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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秘密战-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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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住在一座宽敞的平房里，室内摆了几张沙发。饶漱石这一年45岁（他生于1903年），中等身材，体态肥胖，四方脸，浓浓的眉毛，给人一种凛不可犯的威严感。他坐在沙发上，见朱进屋，站起来和他握了手。华东局最高领导人如此礼贤下士，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不简单的，朱林把这看作是党对战斗在敌区同志的一种慰勉。
饶漱石说：你来得正是时候，我要当面听你汇报敌情。不过有关三绥区的起义工作，你不必谈，可直接向谭震林副政委汇报。
谭震林副政委也住在孔庙里。
这位谭震林副政委，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与林彪、江青一伙对着干、以“大闹怀仁堂”而名播华夏的“谭老板”。他曾指着张春桥的鼻子严厉责问为什么要迫害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他因怒斥“造反派”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而被诬为“右倾翻案急先锋”。
谭震林是湖南攸县人，1902年生，1925年参加革命，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茶陵县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第二、第四纵队政委、红一军团十二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他留在闽西地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历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第六师师长兼政委、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政委等职。1949年后任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后又兼任山东兵团政委。
孔庙是有名的历史胜迹。占地公顷，有大小460多个房间，范围很大，林木茂密，谭震林住的是中间的一个院子。朱林被安排住在院子里的一间侧室，住了约五六天。谭震林忙得不亦乐乎，白天都外出开会，晚上就听朱林汇报。他一连听了五个晚上的汇报。
朱林重点汇报了他在徐州秘密会见张克侠和在贾汪秘密会见何基沣的经过。
朱林汇报说，张克侠详细谈了目前三绥区部队的情况，他认为这支部队是老西北军也是冯玉祥留下的一点家底，上下比较团结，怕再被蒋介石吃掉，大家抱得很紧，起义条件是比较成熟的。特别五十九军是他的老部队，上至师长，下至士兵，会听从他的指挥。他和副军长孟绍濂已商定在适当时机率全军起义，并已经向两个师的师长杨干三和崔振纶做了工作，他们也都表示愿意起义。对团、营长，也按不同对象分别做了工作。但军长刘振三家属在上海，私人财产不少，又有抽鸦片的恶习。张克侠与他私交尚好，向他做过工作，他口头上也表示部队的出路只有起义，但届时能否兑现还难说。
关于七十七军的情况，张克侠说这个军是何基沣的家底，何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下辖的第一三二师师长过家芳思想进步，拥护起义。但军长王长海思想很顽固，争取他起义的可能性很小。
朱林又汇报说，他离开徐州后又专程到贾汪秘密会见了何基沣，并在贾汪住了三天，与何基沣单独谈了几次。正如张克侠所说，张、何两人是通气、合作的，许多问题的看法相同。何认为七十七军起义有不少有利条件，跟师、团长已沟通了思想，正在积极而隐蔽地进行起义准备工作，但军长王长海心怀鬼胎，和刘振三沆瀣一起，不大可能参加起义。何基沣已向副军长、师长、副师长、团长做了工作，通过他们再去做基层工作，到起义时如刘、王不参与或反对、破坏起义，就甩开他们。何基沣还谈到，七十七军的三十七师不大把握得住。但其中一个团（第一一一团）条件相当成熟，故特地将这个团放在第一线临城（现薛城）一带，一旦举事即可策应。
神秘莫测的情报战（2）
朱林汇报说，他专门向何基沣打听了国防部二厅（军统特务）在三绥区的情况。何说对二厅的特务我们一般心中有数。二厅还在前沿地带派有督战部队和小组，还配备了电台，可与南京国防部二厅直接联系。不过各师、团对这些特务均有办法对付。
谭震林特别关心地询问了冯治安的情况，要朱林尽可能谈得详细些。
朱林汇报说，他在贾汪期间，一天正好冯治安来贾汪视察部队。事前经与何基沣商定，中午由何设宴款待冯治安及参谋长陈继淹，并请了几个军、师长作陪。朱林则躲在一帘之隔处偷听他们的谈话。
冯治安滔滔而谈，说什么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门，“蒋总统”一定要下大本钱、花大力气守住，已经调集了许多精锐部队，还有一些部队要调来，大家不必担忧，我们有足够实力与“###”决一死战。“蒋总统”这些年来对我们部队有了新的看法，要不是信任我们，怎么会放心让我们守备这个大门口呢？希望各位将领加强防务，准备迎战，并与下面讲清楚，不要轻信谣传。请相信，我会为团体、为部队考虑前途的。
参谋长陈继淹则气势汹汹地说什么：最近迹象表明，共产党在我们三绥区的活动，是部队的最大祸害。诸位务必要引起注意，严厉查究共产党的活动。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各位将领务必精诚团结，听从“剿总”和“总座”（指冯治安）的指挥。
听了这番议论，朱林认为要争取冯治安起义是相当困难的。
朱林还向谭震林汇报说，驻临城的一一一团起义条件相当成熟。该团的团长叫张兆芙，军衔上校，起义决心很大。朱林还和六七个军官见面谈了话，他们都是营长和副营长，政治热情高，倾向我党我军，众口一词，希望快点起义。张兆芙团长还陪朱林吃了中饭。不过朱林反复告诫他，起义之前务必要做好保密工作，万一出事，就会功败垂成。
朱林还从张团长处了解到，国防部二厅有个督战小组在临城，负责人是个上尉，三四个人几支枪，还有一架专用电台。他们千方百计想渗透到各单位，被爱国官兵顶住了。在国民党军与我军防区之间，还有一个18里的真空地带，国民党有一个营的督战部队在此来回流动。
谭震林非常专注地听完了朱林的汇报，最后他说：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力争三绥区起义的部队越多越好。但我们对他们也不能抱过大的希望，如不能起义则要求他们让路，让出运河防线。起义后部队不立即参战，由我们指定地点集中，按照我军建军制度进行整编。
谭震林事后特别向华野第七纵队司令员成钧交代了对付三绥区的三条原则：一是力争该绥靖区起义；二是如不愿起义，给我军让开通路也可以；三是如既不愿起义，又不愿让路，即坚决予以歼灭。但不论该部是否起义，我军都必须做好周密的攻击部署，决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要把立足点放在军事打击上，而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秘密工作。
谭震林还强调指示说：对于三绥区起义的可能性，只能由纵队和师的领导掌握。对部队则动员要坚决进攻，全歼该敌。同时从秘密工作的角度来说，只有进行强大的军事打击，并结合开展政治攻势，才能给三绥区中赞同起义的进步力量以支持和援助，给动摇徘徊的中间力量以鼓舞，坚定其起义的信心和决心，才能给反对起义的顽固力量以强大震慑。
后来的实践证明，谭震林这些高瞻远瞩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最后，谭震林对朱林说：你在南京、上海还另有重要任务，我们将另外派人进入三绥区去工作。至于派谁，谭震林没有告诉朱林。
粟裕签发华野《淮海战役攻击命令》。杨斯德十万火急赶往三绥区，却不料途中被扣留，亏得营长王世江是中共地下党员。
1948年11月4日，是淮海大战发起前关键的一天。
这一天，一份绝对机密又十万火急的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由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签署，用电报发到了各部队。命令规定：为贯彻淮海战役决心，“各部统于六日黄昏由现地开进”，“定于本月八日晚统一发起战斗”。命令对各兵团、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及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的任务等均作了明确规定。6日，粟裕又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说战役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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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莫测的情报战（3）
关于敌三绥区的情况及歼灭部署，命令指出：“冯治安主力仍控制台儿庄、韩庄、贾汪、宿羊山、利国泽地区，守备运河沿线，一部守备临城、韩庄、临枣线及峄台（儿庄）线。”命令规定：“七纵、十纵、十三纵附东兵团炮兵团（欠一营）任务不变（按本部10月23日战字十二号预备命令规定），统一由东兵团谭（震林）政委王（建安）副司令直接指挥。”
这就是说，华野三个纵队的任务是对冯治安所部两个军实行钳制性进攻，造成攻略徐州的态势，吸引徐州以西以东之敌邱清泉第二兵团和李弥第十三兵团向北、或停滞于徐州附近不敢大胆东援，以保障华野主力有充裕时间围歼以新安镇为中心的敌黄百韬之第七兵团。
这个命令表明，华野对黄百韬兵团志在必歼；对冯治安的三绥区是以政治争取和准备进行军事打击同时并举，同样是志在必“取”，非迫其就范不可。
冯玉祥留下的这支西北军基本部队，到了生死存亡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
杨斯德奉命十万火急地再次潜往三绥区，以协助何基沣、张克侠这两位中共特别党员组织部队阵前起义。他从曲阜出发，星夜兼程，于4日下午3时左右，赶到了运河以北国民党军前沿阵地，不料却遭到了敌人的扣留……
原来，这天下午，驻在运河以北的敌三绥区七十七军三十七师一一一团三营营长王世江，正在与九连杨连长谈话，忽然跑来一个哨兵向他报告说：“从敌人方向来了两个穿便衣的人，打听我们部队的番号，看样子不像我们自己的人，已经把他们扣起来了，请营长指示怎么办？”
王世江心里一动。他刚刚在不久前将杨斯德和孙秉超秘密从自己防区送走，难道他们又来了？于是立即指示杨连长：“你快去看看是什么人？”
杨连长去了不一会儿，就将两个穿便衣的人领到了王世江面前。王一看果真是杨斯德和孙秉超，心中大喜，紧紧地握住了他们的手。
杨斯德一见到王世江，说：“真巧，果然就是你在这里。要不，恐怕还麻烦一阵子呢！”
王世江是在敌营里埋伏了整整十年之久的中共地下党员，并且是杨斯德第一次潜入三绥区后临时组成的党支部成员之一。杨斯德潜入三绥区调研半个月后，是经王世江营驻地秘密离开敌营的。读者不难想像，战争年代要在双方都是森严壁垒的阵地间通过，是要冒巨大风险的。说不定一声冷枪，一颗子弹就会要了你的命。
为了绝对安全，杨斯德奉华野首长之命再次潜往敌营时，选择的仍然是通过王世江营的驻地。
将王世江营放在最前沿这步棋，是何基沣的巧妙安排。
敌第一一一团于10月下旬奉命进驻临城，三营驻在陶庄煤矿。这儿是运河北岸，是国民党军防区的最前沿。前面就是解放军的防区了。由于这个团准备起义的基础比较好，我军一些人员的进进出出，大都通过该团驻地。
国民党特务对这个团特别是对王世江一直十分注意。师部特地派了一个名叫慎启元的谍报参谋专门住在三营，实际上对王世江进行监视。
王世江是1938年秋入党的地下党员，他埋伏敌营十年的故事，很有传奇色彩。
王世江是山东乐陵县人。1936年二十九军到该县招考学员，读过两年私塾和三年小学的他应招从戎，半年后被提升为班长。
“七七”事变那天，王世江和手枪连另一名班长刘树森被旅长何基沣派去侦察日军情况。半路上碰上日寇两辆敞篷汽车，王、刘二人机敏地撤至二一九团三营阵地。这时敌寇正大举向我阵地进攻，我军英勇还击，伟大的全国性抗日民族战争从此拉开了帷幕。
9月底，何基沣旅撤至河北省泊镇（现泊头市），改编为一七九师，何任师长，王世江在师部手枪连当班长。一天，敌寇几百名化装成便衣，从我军侧翼潜入，突然包围了师部。手枪连与敌激战两个多小时，掩护师长何基沣安全突围，而连队伤亡大半，王世江也负了重伤。
神秘莫测的情报战（4）
富有抗日爱国激情的王世江伤愈回到部队时，何基沣已从延安秘密访问归来，随后部队里陆续进来了不少中共地下党员。王世江曾和李明远（李连城）等五六人秘密相约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一天，党的地下工委书记邱晓亭（后改名邱静山）找到王世江，对他说：“你要到延安去，这是爱国行动。去延安是为了抗日，那么，只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组织起来，仍然在老部队工作，起的作用会更大。”
经多次谈话，邱晓亭介绍王世江秘密入了党。
党组织交给王世江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给何基沣去当通讯员。因为何刚刚（1939年1月）被党中央批准为特别党员。王世江奉命担任党与何基沣之间的联络工作。还有一个地下党员李明远，邱晓亭派他给何基沣当卫士。邱晓亭常到师长家中与何基沣共同学习讨论《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籍。李明远、王世江就交代其他卫士要绝对保证邱的安全。
1939年秋，邱晓亭调到新四军五师工作，由王西萍接替任该师党的地下工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师部副官。为便于开展工作，何基沣决定成立搜索队，派李明远当副队长（队长是地下党员周宝文）；后又成立学兵队，派王世江当队长。这两个队基本上均由我地下党员所掌握。
正当党在一七九师的地下工作顺利开展之际，突然风云骤变，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这就是中共鄂西北特委干部项乃光被捕后叛变，出卖了组织。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立即悬赏大洋1000元下令通缉鄂西北特委书记王西萍，同时向蒋介石报告说何基沣有“###嫌疑”。
党在一七九师的地下组织面临着被一网打尽、全军覆没的危险。
王西萍接到了迅速撤离的通知。他与何基沣密商后，采取紧急措施将中共地下党员分头转移去新四军五师或七七抗日工作团，很快转移完毕。
王西萍交代王世江说：何基沣要到重庆，实际上是调去受审查，不过问题不大。他临走时你可以把学兵队集合起来为他送行。
刚送走了何基沣，当天晚上王世江又在王西萍的安排下迎来了中共中央委员、豫鄂挺进纵队政治委员朱理治和河南省委负责人王国华等同志。王西萍决定派搜索队一个班，由班长冯治忠（也就是杨斯德在三绥区成立的地下党支部成员之一）率领，李明远亲自带队，将朱、王等领导人秘密由湖北谷城护送至河南南阳，尔后他们乘火车去西安转道去延安。
这个艰巨的任务完成后，王西萍对王世江说：“搜索队的学员由周宝文同志率领转移到新四军。你们学兵队属于师的建制连队，保留下来问题不大，你也没有暴露，就留下坚持吧！”
又过了几天，一七九师五三七团团长过家芳的弟弟过家干（地下党员）告诉王世江一个惊人的信息：你们学兵队有人告了密，集团军总部军法处可能要派人来搜查你，你要做好准备。
果然，第二天中午，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军法处长曹乃武（外号曹黑子），带着人突然来到了学兵队。好在王世江早已想好了应对之策，巧妙周旋，安然过了关。
一年后，何基沣从重庆回到了部队，仍任七十七军军长。他将王世江调任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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