北京之后——开始，包括《欧洲杂志》、《绅士杂志》、《利物浦莫丘利报》在内的英国媒体，对中国局势的关注更加密切。但是，因为两国相隔太过遥远，清朝又大体奉行闭关锁国政策，英国人——其他欧洲人也一样——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广东一带，很难接近中国的权力中心北京，因此，英国媒体很难直接而及时地获得有关中国局势的消息。

　　　　比如，1813年10月发生的八卦教教徒冲击紫禁城一事，在两年之后才见诸英国报纸的版面。1815年9月8日，《利物浦莫丘利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的革命》的报道如此写道：

　　　　1813年10月18日，中国的皇帝陛下结束在热河的夏日远足正欲返回城内之时，一群起义军冲入了皇宫，并占据皇宫的部分地区达3天之久。

　　　　这次冲击皇宫普遍被认为是由皇帝的某位兄弟发起的，而且，皇帝本人应该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出于各种动机，部分是因为担忧，部分是为了继续维持其家族统治的需要，他认为谨慎的做法是，对他的这位兄弟采取克制的态度。最终，一位名叫林清的人被认为是这支起义军的首领。

　　　　……

　　　　整个这一年（1813年），清『政府』都忙于审判与处决罪犯。几百人已经被处死，其中有的被斩首，有的则在死前受尽漫长而没有尊严的折磨——被利刃刺7刀或者24刀。这取决于罪犯罪行的大小。还有一两个人被凌迟处死。

　　　　显然，这篇报道向英国人传递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清朝的整个局势动『荡』不安，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我们可以想象，在读到这条消息之后，一直希望在中国寻求突破的英国的决策者们会有着什么样的想法。

　　　　不过，这篇报道最具研究价值的方面，并不在内容本身，而是在它的消息来源。它并非来自《利物浦莫丘利报》驻中国记者的报道，也不是来自其他英国媒体驻中国记者的报道，它甚至并非首先刊登在英国本土媒体上。它最初刊登在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的分公司的内部刊物上。

　　　　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向亚洲殖民扩张的产物，确切地说，是英国乃至欧洲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而且是极具影响的产物。

　　　　1588年英国舰队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不久，一群伦敦商人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请愿，希望能去印度洋碰碰运气。在得到女王许可之后，1591年，3艘英国船经非洲大陆南端的好望角驶向了阿拉伯海。其中一艘曾抵达印度洋上的科摩罗群岛以及马来半岛，于1594年返回英国。就总体而言，这次出行以失败告终。两年之后，几艘英国船再度出海东行，但再次失败。

　　　　1599年，又一群英国商人站了出来。他们筹集了6。8万英镑，并在伦敦开了一家股份公司。在购买船只、雇佣水手并得到女王的非正式许可之后，他们再次远征印度洋。这一次，他们成功抵达印度。1600年12月31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将一份英国皇家特许状授予坎伯兰伯爵以及215名骑士和议员，准许他们成立东印度公司，并以15年为期，给予这家公司垄断英国与南非好望角以东、南美麦哲伦海峡以西所有国家进行贸易的特权。

　　　　在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与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竞争中不断扩大并巩固在南亚次大陆的优势。

　　　　印度莫卧儿帝国对这些欧洲商人持友好态度。164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在印度设有23家工厂，公司设在孟加拉、孟买、马德拉斯的一些大工厂还建有堡垒。1707年，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去世之后，这个帝国开始土崩瓦解，陷入了长达150年的无『政府』状态中。在此期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东印度公司开始转变身份，由纯粹的商业组织变成执行本国殖民政策的先锋。

　　　　作为英法争夺殖民地霸权的历史的一部分，从1756年开始，两国为争夺对印度的控制权开战。英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1763年，法国拱手让出设在印度的主要根据地。在之后接近两百年的时间里，英国人是印度的统治者。

　　　　17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广州设立了一家分公司。这家名为“印度公司”（theindiapany）的分公司主要从中国大陆进口茶叶、丝绸和瓷器。其中，茶叶是最重要的商品。在18世纪末的时候，茶叶占总贸易额的60％以上。

　　　　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在广州分公司设立之前就已经存在。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资料，早在1672年，东印度公司就在台湾和北越东京（tonkin）开办了工厂。1676年，康熙帝开放海禁之前，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已经在厦门、广州和舟山一带活动。不过，他们在中国大陆的真正的活跃期，发生在1762年之后。这一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同时也是在中国大陆——开办了第一家工厂。

　　　　在18世纪，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呈现巨额逆差。为了扭转这个局面，1773年，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在孟加拉的鸦片种植与买卖。因为清『政府』禁止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无法直接装运鸦片，于是，公司通过代理商将鸦片经马六甲私运至中国。怡和控股公司即是其中的一家代理商。通过走私运往中国的鸦片大概是每年平均900吨。到了1825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茶叶所需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来自鸦片贸易。1838年，鸦片走私量已经达到1400吨。

　　　　为了及时掌握市场行情、准确判断市场风险、正确分析交易伙伴的未来动向，东印度公司设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借用《亚洲杂志》编辑写在创刊号上的话，这个情报网络所要实现的目的或使命之一，是让绝大部分英国公众及时了解并熟悉“与我们的贸易进展、我们无法避免的战争以及我们的政治交易有关的国家和人民的新闻及有趣的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古典经济学鼻祖、苏格兰经济学家、《国富论》一书作者亚当·斯密，以及《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据说都曾是这个公司的撰稿人。185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英国『政府』解散之后，它的情报工作由英国外交部和英国秘密情报局（sis）接管。

　　　　关于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西方商人在情报收集方面的作用，以及他们与『政府』共享情报的制度基础，本书将在后文进一步阐述。有必要提及的是，欧洲人最早对中国进行系统地研究，就是以在元代来华、并在中国游历了17年之久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以及他带回欧洲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为基础的。

第5章　间谍无处不在！（）　
除了商人以及直接往中国派驻记者之外，晚清时期的西方人除了主要通过各式媒体，还从其他几个渠道了解中国：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在海外的中国人，包括商人、苦力、学者和官员等；与中国打交道的其他国家的官员或学者等等。

　　　　传教士是不容忽视的力量。早在公元5世纪至6世纪期间，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就通过叙利亚和波斯传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635年，景教传教士阿罗本（olopen）从波斯来到长安，并得到唐太宗的赏识。638年，唐太宗还为阿罗本在长安城的义宁坊盖了一间教堂，支持他传教。

　　　　自唐朝至元朝，景教在中国坎坎坷坷、断断续续地有所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到中国传教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渐多。

　　　　1537年，法国传教士哈维尔作为教皇的信使被派往亚洲。1549年，他经印度、新加坡抵达日本。但是，他进入中国大陆的尝试止步于广州。1552年，他在广东台山附近的上川岛去世。

　　　　在明朝，最有名的欧洲人莫过于利玛窦（matteoricci）。这位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被中国的士大夫尊称为“泰西儒士”。“泰西”意指遥远的西方。

　　　　1578年，26岁的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赴远东传教。在印度和交趾传教4年之后，他来到了中国的澳门。在澳门学会汉语之后，他一路北上，经广东肇庆、韶州、南昌、南京，最终抵达北京。1601年，明神宗恩准他长居北京。

　　　　除了传教，利玛窦最重要的工作是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又将中文经典翻译成西文。前者比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后者比如“四书”。他还制作了《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图。利玛窦对中国人了解西方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清朝早期，最有名的欧洲人则莫过于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与利玛窦一样，他也是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1715年，27岁的郎世宁来中国传教。因为擅长绘画，他很快就被召进宫，并成为一名宫廷画家。他在康、雍、乾三朝皆被重用，并受乾隆之命主持圆明园的设计工作。甚至《清史稿》对他也有简单的介绍：

　　　　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直，高宗尤赏异。凡名马、珍禽、琪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大卫·蒙格罗的研究，自1552年至1800年，共有920名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

　　　　到中国传教的欧洲传教士，不仅将很多中国典籍带回欧洲，还带将多名中国人带去欧洲，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沈福宗和黄嘉略。

　　　　沈福宗是南京人。1681年，24岁的他追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从澳门出发前去欧洲，先后游历了荷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国。他在欧洲皈依了天主教。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阿普尔顿（williamw。appleton）发表在《远东季刊》的一篇文章，在英国停留的两年时间里，沈福宗与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thomashyde）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还受到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jamesii）的召见。通过带去欧洲的儒家典籍如四书五经，以及他本人的言传身教，促进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沈福宗在欧洲游历了9年之久，在1691年的归国旅程中，他在非洲国家莫桑比克附近病逝，年仅34岁。

　　　　黄嘉略去欧洲时间比沈福宗略迟。他是福建人，父亲亦是一名天主教徒。1702年，23岁的黄嘉略跟随法国传教士梁宏仁（artusdelionne）前往法国。他最大的成就是在另一名法国人的协助下写成第一部《汉法字典》。

　　　　进入公元19世纪之后，来中国传教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日益增多，其中不少传教士对西方人认识中国产生很大影响，比如来自苏格兰的马礼逊，来自英国的戴德生、海班明与李提摩太，来自美国的裨治文与林乐知，以及来自德国的郭实腊等等。

　　　　在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前，传教士们的活动范围一般局限于香港、澳门及广州一带，在那之后，随着中国门户渐开，他们的足迹先是沿着海岸线由南至北行进，而后又由东至西，向中国的内陆突破。但也有传教士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前突破『政府』限制，冒险去了除广州之外的中国大陆的其他地方，比如德国传教士郭实腊。

　　　　在1831年至1833年间，郭实腊曾多次沿中国海岸线旅行，造访过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并将其旅行经历集结成册。在《南京条约》确定五口通商之后，这本册子对西方人发掘并掌握中国沿海的商机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作为对清朝『政府』封锁内陆政策的回应，1844年，郭实腊还建立了一所培训“本土传教士”的学校，4年内培训了50名中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很多历史著作中，他除了被称为传教士和汉学家，还被称为鸦片贩和间谍。

　　　　郭实腊提供的有关中国的信息让西方人充分认识到，清朝『政府』是“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者”（astrongprotectionist），而且，这种政策“导致了高昂的食品价格以及大量的走私”。平心而论，这个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人的入侵提供了正义『性』的理由。

　　　　除了效法清初之前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们，通过将西方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将中国的经典著作翻译成西文，以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之外，他们有了三种新的发挥影响力的途径：开学校、办报刊和充当媒体的撰稿人。

　　　　比如，1818年，马礼逊在澳门创办了英华学院（anglo…chinesecollege）；1879年，施约瑟在上海创办圣约翰书院。再比如，1832年，马礼逊和裨治文共同创办了前文提到过的《中国丛报》；1868年，林乐知创办了《教会新报》，后来改名为《万国公报》。李提摩太则担任过广学会的总干事，出任过天津的《中国时报》的主笔。

　　　　传教士们对晚清社会现实的记录，是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的重要素材。当然，他们的记录通常也不乏谬误。比如1852年9月23日的《伦敦早报》引述郭实腊提供的信息说：“道光——乾隆侧室所生之子——以损害帝国合法继承人的方式登上天朝宝座（thecelestialthrone）。”

　　　　事实上，仅前半句话已有两处明显错漏：其一，道光皇帝的母亲喜塔腊氏——淑睿皇后——不但是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