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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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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孔子把“仁”作为实践中的指导原理并使之贯穿于诸道德中。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仁”如同天、大海、雨露一样,可以包容、滋养万物。心怀慈悲恻隐是具有仁爱之心的具体表现,真正以仁待人的人,虽然不刻意表现自己爱护民众,但是天下人民无不自觉自愿地亲近他,因为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恩惠,每一种生灵在他的庇护下都得以安乐生存。
季氏将要攻打附庸国颛臾,冉有、子路两人参见孔子,孔子教训他们说:无论是有国的诸侯或者有家(封地)的大夫,不必担心财富不多,只需担心财富不均;不必担心人民太少,只需担心民心不安定。若是财富平均,便没有贫穷;和平相处,便不会人少;人心安定,便不会倾危。做到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便发扬文治教化招致他们。他们来了,就得使他们安心(《季氏将伐颛臾》“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是要君主实行仁政,以仁化德,从而感召天下。
第10节:素书(10)
正如《尚书》中所说的:“大禹在位时施行德政,连鸟兽鱼鳖也不受侵扰地愉快生存”,“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诗?大雅?行苇》)以此来显示周王朝先世之忠厚,今后遂用为仁慈的典实。
义者, 人之所宜, 赏罚善恶, 以立功立事
如同孟子所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相对于“仁”来说,“义”是一种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指的是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行为,判断事物义或不义,就要看行事是否符合事宜、合乎事理,赏罚是否分明、是否使有功有过的各得其宜。只有万事公正合理,才会使人们乐于发挥自身的才智,进而激发建功立业的热情,从而使得各项事业兴旺发达。
理和义是相统一的。只有按照事理即事物的规律去判断、处理事物,才能使“义”得到真正的体现。赏善罚恶,使好的、善的得到发扬,使坏的、恶的得到惩治,这就是“义”所包含的理;如果能使每个人发挥才智,建功立业,那就说明“义”已经得到了落实。
晋文公重耳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国君。僖负羁是曹国人,曾救过晋文公的命。晋文公在攻下曹国时,为了报答僖负羁的恩情,就向军队下令,不准侵扰僖负羁的家,如果有违反的人,就要处死刑。大将魏平和颠颉却不服从命令,带领军队包围了僖负羁的家,并放火焚屋。魏平爬上屋顶,想把僖负羁拖出杀死。不料,梁木承受不了重量而塌陷,正好把魏平压在下面,动弹不得,幸好颠颉及时赶到,才把他救了出来。这件事被晋文公知道后,十分气愤,决定依照命令处罚。大臣赵衰(赵国君王的先人)向文公请求:“他们两人都替国君立下汗马功劳,杀了不免可惜,还是让他们带罪立功吧!”晋文公说:“功是一回事,过又是一回事,赏罚必须分明,才能使军士服从命令。”于是便下令,革去了魏平的官职,又将颠颉处死。从此以后,晋军上下都知道晋文公赏罚分明,再也不敢违令了。正是因为晋文公以义行事,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支持,从此开创了雄图霸业,后来他与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并称为“春秋五霸”。
第11节:素书(11)
礼者, 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礼”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一个国家的各项制度,从小的方面来说,是做人处世应遵循的准则和规范,是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礼节仪式,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涉及到它。它是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不论是饮食起居,还是与人交往,我们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礼仪规范,这样社会才能安定有序,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和睦相处。
“礼”原是宗教祭祀仪式上的一种仪态,《说文解字》就说:“礼,履也,所以事福致福也。”
礼作为儒家的重要思想,与仁有着相同的地位。颜渊请教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就是仁。一旦能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天下就归依仁了。成就仁在乎自身,难道要仰仗他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的内容。”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论语?颜渊》)由此可见,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达到孔子所说的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理想境界,社会秩序便可维持,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便将如周内史过所说的:“礼不行则上下昏”,而儒家所推崇的理想社会和伦常便无法维持,国家也就不可得而治了。
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人生而在世,假如想有一番成就,就一定要遵守道、德、仁、义、礼这五项立身的根本准则。
老子认为,由于世风日下,人们距离天道本有的和谐、完美越来越远,人心日益丧失先天的淳朴、自然,矫情、伪饰成了人们必备的假面,所以才不得不用伦理道德教育世人,当用道德教育也不起作用的时候,只好提倡仁爱。当人们的仁爱之心也日益淡薄之时,就呼吁要正义,在正义感也丧失殆尽后,就只能用法规性的礼制来约束民众了。老子强调的是天道的本体,所以对礼持完全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假如将人置于礼的约束之下,一旦离失了礼德,智德也就必然丧失,导致心身内乱和社会产生动乱;而黄石公强调的是天道的功用。实际上,“体”、“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第12节:素书(12)
贤人君子, 明于盛衰之道, 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
大凡有才有德的人,他们行事完全顺应天道、地道、人道客观规律,处理问题能够标本兼治,尤其注意从根本上解决。他们能够洞察事物兴盛与衰败的规律,把握成功与失败的变数,体察世事安定与纷乱的玄机,了解出仕与退隐的最佳时机,所以天下万事仿佛都在他掌握之中一样。黄石公将这种对历史规律的洞察力用明、通、审、达来表达。
假如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施行仁道,信用忠良之臣,国运必然昌盛,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尽心施展自己的才能;假如君主荒淫无道,听信佞臣,国运必将衰败,在这种情形下就要退隐闲居,如果因为贪恋功名利禄,不知道退隐自保,必然会遭受祸端。根据不同的形势采取不同的行动,明白进退之间的道理,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实力。
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
有成就事业的才能和志向,却没有实现的机会时,应该“潜居抱道”,潜居抱道并不是赋闲在家、无所事事,而是要加强自我修养,提升自身的能力,不断地累积经验。   
水聚积得不深,那么它负载大船就会浮力不足。倒一杯水在堂上低洼处,那么只有小草可以作为它的船;放只杯子在里面就会粘住,这是因为水浅船大的缘故。(老子《逍遥游》:“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能力与时机的关系就和水与船的关系相同,不懂得提升自身能力而一味抱怨没有机遇的人,当机会真正到来时,他也不具备发现的能力,更不用说去捕捉和利用了。
第13节:素书(13)
若时至而行, 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
大多德才兼备的人,一旦机会出现,便能厚积薄发,在关键时刻大展身手,并且乘势而上,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假如时机不成熟,便隐藏锋芒,甘于寂寞,静静观察情势的变化,所以有了姜太公垂钓渭水以待文王,诸葛亮躬耕南阳得遇明主。
魏晋名士阮籍曾到过刘邦项羽当年激战的古战场河南荥阳广武山,在那里发出过一句著名的感叹:“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最终落了个四面楚歌、乌江自刎的结局,刘邦以一小小的泗水亭长为起点而后开邦立国;刘项二人谁为英雄谁为竖子尚且不论,但在混战中成就事业的还是善于审时度势的刘邦。所谓时势造英雄,就在于特定的局面能够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所以智者从来不与天争,也不与势抗,而是顺势而行。
国危思良相,家寒思贤妻,一个人的自身价值是否能够体现,关键在于是否有实现自我的时机。唐朝的魏征之所以敢犯言直谏,就在于他遇到的是愿意听取诤言的明君,假如唐太宗是商纣王一样的昏君,那么魏征也只能和比干一样遭遇剜心之灾了。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
担当生前事,何惧后世不留名?历史会以公正的态度对每个人的行为作出评价。仁人志士顺势而行,深谙进退之道,明察世间之势,造福于世间万民,必将流芳千古,彪炳史册。正道章
正 道 章《原始章》阐明了道、德、仁、义、礼的内涵以及与人生成败的关系,本章的内容在于解释如何正确履行这五者才能够出类拔萃,成为如同俊、豪、杰一样的人物。
第14节:素书(14)
德足以怀远
德,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能在无形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不自觉地心生景仰,从而获得人民的拥戴。 
以德化民这一思想深受中国古代圣贤的推崇,以德化民,无为而治。孔子曾如此喻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表明只要统治者德行高尚,其他的人自然从善如流、心悦诚服。
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分天下,因蜀南方之南蛮前来犯蜀,诸葛亮当即点兵南征。诸葛亮听到孟获为当地人所信服,便想生擒他。五月,大军渡过泸水,与孟获军交战,成功俘虏孟获,诸葛亮带他到营阵观赏,问他觉得蜀军如何,孟获回答他:“我之前不知你军虚实,所以才战败。现今蒙赐观看营阵,原来只是如此,必定可以胜利了。(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陈,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诸葛亮知道南人叛乱问题严重,便用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要孟获心服口服。只是向孟获一笑,将他放走再战。经过七次擒纵,诸葛亮仍继续放走孟获。孟获及其他夷人开始反思,不再离去,孟获说:“诸葛亮真是天上的威神,南人不再反叛了。(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至此南方安定。
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
为人诚实守信就可以使意见不同的人相统一,处事公正守义就能够获得众人的支持和拥护。
一个人言而有信,行止有义,他的作为才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史记》曾记载,春秋时期,因晋文公重耳功不可没,周襄王把阳樊、原城等城池赏给了晋。原城的原主原伯贯不服,放出谣言说晋攻下阳樊后,杀尽了城中百姓。原城人恐惧,共誓死守。深知诚信威力的赵衰对重耳说:原城的老百姓之所以不服晋,是因为晋还没有取信于他们;您向他们表现出诚信,原城将不攻自破。
第15节:素书(15)
重耳听从他的建议,下令军士各带三天口粮,如果三天攻不下城,就解围而去。到第三天时,晋军只剩下了一天的口粮,形势十分危急。当日半夜三更,原城有人从城上缒下禀告重耳,说已经探明,晋攻下阳樊后,没有屠杀百姓,并相约明夜献城。重耳回答说我已约三天为期攻不下就解围,现已期满,明天就退师。有军吏劝重耳,原城人已经相约明夜献城,为何不多留一天,打下原城再走。重耳说,诚信是治国安民的宝物,我下了三天攻不下城就解围的命令,再留一天的话就是失信,得一原城而失信于天下,老百姓又怎么能取信于我?第二天黎明,重耳就命令晋军撤兵。原城百姓纷纷叹服晋文公诚信守义,就争先恐后地跑到城楼上竖起了降旗,追随已退师的原城人不绝于路。重耳命令扎驻车马,单人独骑直入原城,百姓欢舞相庆,原城遂为晋所有。
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
具有能够从以往的经历中总结出经验的才智,拥有能够明确指导今后生活的洞察力。
《增广贤文》中说道:“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意思是以铜为镜,可以看到自己的衣冠是否整齐;以古为镜,可以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以及社会的发展;以人为镜,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唐太宗始终以此“三镜”为治国安邦的准则,从而开创了贞观之治,也造就了中国最鼎盛的时期。
此人之俊也
德行高尚、恪守信用、办事公正、博学多才、明智通达——具备这五种品质的,就是人中之“俊”。
第16节:素书(16)
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
执行力强,行为能够被人所推崇,能够在群体中起到表率作用;足智多谋,有足够的决断力,能在纷乱的世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对疑惑难解之事能够轻易解决;信守承诺,一诺千金,一旦应允,即使遭受不公也绝不反悔;清廉公正,不谋私利,不贪私欲,不吝于与同伴、下属分享钱财。具备这些品质的,就是人中之“豪”。
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
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岗位,都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人在其位,必谋其政;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不论职务大小、权责轻重,在位一天,就要忠于职守、爱岗敬业。
孔子年轻时曾在鲁国权臣季孙氏家里担任委吏。委吏就是管理仓库的一个小差役。他的前任就是因为管理混乱和有贪污嫌疑而为季孙氏不满。孔子并不嫌这个职位的鄙贱,尽心尽力,并让自己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季孙氏想不到年轻的孔子竟有这样处理事情的能力,就又委派了他第二份工作,即乘田。乘田是负责管理饲养牲畜的小吏,身大力不亏,孔子肯动脑筋,晨夕饲养,牵出赶进,清扫洗刷,很快又把这份乘田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孔子并不忌讳谈论自己曾经干过这样鄙贱的事情,他甚至还带有某种自豪的口吻谈起自己的这一段经历。他说:“叫我管仓库,我就把仓库里的账目计算得清清楚楚,叫我管牛羊,我就把牛羊管理得肥胖强壮起来。”(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万章下》) 
第17节:素书(17)
在生活中,要有自己所坚守的原则,即使面对利益生死的冲突,也要明确的坚持自己的信仰,百折不挠,永不妥协。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意思是鱼是我喜欢吃的,熊掌也是我喜欢吃的;如果不两样都吃,我就舍弃鱼而吃熊掌。生命是我想拥有的,但是还有比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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