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需要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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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纱厂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国内纱厂的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同样面对原材料大幅涨价的情况，英国和日本纱厂所受到的影响就要小得多。许多外资纱厂不但没有亏损，还借机吞并了许多中国的亏损纱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有当时中外之间政治力量的不平衡，但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能力，以及企业主面对危机时的调整能力，也同样重要。
　　后来，逐渐随着农业产量的缓慢恢复，纱厂危机逐渐得到缓解，但并未完全消失。因为这场危机，某些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了。1925年爆发了上海工人运动。这不能不说是纱厂危机的诸多深远社会影响之一。
　　在工业化的早期，农业对工业的基础作用非常重要。那么，是不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农业就不那么重要了呢？不，工业化深入以后，农业的作用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农业发展出现波动，会造成主要消费品价格的波动，进而影响劳动力的价格，并最终影响到工商业的发展和稳定。
　　因此，怎样确保农业发展能够跟上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这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工商业会因为农业的发展不稳定而受到影响。社会整体结构将因此缺少一个重要的稳定支柱。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农业落后主要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以及政治制度的不稳定。现在，农业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政治环境也已实现持久稳定，可是，农业的发展仍然严重滞后。这不仅表现在农民收入水平不高，还表现在农业的生产效率整体不高，甚至非常低。　。　想看书来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1）
土地制度的僵化要为农业的落后负主要责任。1920年代农民往往在小块耕地上耕种，农业的弹性极低，人们辛苦一年，只能勉强吃上饭。而现在，由于土地制度的原因，中国农业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这种分散的小块耕地的生产方式上。规模化、商品化、集约化的农业经营方式无法出现。这种小农经营方式，想要跟上现代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完全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产量，还是经营者收入，小农生产方式都注定要被现代社会远远甩在后面。中国农业的真正发展同样需要一场社会层面的改革。
　　1920年代的国企改制
　　这家国有企业取得了极为可观的成就，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技术实力，都是当时国际上屈指可数的既大又强的企业之一。但即使是这样成功的国企，也不能压倒经济规律，这家国企最终的命运还是通过出售实现了私有化改制。
　　晚清国门打开之后，上海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地方之一。因为这种开放，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上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一跃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其繁华和活力，一时无出其右者。不过，其中无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上海的发展是以由外国人管理的租界为核心的。虽然租界的存在侵犯了中国政府的主权，但正是通过租界这个渠道，许多现代化的因素进入中国。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租界实际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
　　租界由外国人全权管理的一个好处在于，建设城市时可以尽快引入当时世界上最新的城市建设技术和经验。1882年，英国人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家电厂。这个中国最早的电厂的建设时间仅仅比世界上最早的巴黎北火车站电厂晚七年。
　　后来，电厂发展成为新申电气公司。1891年，上海居民的室内照明开始使用白炽灯。随着电气产业的发展，线路的架设和租界的城市管理规定之间开始出现矛盾。租界的管理者是工部局（就是城市市政厅，中国人按照自己的传统将之理解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一的工部，故称工部局）。工部局对路旁架设线路限制极严，新申公司又没有足够的财力铺设地下电缆。电气产业一时难以发展。租界纳税人会议建议由工部局出面收购新申公司。1893年，工部局出资6万多两白银收购了新申公司，成立了电气处。电气处由政府直接投资和管理，是一个国有企业。
　　收购资金来自工部局发行的债券。电气处成立以后，工部局继续投资，扩大电厂生产能力。1896年，新建的发电设备的烟囱高达36米多，成为当时上海最高的人工建筑。以后，工部局多次扩大生产能力，到了1908年，发电容量达到了4400千瓦。这个数字的概念是，假如这家电厂建在当时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英国，那么，将是英国第十三大电厂。
　　1911年，原有的场地不能满足继续发展所需要的空间，工部局开始在杨树浦建设新电厂。1913年建成，耗资50万两白银。到了1923年，杨树浦电厂总设备容量达到了万千瓦，年发电量亿度，资产总额达到了万两，成为远东最大的发电厂，规模相当于英国第六，而且，在发电成本方面压倒了所有的英国电厂，位居世界第一。
　　可以说，工部局建设管理的这家国有企业取得了极为可观的成就，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技术实力，都是当时国际上屈指可数的既大又强的企业之一。而电力产业的发达当然在上海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即使是这样成功的国企，也不能压倒经济规律，这家国企最终的命运还是通过出售实现了私有化改制。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2）
所谓的经济规律就是，国企存在着结构性的无法解决的弊端。假如管理者出色，也许矛盾的形式缓和一些；如果管理者低能，则问题暴露得更快。但无论怎样，在开放的市场中，除非有额外的补贴，或者把市场封闭，禁止其他经营者进入，否则国企无法独立生存。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所谓成功国企，必然都以某种市场封闭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这条规律，古今中外，一律适用。
　　对工部局直接管理企业这种形式，租界纳税人中一直存在争议。在工部局的管理下，电气处虽然实现了长足的发展，但始终存在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由于政府管理企业的固有规律，企业的管理缺乏自主权和灵活性。第二个问题是由于工部局要对电厂进行投资，为此而发行的债券成了工部局沉重的财政负担，历年发行的电力债券占所有债券的大半，影响了其他债券的发行。
　　1899年，工部局开始考虑出售电气处，这就是电气处改制问题。反对者的意见很强烈。反对者认为，应该保持工部局对电气事业的控制，以降低居民的经济负担。同时，投资涉及公债，债务关系复杂，不容易彻底清理，购买公债和没有购买公债的居民在使用电力上是否应有不同的待遇等等，也是棘手的问题。
　　但是，反对者也主张通过某种办法增加企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为此，曾经设立过专门的公司和委员会，试图将电气处作为一家大型生产企业来管理，以增强企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像所有的国企改革一样，除了改制以外的种种替代性办法都不能够最终解决问题。企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看起来好像仅仅是一个管理方法问题，但这实际上是和独立产权、市场主体地位直接相联系的。产权是自由交易、企业有效管理的前提条件。没有能够发挥同样作用的其他办法。发展市场经济，明晰产权是绕不过去的关键环节。虽然当时的经济学还不能深入论证这个问题，但产权不明晰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却挥之不去。
　　经过多年讨论，最终，1929年，工部局董事会不顾各方面的反对意见，坚持出售了电气处。电气处在这一年的8月以8100万两的价格出售给了美商上海电力公司。
　　现在无从了解当时作出决定的工部局董事们的心理活动，想必有人是大松了一口气的。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背负着财政负担，面对纳税人会议的严格监督，自己又不能得到所有收益，这时，经营管理一个企业可不是什么美差。把企业卖出去无异于卸掉了一个包袱。
　　那么，当初那些反对改制的人的担心有没有道理呢？电气事业这样一个基础性的、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实行私有化是不是会让普通市民利益受损呢？
　　1929年以后，上海依然保持了远东最大、最具活力的城市的地位，这一事实应该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不过，在20世纪后半期，上海经历了经济活力逐渐萎缩的过程。在上海重新获得这种最宝贵的发展活力的今天，至今仍然是上海最重要发电厂的杨树浦电厂的百年历程也许包含着值得深究的历史意义。
　　凭什么说中国人缺乏慈善之心
　　1930年前后，上海民间慈善机构的财政规模超过了同期政府财政开支的40％！看到这样的数据，估计不会有人再说中国人是一个缺乏慈善心的人群了。中国人并不比任何其他人群的慈善心更少。慈善机构的这种发展规模，恐怕在至今为止的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有的吧！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3）
抨击中国人自私冷漠、缺乏道德、缺乏慈善之心，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时髦。并且，批评者往往把许多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都归结到这里，得出一个看上去很深刻的结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因此没有终极关怀，于是也就不愿牺牲现实利益去帮助他人。由于这种心理来源于中国文化，所以短时间内无法改变。
　　那么，中国社会中的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指望谁呢？那些仅仅是由于运气不济而陷入悲惨境遇的人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呢？看来只有依靠政府的福利保障了。既然中国人不愿意自发行善，那么就只好强迫他们行善。也就是由政府强行征收税款，然后再分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否则，那些可怜的人就不会得到任何帮助。
　　现实情况看来的确是这样。中国的慈善事业很不发达。与那些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人捐资行善的绝对数额和占收入的比例都是极低的。很多生活悲惨的人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这种现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中国人并没有穷到无力助人的程度。看来，中国人在乐于助人方面确实令人不敢恭维。
　　虽然现实情况无可否认，但最好还是不要轻易下结论。导致某种结果的因素往往很多。在没有排除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贸然认定某种因果关系，是很容易犯错误的。要想就中国人到底是不是有足够的慈善之心下结论，稳妥的办法是观察一下中国人在其他社会环境中是不是同样冷漠无情。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清末民国时期的上海。
　　上海地区的慈善事业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从那时起，上海地区成立了许多善堂，实施各种慈善行为，向穷人发放衣服、粮食和药品，掩埋死者，收养弃婴，等等。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各种慈善机构为数众多。一时间，上海地区“善堂林立”。
　　辛亥革命以后，上海进入地方自治时期。民间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这时，除了继续进行传统的慈善事业以外，针对大量贫民进入上海的社会变化，各家慈善机构广泛开展了收容和教化贫民的活动，成立了贫民习艺所。这种慈善活动为进入上海的贫民提供了安身之处，同时还对他们进行各种社会常识和职业技能教育，帮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民间慈善机构的这种活动，意义可说重大。不仅帮助那些贫民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培训他们在现代城市中的谋生技巧，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而且，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些慈善活动对于上海城市凝聚力的增强和居民公共意识的培养，作用极大。
　　上海是在一个小县城基础上通过对外开放发展起来的城市，并无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共同观念。针对进城贫民的慈善行为实际上塑造了上海城市居民的共同意识。没有这种活动，大量涌入的贫民不但是对城市秩序的巨大冲击，还会造成不同人群之间的深刻分裂和持久隔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很难想象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上海就能从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文化意识和强大经济实力的远东第一都市。可以说，民间慈善团体的积极活动从根本上支持了上海的近代化城市发展。
　　1927年北伐战争以后，国民政府在上海开始建立完整的政府体制。随着上海市政府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公立慈善机构开始出现。但民间慈善机构依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上海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民间慈善机构的实力也逐渐壮大。据计算，当时的慈善机构在冬季施舍的米的数量可以供一万人吃两个月。由于受助者不会只吃这些米，多少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来源，因此，这个施舍量至少可以帮助数万贫民度过冬季。医药卫生方面，慈善机构每年可以提供数十万人次的免费诊疗。当时上海市的人口总数是三百万人，也就是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生病的时候也有很大的机会得到免费诊疗。民间慈善机构实际上已经为上海市民提供了有效的最低医疗保障。　。。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4）
除了教育贫民以外，民间慈善机构还在收养弃婴、收容无劳动能力者、灾害救助方面作出了贡献。虽然慈善机构的作用并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要求，但就当时的生产水平而言，上海慈善机构的总体规模已相当庞大。
　　慈善机构资金的两大来源是房地产租金收入和捐款收入。少量团体可以得到政府补助。从整体来看，拥有大量房产的慈善团体不多，大多数慈善团体都依靠自发的捐助筹得资金。完全依靠自发捐助虽然有资金来源不稳定的问题，但在资金总量上，上海的民间慈善团体的成就不容小视。
　　据统计，1930年前后，上海民间慈善团体的财政规模达到了300万元以上。仅看数据并不能理解这个规模的大小。可以把这个数字和当时上海市政府的开支比较一下。1930年，上海市政府的各项开支合计是708万余元。也就是说，民间慈善机构的资金规模超过了同期政府财政开支的40％！看到这样的数据，估计不会有人再说中国人是一个缺乏慈善心的人群了。中国人并不比任何其他人群的慈善心更少。慈善机构的这种发展规模，恐怕在至今为止的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有的吧！
　　实际上，1930年代的上海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行政机构主要承担维持治安和城市建设工作，而社会福利则基本由民间来操作，教育和卫生领域则由双方共同参与。这种局面现在当然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所有这些事情基本全由政府一手办理。民间力量由于没有发挥的空间，自然趋向萎缩，而这种萎缩又进一步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结果，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民间慈善的规模甚小，中国人似乎非常吝啬，不愿意助人。实际上，与其说中国人缺乏慈善心，不如说中国人的慈善心被全面控制社会的大政府成功压制了。
　　2006年，北京地方财政支出为1200多亿元。这一年北京市的慈善事业的开支总额是多少，我还没有找到数据。但估计包括政府办的慈善机构在内，总开支也决不会达到财政开支的40％。能不能达到4％都很难说。
　　目前，由政府全面建设福利保障体系的呼声很高。由于近年来税收大幅度增长，政府在这方面也正跃跃欲试，准备大显身手。计划经济的历史告诉人们，政府做事的效率很低，浪费惊人。为了防止官员*，社会还要承担大量的监督成本，因此，政府来主办福利保障体系，实在不是一个好办法，必将造成无穷无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