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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存-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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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6个月以前，好像某人从某个地方传了一件东西给你……说得好像是“如此这般”的一件事——这种情况你有几次能想得起来那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
但假如这封信是以ASCII码形式传送的，你只需要在电脑数据库中搜寻关于“如此这般”的档案，就可以找到这封信。
当你传真一个电子数据表（spreadsheet）时，你能够传送的只是它的图像而已。但是如果你采用电子邮递的方式，你等于传了一张可以编辑的电子数据表给收信人，他可以在上面随意操作、提出问题或以他想用的方式来看这张表。
传真甚至一点也不经济。假如你以9600波特的正常速率传真这页内容，需要花20秒的时间，大约传输了2
0比特的信息。而如果你用电子邮递，不到1/10的比待数就够了：也就是ASCII码和其他的控制符。换句话说，即使你声称毫不在乎电脑的阅读能力，假如在同样的9600波特的传输速率的条件下，计算每比特或每秒所要消耗的成本，电子邮递的成本只有传真的10％（若是在38400波特的速率下，电子邮递的成本更降为传真的2．5％）。电子邮递急起直追
传真和电子邮递的观念都始于大约100年前。在1994年才首次发现并出版的一份1863年的手槁《二十世纪的巴黎》中，儒勒。凡尔纳（JulesVerne）写道：“传真电报能将任何的手稿、签名或图示送到很远的地方，也可以使你与2
公里以外的人签约。电线通进了每家每户。”
1883年，西部联合电报公司（WesternUnion）推出的自动电报就是一种使用加强型电线的、点对点的电子邮递系统。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多点对多点的电子邮递的普遍使用其实早于传真的普遍使用。60年代中期和晚期，当电子邮递刚刚兴起时，懂电脑的人寥若晨星，因此，也就难怪80年代传真机一出现，就立刻后来居上。传真的好处是容易使用、轻易就可以传送图像、复制原件（包括表格）。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而且直到最近，传真上的签名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到了电脑无所不在的今天，只要看看一飞冲天的电子邮递使用人口，就知道电子邮递占了压倒的优势。除了数字化的好处之外，和其他媒介相比，电子邮递是一种更具有对话性的媒介。尽管它不是口语的对话，感觉上却更接近于讲话，而不是书写。
我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我的电子邮件。稍后我就可以说：“对，我早晨跟某某人谈过了。”虽然那只是电子邮递。在电子邮递讯息频繁往返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拼写错误。我记得有一次我因为拼写错误特意向一位日本同行道歉，他回答说，不用担心，因为他纠正拼写错误的能力一定高于我所能买到的任何拼写检查软件。还真是那样。
这种半对话式的新媒体和写信确实截然不同。电子邮递比快递邮局复杂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发现它的各种不同的用途。电子邮递中现在已经出现了一套表情符，例如用：）代表笑脸。在下一个千年中，电子邮递很可能成为最主要的人际通信媒介，而且在未来15年中，它将与声音通信并驾齐驱，甚或凌驾于声音通信之上。我们大家都将使用电子邮递，前提是我们都要懂得一些数字化礼节。网络礼仪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在18世纪奥地利古堡金碧辉煌的舞厅中，数百支蜡烛摇曳的烛光、威尼斯式的镜子和华丽的珠宝，把大厅映照得光彩夺目。400名俊男美女在10人管弦乐队伴奏下，优雅地跳着华尔兹，就好像派拉蒙的电影《一代妖后》或者环球影片公司的《风流寡妇》（TheMerryWidew）中的场景一样。现在想象一下，场景依然不变，只是其中390位宾客头一天晚上刚学会跳舞，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踏着舞步。这跟现在互联网络上的情形很相似：大多数的使用者都笨手笨脚。
今天，互联网络的用户大多是新手，很多人入网的时间还不满一年。起初，他们会传送大量的讯息给一小群特定的收信人，不仅内容上长篇大论，而且语气急切，仿佛收信人除了尽快给他们回信以外，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更糟的是，通过电子邮递传送文件副本简直易如反掌，而且似乎就跟不花钱一样，对方只要来一个“回车”，就可以在你的电子信箱中塞满你丝毫不感兴趣的万言书。这个简单的动作把电子邮递从个人的对话媒介，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信息倾销。当你是通过窄带信道联网时，情况尤其令人沮丧。
一位新闻记者受命撰写一篇关于网络新手及他们率性使用网络的报道。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没有事先征得我的同意，也没有任何警告，就发了一份长达4页的问卷给我和其他人。他的报道真可谓是一幅绝佳的自我写照，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简洁是电子邮件的灵魂
对记者而言，电子邮递可以成为最好的媒介。电子邮递采访会较少打扰受访者，也能给他们更多的思考余地。我相信全世界许许多多的新闻媒体都会把电子采访当成绝佳的媒介和标准的采访工具——只要记者们能好好学一点数字化的礼节。
要在互联网络上表现使用电子邮递的礼貌，最好的办法就是假定收信人的通信速率只有1200波特，而且也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读信。反面教材就是在回信的时候，一字不漏地将原信附上（令人担忧的是许多我认识的网络老手都有这个习惯）。要让电子邮件涵义清楚的办法不少，这可能是其中最懒惰的一个办法。当信件很长或信道很窄时，更是要命。
另一种极端则更糟糕。例如回信时只答“当然”。什么事情当然啊？
依我的意见，所有数字化习惯中，最糟糕的就是毫无必要地拷贝，也就是动不动就“cc”（抄送）的习惯。堆积如山的副本令许多企业高级经理人员视上网为畏途。电子副本的一大问题是，由于回信往往也传送给整个抄送名单，因此副本会自我繁衍，变得越来越多。你永远不知道某人是偶尔回信给所有人，还是就愿意这么做或不知道该怎么做。假如有个人正在筹备一个临时的国际会议，邀请我和另外50个人参加，我最不爱看的就是50份行程安排表以及有关这些安排的琐碎讨论。
“简洁是电子邮件的灵魂”，游吟诗人可能会如是说。星期天也不例外
电子邮递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工作和思考方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个具体的结果是，我们的工作和娱乐节奏改变了。渐渐地，每天早9点到晚5点、每周工作5天、每年休假2周，将不再是商业生活的主流步调。星期天和星期一不再有那么大的差别。
有些人会说（尤其是欧洲人和日本人），这真是一大灾难。他们宁愿把工作留在办公室里，不要带回家。人们有远离工作的权利，我当然不会吝惜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我们有些人就是喜欢随时都被“网罗”，交换条件很简单。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以星期天多回复一些电子邮件，来换取星期一早上的懒觉。既在家中，又在外面
有一幅非常好的、现在也很有名的漫画，描写两条狗在互联网络上对话。其中一条狗在电脑上打了一行字给它的同伴：“在互联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它应该再加一条附注：“而且他们也不知道你在哪里。”
从纽约飞到东京，在大约14个小时的旅程中，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打字和撰写四五十封电子邮件。想想看，假如我一到饭店就把这些邮件交给前台，让其传真出去，一定会被视为大宗邮件。然而，假如我采用电子邮递，我只要拨一个当地号码，就可以轻松迅速地把事情办好。而且当我发信的时候，我把这些信直接传递给许多人，而不是发给某个地址；他们也把讯息传送给我本人，而不是寄给东京某个地方。
电子邮递可以让我们具有超乎寻常的流动性，而且没有人需要知道我们究竟身在何处。保持联网状态的过程带来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和数字化生活中原子和比特的差别有关，对出差在外的推销员可能影响最大。
我在旅行的时候，至少设法得到两个能让我和互联网络连上的当地电话号码。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的是，这些网络入口都是非常昂贵的商业入口，使我或者可以和当地的报文系统相连（我在希腊、法国、瑞士和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或者和斯普林特公司及微波通信公司（MCI）的全球报文服务系统相连。像斯普林特就在俄罗斯的38个城市都有入口号码，这些号码中的任何一个都能把我和我的单用户分时系统或作为后备力量的媒体实验室主机相连。一旦与我的分时系统或主机连上，我就在网上了。数字化生活的物理路障
要在世界各地都与网络相连堪称一种法术。问题不在于数字化生存，而在于插头是不是配备齐全。欧洲有20种（数一数看）不同的电插头！也许你终于已经习惯了小小的塑料电话插孔，也就是所谓的RJ一11插头，但别忘了世界上还有175种其他插头。我很自豪所有这些插头中的每一种我至少都拥有一个。因此当我长途巡回旅行时，我的行李箱中1／4的空间都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电话插孔和电插头。
但是即使装备完善，你仍然可能连连碰壁，因为许多饭店及几乎所有的电话亭都无法提供调制解调器的连线端口，这种时候，你可以把一个小小的声音耦合器附着在电话筒上。这项工作的难易度则要视电话筒上过度设计的程度而定。
一旦连上线之后，即使是通过最古老的、转盘式的模拟电话交换机，比特也能传回家中，尽管这样有时要求传输系统速度很慢，但纠错能力极强。
欧洲已经开展了一个全欧插头（Europ1ug）计划，以期开发出能满足下列三大目标的单一电力插头式样：1）样子和目前所有的插头都不同；2）具备目前所有插头的安全性；3）不会让任何一个国家独占经济上的优势（这一点是欧盟独有的想法）。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插头。当我们的数字化生活逐渐展开之时，我们会碰到越来越多的物理路障，而不是电子路障。
比如说，饭店拿掉了RJ一11插孔上小小的塑料夹，这样一来，你就无法把膝上型电脑的电线插入墙上，这比收取传真接收费还要恶劣。这就是人为破坏数字化的一个例子。扎卡特夫妇已经允诺要在将来出版的饭店指南中特别说明这种情况，这样数字一族就可以抵制这类行径卑劣的饭店，另觅佳处来从事他们的数字营生。
4、从游戏中学习学习的乐趣
当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在1989年首次开展LEGO／logo实验时，汉尼根小学从学前班到六年级的孩子们在LEGO管理人员、学术界和新闻媒体面前演示实验的成果。一位来自一家全国性电视网的热切的女主持人在闪亮的镁光灯下逼问一个小孩：这种形式是否不只是好玩的游戏而已？她想从这个8岁孩子口中逼出一句典型的、机敏的，能够吸引观众的话。
孩子显然吓呆了。最后，当女主持人连问了三次、镁光灯印热度也越来越高之后，这个满头大汗、恼羞成怒的小孩直愣愣地看着摄像机说：“对，是很好玩，就是玩起来太费脑子了。”
西摩尔。派普特（SeymourPapert）正是这种“开动脑筋玩乐”的专家。他很早就注意到“擅长”语言这种概念很奇怪，因为随便哪个5岁小孩都能在德国学会德语，在意大利学会意大利语，或在日本学会日语。尽管年纪渐长之后，我们似乎丧失了这种自然学习语言的能力，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小时候我们都曾有过这种能力。
派普特建议当我们把电脑作为一种教育的工具来使用时，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在用电脑创造一个——比如说——叫“数学乐园“（Maih1and）的国家，在那里，孩子们可以像学习语言那样来学习数学。尽管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数学乐园”也许是个奇怪的概念，但在电脑上却绝对言之成理。事实上，现代电脑模拟技术已经能够创造出“微观世界”（microworld），孩子们在里面可以在游戏的同时探索极其复杂的原理。
在汉尼根小学LEGO／Logo实验班上，一个6岁的男孩在桌上堆起一堆积本，再把一个马达放在积木的顶端，然后用两根电线把马达和自己的电脑联上，再在电脑上敲出一个一行字的程序控制马达的开关。他开动马达的时候，积木跟着震动，于是，他在马达上装了一个助推器，但由于某种原因（可能是由于操作错误）而装偏了。这次当他再开动马达的时候，积木震动得更厉害了，它们不但在桌上跳来跳去，而且简直就要给震散架了（为解决这个问题，他耍了一个骗人的小把戏——这种把戏并不是任何时候都绝对不好——用几根橡皮筋把积木绑住了）。
随后他注意到，如果他让马达带动助推器顺时针方向转动，那么这堆积木就会先朝右边扭动然后向任意方向运动。如果他让马达带动助推器逆时针方向转动，则积木会先向左扭动然后再向任意方向运动。最后，他决走在积木的下面装上几节光电池，然后把积木放在他在一张大自纸上潦草画出的黑线上。
他在电脑上设计了一个更复杂的程序，然后启动马达。看到黑线，光电池会让马达停下来，再重新启动，如果重新启动时马达顺时针转，则积木右扭，反时针转，则积木左扭，终究又回到黑线上。结果是他造出了一堆会动的积木，沿着那条潦草的黑线而扭动前进。
这孩子成了英雄，老师和同学们都想知道他是怎样发明出这种装置的，并且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他的实验，向他提出各种问题。这个小小的莱耀时刻使他体会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学习的乐趣。病人豪膏的年轻人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可能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倒是有障碍的教学环境之多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电脑能令这一切改观，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学习和认知类型截然不同的孩子。
大多数的美国孩子都不知道波罗的海国家和巴尔于半岛国家有什么不同，谁是西哥特人（Visigoth，日耳曼族的一支），或路易十四生活在哪个年代。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这些事情就这么重要呢？你知道里诺（Reno）是在洛杉矾的西边还是东边吗？
法国、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不断在青少年的头脑中灌输各种知识，它们付出的高昂代价就是，当这些年轻人升入大学的时候，他们已经跟死人差不多了。之后的4年，他们觉得自己就好像刚刚跑完马拉松只剩下一口气时却还被逼着参加攀岩一样。
60年代，大多数电脑和教育的先驱都提倡一种拙劣的不断演练的教学法，把电脑用在一对一的教学上，由使用者自己控制进度，从而更有效地教授同一堆吓人的知识。现在，多媒体风行一时，又出现了一批闭问造车，笃信练习好处的人，他们自认可以把电子游戏的魔力移植到教育上，以更高的效率向孩子们的头脑里灌输更多的信息。
1970年4月11日，派普特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了一个题为“教会孩子思考”的研讨会。他在会上提议把电脑用作发动机，使孩子通过使用电脑而学会教导别人，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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