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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需要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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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23：自由主义在中国
自由主义在中国曾经一度成为主流思潮。虽然这段时间不长，但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迹，成为中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
192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历史，在许多人看来平淡无奇。1910年代，有辛亥革命、保卫共和；1920年代后期则是北伐战争、国民革命。都是波澜壮阔的历史，唯有1920年代前半期，似乎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
但是，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实践的角度看过去，却会发现，这几年虽然时间不长，但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自由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表面上看来，这段自由主义历史仅仅是昙花一现，没有留下太多的历史遗产，但我却相信，假以时日，这段历史同样可以成为中国建设自由社会的传统资源之一。
自由主义是一种社会体制，与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相对立。经济上表现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制度性限制。在这种社会中，民间力量会得到长足发展。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和自治化。
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许多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先后制定实施。辛亥革命以后，这一过程进一步加快。大大促进了中国国内的工商业发展。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大增，可惜战争也阻碍了交通，增加了中国进口机器设备的困难，因此，战争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抑制。不过，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依旧，同时，战争的不利影响不复存在。于是，1919年成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份。那一年的进出口贸易极其繁荣。
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国内商人阶层自觉意识的强化。反映在思想和政治上，进入192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
当时的中国，存在严重的内部*。大小军阀之间的战争，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商人们痛感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呼吁政治稳定的局面。胡适等人在《努力周刊》上提出建立“好人”政府，正代表了商人阶层对有效政治制度的吁求。
在西方，自由主义首先意味着个性解放和公民个体权利的伸张。192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地方自治。在1920年代前半期，中国好几个省份的自治取得很大进步。湖南甚至制定了省宪法。联省自治成为重要的政治思潮。中国的精英们首次提出自治和联盟的主张，放弃了以往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中央集权。这种主张背后有一个重大的思想进步。那就是精英们希望用新型的、自由主义式的政治体制打破以往的治乱循环。以往的中国历史，要么是政治稳定加国家对社会的经济盘剥，要么是不再有国家的盘剥，却要以社会*为代价。商业自由似乎只存在于乱世之中。地方自治思潮希望政治稳定和经济自由能够同时存在。 。 想看书来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7）
1920年初，自治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几乎赢得了所有选举的胜利。地方政府的地位大大加强，地方精英成为自治运动的主导力量。商人的作用尤其重要。在各地，商会都成为核心的社会组织，不仅在市政管理中，在省一级的议会中，商会都发挥着主导作用。
随着商人作用的日益增强，商团也开始大量涌现。商团是商人出资建立维持的武装力量。1916年，政府曾颁布条例，严厉限制商团。自治运动发展以后，商人要求废止这一条例。商人要求掌握自己城市的命运，尽量减少战乱的威胁，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汉口商会还以欧洲当年的汉萨同盟为例，要求建立一个真正的城市联盟，认为这样才能团结一致，确保安全。
但商人们并不寻求无政府主义。他们依然想要一个有执政能力的中央政府。商会先后提出很多议案，要求得到中央的明确指示，克服种种社会流弊和危机。他们致力于实现自治，但他们同时也强烈意识到一个有统治力的全国政府的重要性。
在帮助政府树立权威、稳定政权方面，银行家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近代中国，银行家是商人团体中非常杰出的一群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具备了世界级银行家的水准。这些人大多曾经留学海外，不但有丰富的商业经验，对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进步也有敏锐的洞察力。但是，在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奉行逐步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方针。“则自不能不于无可进步中以求进步”，希望逐渐说服政府接受他们的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依旧严重，同时，外国银行的势力因为战争有所减退。这使得中国银行家的地位大大提高。他们大量经办政府的借款。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家们表现出了高度的团结精神，他们用这种团结精神和政府的低效和错误作斗争。
银行公会是银行家们的自治组织。1920年代政府对银行借款的依赖，推动了银行家对政治的干预。有意思的是，银行公会的作用看起来非常类似于当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他们在借款给政府时，往往附带许多改革性的意见，要求政府接受。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在上海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者提醒政府，如果要获得资金，就应该缩减军费，调整国内借款，实行币值改革。银行家在推动政府作出政治上的变革和让步。1921年1月，中国银行家建立起了自己的银行团。银行团表示愿意有条件地支持政府。随后不久，银行团给政府提供了好几笔重要贷款，但同时也再次强调了政府推进改革的必要性。在银行家的推动下，政府同意设立改革币制委员会，并整理了政府债务，制定了长期还款计划。
当然，银行家们的努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制约。他们的力量也远远不足以实现他们的目标。短短几年之后，银行家就不得不放松了对政府改革的要求。
但商人们依然想要实现国家政治结构的彻底改革。1922年3月，商业公团联合会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国是会议。会议的组织者把商人们召集起来，研讨如何使国家重新回到辛亥革命不久后的那种共和国状态。为此，会议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包括：确定政治体制，保证全国统一，解散多余的军队，整理财政，等等。可是，会议实际的结果并不如人意。商人们最终仅仅提出了几个宪法草案。随着几个月后曹锟成为总统，恢复宪法合法性的努力即宣告终止。国家政权依然虚弱不堪。商人们希望的那种良好法律秩序依然如水中月那样可望而不可即。 。。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8）
上海商人由于实力突出，并且紧邻租界，在自治方面走得更远。1923年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了一次会员大会，宣布独立。以往的类似行动往往意味着国家*和地方割据。但这次上海商人独立，并不以领土占领和军事实力为基础。商人们所做的，仅仅是宣布与信誉扫地、无法信赖的中央政府决裂。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民治委员会，以此来实现地方上的*和自治，并进而实现理想的公共秩序。
许多人对上海商人的独立表示嘲笑。他们认为商人们太天真了。“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热情……根本已错。”确实，商人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他们的独立甚至没有被政治势力认真对待。不待军阀们有所动作，商人们的自治组织就流变为目标有限的联合会，仅仅满足于减少军阀战争的危害。
种种的建立自由主义体制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持久的效果。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商人们的努力方式。他们的做法往往是谈判、协商和妥协，公开发布文告，通过各种宣言，这些方式的确符合自由主义的本意，也是自由主义本身发展的表现，但在1920年代的中国，这种方式确实有理由被人讽为“与虎谋皮”。但那些采用更激烈方式的人又怎么样呢？也许，在短时间内，他们取得了商人们无法企及的政治成功，但从长远看来，他们并不成功。他们无非是把中国固有的治乱循环再次重复而已。
相反，倒是商人们遭到挫折的努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总有一天，人们会再一次面对1920年代的商人们曾经面临的问题。当他们寻找答案时，当初那些商人们的选择就有着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包括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
商人们提供的最大教训可能是，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自由社会建立的基础条件。在一个缺乏基本共识和基本稳定的社会中，实现自由、自治和政治权力的分享可能格外困难。在市民社会建立的过程中，一个稳定有效的国家政权可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虽然国家的作用不可替代，但国家也往往会成为实现自由的最大阻碍力量。也许可以说，在不自由的基础上建立自由社会，人们注定就要面对这种两难局面。身处两难局面的人们会找到出路吗？没有现成的答案。一切取决于人们的努力和耐心。
纱厂危机
在工业化的社会里，农业虽然不占据主要的产值，但由于生产的是基础消费品和工业原料，所以，农业仍然处于社会的基础支撑地位。农业的落后，不仅造成农民收入低，还将极大地妨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从1922年10月开始，中国国内市场，纺织业的原材料——棉花开始涨价。到1924年6月，棉花价格上涨了73％，从每担两白银上涨到49两。棉价上涨大幅增加了纱厂的生产成本。大部分纱厂从1923年起开始亏损。不堪重负之下，不少纱厂不得不减少产量。超过三分之一的生产能力被闲置。上海25％…30％的纱厂干脆歇业。一些纱厂被外资企业吞并。一时间，危机笼罩着整个中国纺织业。这就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著名的纱厂危机。
棉花为什么会涨价呢？当时的舆论认为，这是因为棉花出口太多，尤其是对日本出口太多。舆论界呼吁政府立即采取措施，限制棉花出口，以降低国内市场棉花的价格，确保中国纱厂的原料供应。。 最好的txt下载网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9）
确实，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出口棉花都销往了日本。1923年，中国一共出口原棉万担，其中有万担被日本人买走了。看起来，大量出口日本的确是棉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不过，换个角度看，结论恐怕又有所不同。中国出口原棉只占当时全国原棉总产量的10％…13％，也就是说，虽然日本人占了很高的出口比例，但大部分棉花还是留在了中国国内。
从日本人的角度看，从中国进口的棉花只占其总进口量的5％…10％，其他棉花主要来自于美国和印度。所以，在棉花上涨的原因里，日本人的因素固然存在，但并不是最主要的。棉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毕竟日本人在中国大量收购棉花，这是明明白白摆在所有人眼前的事实。而且，日本的纺织企业往往采取集体行动，他们拥有较充裕的资金，在争抢原棉方面比中国企业更有优势。中国产业界对此自然非常紧张，认为日本人必定有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
商人们开始向政府上书，要求禁止棉花出口。1922年底，经过华商纱厂的倡议，中国政府批准了禁止原棉出口的禁运令。不过，这个禁令注定作用有限，许多日本纱厂已经在中国开设工厂。他们采购原棉的行为并不会受到出口禁令的影响。
尽管出口禁令的作用有限，但它还是遭到了许多国家的强烈反对。这种对贸易的限制明显违反了许多中外之间的国际条约。各国在北京的外交官们纷纷出动，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国际条约不能不遵守，中国政府不得不在1923年5月废除了禁运令。棉花出口禁运令仅仅在1923年的春天发挥了作用。
其实，中国的纱厂主们心里也明白，禁运令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面临的危机。他们只是把这个办法当作“暂时的补救办法”。纱厂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农业，在许多方面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工商业的需要。而这种工农业之间的不平衡解决起来非常困难。工业的发展始终受到农业收成前景的严格限制。
当时的中国农业，生产技术比较落后，产量不高，受天气等自然因素制约大，除了农业人口自用以外，剩余不多。这样一来，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农业能够提供给工业的基础产品就会不足。当时快速发展的中国轻工业，比如纺织业，在原料方面对农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原料以外，中国社会还需要通过出口农产品换取资金，购买外国的工业机器设备，提高工业化水平。
在工业化的早期，农业对工业有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实际上，这是所有工业化国家都经历过的历史阶段。要想成功实现工业化，整个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工业是不可能在落后农业的基础上一枝独秀的。
1919年，农业大丰收，为当年的工商业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持。可是，从1921年开始，许多地方先后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这时，中国农业技术落后、产量低导致的弹性缺乏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农民当然要首先保证吃饱，然后才能考虑挣更多的钱。于是，农民纷纷放弃了棉花等商业作物的种植，改种粮食。棉花产量大幅下降。即使1923年以后棉价大幅上涨，棉花种植的不景气状况也没有改变。这一时期主要增长的是粮食产量。直到1927年，棉花的种植面积都没有恢复到1919年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依赖棉花生产的纺织业自然难逃一场危机。。 最好的txt下载网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0）
当时的一些批评家指责中国农民的懒惰和无知。他们认为，中国农民不愿意接受更现代化、更灵活的市场信号，不愿意主动融入工业化体系中去，只愿意固守传统的耕作方式，不寻求任何变革。这种指责显然过于简单化了。一个明显的反例足以推翻这种指责。1919年至1923年间，山西这个远离沿海纺织工业中心的地方，棉花种植面积一直在稳步增长。原来，山西产出的棉花，在市场中一向有很高的声誉——产量高、洁白度高。这种优质高产的声誉显然赋予了山西棉农更有利的市场地位，有助于山西棉农获取更高的收益。这足以抵消自然灾害带来的对粮食作物的强烈需求。相反，在离纺织工业中心天津近得多的河北等地，棉花的种植面积却因为自然灾害明显减少。更多的耕地转而栽种粮食。
中国农民在种植方面的保守态度，实际上是他们面对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存危机的正常反应。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反应是无可指责的。真正的问题不是怎样改变所谓农民的“懒惰和无知”，而是怎样降低中国农业生产工业原料时面临的风险，并尽可能优化农民在市场中的处境。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农业技术的革新和普及。
当时的中国农业，由于技术落后和承载人口众多，很难实现大规模的产业化经营。分散的小块耕地必然优先用来满足耕作者所需粮食作物的生产。在这种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农民才会考虑生产那些可用于工业原料的商业作物。这种低弹性的农业生产结构显然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中国工业。如果风调雨顺，这种矛盾还不突出，一旦发生大一些的自然灾害，农业对工业的支持能力就会大幅衰减。1923年前后的纱厂危机就是一个例证。
造成纱厂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国内纱厂的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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