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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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抑或是面对已经群情激愤的人们，是值得商榷的。在事情发生后不久的今天看，毛的个人领导才能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原因。但同时，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无疑地会看到广泛的社会因素总会以某种方式寻求爆发这一规律。
1976　年10　月中央委员会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步骤是谴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最终“四人帮”和1971　年死去的副统帅林彪被公开审判（1980　年11　月一1981　年1　月）。这次审判公布了他们的诸多罪行。但这已难减少来自公众的批评和对竟允许出现这样的罪行的体制的幻灭情绪。
毛的继承者面临的问题是重建党，恢复它的良好信誉，至少显示它胜任领导这个国家，为此目的，它应超越自己并为过去负责任。在大的自然灾难过后，皇帝通常要发布罪己沼，申斥自己引起自然混乱的错误行为。假如中国共产党想重新获得尊重，它似应承认毛时代的错误。第一步几十万人得到甄别，他们或从监狱中被释放，或死后恢复名誉。特别是刘少奇——当时国家的领导人和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在1969　年因病得不到治疗而去世，也在1980　年5　月得到平反沼雪。最重要的是对毛本人的重新评价。作为中国革命的列宁和斯大林，不能简单化地对他一味谴责。毛的个人错误应同仍是人民中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党内对此进行了长期争论。1981　年6　月27　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的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　审慎地作了总结。
远胜于美国政党竞选的陈词滥调，这份文件承认中国共产党对过去应承担道德责任，像中国历史上官方所做的一样。它坦率要要求人民信任新的领导。在这份文件的第20　部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中，它宣称“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足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
二、上过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千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杜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　21　）　
三、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毛泽东同志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
（　24　）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幕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
二、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日益凌驾于常中央之上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后面引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观点）
这份文件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把毛的错误归于过去。一方面它像大多忏悔录一样为自己辨解，一方面它重新确立以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专制地位，如同古代中国独裁政府统治大众一样。当邓小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务实口号下掌了权，毛的继任者华国锋（他的像看上去酷似毛）地位日渐降低。中央委员会内仍存在派别，但是伟大舵手的按班在集中制基础上已和平地完成。
知识精英的重构。旧中国主要的行政管理人员是由在儒教经典考试中选拨出来的。士人在这一古代制度下，通过漫长艰难的应考准备，汲取了正统思想。1949　年后过去士人的现代继承者就是干部，他们是头脑灌输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积极分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能适应这一形势。自从1850　年至今一个世纪，士绅阶级日益壮大，分流为记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教授、企业家和革命家。新型知识分子——通常意义上的热情的爱国者，很少在思想意识上服膺于官方。的确，国民党的垮台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很少做思想意识工作。中国共产党因为许多原因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强调“红”多于“专”，最终导致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遭受冲击。这是从平等主义立场上对传统教育的精英主义的否定，因而削弱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能力，虽然毛去世后中国又恢复了教育体制。毛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是城市中等家庭的——白领和在家庭里受过传统教育熏陶的专业人士的孩子较工农出身的孩子学习成绩好。与此同时因为学生们在革命运动中日益频繁地公开串连，干部子弟在学校政治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来自真正工农兵家庭的孩子很少成为政治精英或学术精英。为了消灭自古就有的脑体差别，给工农兵家庭的学生更多的机会，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开展半工半读、开办夜校、减少小学、中学的时间——从美国式教育的12　年减至苏联式的10　年，缩编课本，降低标准，要求中学毕业生在上大学前参加二年实践工作，以阶级背景、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三方面标准录取大学新生，以及取消考试而代之以推荐上大学的方法。
但是以平等的模式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革命接班人”的背后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受过教育的双亲自然会在中文和学业上给自己的孩子启蒙。校园的政治活动并未给中国现代化需要的科学和技术奠定坚实的基础，它需要专门人才。这一点也为中国共产党自身所证明的。1966年后，中国共产党扩大了2　倍，人数增至3800　万。一大批几乎未受教育和受过很少教育的政治积极分子掌了权，这些人更易犯官僚主义错误。他们更乐意“政治挂帅”，因为如此他们才上台。在以平等口气谈论把工农兵家庭的孩子培养成学者背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基本状况是文化水平低的党的积极分子掌握了大学教育。
1977　年毛后的领导转变了方针。为了现代化，国家重视专甚于红，重新建立为国选拨人才的传统制度。考试制度重新确立，每年近百万的考生为进入上千所大学竞争。重要的研究所重新恢复，以使有才能的人迅速得到发展。社会科学院从科学院独立而来。社会学和其他一度取消的学科被恢复。数以万计的专业人员被派往国外（这令人想起晚清时期派学者到日本学习），主要学习科学技术。同时，数以千计的学术和工业代表团访问国外学术机构和公司。中国放弃了毛主义的自力更生政策，开始从国外引进技术的计划。
1980　年大学改革开始。改革的方向是减少党的控制，其中某些方法是把教职工选人党的领导机构。当然，同工厂负责工人生活一样，大学作为教育机构要负责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住在有周墙的校园里、凭饭票就餐、医疗、有组织的运动会、业余生活和政治学习、娱乐和批准旅游，以及通过集体间的批评提高道德情操。每个学生求学期间在自己的班级生活、学习和取得进步。按照教育部严格的规定，教师在录用、薪水和提升方面，仍在党的监督和控制下。在这一原则下，1980　年改革力图打破终身“铁饭碗”。在短暂的试用期后聘用，让教职工通过讨论、协商甚或投票选举他们的行政领导。然后，团体的凝聚力仍然很强：教授的孩子有时可继承父母的住房；研究所的成员大都从自己的毕业生中选取；教师人数膨胀至极低效率的程度——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为3　：　1　。当苏珊娜？　佩拍谈及“中国大学的基本观念是自给的社会主义团体”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C　卜中国大学是有中国特色的苏联办学模式，美国的发明如学分和奖学金不可能被借鉴。因此，既得利益和团体凝聚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如以往一样是精英教育。1982　年上百万的大学生只占中国人口的1‰。
现代化：漫长艰难的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共产党掌了权，但是，并未指导中共如何运用它。苏联的模式是重点发展重工业，但不适合中国国情。毛另辟蹊径，采取疾风暴雨式的工业化政策，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身体潜能，但事实证明行不通。然而，在他去世后，1978　年2　月中国提出旨在实现现代化的另一个浪漫蓝图——庞大的10　年计划。它计划引进外资、技术，大大扩大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武器产品的生产。该目标不切实际，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许多同国外签订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迟，因为中国缺乏付款能力。合资企业、经济特区和其他的措施并不能弥补中国缺乏发达的基础设施的缺陷，而这又是工业化迅速得以实现的基础。
为了采取适度的速度，1982　年9　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把经济放在首位，刺激生产：提高工人工资，允许私人企业雇用6　个人。在乡村，允许农民在“责任制”下，获得农业、副业收益，用此种方法，农户同生产队签订合同上交一定数量的产品，其余的可在当地市场上出售。朝气蓬勃的人们无疑会取得进展，可是集体制单位像以往一样陷人绝境。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远未确立。希望主要寄托于农业机械化及非平等的个人创造力。然而，国家的前景迥异于个人。中国的工业化进展尽管不大，但同已经达到工业化的日本和苏联相比，取得了令人尊敬的成果。1979　年中国的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GNP　）是苏日20　年前的水平。的确，1979　年的中国比1961　年的日本发了更多的电，生产了更多的钢、水泥、煤和棉纱，也比苏联的煤和棉纱多。当然，众所周知，CNP　的估计数字不仅依赖计算方法（例如，对服务业的估计），也同与美元的兑换比例相关。德怀特？　拍金斯大致估计中国的CNP　是4000亿美元。相比之下，1978　年美国的GNP　是21000亿美元，苏联是12540　亿美元，苏联日本是9690亿美元。
在这一数字背后突出的事实是中国人口是日本的8　倍，是苏联的4　倍。这意味着中国在经济上正成为一个大国（在军事上是潜在的大国），而个人的生活水平的确相当低。但是，当它经济持续增长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据中国公布的经济增长率，从1952　年到1979　年每年平均（以1978　年的价格计算）增长4？8　％　；　尽管它遭到政治革命的破坏。拍金斯预测假若没有这一破坏，中国80　年代的增长率可能达到6　％　（在12　年内CNP　翻一番），甚至可能达到8　％　（在9　年内GNP　翻一番）。尽管中国有它的特殊情况，诸如能源、交通、技术能力，加上苏联式计划体制的阻碍、官僚主义的无效率，以及农业必需投资的低回报，即使考虑这些因素，上面的预测也是可能的。
即便如此，占世界人口22　％的中国1978　年外贸额不足世界外贸额的1　％　，比韩国和台湾的外贸额少。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经济自给自足的大国，很少有产品供出口。像茶、丝绸这样的农产品很久以来就失去了国外的市场，旅游业得到谨慎的鼓励，能创外汇；中国借鉴日本、台湾和韩国的经验，利用低工资的技术工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电子器件；但是，中国作为后来者不能期望它的廉价的丝绸制品和其他消费品能轻易地大规模地占领世界市场。假若中国的出口总体上比GNP　增长速度快，即一年增长10　％　，中国仍不是世界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它的石油主要供应国内，同时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仍需要进口谷物。
中国的未来为2？5　亿英亩的可耕田要养活10　亿人口的问题所困扰。相比之下，美国2？34　亿人口却有4　亿英亩土地可供种植。美国、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农业史并未给土地非常拥挤的中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1850　年，美国的农民占美国劳动人口的64　％　，每个农民可养活四个人的吃穿，如今，美国农业工人只占总人口的3？1　％　，而每个人的生产可供应78　个人。这些差异在于机械化程度：从马拉收割机到蒸汽联合收割机、汽油拖拉机、可收割许多作物的收割机，以及用于灌溉的中枢喷洒器。在新大陆农业人口减少是可能的，因为大都市买了越来越多的机器，城市也不断征用土地建造房屋。日本和俄国自从19　世纪60　年代后经历了类似情况，两国人口都从70　％的农村人口转为70　％的城市人口。中国至今仍是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　％以上。对于中国来讲，假若2000年要达到像美国、日本和俄国一样的城市化，要求45　个城市并且每一个城市容纳2000万人口，或者90个城市的每一个城市容纳1000万人。很清楚的是，中国的农业人口不可能迁至城市而必须居住在土地上。他们的工作只能逐渐实现机械化。因而，即使在农业管理科学、副业和文化活动的帮助下，农民的个人生产率低下的状况也不可能期望很快得到提高。结果尽管通讯和教育带他们进人现代生活，可是他们仍希望保持贫乏的物质生活和集体制生活。城乡差别，流动人才与固守一地的大众的差别将持续下去。每对夫妇只要一个孩子的国家计划在城市更易买行，那里街道委员会和单位给每对夫妇施予重压。在农村养儿子还依旧是老年的保障，前景不容乐观。人数增长只能带来麻烦，使中国人的生予斯养子斯的家庭产生摩擦。家庭人数的减少是最终的革命。总之，中国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美国人应优先考虑了解它。宇航员不久前发现银河关系并不是惟一星系，在遥远的地方有许多别的星系。自1784　年中美接触以来的两个世纪，中国从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的国度来到我们的门前。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飞快而难以预知。然而，此时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及多次革命的工作因为缺少基金放慢了。中美关系步人第三个世纪时不应以此为开端，因为中国对人类现代面临的问题解决之道对我们非常珍视的文化品质构成强有力的挑战；中国人的生存能力可能远胜于我们。我们应了解与中国的分歧所在。这是符合我们共同面对的人类首要利益的惟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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