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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存-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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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把“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的电视扩展为一个拥有15000个电视频道的全球构架，这时我们会发现电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发生了有趣的变化。有些美国人可能会收看西班牙电视来提高他们的西班牙语水平，其他人可能会收看瑞士有线电视第11频道上未加剪辑的德国成人节目（在纽约时间下午5点播出），而200万希腊裔美国人可能会很有兴趣地观看希腊3家全国性电视台或7个地区性频道的节目。
或许，更有趣的是，英国人每年会花75小时转播国际象棋冠军争夺赛，而法国人则会花80小时收看环法自行车大赛。美国的棋迷和自行车迷自然也会乐于观赏这类节目——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假如我正打算造访士耳其的西南海岸，我可能没法找到一部关于博德鲁姆（Bodrum）这个地方的纪录片，但是我可以从《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几百种资料来源中，找到有关建造木船、晚间捕鱼、海底古迹、东方地毯等的影片片断或图片。我可以把这些片断组合起来，编辑成一个恰好适合我的特殊需要的片子。这个片子不太可能赢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金像奖，但是这并不重要。
视频点播能够为纪录片，甚至令人生厌的商业信息片（infomercial）注入新生命。数字化电视代理人能够编辑在空中传送的电影，就好像大学教授运用不同书本的章节及不同杂志的文章，编辑文选一样。著作权律师们，系好安全带吧！没有执照的电视台
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1993年，美国售出了350万部家用摄像机。虽然家庭自制的录像带终究还赶不上黄金时段电视节目的制作水准（感谢上帝），但是现在大众媒体的意义已经不限于制作精致的专业水准的电视节目了。
电信管理人员都知道，我们需要宽带来把信号输入家庭，但是他们看不透的是，反方向的传输也需要同样高容量的频道。互动式电脑服务中的做法把这种不对称状况合理化了：有时传给你信息时使用的是高带宽，而接收你的信息时使用的则是低带宽。其中的原因是：我们大多数人打字都比阅读慢得多，而识别图像则比画出图像快得多。
但是，在视频服务中，这种不对称并不存在。频道必须是双向的。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不管是对祖父母还是没有得到子女监护权的离婚父母而言，电信会议未来都将成为绝佳的消费性媒体。
这是指活的视频信息。想想看“死的”会是什么样。在不久的将来，就像今天经营电子公告牌的57000名美国人一样，个人也能以同样的方式经营电子视频服务。未来电视的面貌会逐渐变得像今关的互联网络一样，充斥着小规模的信息制作人。几年后你可以跟朱丽叶。蔡尔德或某个摩洛哥的家庭主妇学做蒸粗麦粉，也可以和罗伯特。派克（Robertparker）或法国勃良第的葡萄酒商共同发掘品酒的乐趣。拓朴学的逻辑
目前，信号进入家庭的电子路径有四条：电话、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空中广播。它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拓扑学意义上，而不是经济模式的交替上。如果我要在相同的时间，把相同的比特传送给美国大陆的每户人家，我显然应该利用一颗覆盖范围横跨东西海岸的卫星。这样做最符合拓扑学的逻辑。有些行为，比如说，把比特传送给美国境内22000个电话交换机中的每一个，就不符合这一逻辑。
相反地，假如我要传送的是地方性新闻或广告，空中广播就是不错的方式，有线电视则更理想。电话在点对点的情况下，功效最佳。假如要我单纯依据拓扑学的逻辑来决定采用哪一种媒体，我会用卫星来转播橄榄球超级杯赛，而用电话网络来传送互动式、个人化的“每周华尔街报道”。我们可以根据某种路径最适合哪一种比持，来决定究竟是通过卫星、空中广播、有线电视还是电话网络来传输信号。改写距离的意义
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许多人总是提醒我这一点，好像我是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每个频道都希望广开财源，因此往往尝试去做自己最不擅长的事情。
比方说，有些同步卫星的经营者想要提供以陆地为基地的点对点网络服务。除非是你提供服务的地区正试图克服某些特别的地理或政治障碍，例如岛屿地形或新闻审查制度，否则和有线电话网络的优点相比较，这样做没有多大意义。同样道理，如果要利用空中广播、有线电视或电话系统等路径把橄榄球超级杯赛的比特同时传送到每家每户，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比特终究会慢慢地，在适当的时候，转移到适当的信道上。如果我想看去年的超级杯赛，利用电话拨号方式来收看，最合乎逻辑（而不是等着看哪家电视台会重播这场比赛）。赛完之后，超级杯赛一下子变成了档案材料，因此适合的播放信道也就和现场转播（“活”的资料）时截然不同。
每一种传输信道都有自己的一些反常之处。当你利用卫星把讯息从纽约传送到伦敦的时候，讯息经过的距离只不过比从纽约用同样办法传到邻近的纽瓦克（Newark）多5英里。
因此，只要位于某个卫星涵盖范围之内，不管你是从麦迪逊大街打电话到同在纽约的公园大道还是远从纽约时代广场打电话到伦敦闹市区的皮克迪里广场，通话的费用应该相同。
光纤同样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传输比特的费用问题。当我们用一条光缆干线在纽约和洛杉矾之间传输比特时，这种远距离的光缆传输比起用郊区如毛细血管般密布的电话网络传输来，究竟是更便宜，还是更昂贵，实在很难说。
在数字化世界里，距离的意义越来越小。事实上，互联网络的使用者完全忘记了距离这回事。在互联网络上，似乎距离还往往起了反作用。与近距离的通信对象相比，我常常更快地收到远方的回信。由于时差的缘故，远方的朋友可以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回信，因此感觉上反而好像离得更近。
当我们把与互联网络相类似的传输系统用于大众娱乐世界中时，地球就变成了单一的媒体机器。今天，装了碟形卫星天线的人家已经可以超越地缘政治的界限，欣赏到各种各样的节目。问题只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罢了。一网打尽全世界
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实际运作上，推动变革的都将是互联网络。互联网络之所以吸引人，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遍及全球的大众网络，而且也是因为它是在没有设计师负责规划的情况下，自然演变而成的，就好像乌合之众般形成了今天的面貌。没有人发号施令，但是到目前为止，它所有的部分都日渐进步，令人叹赏。
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使用互联网络，因为，首先，它是一个网络的网络。截止到1994年10月，互联网络上已经拥有45000个以上的网络，400万个以上的主处理器（每一季度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但是这些都不足以用来估计用户的数目。很有可能其中的一部机器是通往，比如说，法国Minitel网的一个公共网关，因此突然之间，互联网络上又多了800万个潜在的使用者。
在美国马里兰州（Mary1and）和意大利的波洛尼亚互联网络向所有居民开放，显然这些人不见得都使用互联网络。但是在1994年，似乎有2000万到3000万人使用互联网络。我猜想到2000年时，将会有10亿人入网。这种猜测部分的依据是，1994年第三季度互联网络的主机数增长得最快的国家依次是阿根廷、伊朗、秘鲁、埃及、菲律宾、俄罗斯联邦、斯洛文尼亚和印度尼西亚。在这3个月中，所有这些国家的增长率都超过100％。我们呢称为“网络”的互联网络已不再为北美所独享。在互联网络的所有主机中，世界其他地方的主机占了35％，而这些地方恰恰是增长最快的地方。
3、便捷的联系仅仅数字化是不够的
当你阅读这页文字的时候，你的眼睛和大脑不断把这种印刷媒介转换成你可以当作有意义的文字来处理和辨识的信号。如果你想把这页内容传真出去，传真机上的扫描仪会绘制出一幅由一条条线组成的精细的图形，并用0和1分别代表有墨迹和没有墨迹的黑和白。这个数字化的图形反映原件的逼真程度，完全要视扫描仪的精细度而定。但是，无论你的传真机扫描得多么精确，传真件最终也只是原件的复制图像罢了，它既不是字母，也不是单词，而是像素。
如果由电脑来诠释这幅图像的内容，就必须经过一个和人阅读时差不多的识别过程：先把小块的像素转换成字母，然后再把字母拼成单词，其中还包括了区分字母0和数字0、分辨出文本内容和手写痕迹、搞清咖啡渍和图解的不同，同时还要在充满噪音（扫描和传输过程产生的干扰）的背景中明察秋毫。
一旦完成了这个工作，你的数字化文件就不再是一幅图像，而是以字母形式出现、按一定结构组成的各种数据，通常都按“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编成二进制码，再加上一些关于字体和版式的相关数据。传真和ASCII码之间的这种根本差异也存在于其他媒体。
CD是“声音的传真”，它是允许我们压缩、纠错并控制音频信号的数字化数据，但它不能体现音乐的结构。例如，要在CD中去掉钢琴的声音、替换歌手，或改变交响乐队中乐器所在的空间位置，就都很困难。8年前，麦克。霍利首先观察到声音传真和结构严谨的音乐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他当时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现在刚刚留校任教。他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天分的钢琴家。
霍利的博士论文中包括了他在一架特别设计的波桑朵菲大钢琴上所作的研究。这架钢琴记录下每个琴褪开始敲击的时间，以及琴槌击打琴弦的速度。此外，他把所有的琴键都电动化，因此，这架钢琴几乎可以毫厘不爽地倒弹一百曲子。这架特殊钢琴就好像一个精心设计的键盘数字转换器和一架全世界最昂贵和高分辨率的演奏用钢琴的结合体。日本的雅马哈公司（Yamaha）最近刚刚推出了这种钢琴的廉价机型。
霍利当时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在CD上储存超过1小时的音乐。工业上处理这个问题有两种增量方式。一是把激光从红光改为蓝光，这样缩短了波长（wave1ength），使存储密度达到原来的4倍。另一种是采用更新的编码技术，因为你的激光唱机用的其实是70年代中期的算法，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更好的声音压缩技术，能比原来至少压缩4倍（而声音的损失度并不增加）。将这两种技术同时使用，你在一面CD上一下子就能储存16小时的声音。
有一天，霍利告诉我，他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把好多好多小时的音乐录到一张CD上。我问：“多少小时？”他说：“差不多5000个小时。”我想，假如这是真的，那么世界音乐出版人协会一定会雇杀手来取霍利的性命，而他从此以后就要像作家拉什迪一样，为了逃避杀手永远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请他解释给我听（而且我还和他拉勾，发誓保守秘密）。
霍利在波桑朵菲钢琴上发现（他找了一个名叫约翰。威廉姆斯的人在这架钢琴上弹奏，作为他实验的合作者），即使人的手指在钢琴上弹得飞快的时候，在波桑朵菲钢琴上发出的声音，1分钟也超不过3
个比特。换句话说，测量手指的运动所得到的数据是很低的。这和CD上每秒120万比特的声音速率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也就是说，如果你存储的是手势而非声音的数据，那你就能多存储5000倍的声音，而且也用不着价值125000美元的波桑朵菲钢琴，只要有一台价格更低廉的装有乐器数字界面的钢琴就行了。
在CD制造业中，每一个曾经研究过音乐光盘容量的人都胆怯地、也是可以理解地把这个问题当作只是音频领域的问题，就好像传真完全属于图像领域一样。霍利的想法则恰好相反，他认为弹奏的手势就如同乐器数字介面，而且两者都更接近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事实上，乐谱本身是一种更简洁的音乐表现形式（公认分辨率很低，而且不会因为人的诠释而产生表现上的差异）。
通过寻找信号中的结构和信号产生的方式，我们已经穿过了比特的表面而进入到它的内部，发现了图像、声音或文本的基本构件。这是数字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
传真机是一大灾难
假如25年前，计算机科学界对今天电脑能看得懂的新文本比例作一个预测的话，他们预估的数字可能会高达80％或90％。直到1980年左右，这个预测还是正确的。但紧接着，传真机冒了出来。
传真机是信息风景线上一个明显的污点，等于向后倒退了一大步，所带来的盘根错节的影响历久不衰。当然，我谴责的对象是一种似乎为我们做生意的方式，甚至为我们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革命性变革的电信媒介。但是，人们并不了解这其中的远期代价、短期失误，以及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
传真是日本人的遗产，但不单纯是因为日本人很聪明，能够生产出标准化的、比别家更精良的传真机，就像录像机一样；而是因为日本人的文化、语言和做生意的习惯都有非常形象化的倾向。
直到10年前，日本人还不是通过文件做生意，而是通过声音，而且通常都是面对面谈生意。有秘书的生意人寥寥无几，商业函件往往都是辛辛苦苦亲手写成。相当于打字机的东西看起来更像一部排字机，密密麻麻的铅字模板上有一个电动手臂，要从6
多个字中一个个挑出需要的汉字符号。
汉字的图形性使传真的发明水到渠成。由于当时电脑能识别的日本文字寥寥无几，因此采用传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对于像英语这种符号式的语言而言，如果考虑到电脑的阅读能力的话，传真简直就是一大灾难了。
英语只不过使用了26个拉丁字母、10个数字和少量的特殊符号，所以对我们来说，从8个比特的ASCII码角度来考虑通信的问题，就自然得多了。但传真的存在却使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举例来说，今天大多数的商业信函都是在文字处理器上拟就的，拟好后打印出来，再传真出去。想一想这个过程。我们在起草文件时用的完全是电脑可读的形式，而且电脑“读”得简直太好了，以致于事实上我们常常想不到要用拼写检查程序纠正拼写错误。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它打印在印有单位名称、地址、电话的信纸上，于是，文件现在完全丧失了数字化的特性。
然后我们把这张纸拿到传真机前，信纸上的内容被重新数字化，变成图像，信纸原来的质感、颜色、字头等特质经过这一过程而丧失殆尽。这封信被发往一个目的地，也许就是复印机旁的文件筐里。如果你正好是这个不怎么幸运的收信人，你就拿到这张病怏怏的、纤薄的、有时好像古代的手卷一般不加剪裁的纸，还得读上面的内容。饶了我吧，这简直就跟把茶叶传过来传过去一样愚蠢。
即使你的电脑装了传真调制解调器（faxmodem），可以省却打印的步骤，或即使你的传真机用的是打印用纸，而且可以印出全彩画面，传真仍然不是一种具有智能的媒介。因为，你把电脑的阅读能力拒之门外，而唯有借助电脑的阅读能力，收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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