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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耻－日本的岛国属性-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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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用肉体享乐来缓解生活压力之外，加强自我修炼，达到“无我”或“圆熟”的境界也是日本人缓解压力的重要方式之一。日本人修炼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圣神的境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灭耻感，使心灵获得自由。而要想成为圣神必须经过艰苦的修炼，打破外在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第十章 人的极端
一、好美、尚武、合和、性……/247
生物的本能就是为了生存而竞争，为了竞争而团结。尚武就是为了竞争而出现的德性，合和则是为了互助而产生的德性，这两者都是天生的。无论多么野蛮残酷的社会，都有合和的一面。如果世界上有不懂得悲伤的人，不懂得悲伤的国家，那么这个民族一定没有合和。
二、“我”暂时，而“生命”永恒/251
日本企业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是一种暂时的存在，员工牺牲小我，来换得企业“生命”的延续。
三、艺伎，一个特有的附属产物/255
由于日本男人们对艺伎有着特殊的精神恋爱关系，所以将艺伎真正当作自己的红颜知己也不是件稀奇的事，而且有些人还不只有一个这样的红颜知己。在日本男人的心目中这并不是什么丢面子的事，相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他们为自己有艺伎这样的红颜知己而感到自豪。
四、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从慰安妇看日本的女性歧视/262
这场战争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伤痛和遗憾，其中最心痛的应该就是那些慰安妇了，因为战争不只是在她们的身心上造成了重大的创伤，那些日本军人对她们身体的摧残、虐待和心理的歧视对她们一生都有极大的影响，使她们的生活始终笼罩在黑暗当中。
五、“母性”在日本的社会伦理/266
母亲的角色开始发生了变化，教育孩子是母亲最重要的工作，孩子就是她的作品，她的精神寄托。孩子越有出息，母亲就越有面子，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一下子紧密起来。“母子亲密”的现象和一直以来母亲在家庭中的脆弱地位、核心家庭的形成、与父亲的相对疏远等因素都密切相关。
第十一章 民族的极端
一、一个民族的自恋/273
名誉对于武士来说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武士文化可以说也是耻辱文化，他们在乎的是通过忏悔求得原谅，至于是不是真实的事实无关紧要。武士往往为了保住面子，宁愿否认罪行，掩盖真实的历史。日本人拥有的这种精神，是依靠“日本是神国”的神话做后盾的，同时这些神话也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
二、不得不提的“右”/279
日本沉浸于自己绘制的“大东亚共荣”的蓝图中，全然无视自己的举动给他人带来的可怕伤害，反之，在他们看来的“胜利”，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也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膨胀欲。
三、主张“国家主义”的“法西斯”/284
日本的战略思想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使用各种手段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摆脱战后各种束缚，借助军事实力在国际中建立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重新走回到法西斯的军国主义道路。
四、失落感和耻辱感推进的民主化/290
日本社会这次大的变革从头至尾都充满了强烈的美国色彩，美国将大量美国特有的文化意识和社会形态等用于改造日本，所以这场革命让日本人心中总是觉得有些失落。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日本人庆幸的，美国在实行占领政策时要求彻底废除军国主义制度和思想，因此日本人解脱了。
五、美国式的自由/295
日本人一心追求美国式的繁荣和富强，这种热忱，往往使人不再考虑此后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后果。确实，之后的日本社会在尝到丰收带来的甘甜后，也一并体味到了不成熟的苦涩——美国的阴暗面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
第十二章 商业与商业社会的极端
一、“成金”者和赤贫者/301
对于那尚未“成金”的人来说，“成金”不再是高不可攀的梦想。在这样一个混沌疯狂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成金”梦，这个金光灿灿的梦，让他们迷茫颓唐的精神为之一振，也让他们不同于循规蹈矩的祖辈。
二、神道背景下的商务活动/305
日本人自古就将神道信仰放到心灵深处，依靠这种信仰来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因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这种心灵深处的信仰，会唤起全民族团结一致，可以化作人们突破重围的勇气和力量，可以化作巨大的凝聚力，是精神动力的来源。
三、经济、文化的奇迹/312
在日本教育成功模仿了美国之后，日本人的社会生活也在做出改变。战后的日本人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充满了羡慕，他们十分向往这种西方的生活。日本人一方面是传统的民族，而另一方面又对时代潮流充满兴趣，他们想要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学习美国人。
四、花红柳绿的商业区和特色新一代/320
“涩谷新人类”是追求摆脱传统，彰显个性的一代，但有时这种追求也会有超越界限的时候。日本社会在很多年以前曾经出现了“援助交际”的现象，而这个现象的发源地就是涩谷。
五、“一亿总中流”的“后现代”社会/323
在中国乘坐公共汽车，如果遇到老人，给他们让座会让人觉得有礼貌，可是在日本如果给60多岁的老人让座他们一定不会坐下，更不会表示感谢，因为这种年龄在日本还并不需要让座，他们会觉得自己在别人眼里看来很老。
六、环保的日本人与“抠门”的日本人/331
日本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开始“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这种现象对环保、对节约资源都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地球的环境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回收馆”这个商场中出售的物品，都是人们在伤害了地球之后留下的证据。
序言
二战后的美国掀起了一股日本文化研究热潮，出版了不少有关日本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最为中国人熟悉的，恐怕就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而在这本书里，作者反复强调的，除了为中国人略知一二的日本“武士道”外，还有中国人不甚熟悉的日本的“耻文化”。
虽然本尼迪克特并没有用“耻文化”涵盖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只是着重向人们展示“耻文化”这一特定范畴下的日本文化，并确实用“耻文化”3个字生动清晰地勾勒出日本的民族性格。但还是有不少日本学者对她的“耻文化”说不以为然，认为它既有失偏颇，又没有诠释清楚日本人复杂的特性，况且本尼迪克特最终也没有给一个明确的回答，为什么日本人在醉心于菊花艺术的同时，又崇尚刀剑武士，为什么“耻文化”下的日本充满矛盾……
日本人真正的性格远比本尼迪克特笔下描述的要复杂得多。日本人内心深处潜藏着世人看来对立的两面，他既可以服从，又可以反叛。当他未达到“圆熟”时，他的性格是服从、克制、无私、自我牺牲，还有敏感和易怒；当他达到“圆熟”或认为反抗会达到圆满时，就可以冲破人情的束缚，打破耻辱的压力，成为神一样自由的人，偶尔也表现为自由、放纵、叛逆和傲慢。
日本人性格的两重性让世界啧啧称奇，本尼迪克特在概括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时说道，那是一种既可以绝对顺从家庭的安排走进婚姻，也可以自由恋爱的特性；既可以无私地享受极端的义务，也可以沉湎于享乐和安逸；既谨慎怯懦，又勇敢鲁莽；既温文有礼，又桀骜不驯；对上级有时盲目服从，又顽固反抗；既极端保守，又非常开放；既有菊的柔顺和伤感，又有刀的锋利和进攻性……
日本人矛盾的性格造成了他们做什么事情都尽心尽力，而且非常容易走极端。这种民族性格对日本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就像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他们的顺从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建立法制化社会，也有利于克制现代社会平等自由泛滥造成的混乱，但是这种顺从与牺牲精神一旦被有野心的人利用，就很可能造成二战时期的惨剧。他们的放纵与反抗有利于打破陈规，促进创新和发展，也有利于消除上级的蛊惑和蒙蔽，但是这种自由也容易发展成为极端的无政府主义，造成整个集体的放纵和失控，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活动日益高涨也是这种反情绪的产物。
曾经，日本人在罪与耻间迂回穿梭，终究其“耻”的本性占据上锋。日本人要不要或是何时能摆脱顺从又反抗的极端行为，消除自卑与高傲的矛盾性格，我们不得而知。一个民族的根性是优是劣，是好是坏，评判的标准又是什么？如此繁杂的问题岂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说一千道一万，终归还是那个道理，任何事物的发展总要顺应潮流而行，逆天行道，其下场有史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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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耻与罪之间的日本文化（1）
以强者为荣、弱者为耻是日本人最显著的特性之一，“日本是神庇佑的国家”、“日本人是神的子民”……尽管今天的日本人已很少会对诸如此类的传说深信不疑，但因这些传说而生的自大心态却渗透在他们的血脉里融进了他们的民族性格。
二战后，前联邦德国总理向犹太人下跪谢罪，并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纪念碑前献上花圈，代表自己的国家为德国法西斯犯下的罪行道歉。相比之下，日本至今都极力推托战争责任，不停地在历史教科书中粉饰其过去的罪行，甚至要将南京大屠杀一笔勾销。每遇到认真反思历史的日本人，“爱国心切”的日本右翼就会大呼“自虐史观”祸国殃民，似乎只要坚持不承认，犯罪事实就会自动消失。
在近代，日本是亚洲唯一一个没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国家。在当代，日本经济的强劲世界共睹。在部分日本人心中，日本比亚洲其他国家“高贵”甚多，向“低等”的亚洲人道歉，是莫大的耻辱，必将大大损害日本国威。
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谕吉在他颇为自豪的《脱亚论》中极力主张日本要和中国、朝鲜等“野蛮国家”划清界限。东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加藤弘之曾将世界人种分为三六九等，欧洲人是“上等人”，而在亚洲“下等人”中，唯有日本人是和欧洲人一样的“上等人”。类似的理论在今天看来荒谬不经，但对日本人的影响却深之又深。
站在人性的角度思考，侵略他国、践踏人道，肆意烧杀的日本人未必不知道自己在犯罪。日本人有罪恶感，销毁罪证，百般抵赖就是其有罪恶感的最好证明，没有人愿意负罪前行。西方人通过反省自我，净化灵魂，洗涤罪恶；而迫切渴望摆脱旧罪恶的阴影，希望能自信满满地站在全世界面前的日本人则选择了用“遗忘”这种方式消除罪恶。对他们来说“心外无物”，什么时候将罪行遗忘得一干二净，什么时候便无需再受罪感地纠缠。让他们懊恼的是，那些饱受他们伤害的国家，总是执着地将罪行摆到他们面前，让他们无法遗忘。
反思、忏悔本是洗脱罪恶感的最佳途径，但在深信“道歉是耻、忏悔是耻”的日本人看来，绝没有反思、忏悔的可能。因此，摆脱罪恶感的唯一办法，就是篡改历史，拒不认错。
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知耻不知罪”。不管她对日本耻文化的研究是否尚存在争论，这句评价都极精准地勾勒出日本人的性格。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和西方的罪文化不同，日本的文化是耻文化。罪文化强调自律，耻文化强调他律。罪文化下的人不会顾及他人的评价，但他们会自觉地将社会规则作为自己灵魂的一部分，无条件地遵守。一旦违背了这些规则，他们无需他人评判就会自认有罪，虔诚地忏悔，因此，罪文化下的民族多有很强的自律性。既然更强调自律，相对忽略外界评价，罪文化下的人总是坚定地做自认为对的事，他们不喜欢自由和个人权利受到他人的阻挠，同时亦不会干涉别人的生活方式。“这是我的自由”、“我为我自己而活”是他们的口头禅，也是最让他们自豪的地方。
但在“耻文化”的氛围下，个人是高尚还是卑贱，行为是否正当，都要由别人评判。来自于他人的评价体系总是相对的，不固定的，这就让日本人缺乏固定的善恶观，而是时刻以他人的看法为参照，尽可能让自己的行为为他人接受。他们会为他人的好评价备觉欣慰，为他人的坏评价感到耻辱，他们对耻的敬畏超过了对罪的恐惧，他们用“是不是耻”来衡量他们看到的事物，思考着自己的言行。如果正义善良的行为和外在的评价体系发生冲突，他们多会放弃伸张正义；如果邪恶暴戾的行径得到认同，他们就会果断地大行不义。在畏耻而谨言慎行的日子里，他们渐渐遗忘了耻文化建立的初衷：集社会舆论之力，惩恶扬善。
建立在罪文化上的民族崇尚人的个性、自由，而建立在“耻文化”上的民族则格外团结，其社会中人都会自觉地向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他人评价体系看齐，并愿意为此牺牲自我。因此，一旦这个评价体系倾向于恶的一方，整个民族就会毫不犹豫地做起恶事。如果其中哪个人因良心不安拒绝为恶，他就会被社会孤立，甚至遭受社会的严厉惩罚，耻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远远高于了罪。
南京大屠杀时的日本士兵，以杀戮平民为荣，不杀的就会被大家看不起；今天的日本右翼以承认罪行为耻，承认罪行的就会被他们大肆攻击。而一旦“以承认罪行为耻”上升成全社会的普遍意识，谁也不能保证日本不会再次走上侵略他国的老路。
兵家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方便战后美国制定对日政策，本尼迪克特写就了《菊与刀》，提出了“日本是耻文化的国家”这一概念。其后，日本的诸多社会学者也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日本的耻文化”的进一步研究，而对和日本关系微妙的中国来说，也确实有必要了解一下影响这个邻居独特性格形成的“耻文化”。
象棋中的每个棋子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步法”腾挪转移，否则棋局就无法展开，社会中的个人，也就是“我”，也要每时每刻小心翼翼地向权威者的规则看齐。社会学家为了研究方便，将“我”以及和“我”一起遵守同样规则的人称为“所属集团”。“我们”都被要求听命于规则的制定者，即使有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或者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也要唯他们马首是瞻，社会学家形象地称他们为“参照集团”。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待规则的态度不尽相同，罪和耻就因这态度的不同区分开来。前者看重的是否违背规则，后者则更执著于与其他守规之人相比，遵守规则的程度是高还是低——即“我”在所属集团中是否居于劣势。因此看一个人是否犯罪只需看他是不是遵守了规则，而看一个人是否是“耻”，则要对比每个守规之人的表现。就像论断一个米的男人是高是矮，不取决于米的数字，而取决于他身边的人是米还是米一样。
日本人的自尊心极强，一旦发现自己没有身边的人出色，就会备感耻辱。他们很少像中国人那样，以阿Q式的安慰调整自己的心态，在他们眼里通常看不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他们多会暗下决心，不超过比自己出色的人绝不罢休。因此，看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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