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秘密战-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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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现有的生活方式，舍不得他们的权位、金钱、美女等既得利益。要动员他们起义难度很大。
　　

西北军大同盟（10）
第四种是以副司令官李文田、参谋长陈继淹为代表的顽固分子，主要是特务和政工人员，他们是起义的主要阻力，危险性很大。
　　经过密商，何基沣和杨斯德确定工作的重心放在第二种人员身上。具体做法是：先由何基沣出面找他们个别谈话，谈到一定的“火候”，即由杨斯德正式出面“亮相”。不过杨在“亮相”时的身份已不是国防部派来的“少将高参”，而是共产党派来的陈毅司令员的代表。这会促使被谈话人对我党我军更增加信任感。
　　杨斯德以高屋建瓴的气概，向被谈话的每个人员分析了他们面临的形势，使他们认识到蒋介石发动全国性内战已到了最后失败的前夜，战争的非正义性决定了这个政府必然被全国人民所唾弃。济南已经解放，东北亦将全境解放，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杨斯德诚挚地希望每个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历史巨潮席卷而来的时候，千万要郑重作出抉择，勇敢地抛弃“旧我”，自觉地站到人民方面来，而不要被时代潮流所淹没。
　　国民党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有地位、有财产，他们都十分关心共产党的政策。有的人向杨斯德详细作了询问，如家庭出身为地主的人问：起义后搞土改家里人会不会被扫地出门，个人的财产，包括开的商店、房子、手中持着的法币以及金银首饰、做生意贩卖的粮食布匹西药等等，会不会被没收。简直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问题都提了出来。
　　这也难怪。长期以来，国民党总是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并对官兵不断进行灌输，难免造成官兵们对我党政策的疑虑。杨斯德有理有据深入浅出地一一进行解释和正面阐述，并向他们保证起义后成建制地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列入正式序列，军官保留原职，私人财产不没收，仍归个人所有。这使他们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深感满意。
　　经过一段时间的谈话、了解和考察，何基沣和杨斯德商定：以七十七军一三二师及七十七师的一一一团为基础准备起义，同时力争五十九军共同行动，并准备了出现最困难情况的预案。
　　毕竟，要把手持武器的敌人拉到自己的营垒，并且不是几个人而是两三万人，其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为了保证起义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按照杨斯德打入敌营前华野首长和有关部门的指示，在敌营内部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负责人是杨斯德，成员有孙秉超、李连城、王世江（一一一团三营营长，地下党员）、冯治中（二营炮连连长）等。
　　在党的领导下，三绥区的起义准备工作开展得紧张、有序、秘而不宣又富有成效。
　　但杨斯德感到最棘手的问题仍然是：陈毅司令员要求争取冯治安一同起义，这可能吗？
　　　　陈毅多次指示要尽力争取三绥区司令官冯治安共同起义以壮声势。可是冯治安八面玲珑又目中无人，大言不惭地说：“陈毅也不过是个军长，我过去后，谁管谁呀？”
　　陈毅为什么要多次指示尽力争取三绥区司令官冯治安共同参加起义？杨斯德从张克侠、何基沣的介绍中，进一步弄清了冯治安在西北军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从而对陈毅的指示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陈毅不愧是个大政治家，他总是从战略上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对冯治安的争取工作亦然。
　　冯治安，字仰之，河北省故城县人，生于1896年11月。从小家境贫寒，“一条被子盖着八条腿”，不得已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16岁那年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从伙夫干起，当过排长、连长、营长。他为人敦厚，作战勇敢，深为冯玉祥所赏识。冯发动“北京政变”后，提升冯治安为手枪第二团团长，这一年他才28岁。手枪团既是近卫军又是敢死队，是冯玉祥的亲信卫队。不久后冯玉祥又将冯治安提升为手枪旅旅长。冯部南征北战，冯治安多次立下战功，被誉为西北军中期“五虎上将”之一。
　　1930年中原大战时，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反蒋，冯治安任军长，率部坚守洛阳。后来冯玉祥麾下将领孙连仲、梁冠英、吉鸿昌、张印湘等人纷纷叛冯投蒋，冯玉祥大败。冯治安仍忠于故主冯玉祥，对蒋介石封的高官坚辞不就。顾祝同赠他路费500元，冯治安遂回家赋闲。这件事，在西北军系统中被传为美谈。
　　

西北军大同盟（11）
冯玉祥残余部队后来被张学良收编，改称第二十九军，下辖第三十七、第三十八两个师。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和冯治安私交甚笃，冯又有恩于张，张乃力荐冯治安回来任职。军长宋哲元委任冯治安为三十七师师长。原任师长赵登禹曾是冯治安的老部下，欣然让位，自请改任旅长。
　　第二十九军被称为冯玉祥西北军的“正宗”。老军长宋哲元已去职，张自忠在抗战中阵亡，冯治安遂升任二十九军改称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946年底，第三十三集团军改称第三绥靖区。这段简单的历史表明，冯治安是地地道道的西北系部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陈毅深知，如能争取冯治安起义，对其他西北系部队必将产生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从政治上来说其意义是绝对不能低估的。
　　再从冯治安个人情况来看，争取他起义也非绝无可能。
　　冯治安有一颗炽烈的爱国心，对日本帝国主义鲸吞我国的狼子野心十分愤慨。1933年他率部参加长城喜峰口抗战，与日寇多次血战，据说一夜之间用大刀砍杀日寇5000人。
　　冯治安和中共地下党员吉鸿昌、进步将领方振武个人感情都不错，尤其和吉鸿昌私交甚为亲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领导的抗日同盟军解体后，冯回泰山隐居，吉、方继续率部与日寇在察哈尔北部战斗。时任三十七师师长兼察哈尔省警备司令的冯治安，曾秘密接待吉鸿昌，并有所接济。1934年11月吉鸿昌被蒋介石下令枪杀，冯治安闻此噩耗后蒙头睡了两天两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何基沣旅长向冯治安（师长）报告敌情后，冯星夜赶抵驻地布置了应战准备。他下令说：此地为平津咽喉，华北锁钥，至关重要，务必固守，不准日军一兵一卒进入，不准放弃一寸国土。他命令驻宛平的吉星文团长：一旦日寇挑衅就坚决反击，为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可采取武力自卫断然处置，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
　　吉星文团在冯治安、何基沣指挥下，打响了神圣的全民族抗战第一枪。
　　中共中央对冯治安坚决抗战给予了高度评价，在通电中说：“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这是党和人民对他抗日爱国热情的肯定。
　　冯治安之所以成为西北系将领中的代表人物，还由于他曾经担任过二十九军的代军长。张自忠将军壮烈牺牲后，他又继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自认为是西北军解体后保存的唯一“正宗”，因而当孙良诚、吴化文、郝鹏举、张岚峰等西北军老将领异口同声拥戴他担任拟议中的“西北军大同盟”领衔人时，冯治安内心也深感此职非自己莫属。
　　抗日战争期间，冯治安与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保持了较好的统战关系。何基沣秘密访问延安后向他报告了此行经过，并建议他仿照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治军方法，他既未同意，亦未将何出卖。后来从延安来了许多共产党员秘密进入该部，说他一无所知也不见得，不过他基本上采取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他还暗中批准何基沣将一些枪支弹药赠送给新四军第四师和第五师。这些情况陈毅都是知道的。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冯治安的基本立场是保存实力，为此他巧妙地周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他曾对人说：“冯玉祥下台是过于亲共，宋哲元垮掉是抗日太突出，张自忠阵亡是反蒋太卖力。”他认为自己的高明之处是既对蒋介石不满并保持若即若离，但又不公开反蒋；既和共产党搞统战，又不显得太“红”；既抗日，又保住了部队实力。他常常为自己这种八面玲珑从而左右逢源的政治手腕而洋洋自得。
　　张克侠在南京秘密会见周恩来、受领了“争取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的任务后，回到徐州后给冯治安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现政府之情形，腐化至不可救药，虽有强大武力，终不能幸存……我觉得为这样政府流同胞的血支持它的存在，真是悲剧耻辱的事，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人生不过百年，能做一件极大功德的事业，不但自己可以自慰，亦可以为历史增一段光彩……总座身居要地，首当其冲，不容犹豫，祈能迅速决策，以利国家。”
　　

西北军大同盟（12）
冯治安看了张克侠这封晓以大义、情辞恳切的信以后，内心也有所动。但他毕竟有地位，有兵权，有厚禄，还有几房姨太太，所以他将张克侠此信束之高阁。不过他并未将张克侠出卖，而且继续让张克侠担任副司令官，后来让他兼任徐州城防司令。这件事说明他对起义既未同意，亦未坚决拒绝。
　　冯治安私下对人说：“共产党好是好，可是生活太艰苦。再说陈毅也不过是个军长（新四军军长），我现在管几个军，我过去后，谁管谁呀！”
　　杨斯德进入敌区后，张克侠与何基沣都向他讲了冯治安的一个最新动作。张克侠说：“吴化文在济南起义后，冯老总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他竟然向蒋介石建议，把三绥区的军官家属全部送到苏州及南京的龙潭、桥头、下蜀一带，作为人质。没想到这家伙竟是这样的无聊！”
　　何基沣告诉杨斯德：前些日子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也曾对他说：打是绝对打不得，退又不许退，必要的时候把部队往东边解放区一拉，“全军”为上，不管别的。刘振三说的这些话和他过去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何基沣怀疑他是故意来试探的。何心想，岂能和你谈真心话，于是故意唱了个“低调”，说：这样的大事，必须向冯老总好好谈一谈，由他作出决定。如有用得着我的时候，一定愿效绵薄之力。
　　几天后冯治安又把何基沣找到徐州，两人一直谈到深夜。冯治安既欣赏何的指挥能力，又怕何起义，所以处处戒备。而何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一直在悄悄进行起义准备工作。为了不暴露，他也在冯治安面前大唱“低调”说：“像我这样的残病之躯，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都没有关系。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这样的好将领都牺牲了，我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只求对得起长官，对得起团体，良心上就平安了。”听何这样一说，冯治安面露喜色，也就放心了。何基沣说至此，喟然长叹道：“我早就看透了冯治安的心思，他既怕我不替他卖死力，又怕我掌握他这个借以升官发财的部队甚至起义。我必须巧妙和他周旋，多年来我就是在这种矛盾中与冯治安共事的。”
　　杨斯德越听越感到敌人营垒中的情况错综复杂，张克侠、何基沣在敌营搞了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真是不容易！稍一不慎，就可能出事，可能掉脑袋！他从心底里敬佩张克侠、何基沣，他们埋伏这么久而未暴露，他们的斗争策略和地下工作经验真是太丰富了，真值得好好地进行总结。
　　杨斯德在和敌军官谈话中，绝大多数人都提出了家属问题，一是怕起义后家属受迫害；二是怕起义后留在国统区的家属断绝了生活来源，衣食无着落。看来，处理好家属问题，成了组织动员起义的关键问题之一。
　　杨斯德冥思苦想，也一时拿不出解决的办法。他深知，要安置好这么多家属，需要一大笔经费。临来前，对此缺乏估计，所以他身无分文。而且要领导上一时批准给予这么多钱，也非易事。
　　怎么办？在此困难时刻，何基沣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他主动提出将自己多年积蓄的200两黄金捐赠出来，作为安置家属之用。杨斯德对何此举大受感动，竖起了大拇指。
　　经商议，派李连城急速赶往上海。因为这笔黄金一年前也是由他持何基沣的介绍信到上海，通过孔祥熙办的一家钱庄的经理赵某，存入了英国人办的麦加利银行。李到上海将这笔黄金取回，由何基沣分头给予各军官，让他们以各种名义分散安置家属。如有的先将家属送到江南，向眷属收容所报个到即悄悄返回；有的在江南投亲靠友分散隐蔽；有的干脆找出种种借口（如生病、生孩子等等）不去江南，在附近转移隐蔽。当然也还是有一部分家属被强迫送往江南成了“人质”。这也是部队起义后少数军官不告而辞的重要原因——当然这是后话了。
　　更使杨斯德放心不下的是：何基沣的家属怎么办？张克侠的妻子李德璞女士这时居住在北平。而何基沣的妻子宋晓菡却随军住在贾汪，她也面临被送往江南当“人质”的危险。
　　

西北军大同盟（13）
有一天，冯治安电请何基沣到徐州开会，会后又邀何基沣到书房密谈。冯以非常关心的口吻问何基沣：“芑荪，大战在即，你打算怎样安置你的太太和孩子？”
　　何基沣立即意识到冯治安在玩鬼点子。正想开口，不料冯治安又主动试探说：“我看你还是在南京或上海买所房子，把他们安置到南方去吧！”何基沣心中暗暗发笑，但嘴上还是应付说：“总座，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哪有钱买房子呀！我呀，打完仗，还不是乌龟变黄鳝——解甲归田。我哪有在南京、上海当寓公的资格呀！”
　　话说出口，何基沣又怕冯治安生疑，于是又来了个“以攻为守”，说：“总座在上海不是有好几幢楼房吗？我家人口不多，难道你们那亭子间都不让我们作为栖身之所吗？”冯治安哈哈大笑，说：“我们请都请不来呢！”说毕，即将他的小老婆沈丽英唤到跟前，当面交代她说：“你快打个电话到上海，叫他们把愚园路那幢楼房修好，何副总座的家眷准备即日去住。”
　　回到贾汪后，经过商议，何基沣推托说孩子有病，正在煤矿医院治疗，等孩子好后即去上海。为了防止冯治安的猜疑，故意把几只笨重的箱子由李连城送到徐州，转请沈丽英带往上海。
　　冯治安和沈丽英看到箱子沉甸甸的，还以为里面装满了贵重物品，殊不知都是一些用不着的什物。
　　从冯治安最近期间的一系列表现看，张克侠与何基沣都向杨斯德表示：争取他参加起义难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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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莫测的情报战（1）
　　何基沣宴请冯治安，朱林躲在隔壁窃听。参谋长惊呼：“共产党在三绥区的活动日益猖獗，这是最大祸害！”谭震林接连五个晚上听取朱林汇报，对三绥区的地下工作讲了三条原则。
　　华东局社会部巡视员朱林是1948年10月27日从敌三绥区回到曲阜的。这时离淮海战役发起只有9天了。军情非常紧急。当天下午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就接见了他。
　　饶漱石住在孔庙里。朱林是一大早从滕县的某纵队司令部骑快马来的。一到孔庙，经通报，朱林到达饶漱石住处时，门口已有一位姓芮的秘书在等候了。他把朱林引到孔庙的后花园，说饶政委在等你。
　　饶漱石住在一座宽敞的平房里，室内摆了几张沙发。饶漱石这一年45岁（他生于1903年），中等身材，体态肥胖，四方脸，浓浓的眉毛，给人一种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