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秘密战-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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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后，何基沣从重庆回到了部队，仍任七十七军军长。他将王世江调任工兵连连长，后又调为骑兵连连长。李明远在1942年春由于受到“通缉”而撤离。王世江虽然没有暴露，但他的处境也很险恶。
　　师政治部有个叫景熙乾的特务，与王世江连队里的排长褚同霖交上了“朋友”。一天褚同霖对王世江说：“眼下一七九师的政治形势很明显，从延安来的人一个也不见了，恐怕他们今后也来不了啦！为了个人前途，王连长还是站到国民党一边为好。”
　　王世江心明如镜，他知道褚同霖是受景熙乾之命来策反自己的。但这个排长是小知识分子，贪生怕死，于是软中带硬回答说：“我是个大老粗，对党派活动不感兴趣，否则我早就到延安去了。在政治上我是个穷光蛋，没有什么油水。但我有个怪脾气你是知道的，谁敢打我的主意，想陷害我，那我对他可不客气，你来看！”说着王世江站起身来，拍拍挂在腰间的手枪：“这里面装着顶门火，一扣扳机枪就响！”
　　

神秘莫测的情报战（5）
褚同霖脸色大变，支支吾吾地说：“王连长你放心，咱俩是同生共死患难的朋友，甭说你不是共产党，就算是真的共产党，也决不会从我嘴里吐出真情。”
　　后来褚同霖一直对王世江不敢造次。抗战胜利后他长假不归，消除了一个隐患。
　　1943年初，何基沣下令提升王世江到五三六团三营当副营长。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开到徐州，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李明远，得知李是奉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之命来与何基沣秘密联络的。搞地下斗争的同志在虎穴狼窝里能够相聚，那股亲热劲是难以言表的。两人互诉衷肠，畅谈别后三年的经历，整整谈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王世江跑到军部找到何基沣，说李明远回来了，何大喜，说：“太好了，真的把他盼到了！你今天晚上8点陪他一块到我这里来。”
　　王世江送走李明远后，又过了一年多，当李明远第三次潜入三绥区当少校副官时，名字就改成了李连城。而王世江此时已升了官，当上了少校营长。
　　十年，在王世江的人生历程中，是不算太短的岁月。为了长期埋伏不暴露，他在旧军队这个大染缸里，既要“同流”，又不能“合污”，既要“装鬼像鬼”又不能变成鬼；既要皮白，又要心红；既要在污泥塘里打滚，又要像荷花那样出污泥而不染。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十年的地下斗争比之于在战场上刀对刀枪对枪地厮杀，在心路历程上所经历的磨炼更为艰难。
　　淮海战役前夕，在杨斯德潜入三绥区后，王世江又和谍报参谋慎启元进行了一次斗智斗勇。
　　王世江知道大战一触即发，起义在即，而这个谍报参谋整天在营部，实在碍手碍脚，必须首先将他干掉。否则，让此人先下了手，将对起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些天，王世江手枪里的子弹随时上膛……
　　但想来想去，先下手干掉慎启元，在全师势必引起很大的震动。小不忍则乱大谋，王世江决定“智取”，用金钱收买他。
　　有一天，在行军途中，王世江装作非常关心、非常推心置腹地对慎启元说：“慎参谋，你何必为他们这样卖命？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你就不想想后路，不想想家眷？”说着，从衣袋里摸出早就准备好的200元“金圆券”，说：“你的家眷在徐州，打起仗来徐州是不安全的，这点钱给你回去作安置费用。祝你们全家平安！”
　　慎启元接过钱，并表示了谢意，翌日就溜回徐州了。这一天是11月2日，离大战开始只剩下四天。
　　3日，上峰命令第一一一团团长张兆芙将全团迅速撤退至运河南岸，凭河据守，准备抵抗解放军即将发起的进攻。但何基沣考虑到与我军联系方便，也便于我军迅速渡河，有意地悄悄告诉张兆芙，将王世江的第三营留在运河北岸。
　　于是杨斯德进入敌营后，第一个遇到的正巧就是王世江及其掌握的部队。否则，麻烦一阵子不说，也许三绥区起义的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杨斯德对王世江说：“情况非常紧迫！我在今天晚上一定要赶到贾汪见何基沣副司令官，交通工具你想想办法。”
　　临城距贾汪还有上百里路。营部没有小汽车，地方的汽车及火车又不通，王世江说自己刚买了辆新的自行车，可供杨斯德和孙秉超使用。杨斯德和孙秉超当即决定两人合骑自行车，由孙秉超带着杨斯德赶路。
　　临别时，杨斯德紧紧地握住了王世江的手，深情地说：“大部队正在行动，战局发展很快，你们营要做好准备，随时待命行动。另外，现在已来不及派人去徐州接你老母亲了，只好转告在徐州的地下党，设法保证你们全家的安全。这个问题请放心。你还有什么想法？”
　　王世江对组织上为自己想得如此周到，心里很感动又很感激。他激动地说：“请组织放心，家属问题决不会影响起义的行动计划。”
　　杨斯德望着王世江这位山东老乡憨厚的面容，心想，这是个多好的同志啊！为了党的事业，他在秘密战线上冒着生命危险战斗了十年之久。如今起义在即，他又置家属的安全于不顾。这样顾全大局、临难忘身的同志，多么可敬可佩！他和孙秉超两人同时紧紧地握住了王世江的手，动情地说：“任务完成后，一定报请上级给你记功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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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莫测的情报战（6）
王世江交给杨、孙二人一张通行证，目送他俩骑上自行车，急匆匆地直奔贾汪而去……
　　　　淮海大战发起前一天，国民党在情报战上就先输了一个回合。邱清泉和黄百韬在“剿总”会上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却谁也说不清华野主力在哪里。
　　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军事家都笃信“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至理名言，因而想尽各种办法千方百计获取对方的情报以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淮海战役前的情报战，双方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当时，国民党军在获取情报方面拥有比解放军更为先进的各种手段。首先，它有数量众多的空军。它派出的侦察机可以肆无忌惮地出没于解放区上空而不怕被击落，因为那时解放军既无飞机亦无高射炮。侦察机掠过长空，从空中鸟瞰地面上解放军的行动，可谓历历在目，在这方面获得的情报既及时又准确。
　　其次，国民党军拥有先进的无线电侦听手段，可以从空中获取解放军电台发出的电波，尔后加以破译，从中获取情报。
　　再次，国民党从徐州“剿总”到各兵团、各军、师、团都拥有众多的情报（谍报）人员，他们采取各种方式，或公开或隐蔽，千方百计用各种办法获取解放军的情报。
　　第四，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亦采取各种方式潜伏在解放区，个别的甚至渗透到我党政军内部，以获取我军的情报。总之，淮海决战开始前，国共两军秘密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情报战，开展得非常激烈、尖锐、热火朝天。
　　“出其不意”是双方统帅部用兵的一个基本特点。为此，华东野战军把隐蔽自己的战略意图和作战计划，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粟裕等华野首长在10月23日签发的《淮海战役预备命令》中，为此特别作了如下规定：
　　1。　各部均须先行派队至指定集结地区，配合地方武装、政府，布置封锁消息。
　　2。　除在山区内部可以利用白天分散开进外，其余一律利用夜间行军开进并严格注意防空保密。
　　3。　为免过早暴露，各纵队行动中，尽量利用长途电话线接线联络，汽车传骑联络，到集结地点后，再行恢复电台联络。
　　由于华野各部队严格执行了上述命令，因而国民党的飞机侦察和无线电侦听等等先进情报手段，也就基本上失去了作用。11月4日，顾祝同专程赶到徐州，在“剿总”召开了高级绝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对华东野战军的主力究竟在哪里、下一步的攻击目标是谁等等重大问题，仍然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顾祝同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协助蒋介石参赞军机。11月4日上午9时许，他偕同作战厅长郭汝瑰等人从南京飞抵徐州。到机场迎接的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参谋长李树正、兵团司令黄百韬、李弥、孙元良，三绥区司令官冯治安，主力军军长熊笑三、高吉人、余锦源、舒荣、周开成、黄淑等四十余人，可谓盖冠云集，军政大员毕至。
　　秋高气爽，晴空万里，飞机徐徐降落。机舱门打开，顾祝同出现在机舱门口，他向欢迎者频频招手致意。欢迎人群热烈鼓掌，向这位权倾朝野的参谋总长、陆军二级上将（去台后于1972年晋升为一级上将）表示欢迎和敬意。
　　紧随在顾祝同身后的，是一位佩戴着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矮个子将军，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国防部三厅（作战）中将厅长郭汝瑰。
　　请读者注意，这位郭汝瑰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他早年曾是中###员，此时虽未恢复党籍，但暗中为共产党工作。用时下流行的语汇来说，也可以称为“红色特工”。
　　笔者采访过的一位国民党上校团长，他以十分感慨的口气说：“当我后来听说郭汝瑰也是共产党以后，真是大吃一惊！共产党的神通真广大。国防部的作战厅长有什么秘密不知道？连他也是共产党，国民党岂有不败之理？”
　　郭汝瑰是四川铜梁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毕业。早在1929年，他就由袁镜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过，郭汝瑰的人生道路并非一条直线，而是经历了一个“之”字形。他的堂兄郭汝栋是川军名将，参加了辛亥革命，曾任川军第九师师长兼第四路军总指挥。他对堂弟郭汝瑰十分关心器重，送其去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到了异国他乡，和党组织的联系也就中断了。这使郭汝瑰引为终身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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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莫测的情报战（7）
在国民党军队中，郭汝瑰一帆风顺，先后担任过师参谋长、代理师长，率部参加了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后来升任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暂编第五师师长，并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和长沙保卫战。在神圣的抗日民族战争中，他浴血疆场，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搏斗，无愧于一个炎黄子孙。
　　抗战胜利后，郭汝瑰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黑暗腐败和内战政策十分不满。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于1945年秋派任廉儒秘密与他联系，进行争取工作。
　　任廉儒是四川邻水县人，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兵运工作，早在1929年至1930年，郭汝瑰在川军中任连、营长期间，和任廉儒就是莫逆之交，常相往来。其时，两人都是共产党员，郭对任廉儒还从经济上给予接济。时隔十几年后，两人见了面，这时郭汝瑰已是国民党的将军，身居高位，任廉儒则在党的秘密战线上坚持战斗。两人见面后重叙友情，感到格外地亲切。
　　郭汝瑰对与党失去联系深感愧悔，表示了希望恢复党籍的热切愿望。任廉儒向南方局汇报后，12月间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又亲自会见了郭汝瑰，从思想上政治上对郭汝瑰进行了帮助启发，这使郭进一步靠拢了党组织。
　　不久后，何应钦邀请郭汝瑰去美国，参加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工作。郭汝瑰感到事关重大，于1946年春节再次会见董必武时请示说：“如果党需要我工作，我也可以不去。”
　　董必武高瞻远瞩，说：“不妨碍你的事业，你还是可以去美国。革命事业很远，中国革命最后还要与美国解决。你去美国，多调查了解美国的情况，与党保持联系，还可以为党工作，这也是革命的需要。”
　　此后，郭汝瑰更密切地和任廉儒保持着单线联系。
　　1946年1月，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由周恩来、张治中和美国的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监督执行停战令。郭汝瑰作为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随员，与周恩来常有接触。3月，郭随张治中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欣欣向荣，思想上受到极大的触动，回到党的怀抱的心情更加迫切。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一手挑起了全国性大内战。郭汝瑰对蒋的这一倒行逆施十分愤慨，决心投入反蒋反内战的时代洪流，以实际行动为党工作，争取将功补过，早日回到“娘家”。
　　郭汝瑰没有随何应钦去美国。他于1946年10月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办公厅副厅长，不久改任国防部第五厅厅长，1947年3月改任第三厅厅长。第三厅也就是作战厅，是主管整个国民党军作战事务的一个办事机构，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军事机密单位。
　　中共代表团于1946年5月从重庆迁到南京后，任廉儒也随周恩来、董必武到了南京。党组织让他以“上海川盐银行经理”的身份作掩护，一直与郭汝瑰保持秘密联系。郭在此期间提供给党的机密情报，就是由任廉儒负责转递的。例如淮海战役发起前，任廉儒的妻子罗莹澄在上海亲眼看到郭汝瑰将一份军事情报悄悄交给了任廉儒……
　　现在，郭汝瑰俨然以中将作战厅长的身份，跟随顾祝同来徐州部署“徐蚌会战”的作战计划。请读者诸君想一想：他怎么可能死心塌地地替蒋家王朝出谋划策呢？他提出的建议会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共产党吗？
　　5日上午，在徐州“剿总”召开的绝密军事会议上，首先由郭汝瑰介绍了全国战场的形势。他用一根长棍指着墙上的巨幅地图说：“廖耀湘兵团已于上月26日被歼灭于黑山、打虎山地区，沈阳已经陷落，东北国军主力已经完了！”
　　这话从一个权威的作战厅长口中说出，给到会人员心理上造成的震撼是巨大的。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平时对报纸、广播等等是不大相信的，甚至斥之为是“共产党的宣传”。只有当国防部宣布“东北主力已经完了”之后，才真正相信东北已经易手。这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使会场气氛显得十分沉重，大家低着头一言不发。顾祝同一看不妙，想给大家打打气，于是勉强提高嗓门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希望在座各位将领吸取东北战场血的教训，在徐蚌地区来个大歼灭战，扭转危局，争取全面转败为胜，报效党国和校长。”
　　

神秘莫测的情报战（8）
接着，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报告了当面国共两军兵力和部署情况。他说：据情报，“###”刘伯承邓小平部主力东移，前锋已越过郑州，向开封、兰封、太康地区集结；菏泽、巨野有其两个纵队的兵力。陈毅粟裕部主力由鲁中南下，前锋已到临沂、泗水地区；在苏北的两个纵队已向徐州会合，有强迫我在徐、蚌地区决战的可能。
　　请注意，这时离淮海战役发起只有一天，我各路大军正在向黄百韬兵团急进，但是这位参谋长却还在大谈有此“可能”，这充分表明国民党在情报战方面，在战役发起前就已经输了一个回合，而且是一个决定性的回合。
　　李树正还未讲完，邱清泉就站起来反驳说：“据我们侦察，###陈毅部的五个纵队先头已抵曹县、成武、砀山（均在徐州以西）。你说敌有两个纵队在菏泽、巨野集结，与事实不符！”
　　邱清泉话音刚落，黄百韬也站起来反驳邱清泉说：“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