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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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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得很,也就不怎么在意与朱安的婚姻,甚至对人说,那是母亲娶媳妇。可他现在回来了,发现天地原来那样低窄,自己也并无振翅高飞的能力,其实是只能在一块极小的地面上兜圈子,而在这个圈子里,正有朱安与他朝夕相对:到这时候,他才真正尝到那场婚姻的苦味,才明自过来,是自己娶了媳妇。倘说朱安是个包袱,它可并不是压在别人身上,而是压在他的身上。
他的天性毕竟温厚,一直勉强自己,对朱安以礼相待。有一次朱安娘家经济拈据,他还寄钱去资助过。我甚至相信,他曾经作过努力,要和朱安建立某种情感的交流,她毕竟是他的妻子,越是在社会上遭遇种种的不如意,那种想在家庭中寻求安慰的冲动,也自然会越加强烈。我更相信,朱安一定也竭其所能,尽量来迎合鲁迅,她知道鲁迅不喜欢她,但她既然嫁到了周家,就甘愿一辈子陪伴他,能获得他的接纳,是她后半生的最大目的。可是,他们之间的智力和文化差距实在太大,鲁迅对她又没有感情,稍一接触,便会发现她的种种缺陷,那点原来就很微弱的交流的热情,很容易就消退下去。他对母亲抱怨说:“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话就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⑤连活都不想谈,从鲁迅这一面说,已经是将朱安视同路人了,可是,他们又必须住在一起,你想想,从早到晚,都要和一个其实连话都不愿对她说的女人在一起,这种处境,真可以算是上帝施加给人类心灵的最难捱的苦刑了。
他当然要逃避,可是,倘不离婚,这逃避的余地也就很有根,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家独住。所以鲁迅回国之后,先是住在杭州,后来回绍兴,也多半住在师范学堂的宿舍里,很少回家过夜。他在托许寿裳给他介绍工作的信中,特别写上“虽远无害”,就正是出于这种离家避居的愿望。后来去南京,去北京,他都是独自一人,情愿忍受种种独居的困苦,也不肯将朱安接来同住。在绍兴会馆的七年间,他都是一人独居,倘不是
母亲几次来信,要他接她们去北京,他恐怕还会一直这样逃避下去吧。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逃避。朱安是不在身边了,婚姻的束缚依然紧跟着他。至少在初到北京的几年里,他几乎没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他才三十几岁,每个体格健全的男人都有的那些欲望和渴求,他同样也有。它们得不到宣泄和满足时的痛苦,更会对他造成精神和生理上的双重折磨。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在至少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过着禁欲的生活,我真难以想象,他是怎样经历这一切,又是用什么方法来缓解那些折磨的。郁达夫曾经引他一位学生的话,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压抑性欲的意思。”⑥我不想说事实就一定如此,但可以肯定,为了长时期地克制自己的孤独感和性欲,他一定用过各种艰难的手段,在心理和生理上也难免要付出代价。鲁迅学过医,很知道这样的禁欲生活对人会有什么伤害,他后来写道:“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⑦这些话虽有特定的指向,他对鸦身者的心理变态能有这样透彻的把握,显然是掺人了自己的切身体验。明知道这是一种折磨,却还要挑选来担着,因为倘不如此,就必须担任另一种更苦的罚役。请想一想。他是在用什么样的心情过日子?
难怪在绍兴的时候,甚至还在杭州的时候,他就逐渐养成了一种不修边幅的习惯。我们都还记得他刚结婚的时候,是如何被乡人看成漂亮的人物,也记得他归国初期,留在照片上的那副西装革履,英气勃勃的神情。可是,才一两年的时间,到辛亥革命之后,他竟是以这样的模样出现在绍兴师范学堂:神色苍白,面容削瘦,头发长到一二寸,不修剪,根根直坚,简直像四五十岁的人:一件黑色棉布袍,从秋天直穿到冬天;黑色的西装裤,再加上黑色的袜子与皮鞋;不多说话,脸上也没有什么笑容——这变化真是太大了!一个人的衣着习惯,正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态度。中国向来有故意穿得破破烂烂,显示洒脱不拘的名士风度,但鲁迅不是这种人,他并不愿意自己囚首垢面,譬如对自己的胡子,就经常拿着剪刀修剪。但他事实上仍然养成了随意马虎的衣着习惯,而且不仅在穿衣上,其他诸如被褥的软硬薄厚,家具的舒适与否,他都颇为随便,他甚至嘲笑别人使用生发油之类的化妆品,这是否正表现他对自己的一种深藏着的不在乎呢?男人久不与女人交往,往往不惮于邋边,但你从鲁迅身上看到的,却不只是这一点。自成年以来,他辗转奔波,苦苦追求,却不断受挫,处处碰壁,现在又蛰居在这寂寞萧索的北京城中的一角,国家社会的前途也罢,个人的功名事业也罢,他都不能不看淡,不能不放弃。而既然如他后来所形容的,在婚姻大事上饮用了“慈母……误进的毒药”,⑧对自己的个人幸福,他也不能再抱什么希望了。他刻了一方石章,曰“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做“俟堂”。笔划虽不同,意思是一个,就是“待死堂”。他竟会取这样的名号,刻这样的印章,就是再粗心的人,也不难想见他的心情,一种对于社会和个人的深刻的悲观,一种对于历史和将来的凄苦的绝望,正文织成他这时候的基本心态。我所说的那种深藏在他内心的对自己的不在乎,就正是指的这一点。
鲁迅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已经结束了。仗着童年时代养成的天性,也因为青年人的乐观和天真,他一直都没有认真去正视自己的命运,也一直不愿意放弃乐观进取的理想。可是现在,他不但被迫回国谋生,更满饮了回国之后的十年的人生苦酒,就是再不情愿,他也只能承认,自己是已经被赶进了一个深坑,环顾四周,似乎都没有爬出去的可能,那就干脆坐在里面等待,任凭你什么东西,包括死亡,都请来吧!一种极度的愤激,使他对自己的命运的理解,第一次和那命运本身吻合了。
注释
①鲁迅: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十二页。
②鲁迅:一九一0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卷,六页。
③鲁迅:一九一一年三月七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卷,九页。
④阮和苏:《谈鲁迅二三事》,绍兴纪念馆编:《乡友忆鲁迅》,一九XX年版,三十九页。
⑤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薛绥之主编:《鲁迅生乎史料汇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四百八十三页。
⑥郁达夫:《回忆鲁迅》,《郁达夫文桌》第四卷,广州,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二百零六页。鲁迅:《寡妇主义》,《坟》,一百九十六至一百九十六页。
⑦鲁迅:《杂感》《华盖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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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戴着面具的呐喊
但是,就在鲁迅自以为无望,只能“待死”的时候,从那深坑的上面,却又悄悄地垂下了一根绳梯,它就是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年夏天创办的《新青年》①。这位因参加“二次革命”而被迫流亡日本的安徽人,年龄与鲁迅相仿,性情却远比他开朗,刚刚回到上海,就一心要和袁世凯们再战一场。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指望政治和军事斗争,而是转向思想启蒙,他的目的也不再是推翻一个袁世凯,而是要铲除滋生军阀专制的整个文化和思想传统,他在心里恨恨他说:别看在政治和军事上斗不过你们,我现在用新思想和新文化唤醒年轻人,看你们还能站得稳身!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战斗情绪的催促下,陈独秀将《新青年》办得生气勃勃,很快就引起了北京、四川甚至远在美国的志同道合者的响应,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等人先后参加了编辑部。正巧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决心将这所官气极重的京师最高学府改造成新思想的大本营,便将陈独秀和胡适们请去当教授,《新青年》也随之迁往北京,声势更为壮大。到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北京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文科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它激动了几乎每一个敏感的读书人的心。
鲁迅住在北京,又在教育部任职,对这场越刮越猛的新文化运动,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他开始却并不重视,也不以为它会对社会有多大的作用。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了《新青年》,便特地买来看,着完之后,却没有多大兴趣,就丢开了。对蔡元培改革以后的北京大学,他的印象也不好:“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③甚至到一九二0年,“五四”学潮发生一年多了,他还这样说:“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3一个准备“待死”的人,对世事的理智判断自然容易悲观。
但是,就在他的理智如此消极地看待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他的生命本能却作出了热烈的反应。他毕竟还不到四十岁,就是理智上再绝望,生命的本能冲动也不会甘心,它总要时时冒上来,想拽他离开那单人禁闭式的生活。因此,一旦听见绍兴会馆外面的新文化运动的声浪,它自然就要抓住不放,以此来刺激鲁迅内心的怀疑意识,将它引向与原来相反的方向,不是怀疑乐观和理想,而是怀疑悲观和绝望:我的命运就真是这样地不可改变了么?难道就只能这样消磨余生了么?就算不能摆脱母亲给自己设下的婚姻桎梏,在对社会的改革上面,我也一点都不能出力了么?社会给了我那么多伤害,为什么我就不能用呐喊来报复它呢?即便于实际并无多大的帮助,至少可以使自己振作一些?……在人的各种意识当中,怀疑意识常常是最有力的,它本身不需要提出证据,也就很难用什么证据彻底地驳倒它。越是内心矛盾的人,越容易接受怀疑意识的影响,因此,鲁迅的生命本能一旦获得这怀疑意识的帮助,悲观主义的理智就不大能再长久地压制住它。到一九一八年,他终于接受钱玄同和陈独秀的怂恿,开始向《新青年》投稿。先是小说,再是诗,再是杂文和长论:以投身新文化运动为绳梯,他决意要爬出那个“待死”的深坑了。
要爬出去却不容易,他先得克服一个很大的心理障碍。他这样描述钱玄同动员他投稿时,他的心理活动:
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
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
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嚷起来,
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
无可挽回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
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
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
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④他说得很坦率,虽然是决意呐喊了,心境却和在东京策划《新生》的时候大不相同,也和绍兴光复后率领学生上街游行的时候大不相同,当年那种真理在手,理想必胜的信念,那种慷慨激昂,志在天下的雄心,已经所剩不多,他现在的“确信”是在另一面,那就是铁屋子的“万难破毁”。倘若层层追究他提笔作文的最终动力,那大概只有一个“不甘心”:不甘心自己就只有这样的命运,不甘心社会就这样保持对自己的胜利。但是,他又要投身一场宣传新思想的运动,尤其是这样一场中国式的意在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文化运动③,他必须像陈独秀们那样扮演一个演说家和鼓动者的角色,必须向公众不断地发表意见。而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为着特定的社会政治目的发动起来的运动当中,发动者并不能自由选择自己想说的话,他们最初设定的目标,早已为他们划定了说话的范围。你不是想唤醒民众去铲除专制吗?你就只能在你的思想武库当中,选那些最能迅速地打动人心,最能激发人反抗冲动的兵器来挥舞。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陈独秀们手中的新思想,全都是从西方搬来的,人道主义,进化论,科学和民主,诸如此类,大家都相信它们是最有效的思想武器,几乎每一个投身新文化运动的人,都情不自禁会拉开嗓子,热烈地鼓吹它们。不用说,鲁迅倘要给《新青年》写稿,也就只能讲这些东西。
这就是他的心理障碍:一方面,他必须加入陈独秀们的思想合唱,必须装得和他们一样满怀信心,以为用这些外来的思想就一定能改造中国,可另一方面,他心里又并没有这样的信心,他相信的东西甚至正和它相反,这怎么办?
从他那段有关“铁屋子”的自我描述,可以看出他是通过这样两步克服自己的障碍的。第一步,还是靠那个怀疑意识,虽然自己拥有“必无的证明”,钱玄同的希望却是指向将来,只要前面还有一个将来,你就不能说它一定不能实现,在这里,他运用的正是那种“即使太阳已经从东边升起了一万次,也不能说它明天就一定不会从西边升起”的推论。第二步,既然钱玄同式的希望也能成立、那就不必在它和自己的“确信”之间弃一择一,而是两者都不妨接受,心里保留“确信”,手上却开始“做文章”,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干脆戴一副面具。从严格的启蒙主义标准来看,这自然是一种信仰上的不彻底,一种对待内心矛盾的灵活性,但是,鲁迅恰恰是靠着这种不彻底和灵活性,才跨过了那个心理障碍,发出启蒙的呐喊。他早已过了信仰纯一的年龄,思想上只会越来越复杂,现在却在扮演一个信仰坚定的角色,除了戴面具,他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在整个二十年代,他甚至都不否认这一点。一九二五年他对许广平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③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写道:“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候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借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这已经是和盘托出了。
于是他摆出了慷慨陈辞,大声疾呼的神态。他抨击现实中种种鼓吹迷信,乱诌“鬼话”的怪事,更驳斥社会上种种捍卫“国粹”,诋毁新学的谬论;他号召觉醒者“大叫”,一直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③更希望青年人“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他极力鼓励:“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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