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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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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活。当他作出选择的时候，他脑子里正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绍兴家乡的世界，它用多年积累起来的传统伦理和习惯意识，在他内心造就一种甘于忍受的心境，以至他一旦返口家乡，面对亲人，心理上便很自然地倾向于担任牺牲者的角色。另一个则是东京留学生活的世界，它刺激起他的血性，又灌输给他那么多理想和抱负，以至他一旦冲动起来，便情不自禁地粑自己想象成救国救民的志士。有意思的是，在他面对婚姻的时候，这两个世界并非简单地站在两边。一个诱使他接受，一个力主他拒绝，而是相反，它们彼此融合，互相渗透，一起把他推向朱安的怀抱。他决意为了尽孝而牺牲自己，当然是表现了传统伦理对他的深刻束缚，但是，这不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自信，一种有能力承担牺牲的重负的自信。甚至是对这重负的不自觉的轻视吗？你从这自信和轻视背后。是否又能看见那意气风发的启蒙心态的影响呢？他对朱安的怜悯，自然是表现了对弱小和无辜者的人道主义的同情，但是、他这样将朱安娶来，又弃她而去，不同样是造成她的不幸吗？他所以想不到这一点，也正反映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伦理思路的影响吧。同样，他预料自己活不长久而同意接受朱安，自然是表现了东京的激昂气氛的刺激，但是，这同时又表现了一种深广的悲观，一种对个人幸福的不自觉的放弃。而在这些背后，那绍兴的世界强加给他的阴郁心绪，不也相当明显吗？他为这场婚姻举出的三个理由，真是把他的内心矛盾的复杂性，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鲁迅因到东京，一定有一种轻松感，他可以抛开家里那些烦心的事，专心从事启蒙了。可他没有想到，就在东京，也有一连串烦心的事情等着他呢。
他早有一个办杂志的计划，到这一年返回东京的时候，已经聚集了几位愿意撰稿的同志，经费也有人答应提供，于是他兴致勃勃，设计封面，选择插图，最后连刊物的名字也决定了，叫做“新生”，一个标准的启蒙主义刊名，可是，事情很快又变了，先是，一位撰稿人去了英国，音讯全无，原先答应的稿件，一个字也不见寄来；接着是那位答应出钱的朋友，支支吾吾地食了言，剩下鲁迅和其他两位不名一文的人，对着那些插画和封面草图发怔。当初办杂志的消息传出去时，留学生中间便有人连声讥笑、一位冒失鬼甚至当面来问：你们办这杂志有什么用？现在是连杂志也流产，什么都不用回答了。
但鲁迅并不泄气。他一面在其他留学生办的杂志上接连发表文章，抒发那些他原想借《新生》来抒发的意见，一面又与也到日本来留学的周作人一起，筹借资金，寻找出版商，要将他们翻译的那批俄国和巴尔干作家的小说结集出版。经过一年多努力，书终于问世了，就是分成两册的《域外小说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新生》，倘能够有影响，多少也可以弥补《新生》流产带给他的失望。可惜的是，书的销路很差，上册印了一千本，下册印了五百本，可上下册加在一起。卖出去的还不到一百本。那堆积在寄售处库房里的剩余的书。足以将鲁迅内心又一次燃起的希望之火，彻底熄灭。
《新生》的流产和《域外小说集》的滞销，向他清楚地展示了留学生活的暗淡前景。他在日本已经住了七年，最初的狂热日渐消减。思想上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他也越来越容易怀疑和犹豫了。倘若在这时，能有实际的成绩做出来，那还可以坚定原先的启蒙信念，偏偏又接二连三地遭受挫折，就不能不使他为以后感到担忧：接下去做什么好？就这样坐在公寓里读书、学德语？也就在这时，绍兴老家又一次向他撒出网来：因为家中添了朱安，生计日艰：周作人又在东京读书，还要和那位自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急需接济，母亲希望鲁迅能回国谋生，以养全家——前面已经路途茫茫，背后又生出这么多牵制，两方面一旦合了围，留给鲁迅的回旋余地，也就没有什么了。一九0九年八月，他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十年的求学生涯。十年前他怀着寻找国家和个人出路的热情离家远行，可现在，他却为承担他其实并不愿意承担的责任而返回故乡，当他站在轮船甲板上回顾那离得越来越远的日本海岸线的时候，他的心情会是怎样呢？我想，他一定清楚地感到了命运之神的严酷和无情吧。
注释：
①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十九页。
②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一页，二十四页。
③鲁迅：《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二十六页。
④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六页。
⑤鲁迅：《文化偏至论》，《坟》三十六页。
⑥鲁迅：《摩罗诗力说》，《坟》四十九页。
⑦同⑤。
⑧鲁迅：《摩罗诗力说》，《坟》，六十二页，六十四页。
⑨同上书，五十三页。
⑩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三页。
１１同上。
１２鲁迅：《中国地质略论》，《集外集拾遗》，十八页。
１３鲁迅：《文化偏三沦》，《坟》三十七页。
１４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六页。
１５同上书，二十七页。
１６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五十页。
１７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0年版，二百五十页。
１８同１６
１９鲁迅：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四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三十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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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待死堂
鲁迅回到国内，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和化学教员。我见过他此时的照片：短发，西装，雪白的衬衫，系着领带，唇上留着短短的胡髦，很神气。这似乎正表现出他的心态，虽说是口园挣钱养亲，毕竟还挟着一股东京生活的豪气。你看儿个月以后，全校教员奋起抵制蛮横守旧的新学监，他会那样坚决地冲在前面，以至被人称为“拼命三郎”，就可以知道他的锐气还有多么旺盛。
但是，这时候的清廷已经摇摇欲坠，社会各界一片黑暗，即使身在新式学堂，空气也一样浊重难堪，且不说官僚的压制，小人的倾轧，就是那似乎应该真心未汇的学生，有时候也会使鲁迅大吃一惊。有一次上化学课，在教室里试验氢气的燃烧，他在讲台上放好一个氢气瓶，却发现忘了带火柴，只好对学生们说：“我去取火柴，你们别去碰这个瓶子，一旦空气进去了，再点火就要爆炸的！”可是，等到他拿了火柴回来，一点火，那氢气瓶“嘭”地就炸开了，他手上的鲜血溅满了雪自的西装硬袖，也溅满了讲台上的点名簿。到这时候，他才发现，原先坐在前面两排的学生部早已移坐到安全的后排去了，他们是知道氢气瓶要爆炸的！我真无法想象他当时看着这群学生的心情，说他们年幼无知罢，他们中有些人的年龄，早已超过了三十岁，那么是存心捉弄教员？倘真如此，他还有什么心情继续给他们授课？直到多年以后，他在北京还屡次提起这件事，可见刺激是如何深。那火柴引爆的岂止是一只氢气瓶？它分明引爆了埋藏在鲁迅心中的全部怀疑和不信任。
在杭州仅仅当了一年教员，他便离开，回到绍兴的府中学堂去当学监。大河都那样污糟，小沟里怎么会干净，他在府中学堂教了不到半年，就已经想辞职了，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的地方，才又勉强干了一学期。到第二年夏天，他无论如何不想再干了。他向上海的一家书店申请当编辑，还译了一点德文书去应考，结果被拒绝了。他又托朋友往其他地方找饭碗：“越中学事，惟纵横家乃大得法，不才如仆，例当沙汰。……而家食既难，它处又无可设法，京华人才多如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愿在他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①一面是“家食”的逼迫，一面是“纵横家”的排挤，他夹在这样的缝隙之中，心情自不免消沉起来。他此时只有一个好朋友许寿裳，可以发发牢骚：“仆荒落殓尽，手不能书，惟搜采植物，不殊向日，又翻类书，苔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也。，③语气间竟流露出一种凄苦。贫困和闭塞，向来是套在中国文人脖子上的两根绳索，你有再大的志向，一旦饭碗被砸，就立刻会访惶无措；纵有满腹经纶，一旦溶入宵小狠集的角落，也就毫无办法，徒然受气。古往今来，多少有才气有抱负的文人，被这两根绳索勒得奄奄一息。你看鲁迅，回国才两年，心情思路都已经和作“拼命三郎”的时候大不相同。他自己也知道，有一次对许寿裳讲述催周作人回国的事：“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三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悯叹也”，③很明白自己的精神活力，已经被艰难琐碎的生计之碾磨损得伤痕道道，就像十年前一样，倘若不能挣脱出去，他多半又要被他深恶的绍兴城吞噬了。
就在他一封连一封向许寿裳写信求援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几乎一夜之间，中国就变了颜色，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取代了宣统皇帝，千千万万中国人也由清廷的奴隶变为民国的公民。武昌起义后一个月，革命党人王金发带着军队，乘坐一队大木船抵达绍兴，当上了绍兴军政府的都督。以共和代替专制，本是鲁迅在东京奋斗的目标；浙江会党出身的王金发，曾经陶焕卿的介绍，参加过光复会，更算得上他的同志。因此，无论全国还是绍兴，形势的发展似乎都符合鲁迅原先的期待，王金发到绍兴不久，便委任他为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更容易使他产生希望，似乎天地果然翻了个身，新的时代开始了。
鲁迅又变成了“拼命三郎”。他奔走迎接绍兴的光复，还自己挟着指挥刀，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维持秩序。接手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之后，更是尽心尽力，从学生的睡眠一直管到他们的伙食，查夜，诊病，代教员批改作业，向王金发索讨经费，几乎到了事必躬亲的地步。他还支持几个学生办了一张《越锋日报》，替他们拟发刊辞，辟杂文栏，换着笔名写短文，针砭绍兴的种种时弊，甚至抨击军政府。昔日在东京筹办《新生》，撰写政论的热情，再度焕发出来。
但是，就像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绍兴是这样一个绍兴，不作根本的改变，只换几个当官的人，那就用不了多久，一切都会恢复原样。王金发很快就被原先的绅士们围住，得意洋洋地摆起都督的威风，连他手下的随员，穿布衣来绍兴的，不上十天，也纷纷换上了皮袍子，腐败的速度一点都不比旧官僚慢。鲁迅的日子很炔又难过起来，种种排挤且不去说，单是学校的经费，就要催了又催，最后干脆答复说：“没有了！”他这校长还怎么当？回到家里，他忿忿地对母亲说：“绍兴地方不好住！在在绍兴非要走衙门，捧官场不可。这种事我都搞不来！”④王金发不给学校经费，却送了五百块大洋去收买《越锋日报》，那几位年轻人居然也收下，鲁迅跑去劝阻，竟碰了一鼻子灰。上面是这样的军政府，下面是这样的反对派，辛亥革命前那种视绍兴为“棘地”的念头，自然会重新浮上他的心头。中国的老话说，危邦不入。既然绍兴不可居留，那就还是走吧。不到一个月，《越锋日报》馆果然被王金发的士兵捣毁，就更证实了他的判断：从少年时代起，绍兴就一直使他蒙受压抑，即使辛亥革命，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他再也不用抱什么希望，他韧绍兴这座城市的缘分，已经尽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许寿裳的推荐，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去当部员。这不啻是向他开启了一扇逃脱绍兴的门户，他当然要夺门而出。一九一二年二月到南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北迁，他又被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的金事；兼社会司第一科科长，于是在五月底抵达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五年，鲁迅在教育部做了十三年的佥事，他对工作相当负责。为筹办历史博物馆，他曾经捐出个人收藏的文物；有一次，办公室里堆着一批送往德国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文物，他甚至通宵守卫，不眠至晓，那一，套通行几十年的汉语注音字母（6、夕、门、E……），就是他和许寿裳等人在一次教育部的“读音统一会”上建议通过的。由于协助筹办一个展览会，他还获得教育部的一枚奖章。甚至到西安讲学，他也不忘记指名看西安“易俗社”的秦腔演出、还捐款给这个剧社，因为它受过教育部的褒奖，正在他工作的范围之内。他是个认真的人，既然拿着官俸，做事自然不会马虎。但是，他初到北京时的格外尽力，是否也因为这是一种新的生活，他愿意自己的命运有个转折，所以特别殷勤呢？希望自己的生命能有一个值得的意义，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欲望，虽然鲁迅经历过那么多挫折和失望，现在这远离绍兴，依时办公的生活，毕竟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倘他固此产生某种隐约的希望，不也是非常自然的吗？
可是，北京的生活很快又变得难捱起来。鲁迅一个人住在绍兴会馆西侧的一排僻静的小屋中，除了去教育部办公，便是一人向壁，寂寞和无聊与日俱增J匕京官场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随着袁世凯当皇帝的欲望日益强烈，他手下的鹰犬也日益猖狱。他们特别警惕政府内部的文官，不断地捕人，以此威吓那些可能反袁的官员。鲁迅偏偏又是随蔡元培北上的官员，属于南方的革命党，就格外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在教育部内，蔡元培已经辞职，新任总长视鲁迅为蔡党，也正在寻找机会，要将他赶出教育部。怎么办？看看教育部的同僚，都纷纷学古人的样，或嫖或赌，或古玩或书画，公开表现自己沉湎于某一种嗜好，来逃避袁党的猜疑的目光。连那位蔡锷将军，也是躲在名妓小凤仙的房中，才保下一条命，鲁迅除了学大家的样，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是，他生性简朴，不爱赌，也不喜嫖，买古玩书画吧，又没有那么多钱，只好选择一种较为省钱的事情一丛石刻拓本抄古碑，作为自己的“嗜好”。于是，他每天上午九十点钟起床，梳洗后直接去部里办公，到黄昏时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碑，看佛经，读墓志，常常要到半衣一两点钟。买来的汉碑拓片大多残缺模糊，抄起来极费心思，有时候抄清一张要好多天，既能远祸，又能消磨长夜，鲁迅渐渐还生出校勘的兴趣来。一夜连一夜的孤灯枯坐，时间也飞快地流逝，一眨眼，竟抄了五六年。
当然，在绍兴也罢，在北京也罢，饺鲁迅真正难捱的，都不仅仅是政局的无望和官场的压迫。当他劳累了一天，在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室里独坐抽烟的时候，当他在绍兴会馆的静夜中辗转难眠，静听窗外老槐树叶的簌簌声响的时候，他会不会后悔自己过去的天真呢？当初在日本，以为天地广大得很，也就不怎么在意与朱安的婚姻，甚至对人说，那是母亲娶媳妇。可他现在回来了，发现天地原来那样低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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