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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阅兵-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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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邢海帆降落在南苑机场后，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停机坪上停放着各型飞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感到很振奋。仅仅两个月时间，南苑机场就今非昔比，只是物是人非，一同北上的方华意外殉难，又不禁让他增添了几多伤感。
南苑飞行队的起步真是“难”哟！
邢海帆刚在队部坐下，常乾坤就匆匆赶到了。
飞行队还未展翅蓝天，就损失了他两员领兵大将，这让常乾坤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北平防空任务艰苦，开国阅兵时间临近，飞行队不能再出意外了，他把希望寄托在了邢海帆身上。
常乾坤向邢海帆了解东北之行的情况，当面宣布了军委航空局的决定：“鉴于徐兆文跳伞受伤，短期不能伤愈，组织上决定由你代理飞行队队长，同时担任受阅飞行总领队。”常乾坤要求邢海帆迅速挑起飞行队长的担子，抓紧抓好飞行队的训练和战备值班，做好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准备工作。
飞行队临阵易将，常乾坤多少有些不放心。他经常亲临南苑机场，指导、检查飞行训练，还主持了机群编队长机在地面的沙盘作业，将飞机按受阅飞行的间隔、距离摆好，组织飞行员反复观看，牢记长机在自己风挡玻璃上的投影与位置，掌握判断、修正偏差的要领，然后进行空中预练和预演。
10月1日凌晨5时，受阅飞行员进入机场的各个工作岗位，担任战斗值班的飞行员已做好了随时升空的准备。
常乾坤进入天安门城楼下的大会总指挥部，对受阅飞行中队和各项保障工作做了受阅前的最后检查。
16时，受阅总指挥部通过常乾坤给油江下达起飞命令，油江立即通过设在华北军区航空处对空无线电指挥室，通知南苑飞行中队受阅飞行梯队：“起飞！”
1个月后，即11月11日，人民空军在北京正式成立，军委航空局同时撤销。
常乾坤被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
1951年3月，常乾坤担任中朝联合空军副司令员，主要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
1973年5月20日，常乾坤因病逝世，享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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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受阅飞机“带弹飞行”的历史真相（1）
开国大典定在15时开始，受阅飞机16时升空。
定在下午举行庆典的主要原因，是考虑了国民党空军袭扰的因素。
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成都、广州、重庆还停留着国民党空军的飞机。1949年5月4日，盘踞青岛的国民党空军派B…24轰炸机空袭过南苑机场，后来青岛解放了，但国民党空军在舟山群岛及台湾都有远程奔袭的飞机，随时可能对北平进行空袭，但天色晚了飞机就无法返航了。
尽管如此，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还是拟制了防御方案——
防空部队如何部署？
首长安全如何保护？
###队伍如何疏散？
等等。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的领导对此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具体，设想了各种可能的实施方案。
比如，如果受阅时遭到国民党空军飞机袭扰，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天安门的门洞里躲避；现场参加###的群众则就地卧倒。同时，用战斗机进行空中拦截，在广场外组织高炮对空射击。
华北军区航空处航行科长李裕是担任受阅飞行的地面对空指挥员。他协助处长油江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划定好几条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国民党飞机从哪条航线进犯，解放军飞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上拦截等，都有明确、周密的部署。
例如，倘若国民党飞机从济南方向来犯，按当时飞机的时速到北平至少需要一个小时，随决定在半小时的航程内起飞拦截，并将其击落。如果飞机到了北平边缘地带还没被击落，则攻击的飞机暂时退出，由地面高炮部队担负起射击任务。所有这些方案，都绘制了详尽的作战地图，并且进行了演练。
为保证受阅飞机编队的正常飞行，北平的上空当天处于净空的状态。除受阅的飞机外，不准任何飞机使用北平的空中航线。担任警戒任务的飞机在机场值班待命，随时可以升空作战。
由于当时没有雷达监视报警系统，军委航空局不得不在华北地区和所在已经解放的地方，派出专人建立对空监察哨，组成肉眼防空通信网。一旦有情况，便把各地的情报传递到华北军区航空处飞行地面指挥部。核定情报后，再采取相应措施。
尽管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对北平的防空，尤其是开国大典时的防空准备了各种预案，天上、地上也都部署到位，但还是决定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以便为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飞机争取更多的时间。
那“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到底是多少架飞机呢？
翻开尘封的历史档案，我们得知，在参加开国大典的17架受阅飞机中，有4架飞机带着实弹。这4架带着实弹的受阅飞机，分别是——
两架美国P—51“野马”战斗机，飞行员分别是：第2分队队长（长机）赵大海，左僚机飞行员阎磊。
揭开受阅飞机“带弹飞行”的历史真相（2）
两架英国“蚊”式战斗轰炸机，飞行员分别是：第4分队队长（长机）邓仲卿，僚机飞行员王玉珂。
值得一提的是，这4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阎磊的肺腑之言，代表了他们4个人的共同心声：“这在当时的空中受阅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为了保证受阅安全，世界各国从来都不允许受阅带弹通过检阅台，而他们作为刚刚起义过来的飞行员就参加带弹飞行，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起义人员的极大信任。”
“带弹受阅飞行”，是方槐出的“点子”，他当时在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担任处长职务，具体负责制定受阅飞行计划。50年后，方老揭开了“带弹受阅飞行”的历史真相。方老回忆说——
当时的飞机都在东北，都在东北老航校里头。在那里恢复技术，在那里培养新的飞行员。也是够忙的，够紧张的。
成立于3年前的东北老航校，是我军建立以来的第一个飞行训练基地，堪称中国空军的摇篮。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飞行人员几乎都出自这所学校。由于当时航校已经没有多余的飞机，我只好从航校调来了机务人员，对南苑机场的旧飞机进行改造、维修。
起义来的飞机里头，有几架是比较好的，飞的时间不多。有的是时限到了的，得更换器材，甚至是更换主要部分。这就要求机务人员多吃点苦头，加快维修的速度。
经过抢修试飞，最终能够参加编队飞行的，有9架P—51战斗机，两架“蚊”式轰炸机，3架C…46运输机，两架教练机和1架联络机，一共17架。
飞机虽然已经确定下来，但我却依然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就这么几架飞机，又要阅兵，又要值班，又要防空值班。我咋个安排计划嘛？反正是够困难的。
南苑飞行队的首要任务是负责北平的防空安全，而为了能够参加受阅编队飞行，他们不得不动用这仅有的17架飞机。
当时，这个阅兵和战斗值班的矛盾确实很大。要值班，要防空。这也是一个政治任务，也是很重要的任务。万一敌机来空袭，怎么办？
我冥思苦想了好几天后，向聂总（荣臻）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这个计划让当时在座的人都感到十分吃惊。我跟聂总说，要不就搞两架带弹的，带弹空中受阅，这是很危险的事，但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按照惯例，为安全起见，阅兵时往往是不携带实弹的。带弹飞行无疑是一件十分危险而又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何况，南苑飞行队的飞机性能并不十分稳定，都是缴获的嘛。
聂总当时没有表态，几天后他同意了我的建议，决定选取几架飞机放置弹药，以防意外空袭。他说，这是个政治飞行，不是一般的，要是出了事故，你这个小家伙吃不了，我也受不了，不好交代哟。他说这个事情时讲得很紧张，我也感受到了他心里有很大的压力。这个决心不好下哩。
带弹飞行的方案，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
然而，这是一个十分绝密的计划。对于这件事情，除了当年带弹飞行的4名飞行员外，飞行队的其他人员包括队长邢海帆都不知道，知情的也就六七个人。4名飞行员，聂总、常局长，还有就是我。周总理是不是知道？聂总没有说。
第一次我提出带弹时，在座的有好几个人，可最后到底带没带，哪几架带了，这几个人就不知道了。直到若干年后，带弹的事才逐渐浮出了水面。
方槐原名赖芳槐，1917年10月24日出生在江西于都——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的地方，1932年参加红军，1933年入党，1934年随红一方面长征，曾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为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飞行大队长，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他是受阅飞行梯队第6分队分队长兼长机，驾驶美国L…5“步哨”联络机飞越天安门上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师长、副军长、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这4架受阅飞行的飞机是“带弹”而非“载弹”或“挂弹”，一字之别，是大有讲究的。
简单地说，“带弹”讲的是飞机上的机枪带着子弹，“载弹”或“挂弹”指的是在飞机载或挂上炸弹。
子弹与炸弹完全是两码事。
以P—51“野马”战斗机为例。这种飞机在机翼两侧各配置了3挺毫米机关枪，因此给这两架飞机各配备了1800发机枪子弹（每挺机枪300发），并未挂炸弹（每架飞机可挂炸弹907千克）。
受阅飞机“带子弹”而未“挂炸弹”，可见决策者还是心有余悸的，防止“万一”，又怕“万一”。
那天，阎磊、赵大海完成受阅任务后，即爬升到12000英尺（约3700千米），在北京东南的通州、大兴上空担任警戒，直到受阅任务完成，他们才返回南苑机场着落。
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领头雁”（1）
参加开国大典的17名受阅飞行员，有12人是国民党空军起义或投诚过来的。在这些人当中，第5分队分队长兼长机刘善本堪称“领头雁”。
1946年6月26日，即将接任蒋介石专机——“美龄”号机长的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驾机飞向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人员驾机起义的先例。在他之后，国民党空军先后有40架飞机、近百人驾机起义。周恩来多次称赞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带头人”。
刘善本，1915年1月25日出生在山东省安丘县泊庄（今属昌乐县）。1932年秋，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1935年，高中毕业后，面对日寇入侵、山河破碎的时局，他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考入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学校第8期学习飞行，开始学驱逐科，后改学轰炸，是同期飞行学员中的优等生。
航校原址设在杭州笕桥，七七事变后由杭州经洛阳、南昌等地，辗转到昆明。1938年毕业后，刘善本调到驻成都的国民党空军唯一的远程轰炸机大队——第8大队任飞行员。尽管抗日战争正在进行，日军飞机在成都狂轰滥炸，然而第8大队却没有接到一次作战任务，经常驾着飞机跑警报。
刘善本抗日有志，却报国无门，苦闷到了极点！
1943年，刘善本被选送美国道格拉斯航空学校，学习驾驶B—24型轰炸机技术。两年后，他驾驶B—24型轰炸机，横渡大西洋，踏上回国征途。在途经卡拉奇时，接到了国民党当局要他们“就地待命”的指令，而且一“待”就是几个月，新飞机躺在露天停机坪上，风吹日晒雨淋，致使机身锈蚀斑斑。
到了“家门口”，却不让回“家”；日本鬼子在“咱家里”肆意侵害，却不让军人回“家”杀敌打鬼子，这些都是为什么呢？刘善本百思不得其解。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
刘善本万分###，幻想着用自己的飞行技术为祖国的和平建设效力了。恰在这时，他接到了“火速回国”的指令，便随空军第8大队由卡拉奇转场上海大场机场。
空军第8大队是借抗日之名组建起来的“拳头”部队。然而，抗战八年来，或常年在中国大西北备战，或远涉大洋前往美国训练，从未与日军交过手。如此养兵备战，刘善本心里始终有一个谜团。
刘善本踏上熟悉的国土，看到的不是和平建国的景象，而是蒋介石杀气腾腾地准备内战的紧张气氛。空军飞机不断地从四川、武汉等地把军队紧急空运北平，美国军舰在帮助国民党把大批军队运往东北，直觉告诉他：内战在即。
到上海后不久的一天，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来到空军第8大队，给全体空勤人员训话：“我们有40个美式装备的机械化师，美国还给了我们几百架作战飞机，三个月内一定可以消灭共产党。”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领头雁”（2）
啊，原来如此！
刘善本心中的谜底揭开了：当民族敌人的刺刀架在脖子上时，国民党把他们阻在祖国大门之外，名为“留着建国用”，实际上是保存实力，留着打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他说：“八年抗战，人民涂炭，现在美蒋又要把中国推进内战的深渊。我堂堂七尺之躯，不能为祖国人民效死于抗击侵略者的疆场之上，却要被人逼着向自己的同胞，尤其是抗战有功的共产党军队投掷炸弹，杀害中国最优秀的儿女。我决不干！”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刘善本决定驾机起义，飞向延安。
机会很快来了。
1946年6月中旬，蒋介石下令第8大队将驻昆明美军移交的无线电器材限6月23日前空运成都。刘善本参加了这次飞行，他决心利用这次机会，用实际行动宣布：反对打内战！
刘善本知道，飞向延安，途中必然会经历千难万险；刘善本还知道，飞向延安后，留在国统区的妻儿老小将面对怎样的困难，甚至生命危险……所有这些，都没能动摇刘善本飞向延安的决心和“反对内战”的信念。
6月22日，刘善本带着4名机组成员，驾驶第530号B—24型轰炸机从上海飞到昆明，按计划24日从昆明运送无线电器材到成都。尽管有7架飞机同行，但并未统一编队，一路上“各飞各的”。
这是个绝好机会！
24日早晨，昆明，阴天。
刘善本决定在飞往成都的途中驾机起义。他借熟悉成都航线气候条件的机会，了解了陕西、山西、绥远一带的天气情况，没想到这条航线上正下着大雨，气候恶劣，只好作罢。他见别的飞机已经起飞了，也就跟着起飞到了成都。
26日，刘善本驾驶的B—24型轰炸机准备从成都返昆明。他判断，西北的坏天气已经过去了，起飞后如无意外即可实现他的愿望。机不可失，不能再犹豫了！
这天早晨，飞机按时起飞。飞机上共有11人，驾驶舱里除机长刘善本外，还有副驾驶张受益，空勤机械师唐世耀，通信师唐玉文和领航员李彭秀，后舱里还坐着国民党空军通信学校搭机的6个人。
B—24型轰炸机的前后舱隔离，机组人员与搭乘飞机的6人相互不认识。刘善本充分利用了这两点，在飞机上机智巧妙地发动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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