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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需要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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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津津乐道于老字号的文化含义。如果他们意识到，这种文化含义实际上是企业家精神被彻底毁灭之后的废墟，他们会有所触动吗？
政府有多少个部才合适
政府里面应该设立多少个部，设立哪些部，这是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决定的。所以，要想精简机构，必要先放弃权力，把原来集中在中央的权力分散到社会中去，增强社会的自治能力。这是精简政府机构的唯一可行之路。
历史上的中国，隋唐以后，政府下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些部可以和现代社会中政府的某些部大致相对应，刑部对应司法部，兵部对应国防部，户部对应财政部，但这种大致对应决不是相同，古今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另外，由于古代和现代社会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不同，六部制缺少了许多现代政府必不可少的职能，比如，一般在政府各部中位列第一的外交部，在六部制中就没有对应者。传统中国社会，视外国为附属或蛮夷，无意与外界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也就没有专门的外交部门。鸦片战争以后，欧洲人来到中国，清政府仓促应对中，才发现竟然没有这方面的专职人员，于是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专事外交的政府机构，这就是著名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后来外交部的前身。
当代中国（4）
重大的政治体制变革往往伴随着政府机构的大变化。清末以来，中国面临“二千年未有之变局”，政府机构自然也不能维持原状。国门打开之后，现代社会的种种因素逐渐进入中国，传统的六部制变得不合时宜，亟须变化。清末的立宪制改革中，新官制成为政体变革的一个核心内容。这次改革，清廷仿照西方的政府体制，设立了内阁十个部，分别是：外交、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理藩。
这些部的设立，明显地表现出了时代的变迁。新设邮传部，反映了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邮政业正在中国快速发展。当时的交通业可是高技术、高投资的“双高产业”。邮传部的骨干力量，后来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集团——交通系，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交通、金融乃至政治、外交的发展。陆军部、海军部的设立，标志着现代化的军队体系代替了原有的军机处、八旗和绿营。外交部则意味着中国接受了基于国家平等原则的现代国际关系秩序，放弃了原来的朝贡体制。
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由于清政府私心太重，内阁被塞进了太多的皇亲国戚，被讽为“皇族内阁”，声名狼藉。但是，这次变革的方向毕竟是趋于现代化的，为以后*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以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国成立。*的首任内阁设立了十个部，基本沿袭了清末立宪改制后的政府体制。这十个部是：外交、内务、陆军、海军、财政、交通、司法、教育、农林、工商。
从首任内阁各部总长（也就是部长）的人选可以看出这些部在政府中的重要性。外交、内务、陆军、海军、财政、交通这六个部，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人物或者其他亲袁人物占据，而与北洋系并立的同盟会只得到了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四个部。显然这些部不那么重要，否则袁世凯不会让与外人。同盟会想要推举黄兴出任陆军总长，但遭到了袁世凯的拒绝。这个位子留给了袁世凯的心腹段祺瑞。
内阁各部的重要性不同反映出一个现实，那就是民国初年的政府基本上还是一个传统型的政府，不是那种现代全能型的政府。这种传统型政府，核心职能是外交和国防，辅以有限的财政和国内事务职能。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调节国民收入等等现代政府最关注的问题，却不是传统型政府的施政重点。
民国成立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人们多把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认为世界大战使得欧洲列强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这种说法有着明显的矛盾。欧洲列强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和外来投资的重点。这些国家陷入战争，对中国只能是负面因素。
实际上，当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真正原因在于，一方面。民初政府制定完善了商法、公司法、商标法、专利法等等现代法律，基本建立起成体系的现代法治环境，同时，当时的政府规模很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少干涉，工商业者有相当的自由发展空间。这些才是当时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应该说，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在许多方面是后来所不及的。后来的执政者，不断扩张政府的权力，社会、民间的自由度越来越小。 。。
当代中国（5）
北伐以后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奉行孙文所倡之五权宪法——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国家政治的重心由内阁转向政党。政党以各种委员会的形式掌握国家权力。同时，这一时期内忧外患不断，内战外战频发，军事机关的地位尤其突出。政府体制一直没有走上正轨。
1949年以后，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在中国确立。这种效仿苏联的政治体制的核心特点就是，国家对社会方方面面进行全面掌控。
国家全面掌控社会，自然意味着其他的政治组织和民间的经济、文化等组织都要统统纳入政府的组织体系。结果，政府部门的数量大幅增长。
现在的国务院，当时叫做政务院。下辖各种部、委员会、局等单位五六十个。许多在其他国家由商业公司、民间组织经营管理范围的事务，在中国都有专门的部级单位直接管理。比如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治淮委员会、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等等。仅商业方面的部就分为对外贸易部、贸易部、商业部三个。
到了1954年，政务院更名为国务院。这个时期，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全面确立的时期。部委数量进一步增加。中国是个大国，如果政府想要面面俱到地经营管理全国的大小事务，自然需要建立起庞大的政府组织和官员队伍。原有的部委不断派生出新的部级单位。机械工业部最多时增加到了七个，从一机部到七机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轻工业部、邮电部、水利部、林业部、商业部、粮食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等等分工细致、各司其职的部委也先后出现。
这种高度专业化、直接管理社会具体事务的中央级部，在传统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这是20世纪新诞生的政府体制，是和全面控制社会的计划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政府以这些包罗万象的机构全面掌控社会以后，社会自然也就被紧紧束缚。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在政府部委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民间机构，无论是经济组织，还是非经济组织，都几乎彻底消亡。人民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国家直接管制人民个体。这种力量上的极不均衡正是各种政治运动不可遏止、为害巨大的深层原因。
那时，人们的习惯思维是，每当发现某种社会问题，就建立起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人们已经完全把社会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可能性排除了。政府机构的数量持续增加。
到了1980年代初期，国务院的工作部门数量达到了惊人的一百个——回想一下，民国初年只有十个。这种极为庞大的政府组织只能用臃肿这个词来形容。从这时起，怎样削减这种臃肿，怎样精简机构，就成为中央领导人长期关注的问题。
臃肿的机构，不仅使行政费用居高不下，而且，这些机构的权力继续存在，就意味着社会的自由空间无法扩展。随着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后一个问题显得越来越严重。可是，改变并不容易。
1982年，政府启动机构改革，把部门数量从一百个减到六十一个。以后，又进行了几次机构精简改革。表面上看起来，每次改革都减少了部门数量，但实际上取得的进展并不大。政府机构改革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在政府和社会之间重新分配权利、职能的过程。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大政府把许多原属于民间、属于社会的职能揽到政府手中，想要精简政府机构，就要把本应属于社会民间的职能剥离出政府，还给社会。因此，只有先剥离政府职能，然后才能水到渠成地精简机构。在社会自身机能被严重压抑的情况下，精简政府机构只能是社会重新发展、重获自我管理能力的结果，而不能是前提。
当代中国（6）
改革开放客观上为中国社会拓宽了自由的空间。历经多年发展以后，中国的民间社会有了相当的发展。这其中，私人商业的发展起到了核心作用。私人商业的发展使得财富及其支配权不再完全集中在政府手中。权力开始逐渐分散。在权力分散的情况下，原来本不应该属于政府的职能自然逐渐回归社会。
1980年代的几次精简机构，由于坚持原有的政府事权，结果自然只能是规模不变，改头换面，政府的规模实际上没有根本性的减小。国务院的部门数量始终在40个以上。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这个数字都是20以下。澳大利亚和英国19个，美国和法国15个，德国14个，日本12个，瑞士最少，只有8个。
而到了1990年代后期，机构改革的幅度明显加大。1998年的改革把机构数量从40个减少到29个。2003年，进一步减少到28个。
这其中的规律实际上清晰可见。计划经济退，政府机构减。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越强。随着这个过程的继续进行，中国政府早晚要回归到符合现代政治要求的体制上去，即以国防、外交、法治为核心、辅以有限的社会福利、调节功能。过去那种政府直接经营、与民争利、到处显身的做法理应尽快改变。也只有完成了这种改变，中国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政治上的现代化。
限价从来都是自欺欺人
牛肉拉面是兰州著名的特色食品，享有全国声誉。2007年6月26日，兰州市物价局联合四部门，推出牛肉拉面限价令：“普通级大碗牛肉面不得超过元，小碗和大碗的差价为每碗元。”这个新闻和兰州牛肉拉面一样，也具有了全国影响。许多媒体纷纷发表评论。
近日，兰州市物价局异想天开地决定对牛肉面进行限价。面对舆论的一片哗然，有关官员只是一再重复：牛肉面对于兰州人非常重要。但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非常重要的商品就要限价呢？
我很怀疑这些官员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价格是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信号。既然是信号，当然越真实越好。限价等于是在制造虚假的信息，无异于骗人。难道说，越重要的事情就越要故意欺骗吗？对这种奇怪的逻辑，我唯有叹息而已。
其实，限价的荒唐还不仅仅在于故意扭曲信息。任何限价措施，在欺骗他人的同时也一定是在自欺。官员们以为自己能够控制价格，但实际上他们能够控制的比他们想要控制的少得多。舆论对于牛肉面限价的批评就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即使你能控制价格，但难道你能同样地控制份量和质量吗？
在这里，我们且看另一个著名的限价例子：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美国政府对汽油的限价。
1973年，*国家发动石油攻势。石油价格一下子上涨了许多倍。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此前，尼克松根据1970年的《经济稳定法》已经宣布冻结汽油价格。兰州市物价局的官员一定会赞同尼克松。汽油可比牛肉面重要多了。石油大亨也肯定比牛肉面店主更像互相勾结、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坏蛋。
但不管有多少人赞成，汽油限价导致的实际结果是令人尴尬的。对这个问题的深入分析可以从这个问题开始：消费者到加油站是想购买什么？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去买汽油了。且慢，实际答案可不是这么简洁明快。消费者到加油站并不仅仅是去购买一种可燃液体，他们必定还要同时购买许多附属于汽油的有价值的属性，比如，是随到随买，还是需要排队等候；是全天24小时营业，还是只有白天营业；加油时是否提供其他服务，清洗风挡玻璃、添加润滑油什么的；购买的是质量有保证的汽油，还是质量不那么好的汽油；等等。 。。
当代中国（7）
政府的限价令显然不可能这样包罗万象、面面俱到。限价令仅仅规定，汽油价格不得超过1971年5月的水平——大约平均每加仑35美分，但不同的加油站由于服务档次不同可有一些差异。扩大限价令的管制范围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将使政府监管的工作量增加到无穷大的程度。像任何管制措施一样，限价令也必然是简单和可操作的。全面保障消费者的福利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市场管制的目标。
于是，虽然汽油的名义价格被固定在1971年5月的水平，但汽油其他有价值的属性并不受控制。这些属性就不可避免地按照市场供求关系进行了调整。许多消费者非常看重的属性从市场中消失了。消费者原来购买这些属性的花费，现在都被用来弥补限价造成的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之间的差距。
如果价格可以自由变化，加油站一般不会出现严重排队现象。如果出现排队，就意味着加油站老板可以借机提价。消费者虽然多花了钱，但实际上等于是购买了“随到随买”这种他需要的服务。限价令之下，不可以提价的规定等于实际上取缔了“随到随买”这种服务的供应。大家只好都排队，谁也没办法随到随买。于是，1973年以后的美国，加油站前长长的队伍就成为一个到处可见的景观。
一位作者这样描写那排队的场面：“加油站前，长龙一般的队伍，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场的每一个美国公民望穿秋水，心急如焚，只为了获得一个机会，一个加油的机会。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终于轮到Jack了，可惜等到的却是一个售油完毕的牌子。他无奈地摇摇头，眼神中充满了失望。他知道，今天是没有机会再加到油了。”
那时，能不能加上汽油，成为无数美国人的心病。“请允许我发动我的汽车”是报纸的头条标题。看来，很多人希望能购买到那种名为“随到随买”的服务，但政府阻止他们进行这种交易。
限价令宣布前，市场中既有自助式的加油站——油价较便宜，也有提供全套服务的加油站——自然油价较贵。既有只在白天营业的加油站，也有全天24小时营业的加油站。限价令一出，自助式加油站纷纷消失。他们的价格本已很低，现在既然不能提价，自然坚持不住。而提供全套服务的加油站虽然也不能改变价格，但他们可以取消所有服务，以降低成本。同样，那些原来24小时营业的加油站很快就只在白天营业了。任何削减服务的手段都等于抬高了事实价格。政府可以控制名义价格，但绝不可能同时控制所有相关的因素。而所有那些政府无法控制的因素，都一定会被老板用来去提高事实上的汽油价格，一直达到市场出清价格为止。
虽然一些有价值的服务消失了，但同时另一些服务却大幅增加了。比如加油站可以把润滑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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