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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需要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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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挺过了这次危机。事件过后，上海中国银行的信誉大增，有钱人和生意人纷纷把钱存到这里。银行吸收的存款反而超过了危机以前。而张嘉璈，也被称为有胆有识的银行家，声名鹊起。
1917年，张嘉璈从上海来到北京，出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实际主持中国银行日常事务。到任后，张嘉璈开始大力改组中国银行。改组的核心原则就是强化银行的独立地位，使银行的发展尽量不受政局变化的影响。 。。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9）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大清银行，有很浓厚的政府背景。进入民国以后，中国银行非政府的商股比重一直在增加。政府背景逐渐淡化。张嘉璈上任以后，更是一再扩充商股比例。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银行的商股比例居然达到了99％，政府在董事会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
按说，这样高的商股比例，银行应该可以摆脱政府的控制和影响了。可惜，新的历史时期来临了。北伐战争以后，南京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一个控制社会能力更强的政府出现了。
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多次向上海的银行和财团索要大笔资金。其中一次就向中国银行索要了1000万元，而当时中国银行的总股份才3000万元。银行家和商人们感到极大的压力。张嘉璈叹道：“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财政，前途悲观在此”。
但张嘉璈并没有放弃银行独立化的努力。南京国民政府有意将中国银行彻底改为中央银行，财政部长宋子文专门就此与张嘉璈洽谈，要求提高政府的股份比例，政府股比要超过商股。张嘉璈委婉地表示反对，他认为，银行要想发展，就必须取得独立地位，能够按照市场规律从事各项金融业务，而不是成为政府的筹款机器。如果政府股比超过商股，银行势必严重受到政府人事变迁的影响，财政部长的人选将直接决定银行的发展。这样一来，银行的经营将非常困难。
张嘉璈建议政府为社会保住中国银行这块来之不易的金字招牌，另行拨款，组建专门的中央银行，用作政府实施金融政策的工具。同时，将中国银行改组为专门的外汇经营银行，专业经营进出口汇兑业务，将交通银行改组为专门的实业银行，为国内工商界提供金融支持。三家银行分工合作，共同构建国内的基础金融机构和现代化银行体系。
政府接受了张嘉璈的建议，成立了中央银行，并批准中国银行成为专业汇兑银行。在张嘉璈的带领下，中国银行开始了专业化改组，逐渐具备了外汇经营的竞争优势。这种特点一直保持到今天。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虽然都可以经营外汇业务，但以中国银行的实力最为雄厚，国内外的机构最为完备。这种专业化优势正来自于张嘉璈当年打下的基础。
虽然张嘉璈在中国银行专业化改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他所设想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分工协作的银行体系并没有完全成为现实。南京政府新成立的中央银行实力薄弱，并不能充分发挥国家银行的作用。中交两行仍然承担了货币发行、国库收支、国债垫款、公债发行等央行业务。三行的职能未能完全区分。在这种情况下，三行中实力最雄厚、社会信用最好的中国银行担当了最多的职责，也招致政府越来越强的完全控制的愿望。
进入1930年代以后，官僚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开始全面兴起。自由市场经济的空间被逐渐压缩。到了1935年，南京政府开始了全面垄断经济的进程。在金融领域，政府再次大幅增加中国银行的官股比例，吞并中国银行的愿望显露无疑。这就和张嘉璈公然违抗北洋政府命令以来独立经营银行的努力直接对立了。南京政府意识到，想要吞并中国银行，必须首先排除张嘉璈。
蒋介石在给孔祥熙的电报中直接指出，张嘉璈必须“完全脱离中国银行关系”。1935年3月，在张嘉璈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南京政府突然宣布任命张嘉璈为中央银行副总裁。这个任命看似提拔，实际上是剥夺了张嘉璈在中国银行的实权，以一个无足轻重的空衔代替。张嘉璈得知消息以后，极为愤怒，拒绝出任中央银行副总裁。但这时的中国银行，已经无力反抗政府的压力。张嘉璈虽然可以拒绝出任中央银行副总裁，但他也不可能继续留在中国银行了。3月25日，张嘉璈被迫宣布辞去中国银行总经理职务，并从此和中国银行脱离关系。随后，中国银行进一步增加官股比例，彻底成了政府的金融工具。
后来，蒋介石鉴于张嘉璈在社会和商界的重大威望，为了笼络人心，把张嘉璈列入政府内阁名单，任命他为铁道部长。张嘉璈接受了这个任命。
1970年代，旅居美国的张嘉璈在接受采访问及当年离开中国银行事时说道：“财政当局要拿银行当国库，我却以为银行是银行，国库是国库。这一点意见不合，所以造成了我离开中国银行”。
商人之独立经营地位，为市场体系健全发展之前提。政府可以成为商人的顾客，从市场中购买商品和服务，但并不应该成为商人本身，也不应该谋求对商人独立地位的剥夺。政府和市场的这种关系，不但不因为银行在市场体系中的重要性而减弱，反而因为银行的这种重要性而更要坚持。事实上，1930年代以后，正是因为政府控制了国内的银行体系，才多次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其对社会的破坏性远远超过了以往普通的金融危机。政府信用也随着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而丧失殆尽，同时失去的还有政府的合法性。
面对强势的政府，张嘉璈这样的大银行家都败下阵来，可以想象，当时普通商人的遭遇会是怎样了。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权逐渐落到了官员手中。原来那些在市场中创造了经济成功的企业家，要么地位降低，要么就被吸纳到政府中去，从企业家转变为政府高官。当商人们逐渐失去自主经营权以后，中国一度出现的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也就不复存在了。商人们虽然仍保持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没有立刻被全面剥夺，但一种趋势——国家吞并社会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只要这种趋势存在，自由被全面剥夺、社会被全面压抑就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当代中国（1）
东来顺的涮羊肉还好吃吗？
老字号的创办者都是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往往是白手起家的平民，凭借个人的努力和天赋开拓出一片天地。如果这种精神延续下来，老字号就会继续是市场中的强者，是其他人追赶和效仿的榜样。但这种精神失落了，许多老字号就成为需要刻意扶持的弱者。
1950年代，中国快速进行了公私合营运动，把原来私人所有的工商企业强制转变为国营企业。那些在市场中享有盛名的老字号工商企业自然不能例外，他们也全都变成了国营企业。
经历过计划经济的失败以后，现在回头去看这段历史，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转变是在彻底破坏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效率下降和其他多种弊端。但是，也许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负面效果其实出现得非常快，实际上，公私合营不久，市场机制被破坏的后果就显现出来了。
著名的涮肉馆东来顺初创于1914年，到了三四十年代，东来顺的涮羊肉己驰名京城。东来顺也得以跻身京城著名老字号之一。东来顺的涮羊肉，多年来一直保持选料精、加工细、佐科全、火力旺等特点。1930年代，每年销售旺季销出的羊肉在十万斤以上。
公私合营以后不久，1950年代后期，东来顺的涮羊肉突然变得不再好吃了。那时，人们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制度不久，还敢于发发牢骚。于是，就听到了这样的传言：“社会主义还是不如资本主义好。资本主义的羊肉到社会主义后都不好吃了。”
这种舆论甚至惊动了政府高层。有关方面的大员为此亲自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发现了两个主要问题：一、公私合营以后的国企对原有的“规矩”进行了想当然的改造；二、原材料进价出现了问题，企业不得不以降低质量作为应对。
具体来说就是，东来顺的涮羊肉原先只用35斤到42斤的小尾羊，这种羊的肉质鲜嫩，涮起来非常好吃，这是东来顺的多年经商之本。可是成为国企以后，东来顺就把这个严格的原料标准抛弃了，老山羊、老绵羊、冻羊肉都拿来用，全端给客人涮，这样的羊肉，煮着吃都嫌老，别说涮了，怎么可能好吃呢？刀功也不讲究，切得没有以前那么细而薄。东来顺一贯十分讲究刀工，多少肉切多少片，羊肉片多宽多薄，都是有严格的规矩的。转为国企之后，这些细致的规矩就大为荒疏了。
原材料价格方面的问题是，政府的统一价格体系造成了东来顺原材料的进价偏低，不足以维系原有的高质量。做涮羊肉的羊肉价格本来是元1斤，公私合营以后统一了进价，必须和其他饭店的羊肉持平，一律是每斤元。在此低价之下，涮羊肉的肉质当然会急剧下降。
与东来顺情况类似的还有著名的全聚德。公私合营以后，全聚德的烤鸭也不如以前那么爽口了。消费者对此意见很大。有关方面实地调查后发现，全聚德烤鸭不好吃的原因跟东来顺的情况类似。全聚德烤鸭以前用的是专门的鸭子，这种鸭子从小喂起，有严格的喂养规矩，要喂养100天左右，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粮食统购统销和公私合营后，价格没有差异，企业也失去了自己寻找原材料的权力，全聚德的鸭子统一由国家调配，差不多都是来自劳改农场的老鸭子。这种鸭子烤出来不脆，咬不动，当然不好吃了。 。 想看书来
当代中国（2）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保持老字号原有的优质，有关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包括：对有些商品，如百货中的一部分，国家不再统购统销，而是要进行相应的质量选择，好的要，不好的不要，以形成好货价高、次货价低的差异性格局；实行奖金制度，调动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尽量做到内行管理，强化责任制度；保证供应好的原料，以确保国有企业的产品质量。
显然，这些措施都是在保持国有企业制度的前提下，效仿自由市场体系的做法，实现局部的修改和调整，试图创造出类似市场竞争的激励制度。
但是，这些效仿自由市场体系的做法是不可能真正创造出有效的激励机制的。市场体系的激励机制不可能在非市场的环境中发挥作用。效仿只能得到皮毛，真正内在的经营机制是无法效仿的。于是，人们看到，不管怎么努力改革，这些老字号在成为国企以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失去了原有的竞争力和创造力。产品质量下降其实不过是诸多负面结果之一而已。
老字号的困境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时期还不明显。那时，物资极度匮乏，人们无暇考虑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准，能够买到东西就谢天谢地了。
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渐恢复，物资供应紧张的局面不复存在。人们越来越关注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准，作为国有企业的老字号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也就越来越明显了。面对市场中大量出现的新竞争对手，老字号很少有表现出强劲竞争力的。有关部门确认的1600多家“中华老字号”中，目前勉强维持现状的占70％；长期亏损，面临倒闭破产的占20％；效益好的只有10％。2001年3月，有着300多年历史，曾经号称“北有王麻子，南有张小泉”的著名老字号企业北京“王麻子”剪刀厂，因为连年亏损，向法院申请破产；曾是杭城西点第一品牌的“海丰”西餐社，因为没有及时进行产品和管理更新，被许多后起的西点生产企业超越，不得不在新世纪到来之时黯然倒闭。
所有的老字号，原来都是市场竞争中的胜者和强者。他们的创业者，许多都是两手空空的平民。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他们在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开创出了享有盛名的企业，但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老字号的绝大多数却成为无法自保的可怜者。不要说战胜竞争对手，如果没有外界的刻意帮助，他们甚至都不能继续生存。
在探讨老字号危机这个问题时，最常听到的理由就是这些企业由于历史悠久，因此积累下许多经济包袱，比如过多的退休人员，陈旧的设备，难以革新的传统工艺等等。总之，这些企业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一个垂垂老者，很难把他们和生机勃勃的市场竞争者形象联系在一起。他们悠久的历史好像正是他们最大的负担。
可是，如果看看世界上那些大企业的话，就会发现，其中最强大、最不可战胜的企业往往正是那些年代悠久、历史绵长的老字号。杜邦公司创立于1802年，汇丰银行创立于1865年，通用电气（GE）成立于1892年，IBM成立于1911年。这些企业无一不以其悠久历史而自豪。从来没听到他们抱怨自己的历史太过漫长，以至于给现在造成了严重的负担。实际上，悠久的历史是这些企业最可宝贵的财富。正是由于拥有悠久的历史，他们才得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庞大的资本。
当代中国（3）
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遇到并且战胜了各种各样的竞争对手，他们经历了战争和革命、危机和萧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在几十上百年中，他们取得了各种各样的成功，也犯下了各种各样的错误。无数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教训使他们拥有了那些新进入市场的竞争对手所根本无法具备的优势。他们的悠久历史，正造就了后来人难以逾越的高峰，而根本不是什么沉重的历史包袱。
虽然都是地地道道的百年老店，但很少有人把那些巨大的跨国公司称为老字号。老字号这个概念，似乎专指那些已经失去市场竞争力，只能依靠回忆过去、打文化牌来生存的所谓传统老号。这些老字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市场经营者的形象，而成为某种文化符号。而老字号蜕变为文化符号的过程，实际上正蕴含着老字号失去活力的深刻原因。
老字号蜕变为文化符号，根本的原因当然是由于市场机制的长期被压制。但更内在的原因是企业家精神被官僚机制所代替。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无非来自于企业家不断在市场中寻找盈利机会的探索。公私合营却以国有企业的官僚机制代替了企业家精神。这就从根本上抽去了老字号的灵魂。
老字号的创业者们都是杰出的企业家，他们的勇于探索和积极竞争造就了成功的企业。剥夺了他们的地位，自然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老字号的内在活力。接手的官僚，即使是合格者，也只能做到维持原有状态。这是官僚机制的固有逻辑，无可改变。而外界环境不可能停滞不变，当环境变化以后，官僚化的企业不可能以新探索开拓新局面。因此，在新的市场条件下，老字号往往会变得不合时宜。看上去，这好像是令人惋惜的文化失落，但其实这是无法应对市场变化的经济失败。
诺基亚公司的历史已经超过140年，移动通讯的历史当然没有这么长。实际上，直到1967年，经过公司合并，诺基亚才开始多角化进入电子业，以电讯业为发展重点。这以前，诺基亚的主要生意是制造纸浆及消费用纸品。如果诺基亚是中国式的老字号，现在也只好继续生产有着悠久历史的诺基亚牌纸张。摩托罗拉以前则是生产电视机的。被人挤出市场，转而投身于电信产业。现在，他们都成了新领域的领跑者。以往的历史并没有阻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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