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走私1859-第1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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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沈世明只是恭敬的回答道：“陛下，臣承蒙皇上厚爱，怎么敢怠政呢。现今这个情况，实在是另有原因。”

　　　　“哦？什么原因，我倒是想听听。”

　　　　“陛下且先宽心，请容臣慢慢禀报，其实就算陛下不问，臣最近也要抽时间跟陛下汇报一下最近的心得的。”

　　　　紧接着，沈世明就开始一点一滴的针对告状内容做起了解释。不过说是解释，但因为引申的东西更多。说的也更详细，不如说是一种工作汇报。

　　　　按照沈世明所说，他当上首相之后，虽然是按时上下班。但其实都是拿着资料与文件回家，回家后也依旧研究学习个不停。

　　　　由于从不见客，也不去跟人打交道，这让他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与了解帝国目前的行政机构，到如今，他已经基本掌握了政府的官僚体系以及运转程序，并且还从中发现了许多问题。

　　　　他之所以不怎么召开内阁会议，找其他内阁成员开会，是因为他觉得暂时来说。开会意义不大，纯粹是浪费时间。

　　　　因为现在帝国的行政机构只有一个基本框架，但各方面都严重缺人。很多位子都是只有官位却没人上任，所以就算开会讨论出一个章程，具体到下面的实施，也不会有多少效果。

　　　　毕竟中华帝国讲究依法治国，按照沈世明的理解就是**家，所有官员的行政作为都有法可循。虽然没具体的法律条文，但什么级别的官能管多大的事儿。还是有明确规定的。

　　　　比如市长就管本市的事儿，市警察局长就管本市的警察局，市财政局局长就只管本市的财政问题一样，简单说就是各司其职，不能越权。

　　　　本来这是个好事儿，能够责权分明，一旦出了问题，可以很快找到相关负责人，避免互相推诿，这就叫官员负责制。

　　　　而在官员负责制的同时，为了避免人浮于事，懒政惰政，还同时实行行政命令限时制。

　　　　所谓行政命令限时制，就是指根据不同地方不同官员的情况，规定一个执行命令的时间限制，以加快官员执行命令的效率。

　　　　具体而言，比如一个行政文件从上级官员签署生效，到派到下面的官员具体执行，都有不同的时间限制规定，或者说有一个限制的缓冲时间。

　　　　如果在时间限制内执行公务并完成命令，就是优良，如果完不成，或者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去执行公务，那么就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报告，解释要是不被上司认可，就要受罚，但不论是否被上司认可，你都是多了一个未能按时完成行政任务的污点，这个污点会记录在案，伴随你的一生，影响你以后的政绩考评。

　　　　平心而论，官员负责制加行政效率限时制，的确可以加快行政效率，让各级官员不敢怠慢，通常是得到命令就赶紧去办，生怕做晚了就被责罚，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这两套制度，可以说最早是出自李永吉的建议，但最终制定并实行出来的，却是首任首相李永昌，这也是李永昌最得意的几个制度之一。

　　　　但是，万事有利有弊，这两个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从上到下的催逼制，再加上各地的内务委员的监督挑刺，导致所有中下级官员在接到上级命令的时候，通常不会多做考虑，不会过多考虑下面的实际情况跟困难，而是一门心思先强制执行上司的指令，这难免会有些生搬硬套，造成一些地方上的不和谐。

　　　　虽然现在因为官员少，命令也少，问题还不算多，但因为行政命令过于生硬，从而造成的官民冲突的事情却已经发生了不少。

　　　　最典型，也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强拆问题以及修路问题了。

　　　　不管是为了以工代赈也好，是为了加强地区间的联系也罢，反正李永吉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修路，他的九个生产建设兵团，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在搞城市建设，比如南京建设兵团的大部，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几乎都用在修路上，所以本质上就是九个修路大军。

　　　　修路本身是好事儿，特别是在财政充裕的情况下，既能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也能够改善民生。还能够加强国防，算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这在沈世明看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政策。

　　　　但是。因为修路的时候过于简单直接，只强调简短，路线几乎都是从地图上直接划线，最多考虑到是否要绕山饶水而行，却根本没考虑中间会遇到多少个村落，多少个民居，也没考虑遇到民居的时候要不要绕道。因此修路过程中必然更当地住户产生冲突。

　　　　简单说，修路的宗旨就是十六个字：遇山绕路。遇水搭桥，见房拆房，见坟填坟。

　　　　虽然也有补偿款，但补偿款的数目是不同的。通常是根据当地的财政能力以及被强拆户的经济情况来进行补助。

　　　　而且，很多地方，特别是遇到祖坟的情况，那是给多少钱也不搬的。

　　　　本来类似这种事情需要好好的协商解决，问题其实也不算大，可就因为官员负责制以及行政命令限时制的催逼，加上中华帝国新政府官员大都是商人小吏等投机分子，又仗着警察的撑腰，只顾着上司命令。从来不管下面死活，所欲遇到这种事情都是直接动手强拆。

　　　　可想而知，这种拆屋填坟的举动。必然会引来淳朴民众的反抗，而一旦发生反抗行为，根据帝国政府的规定，那就是根据事情的性质以及影响不同，把反抗评定为冲突或者造反。

　　　　简单说，就是反抗规模小。暴力抗法的村民人数少，抵抗小。那惩罚力度就小，反抗规模大，村民抵抗力度大，那惩罚力度就大。

　　　　惩罚力度都是以法律的形势分级，最低一级叫官民冲突，一般是先进行调解，劝说，这个调解期有时间限制，如果调解期间劝说不成功，那就根据情况修改政令或者强制执行，但通常是强制执行，而强制执行的后果，就是把闹事分子抓起来，行政拘留十日到三十日不等。冲突期间，执法者可以使用有限武力，也就是冷兵器，比如警棍、盾牌，但不许使用杀伤性武器，擅自使用杀伤性武器的严惩不贷。

　　　　高一级叫动乱，动乱通常是直接调集警察进行抓捕镇压，先把人抓起来再说，这期间通常会使用有限热武，比如可以使用步枪手枪。

　　　　再高一级那就叫造反了，一旦被认定造反，当地驻军就可以参与镇压行动，可以使用最高武力，比如大炮，务必把造反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

　　　　最高级别的，那就是叛乱，这种情况可以调集周边的驻军，甚至可以调集禁卫军进行镇压，手段自然也就没有限制，惩罚力度也是最高，通常叛乱分子是无法得到宽恕的。

　　　　毫无疑问，这一套东西跟秦朝的酷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多就是因为多了内务委员的监督，因为有无线电的上传下达，再加上热武器的威力，能避免一些冤假错案，而且镇压力度也更强，普通民众很难在没有主力军队的支持下造反成功。

　　　　就目前而言，李永吉身为皇帝，身为全国武装力量最高司令，上到禁卫军这种主力部队，下到各级民兵与警察部队，全部都是铁杆保皇派，所以地方上哪怕因为种种原因而发生官民冲突，只要有相关的行政命令，那么哪怕同情对方，也要果断的前去镇压，这也让地方官可以更加的横行无忌。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修路问题所造成的镇压行为可以说从来都不曾断绝过，只不过因为造反的规模都比较小，大都不超过动乱级别。

　　　　虽然因为镇压之后，可以起到杀鸡儆猴一样的警示作用，让其他遇到类似事情的村民不敢违抗修路大军，乖乖的听话，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江南地区，但山东苏北一带就不同了。

　　　　苏北跟山东这些地方民风彪悍，对修路跟强拆的抵触情绪很大，经常发生争不过就干脆全村去当土匪的事情，所以说强制修路的结果，就是让当地匪患又有了逐渐壮大的趋势。

　　　　匪患壮大，当地新政府往往就是提高镇压级别，用更强的力量去镇压，长此以往，当地民众对地方官府的感观也越来越差。

　　　　虽然地方上也有信访局，但当地人根本不敢去信访局反映情况，只想长途跋涉的过来告御状。而地方官呢，一般就是想方设法的阻拦告御状，这又加深了官民冲突。

　　　　沈世明认为。如果修路是必须执行的，是不可更改的国政，那么为了降低官民冲突的恶劣影响，或者说为了尽量不给皇室与朝廷摸黑，就应该给地方上更多缓冲时间，让他们可以有更多方法去调解，尽量不发生冲突。

　　　　那么。如何给地方更多缓冲时间呢？很简单，在无法更改前任政策的情况下。就只能上级部门怠政，也就是不下放权力，让地方上更束手束脚。

　　　　简单点说，地方上一旦要碰到修路造成的矛盾。如果要提高到动乱级别，要调集警察大部队去镇压，并且使用热兵器动武，通常都会先上报，请求上级部门批准，上级也会直接打到国务院，请求国务院批准动用警力镇压。

　　　　那么，如果国务院在这个时候压着地方的动武请求，不下达批准的行政命令。那么当地警察就不敢调集大部队进行镇压，而地方官没办法下，只能继续进行调解劝说。

　　　　这个情况就有两种情况发生。要么地方上调节成功，要么调节不成功，而给了大家更充足的时间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之后，如果还是不行，再动武也就说得过去了。

　　　　不过考虑到地方官的尿性，所以沈世明的办法是下派国务院的中央干部前去调节。事实上他已经在这么做了。

　　　　别看他在任上不声不响很低调，但首相是有秘书的。也就是首相幕僚团，像伍廷芳就是幕僚出身。

　　　　幕僚是直接听首相命令的，所以遇到这种事情，沈世明都是直接派自己的幕僚，以特使的身份前去了解情况，调节纠纷，或者尝试绕道，或者适当给予更高的补偿，实在不行再动武。

　　　　当然，这期间修路的进度是不能减缓的，因为建筑队的修路是不管那些的，是独立运作，而通常面对这种大军一样的建筑部队，地方村民也不敢阻拦，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事后找地方官哭闹。

　　　　地方官之所以对受害村民蛮横强硬，也是因为地方上管不到建设兵团，可村民又不依不挠，所以才直接威胁恐吓。

　　　　这个时候，如果派一个类似于钦差一样的中央大员过去细心耐心的调解，先以国家民族之类的大义去说修路的重要性，再找点风水师一忽悠，就说你原来的祖坟或者屋子如何不好，重新给你找的地方如何好，完后再提高一点补偿，通常老百姓反而会欢天喜地。

　　　　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国老百姓其实很好糊弄，除非逼不得已，也一般不会造反。所以你只要先给个大义的帽子压下去，再弄点风水师糊弄一番，最后多给点钱补偿，说不定坏事就变好事，而多给的那点补偿呢，跟动兵需要的资金比起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好吧，就算这个事情算你做的对。”李永吉道，“那么学校呢？王韬可是跟我说了好多次，说教育经费是有规定的，是地税扶持教育，但你卡着经费不放，很多学校都没法动工。”

　　　　“关于这个，陛下您有所不知，我这样也是出于无奈。”沈世明回答道。

　　　　按照沈世明的说法，把土地税补贴教育其实也是个善举，但王韬的做法却有些过于简单粗暴，花钱没用对地方。

　　　　王韬的办法，是多建学校，要全民推行强制性的小学义务教育，这也是当初李永吉跟他一起制定的教育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嘛，就不多说了，小孩子洗脑容易啥的，太敏感了。

　　　　这个政策其实以前推行的很不错，也算相当成功，如今江南地区之所以成为最拥护帝国的一个地区，跟这个教育政策不无相关。

　　　　为啥呢，因为免费入学可以减轻民众相当大的一部分负担，而小孩子在学校学到东西后，回家也会把学到的东西说出去，比如忠君爱国啊，比如国家大事啊，比如先进思想啊等等。小孩子说的这些，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的父母。

　　　　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上海的很多地区，周六周日小孩放假回家的时候，往往就是开家庭辩论会跟学习会的时候，通常父母都会接受孩子的一番爱国主义教育。并回忆往昔，对照现在，然后更加旗帜鲜明的加入到忠君爱国的大军里面。并有事儿没事儿的把忠君爱国挂在嘴边，似乎不如此可就不能显得自己思想更先进，更高人一等。

　　　　这种近乎盲目性的忠君风，几乎都是从免费小学教育刮起的，可见小学教育的重要性。

　　　　但是，沈世明却认为，以前能够推行成功。那是因为特殊情况特殊环境，却不适合现在的中华帝国。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因为在李永吉实行这个制度的时候，手底下只有江南地区，也就是江苏全部以及浙江北部几个精华地区。

　　　　在这些地方里。读书人很多，识字率是全中国最高的地方，用个俗话说，那就是秀才遍地走，童生不如狗，就说苏州城吧，随便出去溜达一圈，街头摆摊的，十个有八个是认字的。而至少有一半是上过三年学的。

　　　　目前小学教育的课本，都是李永吉提供的经过修改的现代课本，这本身没问题。毕竟小学么，主要就是学下汉语拼音，然后对照拼音学繁体字，另外就是基本的算术了。

　　　　可是，能学会这些的老师就不多了，虽然小学老师门槛低。只要学会汉语拼音，才会基本的加减乘除就可以。但要在短期内做到这点，或者说要想通过小学教师的资格考试，成为一名光荣的，吃皇粮的小学老师，怎么也要上过三年以上的学才行。

　　　　这个条件对江南地区不是问题，但如果范围扩大，比如山东苏北，还有安徽地区的话，那情况就又不同了。

　　　　安徽地区，也就是南京以西，安庆以东这些地方，本来也算读书人扎堆的地方，但太平天国这么一搞，读书人数目大减，大多跑到湖南湖北还是有江苏浙江去了，重新占领这些地方之后，再想找更多读书人当小学老师，那真是谈何容易。

　　　　山东苏北就更不用说，那更是穷的叮当响，很多地方整村都是文盲，一个读书人都没有，孩子都是早早的干农活，强制上小学就更不用提了。

　　　　苏州上海倒是有不少小学老师的短期培训班，并且也储备了不少小学老师，但他们培训合格之后，连江南地区都不够用，就更不用说派去安徽苏北跟山东这些穷地方了，他们也不乐意去。

　　　　更何况，李永吉还打算推行简体字，或者说吉体字，名义上就说是皇帝为了推广文字，亲自找人创造的训民简字。

　　　　虽然简体字计划只是个预案，并没有真正全面实施，但看李永吉的意思，简体字也是早晚，那这样又会增加小学老师学习与培训时间。

　　　　总而言之，沈世明算过一笔账，中华帝国现在要是实行强制性的义务小学教育制度，最大的问题不是校舍，这个东西有钱有人就行，但合格的老师就严重不足了。

　　　　所以说，现在最关键的不是多建小学校舍，而是多搞一些小学培训班，提高一下小学老师的待遇，让更多的读书人投入到小学老师这个光荣的大家庭中，先缓一缓，等过个一两年，合格的老师增多了，再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实行全面教育比较好。

　　　　也就是说，沈世明觉得现在还不是全国都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