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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耻－日本的岛国属性-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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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他们多会暗下决心，不超过比自己出色的人绝不罢休。因此，看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后，为国家的落后感到耻辱的日本人会那样热衷西学，支持维新。为了尽快摆脱耻辱，一向保守固执的他们竟会要求“全盘西化”，让世界大跌眼镜。当日本人意识到自己强大起来后，便开始迫不及待地通过攻击、侵略其他国家来显示力量，希望借此改变自己在其他国家心目中的形象，他们向心目中的强国发起挑衅，甚至偷袭了曾驾着“黑船”撬开自家大门的美国。
一、耻与罪之间的日本文化（2）
今天的日本人在教育不爱学习的孩子时，还经常用“我就知道你肯定比别人做得都差”这样的话来激励他们，并认为此举格外有效。因为孩子们在听到类似的评价后，多会卯足了劲儿学习，非要做到比别人强不可。可在别的国家，这样的教育方法则有让孩子自暴自弃的危险。在职场上，即使没有领导的要求，日本人也会严格地敦促自己做好每一件事，生怕落后于人，他们总是自觉地向最优秀的人学习，甚至会像尊敬神灵一样尊敬他们。而对被尊敬的人来说，被尊敬就意味着被当作超越的目标，必须更加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绝不可以沾沾自喜，掉以轻心。
另一方面，耻文化下的日本人又格外害羞，西方人曾称日本人是“害羞的文化人”，他们不善于表现自己，被人注视的时候会浑身不自在，在陌生人面前会显得相当拘谨。在外国人眼中，他们是不喜欢显山露水的实干家。他们不仅会为自己的劣势害羞，甚至还会为优势害羞。譬如作家太宰治，就一直为优越的家庭环境感到不自在，甚至写了《人间失格》分析小时候的害羞体验。这在外国人看来无法理解，但对日本人来说却自然而然。
害羞和感觉耻辱不同，虽然二者同是耻文化的一种表现，在感觉上也很容易发生混淆。为了深入了解日本的耻文化，有必要将二者区分开来。
有人认为困扰太宰治的害羞感和感觉耻辱没什么两样，因为在他人眼里的优势——家境富裕，在太宰治眼里却是和自己所向往的共产主义者间难以逾越的身份障碍。太宰治家是殷实的地主家庭，共产主义者则多是为地主、资本家压迫的无产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太宰治富足的家境就变成了他融入共产主义人士队伍的劣势。因此，害羞和感觉耻辱一样，都是“我”在所属集团中居于劣势的感觉。其实不然，将害羞感和感觉耻辱等而视之的前提是“不同的人对优势的看法不同”，但“感觉耻辱”的情况只发生在人的所属集团内部，始终都由贯穿这个集团内的同一种标准引发，而“不同的人对优势的看法不同”则明显涉及多个评判标准。
在现实生活中，人总会扮演多重角色，即便是尚未完全踏入社会的孩子，也是如此。在学校里，他是老师的学生，同学的伙伴；在家庭里，他是他父亲的儿子；若用财富多寡来衡量，他属于富人阶层，而感觉耻辱，衡量的标准只会发生在同一个角色群体内的同一个标准中。譬如学生的任务是学习，作为学生的他成绩比别人都差，这样，发生“耻感”的圈子必定是同级别的学生这一区域内的。
简而言之，耻感的产生，会因身处不同群体间，或当时身份的不同，群内评判规则、标准不同，而使人产生不同的耻感。这些耻感可以是一种羞辱感，也可以是一种害羞感，或者仅仅只是一种不自在，这些只能是针对特定圈子、特定参照物而言。
以一个富孩子为例，将他放在特定的学生集团时，他会随着各种情况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耻感。当富孩子面对同一阶层，他会以自己所在的富人集团的标准，即钱的多寡衡量自己的地位。山外有山，富人外还有富人，面对比自己富有的人出现，这时他可能会因财富“劣势”而产生自卑的耻感。当富孩子面对非同一个阶层时，他也会产生耻感。这种耻感可能会是看不起穷人而不齿与其为伍，却又不得不在一起时所生成的羞辱感；又或者是其希望融入集团却又因身份尴尬而格格不入产生的不自在感；还有一种可能，是富孩子原本以为自己的财富会给自己赢得一定的优势，而最终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而使其心里产生强烈的落差。
人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和不同的集团打交道，不可避免地会有和富孩子类似的遭遇，从这个角度上看，耻文化下的日本人永远也摆脱不了易害羞的困扰，他们比别的文化影响下的民族更注意他人的看法。即使脱离了日本社会，只要耻文化还萦绕在他们心间，哪怕生活在罪文化笼罩下的国家，也是如此。
很多人将产生害羞归结到他人关注的目光上，认为如果不是因为那么多目光投到自己身上——尽管其中很多都只是想象——就不会感到害羞。关注的目光，往往是人们对自己进行评价的前提，越是担心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就越容易害羞。害羞让人不自在，害羞的人往往因太过谨慎而拘谨僵硬，日本人在公众场合中总不大放得开，而当他们私底下和亲朋好友相处或单独一个时，就自如得多了。
害羞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课题。实际上，人们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被人关注。即便再腼腆的人，也绝少时时刻刻都为害羞困扰，因此专家们才会称那些让人不自在的目光为“特殊的关注目光”。
每个人既是他自己，又是某种社会角色的扮演者，是某种普遍概念的象征。当人们希望他人用看待普遍人的眼光看待自己，并且如愿以偿时，便不会有害羞的感觉，同理，当人们希望他人将自己作为一个特殊的个体来关注，并如愿以偿时，也不会感觉害羞。那些会让人们产生害羞感的目光，正是那些和我们内心期待相左的目光，如果人们希望别人把自己当成普遍人，却收获了大量看待个体人的目光，或者满怀被当成个体人关注的期望，结果却只被作为普遍人看待时，害羞的感觉便会迸发出来。
耻文化下的日本作家，就很擅长拿捏这种微妙的害羞感，尽管含蓄的他们未必会像心理学家那样，用学术语言解释为什么好端端的人突然会为害羞感左右。
譬如村上春树，在他那本颇晦涩的小说《发条鸟年代记》里就描写过一个妓女突然迸发的害羞感。妓女加纳克里特，从来不避讳向人们谈论自己的职业，而在工作的过程中，她也不会有丝毫的害羞感。因为她是一个妓女，男人们也刚好把她当成妓女这个普遍概念看待。不过，当她感到某个嫖客正关注着她本身，试探着她的灵魂时，害羞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让她再没勇气面对这个嫖客。
太宰治小说《耻》中的女主角，希望被自己倾慕的作家当成独一无二的女人（个体人）看待，然而，最后她却发现在那位作家眼中，她只是一个热心读者（普遍人）。小说用了大部分笔墨，描写这个女人的微妙心理，表现女人在得知作家真实想法后而产生的极度害羞感。文中描述了这种耻感——“自己对世人的感情仍是害羞，我总是抱着比别人矮几分的感觉生活着。”
确实，在很多的时候，一旦人们察觉到他人看待自己的目光和自己心底所期待的有所不同，尤其是大相径庭时，就会为“没想到别人是这样看我”而慌乱、不自在，会满心困惑地重新审视自己“我真的是别人评价的那样吗”。这种自我认知和他人评价的落差，很容易让人迷失自我，丧失信心，从而产生耻感。
一、耻与罪之间的日本文化（3）
耻文化下生活的日本人更是如此，他们重视他人的评价胜于自我认知，总是会像渴望融入学生集团的富孩子那样，往往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而除了这种“特殊的关注目光”会让人感到害羞外，被别人知道自己的弱点也会让人产生害羞感。自我保护是人的本能，正如动物在打斗时，总会极力保护自己的脆弱部位，例如柔软的腹部，关乎生命的脖颈部，同样，人也会不自觉地掩饰自己的劣势。
日本是亚洲时尚潮流的中心，日本的女孩恐怕是全亚洲最擅长装扮自己的女生了。从很小的时候起，她们就能熟练地运用各种对操作技术要求颇高的化妆品，比如使用双眼皮贴和睫毛膏，而且很擅长用流行服饰掩饰身材的弱点。在日本，你很难看到女人们素面朝天的样子，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间也难得见庐山真面目。这是因为日本人会为自己不如他人的一面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而感到害羞。当然，让他们感到害羞的优劣标准，既有可能是客观存在的某一集团所制定的，也有可能是为大众普遍认可的，社会环境下的特定标准，比如对他人的关爱，对生命的敬仰，违背了这些也会使他们产生耻感。
在现实生活中，当为大众普遍认可的社会环境下的特定标准和人们所属集团的标准发生矛盾时，人们往往会更倾向前者。比如，自古以来，富人集团的标准几乎都是“以钱多论地位，以会赚钱论才干”，靠坑蒙拐骗等违背“对他人的关爱”这一标准发财的富人，自然会被大家斥为不择手段，而为富不仁之人也会为社会、所属集团所不齿。尽管他积累财富的手段未必触犯法律，但这些人还是要用种种办法掩饰自己的不仁，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他们的恶行被曝光，他们就会像过街老鼠，无处容身。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直到现在都不愿意承认二战中的罪行，因为那时的侵略和杀戮曾被当作爱国的标准，让日本人疯狂，竭尽全力地去杀去抢。人们把抢得多、杀得狠当作为国效忠的良好表现，并引以为豪，而当他们察觉到践踏生命和其他国家的尊严乃是违背人性的滔天大罪时，巨大的耻辱感产生了，他们只好用篡改历史、美化战争的方法取得自我安慰，希望用掩耳盗铃的方法摆脱耻辱。
人总是会遇见比自己强的人，大多时候还会被强者包围。耻文化下的日本人有着强烈的进取心，总是希望事事都做到最好，因此不同的耻感会经常纠结到一起，困扰日本人的内心。害羞或是耻辱的感觉的威慑力，使他们像变色龙一样，根据不同的情况变换自己的社会角色，希望尽可能得到人们好的评价。
当他们作为美的热爱者，他们可以花几天的功夫制作一幅插花，孜孜不倦地钻研着庭园艺术，对宇宙万物都抱有友好的、欣赏的姿态；而当国家要求他们作侵略者时，他们也会尽可能地让自己称职地扮演这一角色，毫不犹豫地毁灭前行路上的所有障碍，包括美丽的自然、宝贵的生命——尽管他们曾满怀激情地赞颂它们。
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日本人既柔美又暴力，同时具备两种矛盾的性格特质。在日本人看来，柔美和暴力根本不存在矛盾。他们会自动适应不同社会角色的不同标准，被甲角色要求柔美时，尽可能地柔美，被乙角色要求暴力时，也绝不会受甲角色影响，毫不犹豫地暴力。他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不管他人的看法，在扮演任何角色时都首先要求个性的完整，他们或许“知耻不知罪”，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超强的自我控制能力。
日本文化是耻文化，但对日本人来说，相比对他人评价的畏惧，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五花八门的评判标准更加不安。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经引用过三岛女士自传《我的狭岛祖国》中的一些描述。在日本长大，后到美国留学的三岛女士，在留学之初感觉自己“像是从别的星球上掉下来的人”。日本人习惯按固定的规矩办事，并将“循规蹈矩”当作赢得周围人认可的前提，但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个性的社会，评判标准自然要比日本五花八门得多，美国人的无拘无束，反倒让三岛女士局促紧张，显得格外害羞，因为她不知道要遵从哪一种评判标准才合适。
值得注意的是，罪文化和耻文化并不像人们想像中的那般泾渭分明，强调自律的罪文化也有外部制裁的意味，讲究他律的耻文化也能转化成内部制裁方式。对于前者来说，如果人没有受到外界的惩罚，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犯罪。如果上帝让偷吃了禁果的亚当和夏娃继续留在伊甸园里不将他们打落人间，也就没有千百年来为西方人念念不忘的原罪了。
耻文化下的日本人，也并非因为外部机制无时无刻的监督才谨言慎行的。在日本，如果一个小孩子偷拿了别人的东西，做家长的就会教育他，偷是丢人的行为，偷东西的人会被看不起，而不会说偷窃是犯罪行为，小偷会被警察抓走。小孩因畏惧“丢人”而再不敢偷东西，“偷东西会被看不起”也像戒律一样烙印在他的脑海里。他不仅会控制住自己偷东西的欲望，当看到别人偷东西时，也会油然而生不齿之感。此时，偷东西是耻，已经不仅仅是外部的机制，而转化成了他的内在约束机制了。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受耻文化和罪文化双重影响，西方人强调绅士风度，以彬彬有礼为荣，粗俗下流为耻，这些都是耻文化影响的一种表现。日本人在犯下滔天罪行后，若不是因为对罪的认识，也不会竭力抵赖。耻文化和罪文化中都有凌驾于国家、民族的普遍规则，只是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中二者力量的对比不同罢了。日本是耻文化的国家，不代表日本只受耻文化的影响，确切地说日本是罪与耻之间的国度，只是为耻文化赋予了更多独特的性格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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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耻与义理（1）
不少日本人感觉来自于遥远封建时代的义理就像浮士绘那般珍贵，是值得珍惜的“文物”，它的繁盛时期——江户时代早已过去，当今的日本是一个繁荣的现代化国家，义理的锋芒不如往昔。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没有完全摆脱义理的影响。
论及耻辱，则必然要涉及秘密。每个人都有秘密，其中不少是绝不希望他人知道的，一旦它们被赤裸裸地曝光，为他人注目评论，人自然会倍觉耻辱。曾有日本学者直接将耻辱定义为秘密的暴露。然而，在一个社会中，究竟什么样的事件会被当作秘密，什么样的秘密让人感觉耻辱，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受制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
义理总在无形中左右着日本人的行为，日本是耻文化国家，对规范尤其重视。所谓义理，就是在耻的“制裁”下生成的关于人际交往的道德规范。本尼迪克特将之称为“一系列的美德”，人必须审慎遵守义理，以便言行正确。都说日本人责任感强，对义理的膜拜，便是其责任感的来源。中国人习惯说“人情世故”，日本人则喜欢讲“义理人情”，在那些被认为最能反映日本人传统精神的影视剧中，正面色彩的主人公总是不厌其烦地思索义理，为完成义理引发的人生悲剧以及在义理、欲望间苦苦挣扎的痛苦，这些在别的国家看来颇不可思议的情节，却格外能感染日本人。
本尼迪克特曾称日本人的义理是“人类学家在世界文化中发现的一切怪异的道德义务中最少见的一种，它尤其反映了日本特色”。日本的社会学者安田三郎也曾感慨，义理是众说纷纭的概念，充满着谜团，大家对它的“多义性”倒是达成了共识。
义理是为了帮助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亲密交往而设，若按字面意思解释的话，即“正确的道理”。遵循义理可以让人在和他人的交往中，同时保全自己和他人的体面、情意，让人谨守在道德的界限内，而对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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