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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角的小婷婷-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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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不论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我们俩总是形影不离。
学校没有盲文课本，而普通课本筝又无法使用，所以每次上课前，我都会把课本里的内容读给筝听。到了上课的时候，我因为看不懂老师的口型，只能坐在最后一排自习，筝就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课，做笔记。课后，她再把老师课上讲的内容给我复述一遍。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看到的、听到的信息了。
闲暇时，我拉着筝的手，领她去了很多地方。而她也经常告诉我，班上这天发生了什么事，那天发生了什么事。
在食堂排队的时候，我就会盯着里面的热气腾腾的菜，对筝一一报着：“今天有红烧茄子、炒芸豆土豆、酸菜肉片……”
开班会的时候，筝就会坐在我的旁边，取出纸和笔，为我飞速记下大家谈话的内容，我则一会儿抬头看着大家的口型，一会儿转头看着筝在纸上写的内容。
后来，因为大家说话实在太快，筝就改变方式，在我旁边复述大家所说的话，只是说话声音很轻而已。
然而，正因为看口型，难免有出差错的时候，所以，我们之间，经常闹出一些笑话来。
。。
“海伦·凯勒号联合舰队”（2）
一次，从食堂打饭回来，我们聊着聊着，突然她嘴里冒出了一个新学到的英语单词“straight face”。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以为她说的是中文，就根据她的口型，问道：“一嘴痱子？”“什么？”她一听，肚皮都笑痛了。
还有一次，她和我从热水房里打水回寝室的路上，谈到了我们的一位老师张教授。当时，她说：“张教授是老学究。”
我盯着她的口型，一怔，然后很惊讶地问：“什么？张教授要退休？”
她听到我的问话，赶紧把水瓶放到地上，蹲在地上笑得起不来。
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1997年夏季。那时正值香港回归，我们全班同学坐在电视机面前，一起观看香港主权交接仪式的现场直播。当时，同学特意让我和筝坐在第一排。筝对着我复述着现场直播的解说词，我紧盯着她的口型。
当她说到：“英国方面前来参加仪式的有：王子查尔斯、首相布莱尔……”
我大惊，高声问道：“什么？英国首相不来了？”
顿时，全班哄笑，让我莫名其妙。
筝笑岔了气，解释说：“婷婷，不是不来了，而是首相的名字：布——莱——尔。”
“哦！”我顿时脸红了。
接着，电视画面上，两国首脑出场了。我赶紧给筝描述着电视的画面：“江总书记神采奕奕，而查尔斯王子愁眉苦脸……”筝听着我的描述，仿佛看到了真实的画面，很开心地笑了。
1996年的圣诞夜，我的阑尾炎发作了。在寝室同学的陪同下，我住进了学校附近的医院，一住就是五天。当时，面临着大考，时间很紧，可还是有很多同学来轮流陪着我。特别是筝，在我住院的短短五天里，来看了我三次。每次她过来，我都非常高兴。我对她说，虽然我现在生病了，不能和她并肩作战，一起参加期末考试，但是只要手术一结束，我就会尽快返回校园，让我们的联合舰队继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后来，因为家里不放心，我就回到南京去动手术。手术前一刻，我还收到了筝发来的传呼留言，她说：“亲爱的舰长，我已经回到沈阳老家，你最近要动手术了吧？希望你能尽快恢复健康，到时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并肩作战了！想念你的政委。”看着传呼上的信息，我笑了，心想，筝打电话给寻呼台的时候，那个电话接听员可能还真以为是哪个舰队上的舰长和政委在联系呢！
在大二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半边天》、《东方时空》等栏目曾先后来到大连，就中国首位聋人少年大学生的主题，对我作了电视采访。因为我和筝形影不离，而节目的录制方式又是跟踪拍摄，因此工作人员拍下了我们俩互帮互助的镜头。节目播放后，许多观众为我们感人的故事流下了眼泪。半年后，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邀请我们俩来到北京，在崔永元的主持下，录制了一期感人的节目。一经播出，“海伦·凯勒号联合舰队”的故事立即轰动了全国，雪片般的来信飞往大学校园，接踵而来的记者们敲响了教育系办公室的门，接二连三的采访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学习时间。
谁也没想到，“海伦·凯勒号联合舰队”就这样迅速走红了，来采访报道的人越来越多，占用了我们很多课余时间，打破了我们平静的学习生活。在不断的应对中，我慢慢发觉，筝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她听到的东西都转达给我了，我想我们大家都累了，也没太在意。可是后来的一次次采访中，我被一次次地冷落，记者只和筝滔滔不绝地对话，他们在说什么，我只能看懂一小半，其他就不得而知了。比起我来，记者们更愿意与筝交流，毕竟那样更方便，速度更快。我好像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先是感觉失落，接着发展为不满和愤怒——作为聋人，我听和说的权利被剥夺了，成了一个局外人！这种苦闷，向谁说去？
在不断被冷落的痛苦和压抑之中，我和寝室里新来的同学梅开始更多地交流起来。她是一位很优秀的女孩。通过慢慢地接触，我惊讶地发现，这样一位相貌口才书法主持样样出色的女孩，居然有严重的自卑心理！自卑导致了她对周围事物的不满和抱怨，寝室里的同学没有一个人喜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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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凯勒号联合舰队”（3）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不只是生理上有障碍的人需要社会的帮助，心理上有障碍的人也同样需要。他们是隐形的残疾人，不易被人注意，但他们身受的痛苦却丝毫不比生理上有残疾的人少，所以他们更需要社会的关爱。
我决心要帮一帮梅。听我讲了梅的事情后，爸爸给梅打了长途电话，从晚上10点一直说到第二天凌晨4点。经过这次与爸爸的长谈，加上受到我开朗乐观的个性的感染，梅的自卑心态终于有了改变。她也和我越来越要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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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电影真是一场灾难（1）
大三开学前，也就是1998年夏末，一个电影拍摄班子要把“海伦·凯勒号联合舰队”的故事搬上银幕。我和筝以主演的身份，参加了电影拍摄。在我的力荐之下，加上梅本人的优秀条件，她也成了这部电影里一个重要配角。所有被选中的演员们都住进了辽师大的一个宾馆里，开始了40天的电影拍摄。
电影开拍了。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一切也都比想象中的更难。
因为我的头发没法梳出漂亮的发型，就配了个假发。八月酷暑，灼热烤人的灯光下，没演几分钟戏，我的头顶便已是一片汪洋。一些明星说的“三伏天穿着厚厚的棉袄，而寒冬腊月却一身单薄的夏衣”的感觉，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更要命的是，在心情跌入低谷时，我却得在镜头前表现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当我沉浸在喜悦之中时，却不得不表演痛哭流涕……
肉体上的痛苦和表演时的情感错位是我可以忍受的，但从没拍过电影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经过了18年的人生路，已被我逐渐淡忘的耳聋的事实，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被时时提醒，带给我无尽的痛苦和压抑。几乎所有人都向往的拍电影的经历，于我而言，却不啻为一个深重的灾难。那种难以想象的苦，只能用“无边无尽”来形容。
导演给我们演员说戏时，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所有演员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可是我因为看不清导演语速极快的口型，又没有人可以给我解释，只能坐在一旁发呆。
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无所知，别人为了排戏都忙得筋疲力尽，没有人能想起我的不便。我和他们好像身处两个世界，我站在寂静无比的世界里看着他们在另外一个喧嚣的世界忙忙碌碌。我只能根据别人抛给我的几个句子，甚至几个词，来扮演电影中的那个角色。
可我毕竟是主演啊！我想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向身边的演员和朋友请求帮助，可是他们都各自忙碌，甚至连筝和梅也都无暇顾及我。
我的情绪彻底跌入谷底，无法进入剧中要求的状态。所以，工作人员认为我只能演成目前的样子，对我的要求也降低到得过且过的程度，这一切让我的感觉越来越差。
一次，我因为心情恶劣没演好戏。一个工作人员说：“婷婷演得不好，因为她没用心演。算了，我们不能对她要求太高。”他说话的时候，没想到我可以从侧面看懂他的口型。愤怒、屈辱、不被理解等苦得发涩的感受，一齐涌上我的心头，又被硬生生强压回心底，像毒汁一样漫延开来。
还有一次，在大连斯大林广场拍筝和我蹲在地上喂鸽子的戏。看着鸽子争先恐后抢食的样子，真是好可爱啊！随着喂鸽人的一声哨响，眼前的鸽子忽地伸出翅膀轻盈地飞上蓝天。我压抑沉重的心，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面带微笑陶醉其中。
突然，副导演冲了上来，劈头就问：“婷婷，你怎么不站起来？导演的要求，你怎么不听？”
站在我身边的筝赶紧说：“婷婷，抱歉！忘了告诉你，鸽子飞起来的时候，我们要跟着站起来看。”
副导演接着说：“要知道，今天多云。好不容易出了太阳，你又不站起来，整个镜头都让你给破坏了！”
美好的心情一下子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满腔的委屈。我明明什么都不知道啊！怎么这一切就变成了我的错？这件事过后，我就成了剧组里的饭后谈资，说我笨得连鸽子飞起时要站起来都反应不上，不知怎么就成了少年大学生。
当父亲知道我身处这样的环境时，曾经想立刻飞到大连，来陪我度过这段痛苦的日子。然而，最终他没有过来。因为他意识到如此艰难的经历，对我来说正是成长的最佳机会。于是，他留在南京，每天发一条信息到我的传呼机上，鼓励我支持我渡过难关。
婷婷，爸爸的好女儿，要记住一句话：“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是也都会过去。”人就是在这一次次的阵痛中走向成熟的。
。。
拍电影真是一场灾难（2）
爸爸希望你把任何事看得模糊一点，混沌一点。很多表面上很美的事，未必就好；许多使你很伤心的事，未必就坏。永远记住，你有一个最疼你、最够朋友的爸爸。你由一个不会讲话的聋女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应该欢乐才对。好心情是生命中最重要的。
婷婷，爸爸想用自己的体验告诉你：生命是由痛苦和幸福交织而成的，痛苦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体验痛苦，生命就不会完整。有幸福就有痛苦，没有痛苦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幸福是战胜巨大痛苦所产生的生命的崇高意志，是在痛苦和磨难中获得的新生。正视痛苦，接受痛苦，享受痛苦吧！痛苦的音符能增添生命乐章的力量！
对于痛苦者来说，最好的安慰方法就是让她知道，只有经历痛苦，心灵才会解脱。生命的张力取决于所承受的痛苦的分量！热爱生活的人会比其他人感受到更多更强烈的痛苦，同时也感受到更多更强烈的幸福。痛苦离幸福只有一步之遥！
婷婷，爸爸多么希望你能从这段话中领悟什么！
看着老爸发来的短信，我本来极为郁闷的心境，开始慢慢舒畅起来。是啊，既然是痛苦，又无法避免，何不去接纳它呢？一个多月后，电影终于拍完了。
1999年春节，我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南京。在父亲身边，我说出了一直困扰我的问题：“老爸，经过这次的事情，我明白人的成长必须要经历痛苦，真正的幸福在痛苦之后才会到来，但如果人生就是为了经历这样那样的痛苦的话，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老爸一时默然，不知如何作答。他无意中转了一下头，看到了窗外的一棵大树。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对我说：“婷婷，看看这棵大树，长得多么枝繁叶茂啊！”
我随着父亲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棵树极为普通啊！我疑惑地“嗯”了一声，心里想：“他怎么突然跑题了？”
父亲接着说：“你想想，这棵大树最初不过是一棵幼苗，在成长的过程中，必然要长出第一个杈，这时树是最痛苦的，毕竟是一生中第一次经历这样大的痛苦。如果这时候，它不继续成长，保持原样，那不就成了我们经常看见的光秃秃的丫字树了吗？”
父亲又说：“在开了第一个杈后，树不断地成长，后面的杈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小，直至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棵。”
我看着树，点点头，陷入沉思。
“虽然后面的杈越来越多，但都没有第一个杈那样大，那样痛苦，反而越来越微不足道。”父亲顿了顿，“就像一个人在成长中，第一次经历痛苦，是那样难以忍受。然而这时如果不前进了，那么他最终就会和丫字树一样，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反之，如果他继续成长，虽然以后的苦难可能接踵而来，但是因为他的经验丰富了，承受苦难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了。那么，后面的苦难即便再多，对他来说也是不足为道了。婷婷，你说是不是？”
是啊，这棵大树让我明白了痛苦在人生中的意义。我终于露出了拍电影以来很少有过的微笑，仿佛是从阴霾中透射出的一丝阳光。
噩梦般的电影宣传（1）
戏拍完的两个月后，筝和我应邀来到电影制片厂。在一个小小的放映室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经过剪辑的样片。短短90分钟一点点过去，我的心也跟着一点点往下沉。最后，失望的情绪像洪水一样吞噬了我，让我喘息不得。
为了不在众人面前失态，我匆匆走出放映室，独自一人来到寂静无人的小道上。在昏黄的路灯的照射下，我的头脑慢慢冷静下来。我多么热切地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在全国观众面前，说出我作为一个聋人或者说是残疾人的心里话啊！残疾人完全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残疾人也可以像健康人一样开心地活着，并快乐地在人生路上不断前进。
然而看过样片后，我失望了。电影是以普通人同情怜悯残疾人的角度来拍的，表现的主题还是战胜残疾，自强不息。虽然这个主题以健康人的眼光来看无可厚非，然而它和我从小到大的经历，和我所形成的人生观，简直就是南辕北辙。
我同意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是想让世人知道，残疾人需要的不是同情和怜悯，而是尊重和理解。但现在我更希望能反映这样一个主题——即使一个孩子有一定的生理障碍，只要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下健康成长，也可以成为一个内心充满欢乐并敢于面对挫折的青年，能在多变的社会环境中，继续保持良好的品性，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勇敢地前进。这种以快乐为基础的坚强才是真正的“自强不息”。
这部电影还有一个令我无比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字幕。关于聋人的电影，又是由聋人主演，无论如何都应该加上字幕，让聋人也能看个明白啊！可我对此无能为力。
电影经过剪辑和审片后，要在全国各地上映了。我和筝不得不放下学业，辗转于全国各地，参加一系列的宣传活动。长达半年的宣传活动，对我而言又是一场新的噩梦。
和其他电影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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