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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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孔子把“仁”作为实践中的指导原理并使之贯穿于诸道德中。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仁”如同天、大海、雨露一样，可以包容、滋养万物。心怀慈悲恻隐是具有仁爱之心的具体表现，真正以仁待人的人，虽然不刻意表现自己爱护民众，但是天下人民无不自觉自愿地亲近他，因为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恩惠，每一种生灵在他的庇护下都得以安乐生存。
季氏将要攻打附庸国颛臾，冉有、子路两人参见孔子，孔子教训他们说：无论是有国的诸侯或者有家（封地）的大夫，不必担心财富不多，只需担心财富不均；不必担心人民太少，只需担心民心不安定。若是财富平均，便没有贫穷；和平相处，便不会人少；人心安定，便不会倾危。做到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便发扬文治教化招致他们。他们来了，就得使他们安心（《季氏将伐颛臾》“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是要君主实行仁政，以仁化德，从而感召天下。
第10节：素书（10）
正如《尚书》中所说的：“大禹在位时施行德政，连鸟兽鱼鳖也不受侵扰地愉快生存”，“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诗？大雅？行苇》）以此来显示周王朝先世之忠厚，今后遂用为仁慈的典实。
义者，　人之所宜，　赏罚善恶，　以立功立事
如同孟子所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相对于“仁”来说，“义”是一种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指的是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行为，判断事物义或不义，就要看行事是否符合事宜、合乎事理，赏罚是否分明、是否使有功有过的各得其宜。只有万事公正合理，才会使人们乐于发挥自身的才智，进而激发建功立业的热情，从而使得各项事业兴旺发达。
理和义是相统一的。只有按照事理即事物的规律去判断、处理事物，才能使“义”得到真正的体现。赏善罚恶，使好的、善的得到发扬，使坏的、恶的得到惩治，这就是“义”所包含的理；如果能使每个人发挥才智，建功立业，那就说明“义”已经得到了落实。
晋文公重耳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国君。僖负羁是曹国人，曾救过晋文公的命。晋文公在攻下曹国时，为了报答僖负羁的恩情，就向军队下令，不准侵扰僖负羁的家，如果有违反的人，就要处死刑。大将魏平和颠颉却不服从命令，带领军队包围了僖负羁的家，并放火焚屋。魏平爬上屋顶，想把僖负羁拖出杀死。不料，梁木承受不了重量而塌陷，正好把魏平压在下面，动弹不得，幸好颠颉及时赶到，才把他救了出来。这件事被晋文公知道后，十分气愤，决定依照命令处罚。大臣赵衰（赵国君王的先人）向文公请求：“他们两人都替国君立下汗马功劳，杀了不免可惜，还是让他们带罪立功吧！”晋文公说：“功是一回事，过又是一回事，赏罚必须分明，才能使军士服从命令。”于是便下令，革去了魏平的官职，又将颠颉处死。从此以后，晋军上下都知道晋文公赏罚分明，再也不敢违令了。正是因为晋文公以义行事，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支持，从此开创了雄图霸业，后来他与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并称为“春秋五霸”。
第11节：素书（11）
礼者，　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礼”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一个国家的各项制度，从小的方面来说，是做人处世应遵循的准则和规范，是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礼节仪式，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涉及到它。它是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不论是饮食起居，还是与人交往，我们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礼仪规范，这样社会才能安定有序，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和睦相处。
“礼”原是宗教祭祀仪式上的一种仪态，《说文解字》就说：“礼，履也，所以事福致福也。”
礼作为儒家的重要思想，与仁有着相同的地位。颜渊请教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就是仁。一旦能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天下就归依仁了。成就仁在乎自身，难道要仰仗他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的内容。”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论语？颜渊》）由此可见，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达到孔子所说的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理想境界，社会秩序便可维持，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便将如周内史过所说的：“礼不行则上下昏”，而儒家所推崇的理想社会和伦常便无法维持，国家也就不可得而治了。
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人生而在世，假如想有一番成就，就一定要遵守道、德、仁、义、礼这五项立身的根本准则。
老子认为，由于世风日下，人们距离天道本有的和谐、完美越来越远，人心日益丧失先天的淳朴、自然，矫情、伪饰成了人们必备的假面，所以才不得不用伦理道德教育世人，当用道德教育也不起作用的时候，只好提倡仁爱。当人们的仁爱之心也日益淡薄之时，就呼吁要正义，在正义感也丧失殆尽后，就只能用法规性的礼制来约束民众了。老子强调的是天道的本体，所以对礼持完全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假如将人置于礼的约束之下，一旦离失了礼德，智德也就必然丧失，导致心身内乱和社会产生动乱；而黄石公强调的是天道的功用。实际上，“体”、“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第12节：素书（12）
贤人君子，　明于盛衰之道，　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
大凡有才有德的人，他们行事完全顺应天道、地道、人道客观规律，处理问题能够标本兼治，尤其注意从根本上解决。他们能够洞察事物兴盛与衰败的规律，把握成功与失败的变数，体察世事安定与纷乱的玄机，了解出仕与退隐的最佳时机，所以天下万事仿佛都在他掌握之中一样。黄石公将这种对历史规律的洞察力用明、通、审、达来表达。
假如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施行仁道，信用忠良之臣，国运必然昌盛，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尽心施展自己的才能；假如君主荒淫无道，听信佞臣，国运必将衰败，在这种情形下就要退隐闲居，如果因为贪恋功名利禄，不知道退隐自保，必然会遭受祸端。根据不同的形势采取不同的行动，明白进退之间的道理，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实力。
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
有成就事业的才能和志向，却没有实现的机会时，应该“潜居抱道”，潜居抱道并不是赋闲在家、无所事事，而是要加强自我修养，提升自身的能力，不断地累积经验。　　　
水聚积得不深，那么它负载大船就会浮力不足。倒一杯水在堂上低洼处，那么只有小草可以作为它的船；放只杯子在里面就会粘住，这是因为水浅船大的缘故。（老子《逍遥游》：“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能力与时机的关系就和水与船的关系相同，不懂得提升自身能力而一味抱怨没有机遇的人，当机会真正到来时，他也不具备发现的能力，更不用说去捕捉和利用了。
第13节：素书（13）
若时至而行，　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
大多德才兼备的人，一旦机会出现，便能厚积薄发，在关键时刻大展身手，并且乘势而上，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假如时机不成熟，便隐藏锋芒，甘于寂寞，静静观察情势的变化，所以有了姜太公垂钓渭水以待文王，诸葛亮躬耕南阳得遇明主。
魏晋名士阮籍曾到过刘邦项羽当年激战的古战场河南荥阳广武山，在那里发出过一句著名的感叹：“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最终落了个四面楚歌、乌江自刎的结局，刘邦以一小小的泗水亭长为起点而后开邦立国；刘项二人谁为英雄谁为竖子尚且不论，但在混战中成就事业的还是善于审时度势的刘邦。所谓时势造英雄，就在于特定的局面能够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所以智者从来不与天争，也不与势抗，而是顺势而行。
国危思良相，家寒思贤妻，一个人的自身价值是否能够体现，关键在于是否有实现自我的时机。唐朝的魏征之所以敢犯言直谏，就在于他遇到的是愿意听取诤言的明君，假如唐太宗是商纣王一样的昏君，那么魏征也只能和比干一样遭遇剜心之灾了。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
担当生前事，何惧后世不留名？历史会以公正的态度对每个人的行为作出评价。仁人志士顺势而行，深谙进退之道，明察世间之势，造福于世间万民，必将流芳千古，彪炳史册。正道章
正　道　章《原始章》阐明了道、德、仁、义、礼的内涵以及与人生成败的关系，本章的内容在于解释如何正确履行这五者才能够出类拔萃，成为如同俊、豪、杰一样的人物。
第14节：素书（14）
德足以怀远
德，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能在无形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不自觉地心生景仰，从而获得人民的拥戴。　
以德化民这一思想深受中国古代圣贤的推崇，以德化民，无为而治。孔子曾如此喻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表明只要统治者德行高尚，其他的人自然从善如流、心悦诚服。
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分天下，因蜀南方之南蛮前来犯蜀，诸葛亮当即点兵南征。诸葛亮听到孟获为当地人所信服，便想生擒他。五月，大军渡过泸水，与孟获军交战，成功俘虏孟获，诸葛亮带他到营阵观赏，问他觉得蜀军如何，孟获回答他：“我之前不知你军虚实，所以才战败。现今蒙赐观看营阵，原来只是如此，必定可以胜利了。（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陈，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诸葛亮知道南人叛乱问题严重，便用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要孟获心服口服。只是向孟获一笑，将他放走再战。经过七次擒纵，诸葛亮仍继续放走孟获。孟获及其他夷人开始反思，不再离去，孟获说：“诸葛亮真是天上的威神，南人不再反叛了。（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至此南方安定。
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
为人诚实守信就可以使意见不同的人相统一，处事公正守义就能够获得众人的支持和拥护。
一个人言而有信，行止有义，他的作为才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史记》曾记载，春秋时期，因晋文公重耳功不可没，周襄王把阳樊、原城等城池赏给了晋。原城的原主原伯贯不服，放出谣言说晋攻下阳樊后，杀尽了城中百姓。原城人恐惧，共誓死守。深知诚信威力的赵衰对重耳说：原城的老百姓之所以不服晋，是因为晋还没有取信于他们；您向他们表现出诚信，原城将不攻自破。
第15节：素书（15）
重耳听从他的建议，下令军士各带三天口粮，如果三天攻不下城，就解围而去。到第三天时，晋军只剩下了一天的口粮，形势十分危急。当日半夜三更，原城有人从城上缒下禀告重耳，说已经探明，晋攻下阳樊后，没有屠杀百姓，并相约明夜献城。重耳回答说我已约三天为期攻不下就解围，现已期满，明天就退师。有军吏劝重耳，原城人已经相约明夜献城，为何不多留一天，打下原城再走。重耳说，诚信是治国安民的宝物，我下了三天攻不下城就解围的命令，再留一天的话就是失信，得一原城而失信于天下，老百姓又怎么能取信于我？第二天黎明，重耳就命令晋军撤兵。原城百姓纷纷叹服晋文公诚信守义，就争先恐后地跑到城楼上竖起了降旗，追随已退师的原城人不绝于路。重耳命令扎驻车马，单人独骑直入原城，百姓欢舞相庆，原城遂为晋所有。
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
具有能够从以往的经历中总结出经验的才智，拥有能够明确指导今后生活的洞察力。
《增广贤文》中说道：“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意思是以铜为镜，可以看到自己的衣冠是否整齐；以古为镜，可以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以及社会的发展；以人为镜，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唐太宗始终以此“三镜”为治国安邦的准则，从而开创了贞观之治，也造就了中国最鼎盛的时期。
此人之俊也
德行高尚、恪守信用、办事公正、博学多才、明智通达——具备这五种品质的，就是人中之“俊”。
第16节：素书（16）
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
执行力强，行为能够被人所推崇，能够在群体中起到表率作用；足智多谋，有足够的决断力，能在纷乱的世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对疑惑难解之事能够轻易解决；信守承诺，一诺千金，一旦应允，即使遭受不公也绝不反悔；清廉公正，不谋私利，不贪私欲，不吝于与同伴、下属分享钱财。具备这些品质的，就是人中之“豪”。
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
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岗位，都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人在其位，必谋其政；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不论职务大小、权责轻重，在位一天，就要忠于职守、爱岗敬业。
孔子年轻时曾在鲁国权臣季孙氏家里担任委吏。委吏就是管理仓库的一个小差役。他的前任就是因为管理混乱和有贪污嫌疑而为季孙氏不满。孔子并不嫌这个职位的鄙贱，尽心尽力，并让自己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季孙氏想不到年轻的孔子竟有这样处理事情的能力，就又委派了他第二份工作，即乘田。乘田是负责管理饲养牲畜的小吏，身大力不亏，孔子肯动脑筋，晨夕饲养，牵出赶进，清扫洗刷，很快又把这份乘田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孔子并不忌讳谈论自己曾经干过这样鄙贱的事情，他甚至还带有某种自豪的口吻谈起自己的这一段经历。他说：“叫我管仓库，我就把仓库里的账目计算得清清楚楚，叫我管牛羊，我就把牛羊管理得肥胖强壮起来。”（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万章下》）　
第17节：素书（17）
在生活中，要有自己所坚守的原则，即使面对利益生死的冲突，也要明确的坚持自己的信仰，百折不挠，永不妥协。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意思是鱼是我喜欢吃的，熊掌也是我喜欢吃的；如果不两样都吃，我就舍弃鱼而吃熊掌。生命是我想拥有的，但是还有比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