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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三雄-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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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各路英雄”于是以“驱逐反骨仔，规复老帅天下”为名，联合向南宁进军。此时南宁早已呈无政府状态，各路自治军纷纷入邕，街上满是穿着草鞋、旧军服，标志不一，三五成群的军人。首先进城的陆福祥于是提议重设省政府，处理广西善后，统一广西军政，其他首领也表示赞同，于是在原督军署召开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会议，李宗仁也被邀参加。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会议作了这样生动的记述：“这是我初次和他们会面。他们四人（刘日福、陆福祥、陆云高、蒙仁潜）都是五十开外的老年人。除蒙仁潜系秀才出身外，其他三人仅略识之无，而我则是不足三十岁，受过完备的教育的青年，和他们在一起，显得十分不调和。至于他们的所谓‘开会’，也是不成其为‘会’的……。既无主席，也无记录。坐得不耐烦了，就爬到桌子上去。说起话来，也非常粗鄙。饿了，便招呼勤务兵去买几大碗米粉来，在会客室内围桌大嚼。实不成体统……我们正在讨论省长人选时，蒙仁潜忽然站起来，把省长大印抢了过去，说：‘我是秀才出身，省长应该由我来做。’蒙说完之后，陆云高也手忙脚乱地站起来，把财政厅长的大印抱了过去，说：‘财政厅长由我来当吧！’……他们再问陆福祥，陆说：‘我管他娘什么省长，什么财政厅长，老子没有了饷，只知道向财政厅长要饷啊！……”此次会上还推出了一位统率全省自治军的“总司令”林俊廷，原因是林早年的职位即是镇守使，名分当然在这帮新镇守使之上。在座这帮人联名向还避居黔桂边境的林俊廷发了一电。至此，一场闹剧结束。这显然只是一个乌合之众首领的聚会，所谓统一广西军政，只是说说而已。开会结果报北洋政府核准，北洋政府也照准不误：林俊廷任广西绥靖督办，蒙仁潜任省长，陆云高任财政厅长。但林未就职，蒙徒有“省长”空衔，号令不出郭门；陆的财政厅长也只是在南宁一带自己原防地收收税罢了，一切仍是旧时模样。
李宗仁当时年龄、资格、经历都与这帮旧军人不同，在会上也只是敬陪末座，故表示“凡是诸位的决定，我一概无成见”，实际上心里十分瞧不起这些行为粗鄙、胸无点墨的“草头王”。他来南宁，主要是察看风向。局势依然混乱，他也无奈，只得离开南宁回玉林去了。
这时，旧桂系首领陆荣廷也在重整旗鼓，1922年9月，他从越南返回广西，纠合旧部数千人，在龙州就任北洋政府任命的“广西边防督办”职务。次年11月，又从龙州回到南宁，自封为“广西全省善后总办”，并以“总办”名义，将全省自治军名目一律取消，重新颁发各部队番号，李宗仁的“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被改为“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按道理，旅长下只能设团，原来的支队司令就变成团长。那些部下都想当司令而不愿当团长，就要李宗仁“不要理会那个老头子”。但李宗仁没有采纳这种建议，而是虚与委蛇，表面上归陆荣廷节制，实际上对陆的新任命既不当面拒绝，也不正式就职。玉林仍处于独立状态，只是改司令部为旅部，其他一概如旧，以改头而不换面了之。
玉林初聚（5）
李宗仁率部驻防于玉林等7个县，兼管军民两政，无形中成了7个县的军政首长。李宗仁以黄旭初为参谋长，协助他管理民政。还在秘书处之下，设立民政、教育、财政等科，分掌辖区内各项行政事务。他整军经武，修明吏治，将玉林作为向外发展的根据地。
从驻防玉林起，李宗仁就注意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在他范围所及之处，旧桂系残军、散兵、游勇、绿林等，多为他所收编。比如，1922年，俞作柏将马君武卫队官兵缴械，这些人就成了无人管的流浪者，其中约200人流落到贵县一带。李宗仁听说此事后，即令尹承纲去收编，凑成了一个营，由尹任营长。1923年秋，李宗仁同黄绍竑联合打败了盘踞贵县、桂平、平南一带的陆云高时，李宗仁就将接受投降的原陆部营长黄飞虎、梁瀚嵩、蒙志和游击司令刘权中、韦肇隆等部加以收编，并让这些部队原来的官长继续留任原职。为了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李宗仁除将地方上或者过境部队出卖的枪弹尽量收买起来之外，还通过德国洋行向香港购进枪支，又多次派人到香港买来弹壳和无烟火药，雇人翻装子弹。还以司令部名义向地方借用枪支。如将马君武卫队收编后，向贵县商会借步枪200支。他鼓励来营投充者自带枪支，带来枪支多的可以得到一定的军职。李宗仁还多方延揽人才，陆军大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广西陆军小学、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和广西干部军官学堂培养出来的广西军官，在他那里都担任了比较重要的官职，营长以上军官基本上都是这些人充当。这使各种有用人才，都“相率来归，乐为之用”。这批人，后来在李、黄统一广西的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经过两三年的苦心经营，李宗仁所部发展成6个纵队约10000人。
在玉林，李宗仁更注意约束部下。他组织军风纪检查队，严禁骚扰百姓，并严禁外地的“自治军”和散兵游勇进入他的防区。对于境内的土匪，则采取坚决清剿的政策。他还经常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让部队掌握近代军事知识和作战方法。他在玉林创办了“第五独立旅干部教练所”，自兼所长，吕竞存担任教育长，抽调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前往受训，并招收一些中学毕业生前来入学，毕业后任下级军官。另外，还附设了一个“教导大队”，抽调班长及遴选足以充任班长的上等兵前来受训，以充实基层骨干。
对辖区内的民政、财政等方面，李宗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整顿。在民政方面，他实行县长民选和互调的办法，即将甲县所选的县长，调往乙县任职，不准本县人在本地任县长职，以提高行政效率。在财政方面，他严格规定部队不得霸占税收，截留税款。在不增加捐税的原则下，对田赋及各种捐税进行清理，减少了官吏贪污中饱的现象，增加了公家财政收入。对于金融，他认真整顿，以稳定市场物价，安定群众生活。李宗仁这些安民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当时玉林所属各县，土匪肃清，吏治革新，贪污敛迹，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以致广西各地及广东南路的民众，为逃避匪患和战乱而纷纷迁来玉林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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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拓展（1）
黄绍竑并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他深深感到，李宗仁的作风过于稳重，加上局限于玉林五属一隅，政治上又彷徨歧路，无所依归，长此下去，将无大作为。他率第三支队驻防容县、岑溪两县，经过半年时间的休整，恢复了元气，就产生了往外发展的意向。他听说孙中山已击败了陈炯明，在广州再次组府，又派兵西向，准备入桂收拾沈鸿英，顿时感到机会来了。当时叛军沈鸿英部下邓瑞征师正驻防离容县、岑溪不远处的梧州一带。梧州是广西门户，地方殷富。黄绍竑认为，如能击败沈部，拿下梧州，以梧州为自己日后进取的根据地，不仅可以扩大地盘、增加税收，增厚财力，而且还可就此走出玉林，争取新的发展。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我回广西作李宗仁的部下，本是出于无奈，我的本意仍然是想与粤方联络，为将来求得发展。自从队伍开驻容县，就要开始剿匪。容县素以多匪见称，县境的一半都被土匪所占。当地土豪劣绅对土匪起初是抗拒的，后来见政府和军队的力量薄弱，得不到支持，乃反而与土匪相勾结，绅匪不分。我是容县封建大族，当然站在尚未与土匪勾结的家绅方面，极力进剿。在剿匪的时候，不但人员受到相当大的伤亡，而武器弹药更无法补充。加以玉林的地理形势和李宗仁的作风也不能使我有发展的机会，我内心非常苦闷。”他认为，玉林五属及容县的收入虽然能勉强养活现有军队，但是要发展则很难。尤其是枪械子弹，无法补充。如果把目标定在保境安民上，则形同中立，终究不是办法。他反复思考，终于意识到“只有投靠孙中山才有前途”。1923年春，黄绍竑密派他的亲信参谋陈雄到广州找白崇禧商量。
在广州医治脚伤的白崇禧见到陈雄，喜出望外。他们分析国内形势之后，认为“广西之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和北洋军阀；一为支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之联省自治；一为归附广州之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府”。他们还认为北洋军阀已为国人所厌恶，联省自治也不是统一全国的良策，经再三研究，“终于决定参加以三民主义建国为号召的广州革命政府”。
在广州，陈雄通过粤军司令部秘书长廖百芳（容县人）的介绍，认识了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长廖仲恺和大本营参军长朱培德，开始和广东革命政府进行接触。
黄绍竑的向外发展策略，首先是占据有利根据地。梧州物产丰饶，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如果占有其地，则今后进可攻，退可守。但该地为沈鸿英所有，沈是实力派，强攻是不易得手的。只有先伪投沈鸿英，取得其信任，使其不防，然后智取梧州。沈鸿英出身绿林，善于投机钻营。辛亥革命时，他在柳州接受招安，后来成为旧桂系的主要将领之一。孙中山发动讨陆援桂战争，他通电敦促陆荣廷下野。等到陈炯明叛变，他又接受孙中山命令，打着###陈炯明的旗号，进军广东。但入粤后他即占据西、北江地区，野心毕露。与此同时，他又派人到广西各处活动，企图收编当地的自治军。黄绍竑装着投靠沈鸿英，正是沈此时最需要的。然而黄绍竑真要公开附沈，就需要得到李宗仁的谅解和支持。1923年2月间，黄绍竑来到玉林，向李宗仁陈述了伪投沈鸿英的目的。李宗仁当然不愿意黄绍竑分兵离去，但他想到，“黄氏是个不受羁縻的干才，挽留不易，不如成全他向外发展的志向，异日或能收到表里为用之功”。于是就同意黄绍竑向外发展，只是对黄绍竑说，沈鸿英目前在广州极为嚣张，四处树敌，孙中山对沈已严加制裁，不久定爆发战争，沈鸿英必然失败，因此，赞成黄乘虚袭取梧州，与孙中山所属粤军相呼应。还表示届时将出兵支援黄的军事行动。黄绍竑听后向李表示“日后倘能成功，还将拥戴李为首领，绝不独树一帜”。并提出两个请求：在取得梧州之前，一切费用仍由李照发；万一进兵梧州失败，请李予以收容。这两点，都得到李宗仁的允诺。
1923年4月中旬，沈鸿英在花县新街就任北洋政府委任的所谓“广东军务督办”职，发起了反孙叛乱。不过沈的叛乱刚开始，就遭到驻广东的滇、赣、粤军的反击。沈鸿英在广东作乱事败，给黄绍竑夺取梧州造成了机会。孙中山为了去除东征讨陈（炯明）的西顾之忧，解除沈部祸患，命令李济深等人率粤军第一师、第三师和广东江防舰队四江、四广等十余艘舰艇，溯江西上，###盘踞在西江上游梧州一带的沈鸿英部叛军。4月下旬，沈军遭到广东革命政府所属部队反击，全线崩溃，分水陆两路向广西撤退。5月，黄绍竑宣布就任沈鸿英委给的“广西陆军第八旅旅长”的职务，将部队由容县开赴戎圩，取得向梧州进兵的有利阵地。黄绍竑将此事秘密通知在广州的陈雄和白崇禧，要他们尽快晋见孙中山。陈雄、白崇禧由朱培德和廖仲恺介绍，在石龙火车站行营见到孙中山。白崇禧向孙中山报告了广西的形势，表示广西加入广东革命的决心。孙中山认为，要统一全国，必先统一两广。孙中山支持黄绍竑出兵梧州的行动，立即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孙中山诚恳地对广西代表说：“我无枪、无粮、无饷，只有三民主义。”白崇禧当即表示：“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公的物质支援，所需者仅是革命之主义信与仰而已。”白崇禧和陈雄随后潜回戎圩防地，与黄绍竑密商夺取梧州的具体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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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拓展（2）
黄绍竑带领所属支队由容县开向戎圩，虽有几营军队，黄绍竑仍感兵力不足，拟向李宗仁请兵。白崇禧把黄绍竑的亲笔信带去玉林，李宗仁认为黄部袭取梧州兵力已经足够，但仍派伍廷飏率所部兼程向梧州进发。他指出，黄部在取得梧州后，应尽力联络广东方面，励精图治；留在玉林的李部则采取内刚外柔策略，暂时维持与陆荣廷原有的关系，以便等待他日与黄部分进合击。白崇禧听了李宗仁的意见，表示非常赞成和感动。这是李、白首次聚会详谈，彼此坦诚相见，十分投机，这次会晤成为他们长期合作的很好开端。李宗仁曾无限感慨地回忆说：“以后我和白氏共事二十余年，推心置腹，患难与共。虽有人屡次企图分化离间，我二人只一笑置之。世人多有因此形容李、白实为一人，私衷亦觉当之无愧。”然而黄绍竑在开往戎圩时，不仅带走了自己的全班人马，还带走了前去两县驻地接防的李部两个营，第二路自治军统领俞作柏背着李宗仁，带一个营跟黄绍竑东出。这使李宗仁大为不快。在旧军中相互勾引对方的部下，拆台挖墙角的事是很平常的，而一旦出现这类情况，彼此今后即很难相处。李宗仁部下对黄绍竑的行为极为气愤，坚决主张派兵追击。李宗仁却说，拉都拉走了，不打还是我们的弟兄，将来还好见面；打起来只是好了沈鸿英，我们两家都倒霉。正是李宗仁胸怀大度，不计较一时得失，使他日后成为新桂系的首脑。对于此事，黄绍竑也十分感动，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李气量宽宏，能忍人所不能忍”。这也是后来李、黄两部仍能由分而合，黄甘居李之下的原因。
当追击沈军的粤军逼近梧州时，黄绍竑立即在戎圩打起了讨沈大旗，将刚退到戎圩的沈部黄炳勋旅五、六百人包围缴械。接着黄绍竑沿江东下，与粤军夹击梧州沈军。此时广东革命政府委任魏邦平为西江总指挥，李济深等率领三师粤军由梧州口外沿江西进，梧州上下水路被切断，驻梧州的沈军旅长冯葆初向粤军投诚，师长邓瑞征率领残部向贺县逃窜。这样，粤军与黄绍竑讨贼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梧州。两支军队聚会梧州，给这一水陆码头平添了生气，鞭炮声彻夜不熄。李济深所统的粤军中大部分将领如邓演达、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唐、蒋光鼐、黄琪翔等与黄部的主要将领黄绍竑、白崇禧、夏威、俞作柏、吕焕炎等同为保定军校同学，感情融洽，意气相投。梧州的会师成了“两省学生集团的大会合”。随后，广州大元帅府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设督办府于梧州，加强和黄绍竑的合作，其余粤军都退回广东。
李济深本是广西苍梧人，字任潮，其祖父是秀才，父亲是禀生，都以教书为业，在当地有贤名。李济深幼年随父亲、叔父入私塾读书。18岁时考入黄埔陆军中学，两年后转入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在广东模范营（后改称为学兵营）当见习排长。不久，入讲武学堂继续学习一年多，被保送去保定的军咨府军官学校深造。该校不久后迁到北京，是为陆军大学。李于1914年在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曾留校任教官。1920年他应邓铿邀请，先后任广东粤军第一师副师长、参谋长和代师长，到孙中山###沈鸿英时，已升任师长兼粤军第四军参谋长。攻占梧州后，孙中山任命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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