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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家书-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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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白的纪念碑……读《傅雷家书》…刘再复

翻译家死了,留下了洁白的纪念碑,留下了一颗蓄满着大爱的心。

纯真得像孩子,虔诚得像教徒,比象牙还缺少杂质。

把全部爱都注入洁白的事业,像大海把全部爱情都注入了白帆。

莫扎特的曲子中醉了,因为畅饮了善的纯酒。能在善里沉醉的人,才能在恶的劫波中醒着。

雪,任凭风的折磨,雨的打击,总还是一片洁白。

人的意志可以把雪抛入泥潭,但不能改变雪的洁白的颜色。

我爱默默的白塔,翩翩的白鸽、白鹤与白鹭,但更爱洁白的、不被尘埃污染的心怀。

比诗还令我泪下,比小说还动我情感,比哲学还令我深思。征服人的心灵的,是心灵本身。

心灵是文学的根抵。伟大的文学仰仗着心灵的渗透力,把高洁的芬芳注入世界。

未能发现心灵的潜流,只能盘桓于文学的此岸,感慨彼岸他人笔底的波澜。
十一
是时代的镜子。显示着一代天骄怎样闪光,怎样凋残,怎样怀着忠诚,至死还对故土唱着亡我的爱的恋歌。
十二
是心灵的镜子,照着它,能使人纯洁,使人文明,离兽类更远。
十三
对着洁白反省,才能清醒地淘汰一切不洁白。
十四
如果我们的土地容不得这样的真金子,那我们的土地一定是积淀了太多的尘埃。
十五
不懂得珍惜水晶心,那是真正的不幸。
十六
碎物的珍珠不是悲剧,毁灭心的珍珠才是悲剧,被毁灭的价值愈高,悲剧就愈加沉重。
十七
应当为失去江山国土而忧愤,也应当为失去洁白的心灵而忧伤。
十八
正直的战士,保卫着祖国的森林、海洋、城廓和田野,也应当保卫洁白的心灵和智慧的前额。
十九
纪念碑飞翔了,洁白复归了,我感谢春天母亲的情怀,她懂得爱,懂得珍爱那些和自己的乳汁有着一样颜色的儿女。
赤子之心…傅聪谈傅雷
北京饭店长长宽宽的走廊里,冯亦代先生和我匆匆地找寻着傅聪的房号——我们相约,在他养病期间作一次长谈。门开处,傅敏迎了出来,床上坐着微笑着的傅聪。这是一次尽情的畅谈。对祖国深深的爱、淡淡的愁,对人生的思考与探索,对艺术的挚爱与追求,对父母的思恋和怀念……。沉静的傅聪竟是那样容易激动;以音乐为生命的他,却具有一副哲学家的头脑。记得一篇文章的开头两句话:“傅雷是傅聪的爸爸,傅聪是傅雷的儿子”。是的,同是那样的一颗赤子之心。
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
晓:《傅雷家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您有些什么想法,愿意向读者讲些什么吗?
聪:父亲一故世,欧洲就有好几个杂志的负责人问我这批书信,因为在国外很多朋友知道爸爸给我写了许多信,我那时的妻子也收到他不少信。有个出版社多次问我,愿出高价,我都拒绝了。原因是我觉得爸爸的这份家书是有永恒性价值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我不愿让它成为任何一种好意或恶意的政治势力的工具。现在由三联书店来出版它,我高兴,但有时也有些doubt。
冯:疑虑?
聪:这词不好翻,不是对某个人、某件事的疑虑,而是自己思想上的东西。格不同,难翻。我爸爸是个赤裸裸的人,不仅对我,对朋友也这样。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他的内心生活全部在信中反映出来了。但这些信都是他五、六十年代写的,都带着当时的时代气氛和他的心境、情绪。虽然他一直是坐在书斋里的人,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跟当时的社会生活血肉相连的。不过有些想法,我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可能会很不同了。
晓:那是反映了当时条件下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
聪:这些信的价值正在于此。我刚才说我还有些doubt,就是说他在某个时期对自己作了相当多的解剖,自我批评,现在看,有一些可能还要回到原来的认识上去。如他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到社会上去,看到了整个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深受感动,又说看到了许多解放战争、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补了课,使他感到他以前的“不能够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认识是书生之见。可是我觉得他原来的这个见解却是对的。经过十年浩劫,甚至一九五七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不行的,不择手段本身就把目的否定了。也许我有点杞人忧天的doubt。因爸爸在国内文艺界有一定声望,大家尊敬他,这些家书出版后,会不会对有些内容不能真正从本质上去了解,而只从表面上去看?
晓:人们会理解的。在当时,他在信中反映的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那种虔诚,那种热爱。他急于要跟上新的时代,急于要使自己融合到新的时代中去,所以他努力地改造自己、否定自己,是那样一种真挚的感情。
聪:也许我在西方耽久了。我认为一切信仰没有经常在怀疑中锤炼是靠不住的,是迷信。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对造成现代迷信也有责任,知识分子应该象鸟,风雨欲来,鸟第一个感受到,知识分子是最敏锐的,应该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可是我们也参与了现代迷信,没有尽到知识分子的责任。爸爸说过:“主观地热爱一切,客观地了解一切。”我觉得这还不够。中国为什么走这么大的弯路?正因为中国人太主观地热爱一切,而不客观地多作怀疑,多怀疑就不会盲目闯祸了。爸爸基本上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说的“了解一切”,就包括怀疑。了解包括分析,分析就先要怀疑,先要提出问号。他在一封信里说,“我执着真理,却又死死抱怀疑态度。”死抱住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会使我们停滞,得不到更多的更进步的真理。我想我们的社会的确不应该死抱住教条不放,而应该不断地探求新的真理。
赤子之心晓:您认为这些家书中反映的最本质的思想是什么?
聪:赤子之心。爸爸的信从头到尾贯穿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这个。看这些信,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概括这个人:他一生没有一分钟度过的是行尸走肉的时光,他的脑永远在思想,他的心永远在感受。他是一个在中国最优秀的传统中植根非常深的知识分子(我说的是最优秀的传统,从屈原一直到现在的传统),同时又是“五四”的觉醒的一代。他接受西洋的东西决不是表面的、生活习惯上的小节的东西。你现在在国外可以碰到很多生活非常洋化,西装革履,家里连中文也不说了的人,可是这些人对西方文化根本没有一点点真正的了解。而爸爸为什么对西方文化能有真正深刻的掌握和了解,就是因为他在中国文化中的根子扎得很深!我爸爸责己责人都非常严,是个非常严谨的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有着东方文化的根,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从西方文化中来的,他的那种科学态度,很强的逻辑性,讲原则,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优点,他是接受了这些优点的。他在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时说过,他受这本书影响很大。罗曼·罗兰作为一个欧洲人,有这么个理想,他希望能够把德国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两个民族的文化取长补短,创造一个更灿烂的文化。我爸爸一辈子追求的就是希望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间取长补短,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更灿烂的全人类的文化。刚才说的赤子之心,还要讲回来。我爸爸这个人也有很多缺点,因为他是个非常活生生的、丰富的人,他的缺点优点都不是一般的,都是比较大的。如他脾气的暴躁,一时冲动不能控制,可以使人目瞪口呆。
敏:可是他同时又可以是绝对冷静,很理智,很严谨。
聪:那绝对如此,一切强烈,幅度很大。最主要的一点,是我爸爸这个人完全是真的。这跟知识高低,品质好坏没有关系。
冯:我第一次见你爸爸是在郑振铎先生那里,那时郑先生就说他一辈子要为“赤子之心”受累。
聪:他之所以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典型,说到最后,他还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的特殊之点是感性第一,这感性第一说到底就是赤子之心。所以他虽然一方面那么严谨,同时他又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人,他的同情心非常博大,处处为人家着想,小处为儿子,稍大点为朋友,再大点为国家为政府着想,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很多这样的态度。抱了这样一种态度,再加上科学分析能力,这样的人就是优秀的人。社会上都是这样的人,那这个社会就是理想世界了。可是我们中国人大都感性的部分太多,缺少理性的东西;盲目的信仰太多,滥好人太多,怀疑、思考太少,信仰没有在怀疑中铸炼。我每次回国来,常常一点点小事就马上使我心里暖起来,马上就乐观起来,因为我还是一颗中国人的心,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我觉得如果东方人能保持这种赤子之心,而又尽量学习西方人的理智、科学精神、逻辑性,这就是我爸爸一直孜孜追求着的世界文化的理想。
最强调的是做人晓:请谈谈傅雷先生对您最大最可贵的影响和帮助是什么?
聪:他最强调的是做人。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艺术,谈不上音乐,一切部谈不上。我觉得整个国家也一样,国家要好的话,第一人的素质要好,人的素质用简单化的方法来说明是很危险的,象小孩子看戏那样,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其实好人坏人的区别并没有那么简单。人类社会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一定会有矛盾,人也有智力的、品格的种种矛盾。后天能给人的素质以影响的除了感性上的东西,如新中国刚创立时全中国有那样一种气氛,我想那时候全中国的人都好象忽然变得好了很多,那是感性的东西,感性的东西占了很大部分。但单纯靠这感性的东西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理性的东西。我爸爸一辈子所追求的就是要把感性的东西融合到理性里去,就是我刚才讲的信仰和怀疑的问题。你问我爸爸对我影响最主要的是什么?可以用一句话说:独立思考。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独立思考,一切都不人云亦云,决不盲从。盲目的信仰已经可怕,更可怕的是自己还要骗自己。我认为我爸爸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欧洲的近代文明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经过了四个多世纪的沉睡,除了从经济基础分析,经济结构,整个制度从封建走向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人的觉醒。那时欧洲资本主义还是非常弱的,但人已开始不安于人云亦云,他们不光是追求对宇宙提出问题,也开始考虑人活着为了什么。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考虑这个,爸爸的信从头至尾讲的也就是这些。有了这个基础以后,一切从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进步才可能巩固,才是真正的进步。我刚才讲过,国外很多生活完全洋化的人,他们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很多封建的东西。生活上的很多东西好象都现代化了,都有了洋房汽车,这个社会并不见得就是理想的社会,本质的真正改变才是主要的东西。我看中国现在最需要补课的是人文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物质不现代化没什么坏处,可能还有好处。
晓:我想这两者并没有矛盾。科学的发展,增长的不应该光是物质财富。
聪:对我来讲还是纯精神的东西重要,其他都不重要。当然,一定要到一定的水平,可是再多出来就是人给人造出来的多余的奢侈品了。
晓:精神上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我们过去只强调精神作用,不管生产发展,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同时强调两个文明,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聪:问题在于那时强调的精神不是真正的精神理性,而是迷信、盲从,不经过独立思考,口号叫得响的就是好人。这是从表面来区别一个人的好坏。中国人往往做名词的奴隶,几千年讲正名,这很可怕,名正言顺,什么歪理都可以。
中国人灵魂里本来就是莫扎特聪:我在外头常常跟人家争论,欧洲的基督教精神常常有信仰和智慧的争论。我有时跑到信仰这边,有时又跑到智慧这边,争来争去,不可开交,其实两者是不可分的。中国人是个具有最高智慧的民族,到现在为止,也很少有欧洲基督教精神那种信仰。中国人其实是有很高度的怀疑精神的民族,只是不科学,是一种直觉的怀疑精神,凭一股灵性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智慧和知识是两回事,有时一个最大的学究什么智慧也没有,一个普通的农民什么书都没念过却有很高的智慧。我说要看中国文化就看中国的文字,从中国的文字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智慧。中国的文字完全是莫扎特式的,如“明”吧,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三岁孩子就知道,看来很天真很稚气,可也是最高的诗意,最富象征性的东西。我所以称它为莫扎特式的,就是最朴素、最天真、最富有想象力、最有诗意的,不过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老早就达到了这种境界,而欧洲艺术史上只有几个高峰才达到,就象莫扎特。
冯:傅雷先生讲莫扎特的那篇文章是写得很精彩的。
聪:那篇文章里有两句话我觉得非常精辟。“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末莫扎特给我们是无限的信心”。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一段可以单独拿出来大书特书:“在这样悲惨的生活中,莫扎特还是终生不断地创作。贫穷、疾病、妒忌、倾轧,日常生活中一切琐琐碎碎的困扰都不能使他消沉;乐天的心情一丝一毫都没受到损害。所以他的作品从来不透露他痛苦的消息,非但没有愤怒与反抗的呼号,连挣扎的气息都找不到。”最后这句我不完全同意,他有的地方还是有这种气息的,但他总是竭力保持平衡,他那大慈大悲的心理,即使反抗,也永远带着那种irony,这词很难翻,就是哭里带笑,笑里带哭的状态。“他的心灵多么明智,多么高贵,多么纯洁。音乐史家说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是的,他从来不把艺术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与天使般的温柔。他自己得不到抚慰,却永远在抚慰别人,但最可欣慰的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幸福,他能在精神上创造出来,甚至可以说他先天就获得了这幸福,所以他反复不已地传达给我们。精神的健康,理智与感情的平衡,不是幸福的先决条件吗?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渴望的吗?以不断的创造征服不断的苦难,以永远乐观的心情应付残酷的现实,不就是以光明消灭黑暗的具体实践吗?”这太精彩了!“有了视患难如无物,超临于一切考验之上的积极的人生观,就有希望把艺术中美好的天地变为美好的现实。”然后就是上面那两句话:“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末莫扎特给我们是无限的信心”。我觉得中国人传统文化最多的就是这个,不过我们也需要贝多芬。但中国人在灵魂里头本来就是莫扎特。我为什么这样爱莫扎特,我之所以回来遇到每一件小事都会使我马上乐观起来,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这样,我的心也是这样。所以我总是要强调精神作用,对物质现代化不感兴趣,因为我住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实在感到很多现代化的东西很有问题。欧洲社会有很多精神苦闷,所以有许多嬉皮士运动啊,天体运动啊,就是对于这种物质上现代化的一种反抗。
晓:作为一个人来讲,单有物质上的东西,没有精神上的支柱是不行的。
聪: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真正解决。假如我们能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使每一个人都变成自觉的,能独立思考的,不断进取的,有很坚定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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