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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道光皇帝-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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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皇帝是在借题发挥，从处理的过程来看，其中无理之处不少：
1、关于乾隆皇帝的出生地问题，乾隆和嘉庆说法不一，这是意见分歧的根源，不能怪军机大臣，最多只能责备他们知识面不宽，没多找几本参考书读读；
2、道光皇帝自身有失察的责任，《遗诏》毕竟已经审阅认可，他没有把好关，将责任全部推给军机大臣是过分之举；
3、从常理可知，这道包含有“错误”遗诏的拟定者肯定不是当头儿托津、戴均元，应该是他们的属下、在军机处班次靠后的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两位领班没看出问题，固然有责任，但你道光帝不是也没看出来吗？结果那些起草《遗诏》的人未被深究责任，托津和戴均元却被撵出了军机处，确实难以服众。
或许是出于以上歉疚的考虑，道光皇帝到此为止，再也没有纠缠这个问题。托津死于道光十五年，终年81岁。戴均元死于道光二十年，终年95岁。而乾隆皇帝出生地的分歧经道光皇帝这番折腾，搞得天下皆知，以致成了清宫疑案，至今无人能解。
此次“遗诏风波”表面看没有掀起大的波澜即宣告结束。所以，读清史的人往往对此有所忽略。但其实，这绝不仅是君臣之间个人恩怨的反映，更重要的是道光皇帝对政府实行了一次有目的的改组，道光皇帝在令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处之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
三个月后，曹振镛荣升军机处领班、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从那之后，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不折不扣。此后，曹振镛执掌军机处达15年之久，基本上确立了道光王朝的政治风格和用人标准。
今天看来，曹振镛的知名度已经不大，知道他的人不多，因为他是一个做官不做事的人。
但是若论有清一代，三百年间谁在位时间最长，谁的仕途最平坦，谁最会做官，可以说非他曹振镛莫属，纵览清朝一代，无出其右者。他的仕途堪称一马平川，步步高升，无灾无难，年届80岁才退休，当官长达52年。
然而，曹振镛一生基本没有建树。民国初年纂修《清史稿》，在写《曹振镛传》时，仅用七百多字就描绘出了他的一生。虽然，他当了五十多年的官，而且位极人臣，可是一提笔才知道，除了一生履历以外，真是毫无可圈可点之处。
【多磕头，少说话】
很多人知道清朝官场有一句做官的诀窍——“多磕头，少说话”，这就是曹振镛为官多年的座右铭，并奉为圭皋。在这里，“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谦恭；“少说话”是指对朝廷大政少发表意见，多听皇上的，要言听计从。这六个字真是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做官诀窍。虽然说曹振镛一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可以名垂青史，但由他总结的“做官六字诀”却可以因“恩惠”后人而“流传”百世了。 。 想看书来
二、遗诏风波（6）
曹振镛一生坦途，平步青云，肯定不会一无是处。他确实也有不少长处，比如事必躬亲，谨小慎微，尤其注重细节。无论是承书圣旨，撰写奏折，还是批阅翰林文章，无不反复阅视，一笔一画的错误，必定予以改正。
在今天，各大企业纷纷学习的细节决定成败论，在曹振镛早已身体力行。同时，这位曹大人待人和气，亲近平易，从来不摆官架子。宫里门多，左一道右一道，每过一道门，必定是与其他人拉拉扯扯地谦让一番。话说某日，他与某位皇族在宫里相遇，在门口彼此谦让，结果谁也进不去，惹得人家不耐烦，生气地说：这是朝廷，不是你家！众人大笑。曹振镛闹了个大红脸，依然笑容可掬。此外，曹振镛操守好，不受贿，学问也不错。
这样说来，曹振镛是个“好好先生”了。其实，他还是个大滑头，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宗旨，做官从不自作聪明，更不愿负责任。譬如，某日道光皇帝考试翰林，出一道题谁也不解。连题都看不懂怎么作答？于是，道光皇帝怒斥翰林不学无术，又问曹振镛，你懂不懂？曹振镛仔细看了几遍，表示也不懂。实际上，他是装不懂，不愿得罪众翰林。
还有一次早朝结束后，道光皇帝偏偏把曹振镛留了下来，偷偷咨询他鸡蛋多少钱一个？皇帝怎么问起鸡蛋的价格来？曹振镛脑瓜一转，立即明白了，皇帝让御膳房给算计了，大概是算计得狠了点儿，以致他起了疑心，于是，曹振镛干脆地回答：“不知道，臣胃口不好，消化不良，从不吃鸡蛋。”他是不愿意因此与内务府的御膳房结怨，鬼知道他们把鸡蛋说成了多少钱一个！
曹振镛之所以被重用，能发现《遗诏》中的“错误”固然是一大功劳，更关键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政治作风与道光皇帝极其合拍。一位谨小慎微的皇帝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位量身定做的搭档——战战兢兢、亦步亦趋的辅助者。
君臣之间互相影响，曹振镛首先向道光皇帝传授工作“经验”。
道光登上皇帝宝座几个月下来，颇感焦头烂额。每天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看都看不完，更不用说还要裁决了。清朝的体制是各级官员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事必躬亲，逐一过问，小到知县任命，死刑复核都得由皇上定夺。
譬如官员之间闹矛盾，皇帝得协调好；刑部审定死刑案发生分歧时，请皇帝裁决，你得能裁到点子上。这不，眼前就有一个案子：哥儿俩赶集，买了一口锅回家，走到半路，发现锅没了。哥俩互相推诿指责，以至发生争吵，然后哥儿俩就打起来了。最后，弟弟打死了哥哥，被判了死刑。
清朝死刑制度复杂，要秋后问斩，于是安徽省向刑部申请批准执行。刑部官员翻开案卷看了半小时，批了个“驳”，给扔回来了。安徽省不接受，刑部官员解释道这个案子有从轻情节：杀人犯没使用器械，是用拳头作的案，致死带有偶然###，不能执行。安徽省则强调此案有从重情节——弟弟打死哥哥——犯上，所以必须执行。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刑部奏请道光皇帝圣裁。皇帝要是裁决执行秋后处决，刑部没意见；要是裁决不执行，安徽省也没意见，意思是，皇上您看着办。
道光皇帝这边还没裁决，把这个事摆平呢。轰然一声，黄河决口了，随即，河道总督将堵合决口的工程预算报了上来，面对数百万工程巨款，皇上要是同意，您就掏钱；皇上要是不同意，您说我哪儿报高了，得说出个所以然。当皇帝每天处理的多是各衙门处理不了的棘手事，可是又责无旁贷，真闹心。
【好好先生，升迁有道】
在这种情况下，曹振镛献上一计，他说：“作臣子者愿意不断上奏折发表自己看法，以显示工作态度的积极，更何况这些折子也不用自己动笔，他们都有师爷，可苦了皇上。然而，又无法禁止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想，现在天下太平，国家本来没那么多的事，这些奏折不用全看，找几篇奏折专挑细节上的错误，然后加以处分，让天下官员感到皇上明察秋毫，这样就不敢欺骗皇上了，这样官员们也不会随随便便上奏折，奏折或许也会少一些。”
什么是细节上的错误呢？
譬如，语法、笔画、格式上的错误。这个好找，总比做决策要容易得多，拿着放大镜看就是了。
此后，道光帝看奏折看得厌烦了，就挑剔奏折的细节，然后轻者“传旨申饬”，重者“交部议处”。当然，这些细节的错误毕竟不是多严重的事儿，可是，道光皇帝说你工作态度不认真，连个字都写不好，你还能承担什么重要的工作呢？这一下子后果就严重了，结果，被申饬的大臣上了好几道自我检讨的奏折，弄得天下皆知——当今道光皇帝可不是个善主，事必躬亲，明察秋毫。最后这才善罢甘休。
这样的例子接连发生，一些官员因此被降级、罚俸。
可这一闹剧的恶果也逐渐显现：
1、大臣们不敢轻易上书皇帝，而是“多磕头，少说话”；
2、文武百官逐渐养成了一种注重细节，注重形式的工作作风。官员们上折之前反复检查，地方督抚还好，毕竟有不少幕僚代劳，京官们只好自己检查推敲，很多人因此得了强迫症。
总之，通过这次“遗诏风波”，道光皇帝成功改组军机处，选中了与自己政治风格合拍的新助手，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政风格。
应该承认，道光选择曹振镛作为搭档是一大败笔。虽不能说曹振镛是个奸臣，但是，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刻，道光需要的是大智大勇、敢闯敢干的开创型人才。曹振镛却恰恰相反，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就给王朝的衰落雪上加霜。道光一朝这种因上而下的执政风格——目光短浅、谨小慎微、注重形式、挑剔细节、不负责任、报喜不报忧、多磕头、少说话、只求自保，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对道光朝以及此后的晚清政治影响深远。
道光帝并没有就此罢手，他还想整饬吏治，为衰朽的国家机器注入活力。
请看：吏治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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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吏治难清（1）
大清至道光一朝，国家机器已经运转一百七十余年，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力不从心的衰朽状态，官场因循懈怠、贪污腐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程度。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刚登大宝的道光皇帝踌躇满志，在初试牛刀——改组军机处、选择了最佳拍档之后，又将会如何治理朝政呢？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又是怎样的一种官场形象呢？终生勤于政务的道光皇帝，面对官场潜规则，是痛加惩处还是放任自流？
【国家衰败，吏治懈怠】
古语说“明主治吏不治民”，可见吏治的重要。道光眼瞅着这国家日益衰朽，官场懈怠、贪污腐化，他是怒不可遏。登基之后，立即着手改组军机处，待稍稍坐稳皇帝宝座，雄心勃勃且欲大展鸿图的道光，首先将整顿的矛头指向了吏治。
但是，道光帝所要面对的形势异常严峻。清政府这部国家机器经过一百七十多年的运转，此时已是百病丛生、千疮百孔，在吏治上主要出现两大问题：
首先是官员普遍因循懈怠，不负责任，国家机关运转不灵；
其次是官员贪污###严重。
这样一群官僚能够让道光省心吗？甚至有人说嘉庆皇帝就是被这班不争气的官员给活活气死的。嘉庆去世前两年就发生过这样三件怪事。
嘉庆二十四年（公历1819年）初夏的一个黄昏，紫禁城里内廷各门已经落锁。附带说一下，紫禁城内乾清门以北，神武门以南为皇帝生活区，成为内廷，按规定此时除了皇帝、皇子，内廷里不能再有别的男人（太监除外）。内廷关门之后，太监沿途巡查，主要是消防检查，边走边喊，提醒各宫小心灯烛。
话说这天，巡查太监走到景运门附近，突然发现门边蹲着一个衣衫褴褛、胡子拉碴的汉子。太监胆儿小，顿时大呼小叫，喊来了一群太监，大家硬着头皮盘问，原来是进京上访的普通百姓，要找皇帝告御状。常言道，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太监嘴快，立即告诉了嘉庆皇帝，嘉庆怒不可遏，倒不是因地方官治理无方，导致天下百姓越级上访，而是责怪紫禁城的守卫工作如此松懈，随随便便就可以进来，倘若此人是个刺客，后果何敢设想？
第二件荒唐事发生在嘉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公历的1819年12月8日。那天嘉庆皇帝亲临太和殿，举行传胪大典，为武进士发榜。武举是国家选拔军官的考试，与科举考试一样，一甲前三名也叫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大典就是由皇帝宣布中第进士名次的隆重典礼。此时，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到场分班排列，乐队高奏《庆平之章》，其中状元、榜眼、探花在唱名后要出班就御道左跪，行三跪九叩礼。
嘉庆已经到场，不料状元和探花双双缺席，典礼无法举行。道光询问有关官员，官员面面相觑，不知所以。一会儿报称状元和探花今天来到西华门，拟从此进宫，但西华门不开，现在正绕道紧急赶往东华门。
大家知道，西华门是紫禁城的西门，对着中南海；东华门是紫禁城的东门，对着王府井。要是今天绕行，只能走天安门广场，但清朝的时候天安门没有广场，是禁地，南起正阳门，北到景山后门，都是禁地，不许居民横穿，这两位状元和探花等于从西城赶往东城，还得出城门绕行。礼部官员躲不过去，硬着头皮表示虽然昨天临时调整了进宫路线，但您看这不基本上都来了吗？武状元和探花来自小地方，进京后不辨东西，也在所难免，请皇帝耐心等待。负责紫禁城守卫的官员也上前喋喋不休，说这回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严把宫门，就怕放进来上访的，所以，也休怪我们。嘉庆皇帝真不知该怪谁，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好宣布取消典礼，拂袖而去，临走下令革去两名倒霉蛋儿的状元、探花头衔（这可能是史上最背运、最冤枉的进士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吏治难清（2）
第三件事更离奇。嘉庆二十五年（公历1820年）是嘉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四月某日，兵部官员哭丧着脸报告大印（银质）找不到了，据分析可能失窃。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奇案，要说别的衙门少东丢西似乎还情有可原，差不多相当于“国防部”的国家最高军事管理机关——兵部也被盗贼洗劫，而且拿走了大印，真是天下奇闻。这个大印每当军官升降，军需发放时都要用，必须严查。
一经清查此案，嘉庆帝才发现兵部的日常管理极其松懈，娶媳妇的花轿竟敢穿堂而过，各级在职官员熟视无睹，从不禁止。嘉庆皇帝命刑部和步军统领衙门多方缉拿，可最终仍然是毫无线索，只好由兵部官员分摊了重铸大印的费用结案。
天子眼皮底下尚且如此，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吏治就更加不堪。可见，国家机器已经因循废弛到了极点。嘉庆皇帝有时甚至破口大骂，直斥寡廉鲜耻，丧尽天良。但官员们无动于衷，没格调的就成天研究车马、服饰，互相攀比一下；格调高点儿的就练练书法，写写诗词而已。一旦出事，各级官员是能瞒就瞒，能推就推，瞒不过去，推脱不掉，就干脆作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官员无法，欲壑难填】
吏治方面更严重的是贪污###问题。
当时官僚的待遇应该说还是较为优厚的，虽然俸禄低一些，但从雍正朝起给官员发养廉银，也就是廉政补贴，一品大员每年能拿一至二万两白银（清朝养廉银标准按官员任职地区物价指数浮动，同一级别的官因任职地区不同而拿不一样的养廉银），就是一个七品芝麻官每年也能拿到一千两白银。虽然养廉银不能都入个人腰包，要拿出一部分作为衙门的办公经费，但剩余的部分也很可观。
另外，清朝官员只要不贪国家的钱，也就是皇帝的钱，适当搜刮点儿民脂民膏，上面基本上是放任不管的。当然，搜刮民财，也要坚守底线，最好别逼得百姓进京上访，尤其是不能官逼民反。
当时有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朝地方官是三年一个任期，一个知府一个任期就能搜刮十万两白银，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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