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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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大，这是组织工作上一项了不起的功绩。有人可能会说，他们只是继承了中国的政治传统，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外国的榜样和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不管是日本人的、西方的或苏联的，只能起刺激作用，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秩序是中国对外部世界反应的最新阶段，那就会忽视问题的核心：中国的人口众多，他们具有由来已久的强大冲击力量，并且本来就赋有创造自己文化的天才。
1948　年冷战开始时出版的本书第一版曾断言，“旧秩序在中国的瓦解使该国有可能在”苏联或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的“主要影响下进行改组”。多么荒唐的话！中国已经走了它自己的道路。
新秩序问题
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人口压力对我们来说是新的问题，但在中国却是个老经验。我们所讨厌的官僚机构是在中国发明的。新秩序将不可避免地保留许多警察国家的特点，但在我们目前对群众的生活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不应急于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一切。由于老一代革命者离开舞台，摆在中国新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之一是人们普遍渴望松一口气和稳定下来。我们外界人很难体会，现代中国的一切事情变得多快。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在中国的剧烈变革比任何其他国家所经历的要多，开头是五次大叛乱，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70　年间涉及的世界每个大国的五次战争。中国人具有比别人更值得自豪和更与众不同的传统，对这种传统崩溃的反应来得比较慢，受落后之辱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大民族都来得长。我们在美国进展得很快，从使用马匹、轻便马车和煤油灯很快就发展到使用电视机、喷气式飞机和导弹，但在这同样短的时间内，我们并没有拆毁并重建我们的政府系统和对外关系、我们的语言文字和学术内容，以及我们的整个社会。我们没有怀着同样自豪的心情迫切要求急起直追，也不曾企图利用大跃进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的这种要求变革的狂热迫切心情，使我们很想知道毛泽东是否将像他所欣赏的人物秦始皇或隋朝开国皇帝那样，他们这些人都在短短的一段专制统治时期用暴烈的手段创立了新秩序，然后分别继之以汉朝和唐朝的几百年政权。
我们现在应该期待中国的革命放慢步伐，巩固它的新秩序。当它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像莫里斯？　迈斯纳那样断言，“毛身后时代的特征，将是官僚统治持续’下去并主宰整个社会。”因此，毛的口号“为人民服务”能持续多久，将受到考验。这也就是说，官僚政府要经常遇到信心和民心的问题。
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的因素，是中国的政治组织异常庞大。以前从来没有10　亿人民生活在一个政权之下的事。做到这一点的秘诀何在，它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我们还不清楚。它当然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地区分权，还要有地区物质利益与中央意识形态利益之间的平衡，这样做大概就可以使地区在物质上享受实惠，而中央则享有威望。同样，党内和军内的团结必须根据党指挥军队的原则维持下去。这样一些程式涉及到蒙在一切事物上的神秘气氛，涉及到中国人从事大规模组织工作所累积起来的才于，这是值得研究的事。在这庞大的政治组织里同样突出的一点是，中国人依赖伦理道德的程度甚于依赖法律，依赖有关道德的舆论胜过依赖法庭审判。如果用西方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有一种宗教信仰的因素给毛派的领导增添了力量，因此可以一直不公布法典。
但每种制度都有它的弱点，即使有了新建立起来的法律程序和宪法对权力的限制，古代官僚主义的弊端还会伺机作祟，等待北京庞大行政机构的革命意志衰退。历史上的先例很难令人鼓舞。中共不断告诉干部切勿“脱离群众”，这正足以说明今天的政府仍然需要克服这样一个历史传统，即帝制下的达官贵人可以叱咤风云，高踞于主持地方事务的给绅之上。其结果是官吏远比百姓优越，使他们自己成为法律的化身。他们的作用是左右百姓的命运而不是代表百姓，所以他们是凭个人意志施政的，要取决于官员本人的品格和责任感。如果他们营私，他们在政府内部的个人关系使他们有机会互相勾结，贪污舞弊。这些行为常常组织得分外彻底，因为旧社会并不主要依靠它的法制。官员们可以欺君瞒上，而对于他们自己的家庭，仍不失为道貌岸然的支柱。皇帝最后的安全措施是保证他们行为端正。即使时至今日，毛泽东的继任人仍必须依靠道义上的说服教育和个人作出的榜样，而不应太多依靠法律。作风不正的官僚会达不到他们的目标并毁坏他们的权力。
为防止革命意志衰退，中共使官员们廉洁的方法比旧中国所实施的方法厉害得多。然而等级观念始终存在，身居官职仍然意味着享有特权。请看掌权者失权后的情形吧，从邓小平（他爱玩桥牌！）到江青和她的丝绸被单，都曾被追溯既往，指控为道德败坏，沉溺于享受特权，而这些事情之所以特别易于发生，是因为当大一官的总有高级轿车、招待所、勤杂人员、专机、专门的副食商店以及专为高干子弟开设的学校可供使用。干部阶层不可避免地会像旧官僚那样使它本身永久存在下去。
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正如在孔孟之道的帝制下一样，营私舞弊的诱惑力是始终存在的；因为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社会里，要想飞黄腾达，就必须比我们更加注意人际关系。例如，要是村里一个孩子能设法从普遍存在的民兵组织转到部队服务，这就是他见世面的最好机会，往上爬的最快渠道。他很可能在参军回来时已经受了教育，成了党员，成为维克托？　尼所说的“遍布各地的解放军复员军人老兵”中的一员，成为当地的优秀人物之一，几乎有点像一个新的士绅。在这样的一批新秀中，严于律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很脆弱的，特别是因为农村中的亲族关系仍然是社会组织的惟一基础，并且新的集体化措施（如威廉？　帕里什所说的）“给予农民以一种新的集体团结感”，因此他们可以“不支持政府的所有目标”。总之，“营私舞弊”从来不是一项简单的事，它可能被地方观念强的人视为无伤大雅而有损于国家的利益。
即使在人民和官员中间有良好的社会动机和政治动机，中国也还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在农业上，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供应仍旧缺乏充分的保证。人口比粮食单产量更易于增长。中国的农业现在面临着投资多而增益日少的问题。大力增加新的耕地，利用新发现的石油去开动农业机器和运输工具，增加水浇地和化肥来促进粮食产量，这些措施对于解决中国的食品供应问题来说，都是各种不同的然而范围有限的行动开端。人口众多的压力仍然是中国最难忍受的一部分遗产。每年总有一些地方要闹歉收。粮食必须继续从国外进口。美国减少能源的利用，比中国减少粮食进口容易得多。在过去25　年的工业方面，由于中央实行统一计划和控制国营企业利润以用于重新投资，中国的工业品产量每年增加10　％　，大约每七年增加一倍。为此，在19　印年以前，由于西方的禁运，生产资料最初从社会主义集团进口（在1952　到1973　年之间，进口的机器值65　亿美元）。事实上，从1949　到1973　年，机器制造业每年增长20　％　，钢铁的产量同这一样，1965　年以后的石油产量也是如此。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机床生产者。到了70　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产量可与1960年的日本相比。但是，正如尼古拉斯？　拉迪所指出的，工业投资率所以能如此之高，是因为生产率的提高超过工资。在25　年间，工资只增加了30　％到40　％。革命热情的衰退需要增加工资和更多的物质刺激，以免工人动荡不安，甚至发生罢工。
在外贸方面，毛派的自力更生政策已有所修改，问题是怎样大量进口外国技术而不致出现外贸逆差。1978　年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又与日本签订了为期八年的贸易协议，这是一种试图补救的办法。所提出的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补救办法是派遣几千名留学生去国外，主要是接受科学训练，还有借贷大量外债。然而，尽管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经历还是有了了不起的成就的。例如，中国的经济就比印度的经济出色得多。从1952　到1976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均每年6　％或7　％　，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印度增长率的二倍或三倍，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　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不足10　亿美元，同时还拿出大约70　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家。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试图领导“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所谓控制或“霸权主义”。作为对非洲进行援助的一个榜样，中国在1975　年建成了坦赞铁路。同时中国的人造卫星在绕着地球运行，它的核试验在缓慢地继续进行着，一支强大的沿海防御海军已经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正在兴起。然而它的外交政策仍然企图把革命统一战线策略用于世界范围，把苏联看成“主要矛盾”，从而把美国当作次要的敌人而与之和解。这个政策的目标并不代表长期的国家利益，而只是在策略上利用外国，例如要求日本在签约时接受“反霸”（即反苏）条款，并且认真地告诫美国，要准备同苏联进行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在我们今后的关系中，我们将面临一种继续发生千变万化的中美文化斗争和协调，这就足以保证我们继续对中国抱有强烈的兴趣。我们必须期望这两大民族长期共存，虽然彼此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方是强调公民自由权，另一方是强调自我牺牲，一方是谴责警察国家，另一方是谴责个人主义。唐纳德？　芒罗断言说，“在毛派的思想中，不论是在仅涉及私人的信仰方面，或者是在决定个性的固有的惟一内在力量方面，都不许自我观念的容身之地。”中国确实与我们不同。
然而，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有可能互相尊重的新起点。越南战争后的美国可能不再那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了。毛以后的中国可能在意识形态上不那么咄咄逼人了。正如米歇尔？　奥克森伯格所指出的，我们“对中国民族主义作出的反应是无效的，因为我们自以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同我们的相类似”，而实际上中国在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方面不同于我们，它肯定有较强的等级观念，但也更深地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注重行为上的道德自觉性。
总之，我们的美国方式并不是惟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数男男女女的未来生活方式。我们求助于立法、合同、法权和诉讼，但这种方法的效果是有限的。中国提供了别的出路。时间可能对中国有利，因为我们一向习惯的爆炸式的生产发展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可能比中国人更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生活。在这新的旅游时代，每年访问中国的成千上万美国人正在开始体会到，在以新的方式关心自然环境中的人（生态学）和社会中的人（社会集体生活）的过程中，旧日中国作为其他民族文化榜样的中心职能又在恢复了。
然而，究竟是进行技术革命还是进行社会革命这种不能贸然决定的困难处境是不会消除的。周恩来提出的在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方面实行现代化的计划必然会继续推行，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然而，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也必须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加以发展，来造福于人民。在大量的外国技术引进之后，城市里的技术专家是否会脱离农村的广大群众呢？我们同中国的关系需要我们这方面有越来越多的理解，而不是可以少理解一些。1979　年的美国政策——与北京实现正常化，同时与台湾人员保持特殊关系——远远未能使我们脱离中国政治，反而又把我国拉回到中国的外围。我们必须熟悉中国人的生活，才能体会到这一切是多么复杂。
后记　新中国的时期
新时期的中国
1983　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新一代领导人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巩固了政治地位，在周恩来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口号指引下，继续在外国帮助下发展经济。同时，他们面对中国城市上层和美国人中弥漫的毛后时代的幻灭情绪。随着每年成千上万中国人抵达美国和10　万美国人来华，美中日益密切的接触暴露了新的问题。年轻人不了解革命曾经铲除的罪恶，对每日熙熙攘攘的人群，官僚主义和缺乏私生活感到压抑。献身革命远不如自我物质享乐富有吸引力。
中国共产党专制合法性的重新确定。新一任领导人首先面对的是政治问题——如何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统治这个国家的合法地位。1957　年后的20　年毛时代的领导层派别分化，最终尖锐的宗派主义几近使政府瘫痪。先是1957　年反右运动，许多受到西方训练的有才之士被从政府机构清洗出去。1958　年大跃进在经济上是一场大灾难，导致了三年歉收时期的营养不良和饥谨，人口总数减少了数百万，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多。1965　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毛取代了党，党失去了作用。毛的长征、延安时期的许多亲密战友被控告、骚扰、羞辱和监禁。知识分子——教师、作家、艺术家和各领域在西方受到训练的的被辱称为反面人物——“臭老九”。尽管对受害者人数估计不一，但大规模地对知识精英的批斗会、强迫坦白、恐怖行为、暴力和监禁是毫无疑问的，波及人数成千上万。“阶级斗争”混杂着城市派别的武斗，局面更糟了，最终还是军队平复了。大学关闭了五年，随之也形同虚设。与此同时政府不限制人口增长，对外往来减少至仅满足经济发展垂需的程度。
这场灾难波及面之广及骇人听闻的程度只是在1976　年毛去世后才为海外所知。而对于中国的精英来说，它却是导致混乱、失落、挫折和羞辱的旷日持久的大灾难。外界怎么会了解呢？
前面第16　章概括了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理念基础——“两条路线的斗争”及海外观察者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灼见。毛的动机或许并不神秘：首先，作为一个浪漫的革命者，他只想继续做他擅长的，以阶级斗争为名发动群众批判现行的机构。其次，他权炙可热，判断失误。这让人不禁联想起以普通人身份建立明朝的皇帝。他赶走了蒙古人，统治中国达30　年（1368　以后）。但他后来变得偏执疯狂，下令处决了许多他最亲近的支持者。毛后来同样疑神疑鬼，急躁冒进，希冀一夜间完成巨大的社会变革。他同斯大林一样。从他们身上人们可以看到革命如何产生堪称暴君的独裁者。他们毁掉自己的革命同志。中国的方式是“再教育”，而不是秘密处决。
抛开毛的个性不谈，我认为解释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应分析传统文人的阶层的特点。他们通过考试制度被筛选出来，服务国家。几个世纪的教育以至文字都强调儒教正统性，农民被排斥于政治运转之外，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方能参与政治建构。农民除了忍辱或起义很少能从政治中受益。在发动群众方面，毛擅长迎合大众中普遍存在的反知识分子和仇外心理，嘲笑知识精英的价值。他是引导群众，抑或是面对已经群情激愤的人们，是值得商榷的。在事情发生后不久的今天看，毛的个人领导才能似乎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