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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说天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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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出开发区，往西开进郎川村，顺着河西的土路一直朝前奔。我听后边没动静了才敢回头看。这时我发现后车厢里有块红色旧毛毡提兜，是那个乘车人留下的。我顺手就把它扔到了车外边。
又开了一段路，我回过味来，拐了个弯，顺着３１１路朝南开。在路口遇到警察查车，他们看了我的驾驶证和行驶证，见车里没人，就放我回家了……
司机向警方证实：歹徒只身一人，高个子，大约有１．７８米。
石景山分局刑警大队根据面包车司机提供的线索，在郎川村一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访问，寻找那块红色旧毛毡提兜。但那块毛毡仿佛钻入地下，始终没有找到。
但“４？０８”现场至少还给我们提供了如下情况：
对方有高超稳定的射击技术，对军用武器熟悉，从持枪和跳跃的姿势上看，很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据此，专案组认为：犯罪分子可能是受过警方打击的累犯，可能有过服役史，或接受过军事训练，有接触军用武器的经历。
“４？２２”现场也证明了嫌疑人枪法的准确，且手段极其残忍。
犯罪分子在这４起案件中侵犯的对象都是现役军人，作案目标都是为了抢夺武器。为什么他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作案？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目的？是为报复社会，制造混乱，还是另有企图？这完全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犯罪分子３月３１日在高井电厂抢到的是一支空枪，在此之后，突然出现了弹底标识为７５－８１的大量子弹。他的子弹，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四、北京市全力侦破案件
北京市公安局“３？３１”案件专案组提出三项果断措施。首先，专案组通过对几起案件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如下认识：
几起案件相距时间不长。第一起案件，犯罪分子抢夺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第二起案件，犯罪分子使用抢劫的步枪袭击装甲兵司令部哨兵，抢夺手枪未能得逞；第四起案件，犯罪分子打死八一射击场哨兵，抢走空枪套，其抢夺手枪的目的仍未得逞。因此，不能排除其以同样方法继续作案的可能性。
基于此种分析，专案组制定了“抓现行”的工作方案。专案组在石景山巡逻支队设立指挥部，组织了１００多名精干警力，分成若干小组，配备好火力、防弹装备和夜视装备，每天晚上启动，在北京西部所有部队驻地的哨位附近布控蹲堵。哨兵为军营站岗。我们的刑警暗中为哨兵站岗。在重点哨位布网守候的同时，指挥部还安排了武装机动车辆在这一地区巡游，以备突然事件发生。
第二项重点工作，查子弹。子弹，始终是一个谜。
犯罪分子在抢枪之前，就存有充足的子弹，或者有获取子弹的办法和渠道。从几起案件现场所提取的弹壳、弹头上看，犯罪分子所使用的子弹的弹底标识都是７５－８１。这说明他获取子弹的途径比较单一。
在这项工作中，专案组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他们查访了兵器部，一批批地查找该批号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区域。终于查清了这批子弹的来龙去脉。
这批子弹生产于*后期，由河南某兵工厂制造，主要配备给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没有下发到部队；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主要分发给了新疆的阿克苏、吐鲁番、石河子、奎屯等地区。
这是本案第一次涉及到新疆。
专案组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情况，但因子弹数量过大，分布面广，且下发时间长，无法进一步划定核查范围。
第三项重点工作，是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活动地区和落脚点。
面包车司机是几起案件中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因此专案组十分重 视对他与犯罪嫌疑人短暂接触过程的挖掘工作。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对犯罪嫌疑人口音的确定。
专案组请来语言专家，把面包车司机与犯罪嫌疑人的对话反复进行分析。双方在车上只说了几句话，一共２７个字。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犯罪嫌疑人所说的“木板儿”这一句。专家们反复推敲后认定，对方所操的是北京地方话而不是普通话。这有重大意义，由此可确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北京市人，而不是外地人。
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及居住地在石景山区之内（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丰台西部，距石景山区并不远，而且交通方便），其中“重中之重”，应该在３３７路汽车总站附近。专案组明确了侦查范围，决定在３３７路汽车总站周围５公里范围内，挨门逐户，进行地毯式排查。
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工作，并没摸出有价值的侦查线索。
由此，“３？３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披上了越来越浓郁的神秘色彩。传闻中他被描绘得能够飞檐走壁，作案时忽来忽去，遇事反应之快，动作之迅速，逃匿之巧妙，均非常人所能想象。又一说法，对方枪法神奇，与警方遭遇时，子弹仿佛长了眼睛，凡拿枪的都被击中手腕，凡追击者都被打伤腿，而且弹无虚发。虽然事实与传闻有很大的差别，但对方枪法精湛是毋庸置疑的。
现场勘查和现场访查都在昭示着一个方向，使你在判断上形成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的递进式四重推理：
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
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中的特种兵；
案犯可能是特种兵中的特等射手；
案犯可能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参加过越战的人员。
这使我们的侦破工作兜了一个大圈，直到最后，你也不能完全排除它。这是由现场的特点决定的，现场特征就是这样的一个导向，否则你将无法解释———所有另外的解释反而都是不科学的。
通过对４起案件所获得的线索的综合分析，专案组对犯罪分子做出了如下刻画：
犯罪分子身高在１．７４米以上，年龄３０－４０岁之间，身体健壮，北京市人，住地（落脚点）在石景山区模式口３３７公共汽车总站附近，有参军史或者服刑史，有接触军事武器的经历。他单独作案，目标是袭击军人哨兵，手段残忍，手中有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五、一个幽灵，回到北京
时间倒推到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２日，白宝山的身上带着“释放证书”，盖着朱红的印章———
白宝山，３９岁，北京市人，原籍河北省徐水县，因抢劫、盗窃罪，１９８３年９月９日判处有期徒刑１４年，剥夺政治权利２年，现裁定释放。
签发单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新安监狱。
签发日期：１９９６年３月７日。
不能说白宝山一回到北京就想犯罪，就想抢劫武器去杀人———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两年后的１９９８年３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说：“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下午，白宝山携带笨重的行李，穿着一身绿军服———那是在石河子军人服务社购买的，风尘仆仆地回到他住过的老屋，北辛安的两间平房。这里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已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白宝山离开时，大弟还没结婚。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
白宝山推开房门，大弟和弟妹还没下班，屋里只有１０岁的侄女在写作业。他与侄女从未见过面。白宝山叫出侄女的小名———他是从大弟的来信中得知的，并做了自我介绍。他没在大弟家久留，仍背着他的行李，让侄女带路，找到父母的新居———北京模式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
见面是尴尬的，这一点白宝山早有预料。无论如何，他是从大西北回来了。然而，他的归来，也给家中带来了许多麻烦。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最初几日，先住母亲家，将来再从长计议。生活出路也是个问题。他没有钱。他还没办户口，也就无法找事干，一时没有生活来源。母亲周济他一些钱。大弟也常塞些钱给他，供他日常花销。
白宝山打算做点小买卖，还打算学开车———但这都需要他先把户口落下来。
１９５７年，白宝山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首都钢铁公司的职工。他３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一人靠工资养活他的两个姐姐、他和刚满周岁的大弟４个孩子。因贫困所迫，母亲不得不把他送到徐水老家。直到１９７１年，白宝山１３岁的时候，才返回北京。此时母亲已经改嫁，继父姓梁，也是首钢工人。母亲和继父已生下了小弟。小时候，白宝山没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农村，家里没钱上学。
回到城市，１３岁的白宝山与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一年级，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上到小学三年级时，他便辍了学。辍学后，白宝山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开始在一家街办的酱菜厂当临时工，那年他仅１６岁。后来，到１９７６年，他１８岁的时候，正式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录用，成为一名装卸工。
在工厂期间，他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因为他不爱说话，许多工友对他都毫无了解。厂里民兵搞训练，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每人打３发子弹，他居然打了个优秀。那次之后，白宝山千方百计向亲戚借到一支气枪，下了班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转悠，打鸟。一年之后，他的枪法练得极准，１５－２０米内，枪响鸟落，弹无虚发。同时，他的残忍性也有所表露，夜里他不睡觉，用气枪瞄着打老鼠，一枪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进墙角里。
孤独的人未必心理不正常，只是他们不喜欢交流。当然，孤独并不决定一个人走什么道路，不过孤独的人可能比开朗的人危险。如果白宝山能走正道，或许他能成为射击高手，说不定能获得奥运金牌，但他偏偏走上了另一条罪恶的路。
白宝山２３岁结婚，妻子是本厂女工，也姓白。一年后，他们生下一双儿女，龙凤胎。白宝山的家庭生活非常贫困，不能说贫困一定导致犯罪，但贫困对白宝山的心灵的确产生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加上他的独来独往，加上他无论白天黑夜喜欢四处游荡，加上他的“蔫大胆”，加上他排斥外界的阴暗心理，加上周围“坏孩子”的影响———盗窃的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开始是小偷小摸，渐渐发展到偷人家院里的自行车，勾结邻居家的孩子，结伙入户行窃，潜入工厂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领地扩大了，但他“顾家”的意识并没泯灭。他的盗窃行为触犯了法律，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４年。直至刑满获释，完成了他前半程的人生道路。
白宝山回到北京，已经跟１０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小偷小摸的事是不打算干了，做什么他还要再想一想。现在他的首要任务，是先把户口落下来，办理好身份证等手续，然后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现在的白宝山应该说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犯罪，并不是他惟一的出路。
六、户口、程序和它的负面效应
据白宝山交代，他第一次来到派出所，是由大弟陪同一起来的。
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他呈上释放证和有关材料。释放证上标着这样一行字：“本人必须在３月２４日前将本证明书送达北京市石景山区×××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这位片警正忙着其他事情，晾了他一阵，口气冰冷地说：“户口马上办可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白宝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片警听着不舒服，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白宝山受到深深的刺激，一种愤懑、一种敌意，甚至一种仇恨意识，立刻从心底翻了上来。在此之后，他一遍遍地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说的一样，被一次次地向后推延。白宝山的户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关于白宝山申报户口的问题，有关部门做过调查。派出所原负责该片的那位片警说：“１９９６年３月，白宝山持释放证来我所办理户口，我要他写出书面申请，交一寸免冠照片，４月份交来，因照片不符合规定，要他补照。几天后重新交上来之后，我对其进行入户调查走访，多次上门，白宝山均未在家。５月，白宝山的姐姐称他已上外地。１１月，我把白宝山的户口事宜转交给新任外勤民警小吕。”字里行间，都是秉公办事。那么，白宝山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
新任民警小吕接手后，曾去白家访问，白宝山外出未归。１９９６年１２月派出所核查户口，小吕在白家见到了白宝山，与本人做了谈话，访问了周围群众，掌握了基本情况。１９９７年３月向上申报时，再次到白宝山家回访。白宝山的大弟说，他已去了外地。白宝山的户口于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５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入户。
在给白宝山办理户口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宝山作案１０余起，杀害１５人，而他的户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宝山做最后一案，杀掉同伙的前一天。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距注销它的日子也已经不远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讽刺。
在法庭上，白宝山一遍遍地强调，他之所以重新犯罪，就是因为派出所不给上户口。“不给我办户口，就是不让我生活。我只能去抢。我认为，派出所故意刁难我。”
不久之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后边的小山上，时常出现一个穿着绿军服的高个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潜伏下来，静静地观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他的目标。
白宝山出狱时为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回北京不到一个月，他就认为第一条道路已被堵死，他只有第二条路可走。他要抢劫武器，在他仇恨的意识里，抢到武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死那个片警。
在一个月内连续不断袭击军人哨兵的犯罪分子正是白宝山。
３月３１日晚上，白宝山跳墙进入电厂，并没想当天动手，他是来踩点的。但他遇到了好机会———值勤哨兵身体不适，蹲在地上呕吐。这使他轻而易举就得了手。
搞到枪，白宝山反而冷静下来。他想，杀掉那个片警，他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暴露他自己，那就不如先干点别的。“五六”式步枪目标大，不好隐藏。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把步枪埋了起来。有了枪白宝山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但长枪携带不方便，白宝山打算利用长枪再搞短枪。于是他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哨兵，但他不知道哨兵背着的是空枪套，里边并没有装枪。在逃跑时，又与突然出现的巡逻警车发生枪战。
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
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带着短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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