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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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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仅前半句话已有两处明显错漏：其一，道光皇帝的母亲喜塔腊氏——淑睿皇后——不但是嫡皇后，而且是清朝唯一生下皇帝的嫡皇后；其二，道光皇帝的父亲并非乾隆，而是嘉庆。只不过他不是长子，而是次子。
《伦敦早报》的这篇文章评论说，道光帝登上皇位的方式，与西西里国王曼弗雷德的方式相似。
曼弗雷德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亲生儿子，但他的母亲兰西亚并非腓特烈二世的合法妻子。神圣罗马帝国是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帝国，一度与罗马教会合作无间，极盛时期疆域包括近代的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东部、荷兰和瑞士。
在11世纪至13世纪期间，因在争夺主教任命权一事上与罗马教皇发生激烈斗争，帝国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在帮助神圣罗马帝国对抗罗马教皇的过程中，曼弗雷德于1254年当上了西西里的摄政王。4年之后，利用年仅6岁的西西里国王康拉德去世的谣言，曼弗雷德直接加冕为西西里国王。
然而，道光皇帝登上宝座的过程，与曼弗雷德完全不同。如果《清史稿》的记载属实，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1799年5月14日），嘉庆帝“遵建储家法”，将次子旻宁（即未来道光帝）立为太子，并将建储诏书“缄藏鐍匣”。既然道光本就是帝国的合法继承人，他登上皇帝宝座实属顺理成章的事情，根本谈不上所谓的损害“帝国的合法继承人”的利益。
至于在中国的西方外交官，他们主要通过出版日记、书信和著作的方式，或者通过接受采访的形式，或者通过直接给媒体撰稿的方式，将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告诉西方人。他们对自己外交经历的记录——无论准确与否，以及他们对时局的判断——无论正确与否，都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中国。
前面提到的马嘎尔尼无疑是西方外交官中最重量级的人物之一。在他之后，另一位英国外交家阿默斯特勋爵于1816年访问中国，并再次体会到英国与中国在宫廷礼仪方面的冲突。
1818年4月25日出版的《悉尼公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阿默斯特勋爵中国行记》的文章。根据文章的记录，1816年2月9日，阿默斯特勋爵及其扈从乘坐“阿尔切斯特号”轮船离开朴茨茅斯港前往中国。作为英国的的特命大使，他的使命与马嘎尔尼相同，使英国与中国建立一种更令人满意的商贸关系。
他们一路经过马德拉岛、南非里约热内卢、非洲好望角、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诸港，在7月初的时候，终于触及中国的海岸线。而后，他们沿海北上，8月9日安全抵达渤海湾。然后，在清朝官员的引导下，阿默斯特一行前往北京。这篇文章写道：
清朝官员们在一路上用尽了一切办法，以让勋爵遵守满族人的叩头礼仪，但遭到了勋爵的抵制。他的理由与马嘎尔尼勋爵相同。勋爵表现出的尊重，在各个方面都与他的君主的尊严、国家的荣誉相符……1795年，荷兰人遵守了叩头礼仪。出于明显的理由，中国人十分渴望英国大使也遵守这个礼仪。为了让阿默斯特勋爵就范，威胁、谄媚、谎话连篇，清朝官员把各种招数都用了，但都是徒劳。
阿默斯特的这次出使再次以失败告终。
除了出使中国或者常驻中国的西方外交官，清朝官员，清朝派驻欧美国家的外交官员，以及与清朝有交往的其他国家的官员，比如日本或朝鲜的官员，都是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比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在甲午战争之后，美国记者就采访了当时的日本驻美大使慎一郎。
在中国的官员中，与西方媒体打交道比较多的是恭亲王奕䜣和李鸿章。这与他们二人的职务有关：奕䜣曾主管总理衙门——相当于清朝的外交部；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还曾担任过北洋通商大臣。我们可以在西方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中，看到晚清的改革努力、政治现实以及王朝末日的无奈。
中国的学者或革命家，以及研究中国的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是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渠道。前者比如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等，后者比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卫三畏，以及东京『政府』大学（thegovernmentuniversityoftokyo）的教授罗克福德（clarkofrockfordiii）等。
在美国唐人街谋生的中国商人和苦力，也是西方媒体观察中国的渠道。从他们的反应中，我们能深切体会到政治与民生之间的关系。
19世纪初，清国脆弱的南方海疆不断遭到海盗、葡萄牙人和英国人的挑战。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清国地方官及海军『露』出了可怕的破绽。
第6章 海王星事件（）
海王星（theneptune）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艘商船的名字。1807年2月24日，在广州，这艘商船上的一群水手与中国人起了冲突，结果一名中国人死于某位英国水手的棍棒之下，由此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这起事件鲜被提及，但是，因为事件的特殊『性』，它可能成为我们探视晚清史的一扇窗口。
最早披『露』这起事件的，是一位居住在广州的美国人。在1807年的3月4日、3月6日、4月18日以及8月20日，他连续写了4封书信记载这起事件的进展。后来，这些书信中的大部分内容被刊登在美国的一家报纸上。再后来，刊登在美国报纸上的相关内容，以及通过别的渠道披『露』出来的内容，又刊登在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创办的报刊上。因为信息渠道并不统一，又不断被转载，再加上编辑处理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的主观因素，久而久之，西方媒体及其他出版物对这起事件的细节的记载出现差别。
本书援引的书信内容，刊登在1808年5月15日出版的《悉尼公报》的第2版，以及1899年2月5日出版的《纽约时报》的第17版。
1807年3月4日的书信写道：“英国东印度公司卷入了大麻烦。在这家公司设在广州的工厂面前发生的一场不幸的争执中，他们的‘海王星号’轮船上的某位船员杀死了一个中国人。”
3月6日的书信写道：“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担心英国人与中国人的冲突加剧，因为一个中国人意外地死于一位英国水手的棒击之下。”
这两封信都没有说明英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争执的原因。如果说那位中国人是否死于意外属于法律问题，那么，导致发生争执的原因则无疑是属于历史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贝尔根在1902年出版的《中国故事》一书中略有提及。书载，导致发生这起不幸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水手在广州遭到了一伙中国人戏弄，随后发生了一场混战”。
英国牛津大学在1926年出版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纪事：1635…1834》一书的记录则有所不同：
在发生争执的前一天，“伊利侯爵号”（themarquisofely）的水手被诱上了中国人的船，他们的随身财物被抢劫，并被剥光了抛入河中或岸上。乘务长将在河中的一些水手救起。有一名水手失踪，再也没见着。次日，所有船上的自由人（thelibertymen）都处于愤怒的情绪之中。“海王星号”上的水手们与当地乡民打了起来……
无论导致争执的直接原因是英国水手遭到中国人的嘲弄，还是中国人对英国水手进行抢劫并加以羞辱，只要西方报刊的记录与事实没有相差太远，那么，至少还有两个问题值得追问——
英国水手与中国人之间为什么会存在仇恨？这种仇恨是在怎样一种环境下被激化，从而导致这场争执的发生？
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之后，广州是唯一可与外国人通商的口岸。因为具有了垄断对外贸易的地位，广州的发展蒸蒸日上。与此同时，欧美各国的商人游客也纷至沓来，使它成为一座国际『性』都市。
根据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彼得·珀杜的研究，在18世纪60年代，抵达广州的外国商船平均每年只有20艘，到了19世纪40年代已经增长到300艘，每艘船载100人到150人不等，因此，在1760年至1840年期间，每年抵达广州的外国人的数量，从两三千人增加到三四万人。
若仅从人口数量上看，外国人只占广州人口——1800年已达80万——的极少部分，但是，因为语言、文化、『性』情、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太大，外国人极易与广州当地人或来自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发生矛盾。
在《中国的故事》一书中，19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贝尔根对英国人与中国人的关系有过一番描述：
尽管英国人在广州与中国人做生意，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友爱或者友谊。中国商人不了解英国人做生意的方式，英国人也不想了解中国人的方式。英国东印度公司只关心挣钱，而且并非总是公平交易……中国人对待外国人则依据这样的信条：“这些洋夷就像野兽，不能用与统治文明的中国人一样的法则去统治他们。如果有人想用伟大的理『性』原则去控制他们，除了导致混『乱』，将别无效果。古代的帝王很清楚这一点，因而用暴政去统治夷人，因此，用暴政统治洋夷是正确的、最好的方式。”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水手的心理状况。在那个时代，远洋贸易船只往往要在海上航行数月之久。比如前文提到的例子，英国特使阿默斯特勋爵乘船从英国的朴茨茅斯港到中国的渤海湾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在海上漂流的几个月中，水手们的活动范围十分狭小，而且必须无日无夜地工作，必须忍受很差的食物，比如压缩饼干就盐腌牛肉和猪肉。因此，一旦抵达目的地，水手们被长期压抑的情绪会往往集中爆发，他们常常会彼此之间，或者与当地人发生争吵，难以控制。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英国水手与中国人之间发生争执，以至于发生人员伤亡事件，实在并非意外，而属必然。对于这种必然『性』事件，如果有公平且具公信力的国际公法可依，双方均依法行事，本可以化解矛盾，整顿或恢复秩序，但是，因为双方司法原则相去甚远，这种事件显得十分棘手。
根据3月4日的书信，在英国水手杀人事件发生之后，广州当局曾要求英国人交出一名船员偿命，但遭到断然拒绝，于是，当局禁止“海王星号”船卸货交易，并且将这艘船的担保商、广利行的创始人卢观恒（mouqua）以及“海王星号”商船的翻译逮捕入狱。
广利行在广州十三行之中排名第二。至于广州十三行，后文将有特别交代，读者可暂且理解为当时『政府』特许经营外贸的商行。这种商行在享受外贸特权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特别的责任，为与之有贸易往来的外商提供担保即是其中的一项责任。如果外商有不法行为，为之担保的商行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1926年出版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纪事：1635…1834》一书，记载了前述美国人所写书信中没有提及的细节：
2月27日早上，“海王星号”的船长布坎南（captainbuchanan）与东印度公司的高管罗伯茨（johnwilliamroberts）见了面，交流了关于一名中国人死于在24日和25日发生的与“海王星号”和其他商船的水手的械斗的不愉快的情报……卢观恒似乎非常激动，他担心这件事会发展到无法通过金钱就能得到解决的程度，尽管清朝官员受贿众所周知，并非一点希望都没有。
根据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彼得·珀杜的研究，在事件发生之后，广州当局立即派人调查与“海王星号”有关的一切人和事。作为这艘英国商船的担保人，卢观恒负责居中协调。但他处于两头受气的尴尬境地：中国当局要求惩处犯罪的一方，而英国商人则要求有详细证明到底是谁杀死了那位中国人；英国这一方找不到承认犯罪的水手，清朝官员则威胁他，如果不交出凶手，将罚以重金并将其拘押起来。
卢观恒确实很快就深陷囹圄。根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纪事》的记载：“在3月2日的晚上，卢观恒的事务长找到了罗伯茨，并告知了他的主人被拘押的事情。只要欧洲人不同意接受审讯，就会一直拘押他。”
3月6日的书信写道：
这个省的总督在昨天下令停止他们（指英国人）的贸易，下一步将是竭力拦截他们的供给，并抓捕这个工厂的一些人。这样的环境必定会产生最严重的后果。我知道，如果英国人能找出那个有罪的人，他们不会反对将他交出去。中国人不能因为他们拒绝让一名无辜者遭难而指责他们。只有上帝知道这件事将如何结束。中国人多给了他们三天时间作决定。如果他们拒绝照做，中国人将尽力迫使他们照做。
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的时间里，广东当局与东印度公司一直处于僵持状态。前者不停地施压、威胁，后者则天天开会讨论应对之策。在这期间，卢观恒曾派代表去拜访停泊在珠江上的英国商船，并悬赏两万美元给任何能够提供杀人者信息的人。“不过，这个伟大的尝试对英国海员没有产生一点影响。”
但英国人最终还是同意了广东当局的审讯要求。根据4月18日书信的记载，在3月25日前后，在“狮子号”战舰——马嘎尔尼访华时所乘战舰——水兵们的保护下，“海王星号”的52名水手抵达了广州工厂。广州的官员本想将这些水手带入城中审讯，但遭到了英国人的坚决反对。在英国人的坚持下，审讯在工厂里进行。
然而，接下来的过程并不顺利。中方主审官要求东印度公司的首脑、“狮子号”战船船长以及东印度公司各商船船长在审判过程中只能站着，而不能坐在他的面前。英国人没有同意这项要求，并出言威胁。而这名主审官的态度同样强硬。于是，事态又变得严重起来。“因为这位官员不愿意亲自来，也无法派一位高级官员来，于是，他委派了另一位愿意忍受英国人舒舒服服地坐在审判桌前的靠椅上的官员。”
1807年4月6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外国人参与的司法审判正式开始。根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纪事》的记载，中国的主审官员一共有四位：现任广州知府、前任广州知府、澳门海防军民同知以及番禺知县。粤海关的主管“河伯”（hoppo）也在堂上。东印度公司的高管罗伯茨和威廉·布拉姆斯顿、“狮子号”兵船船长罗伯特·罗尔斯，以及广利行的卢观恒、十三行的商总潘启官、怡和行的伍浩官都列席旁听。
清朝官员在审判过程中的表现让在场的英国人极为蔑视。
在经过第一轮审理之后，在这52名水手中，11名嫌疑最大者被挑选了出来。然后，主审官们宣布改日再审，以寻找进一步的证据。
4月18日的书信写道：
在重审时，主审官们努力劝说一些人认罪，并暗示，认罪者将不会受到惩处。但这种做法没有用。主审官们又暗示，如果“海王星号”的官员们愿意作证，表示他们看见一名水手肩上扛着一根竹棍，在匆忙和混『乱』中，一名中国人意外地将脑袋撞到了竹棍上，那么，这件事情可能就交代过去了。这项如此荒谬的、可鄙的、只是权益之计的提议理所应当地遭到了蔑视。主审官们的下一个提议是，英国人应该劝水手中的某个人说，死者想偷他口袋里的东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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