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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妖与先知-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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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人政治（3）
应该说，解构家庭的论调，并非只由西方思想家专美。中国第一部可与西方乌托邦作品相媲美的乌托邦著作，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该书直接继承了《理想国》、《太阳城》取消家庭的传统。
康有为主张：“男女听立交好之约，量定限期，不得为夫妇”，“不得为终身之约”，“婚姻期限，久者不许过一年，短者必满一月，欢好者许期续约”。这实际上是取消传统婚姻制度，取消家庭。当然，康有为的取消家庭，主要是着眼于构建“大同”世界。为了实现这个宏大目标，康有为还提出要改良人种，实行“杂婚之法”：“地既迁矣，则与黄人白人杂居，于是创奖励杂婚之格。凡有男子能与棕黑人女子交，女子能与棕黑人男子交者，予以仁人徽章。异其礼貌，则杂婚者众而人种易变矣。徽章名曰‘改良人种’。”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也有类似改良人种的论述。他专门提出了“外婚制”，主张中国男女要嫁出去、娶进来，实行中外通婚：“俄人性质刚强正足以补我族文弱的短失，吸收冒险、神秘与宏大的性格，同时我人给予伊们温柔优容的心情，会见亚洲人的亚洲定是些中俄混合人种的天下。”同时，他还主张与欧美人、日本人通婚，本国的汉人与满、蒙、回、藏人通婚，通过与不同种族的通婚，“不独使情人制更加发展，它又是达到种族互相了解及世界大同的最好方法。”作为身处积贫积弱、备受西方列强欺凌的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康有为、张竞生或许各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心系民族命运、渴望强种救国的“文化想象”和“国家动机”却是殊途同归的。
“新女性中心论”也并非张竞生个人的发明。据台湾学者彭小妍的研究，萨德侯爵在18 世纪末就已经提出这样的看法。在《朱丽叶——邪恶的荣耀》一书中，修道院院长教导女学生以性作为武器操纵男人，大力鼓吹打倒父权、教会体制，建构一个女性主导的乌托邦。上海文艺出版社20 世纪20 年代出版的《世界婚姻文化丛书》也可能是影响来源之一。该丛书其中一本题名就叫《女性中心说》，为夏尊根据日本社会主义者利彦及妇女运动领导者兼社会主义者川菊荣的日文版本翻译。原作者为美国社会学家及妇女运动支持者瓦特，原著名为《纯粹社会学》。日文译本是由原著第十四章翻译而来，原著的第十四章篇名为《物种演化史》，但日文译本把其名称改为《女性中心说》。事实上原作者所鼓吹的就是社会原本以女性为中心，目前男性为中心现象并不合乎自然，应该再回到女性主权的社会。利彦在序言中说明，瓦特自己也认为第十四章应发展为一单独研究；他同意瓦特的看法：父权之所以产生的主要原因，乃是由于男人的聪明才智渐开，发现了性交与怀孕的关系，于是导致父权意识的觉醒。但他批评瓦特没有注意到导致父权体制的经济因素，例如男性财产继承权的发展等。另外，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认为，情欲是与生俱来的，不应受婚姻制度的束缚，甚至可以一天换一个性伴侣，以避免流于厌倦，其乌托邦思想无疑也渗透进了张竞生的情人制理论。
无论是“异族通婚，世界大同”，还是“女性中心，情人制度”，张竞生始终没有摆脱“一新中国”的家国情结，也始终没有放弃强种强国的文化情怀。在张竞生的构想中，情人政治的终极目标，就在于致力建设一个“美善的社会组织”。这个理想中的社会组织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社会有真正的公道，二是个人有真正的自由。
三、情人政治（4）
为了实现社会的公道与自由，张竞生苦心孤诣地设计了一套制度安排，来保障社会目标的实现。
首先是共法与互约。这是就法律制度而言。共法，是指大家都认可的某些法规，这些法规中，不应包括某些强行执行的具体条文，而只是一些粗略的规则。互约，是指当事人根据自由意志，互相商定，就某些具体事务双方确立的契约。比如关于婚姻法，只做如下规定：“凡由男女两方情意相投而结合者就享有夫妻的权利与义务”，这就是“共法”。至于如何结合，应具备什么条件，均由当事人自己商定，这就是“互约”。这样，法律仅仅成为一种社会的指南针，给人民指明一个最好的方向，却没有强迫人民必须非往哪里走不可，既保证社会的稳定，又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的自由。
其次是共权与分能。这是就社会体制而言。共权，是指权力归全体人民共有；分能，是指具体的权力施行交由政府机构承担。张竞生充分肯定孙中山权能分离的主张，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归人民；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权归政府。这样，人民与政府各有自由，又相互制约，即“权”归人民，政府不能专制；“能”
属政府，人民不可掣肘。同时，人人享有相等的权利，这是公道；人人各有不同的才能，这是自由。公道与自由同处一隅，又各得其所。
再次是共情与专智。这是就人际关系而言。共情，是指在博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情感，是由男女之间的情人制推广到全社会而形成的一种情人状态；专智，是指个人智慧方面的各擅其能与自由发挥。情感贵在横的四通八达，互相交融；智慧贵在纵的上天入地，产生差异。另外，在经济制度方面，还存在共需与各产的问题，这是社会发展的一大关键，需要进行深入的考察，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张竞生认为，只有共情，才能保证共法、共需、共权的实现，才能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互相亲爱；只有强调理智的充分发展，才能保证“人人立异，日日创新，无一抄袭，无一重复”，才能形成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繁荣景象。
尽管张竞生过于夸大女性的美德，过于强调情感的作用，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过于洋溢浪漫情调，但张竞生从“公道”和“自由”的核心理念出发来论述和构建“美的社会组织”，应该承认是抓住了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别具慧眼的真知灼见。自由是人性的本能诉求，也是人生的理想境界，但一味地强调个人的自由，任由人的本能泛滥，必然把人类拖入像猪一样打滚的臭不可闻的泥坑。与此同时，张竞生强调了公道，其实是对他人利益的兼顾，也是对自由的必要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竞生设计的“美的社会组织”才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贵的前瞻性。
滥情，是张竞生的致命伤，也是他的可爱处。在疏离冷漠成性的中国人，张竞生的滥情，或许又是一帖矫枉过正的解毒剂。为了实践张竞生的情感理论，1925 年11 月9 日，张竞生在北大第一院三十八教室主持召开成立“北大壮游团”。张竞生充满感情地说：“我们想组织一个较有规模的壮游旅行团，使从前同人所得到的一些私乐，扩充为北京朋友们的共乐，将来再希望他发展为全国全地球的公共娱乐。他们为的不是政见、党见、阶级见，更完全没有那些猪见、狗见、禽见和兽见。他们为的只为‘情见’。他们为的，第一，在求大家以情感相见；第二，使人类的情感和自然的万物相见。来吧，大家以情感相见吧！女界是他们最欢迎的，以完成‘全人’的情感。”
当天晚上，参加壮游团成立大会的有六十多人。大家认真地讨论，确立了名称、宗旨、组织、经费的筹集办法以及活动的方式。
决定每月至少举行一次北京近郊名胜的旅行观光，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长途旅行。会议公推张竞生为壮游团团长，哲学系学生乌以锋、赖道纯为文书等，并讨论了筹备第一次壮游的事宜。
在张竞生的身教和示范之下，壮游团先后组织到西山、圆明园、万里长城、十三陵、卢沟桥、什刹海等地旅行。青年男女回归自然，激情澎湃。在游圆明园时，浪漫的学生兴奋得手舞足蹈，放声高喊：“朋友们来与我们同游吧！此间有诗料、史料、图案与建筑物，可以歌，可以泣，可以起舞，可以努力兴起建设的热潮。”哲学系学生兼壮游团庶务温克威在《我们的郊游》中写道：“薄云盖着的朝阳，的确别具韵味，所以烟雨迷蒙的江山，白云缭绕的宝塔，外衣轻套的新嫁娘，琵琶半遮面的优伶，都似含蓄不尽，耐人寻味为美之上品。寒风吹到黄草上，秋色寄在梧桐间，京绥路上的一声汽笛虽添得几度凄凉，这块平原也变了憔悴的美人，虽然憔悴呵，但不失其为美人！”壮游的美趣使人流连忘返。
壮游团还组织团员到北京什刹海前海去溜冰。在张竞生眼中，团员三五成群在白茫茫的冰面上，就像广寒宫里面的仙人跳舞，那种美趣与乐况是笔墨难以形容的，他陶醉和迷失在这种美的现实里。
四、读书之争（1）
张竞生并没有一味地沉湎于风花雪月中，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也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这些年，政局虽说动荡不安，民生凋敝，学界却是百家争鸣，自由发展。张竞生厕身其中，好戏连台，表现不俗。“爱情定则”的讨论，他是主帅；“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他后发制人；“青年爱读书与青年必读书”两大征求，他是备券询问的“名流学者”。也许是结了善缘，张竞生直接或间接参与的这几项在学术界影响深远的大讨论，都离不开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这个人物就是京城名编孙伏园。孙伏园，1894 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他在中学读书时是鲁迅的学生，在北大读书时是蔡元培的学生，在《晨报副刊》当编辑时是李大钊的后任。由于组织“爱情定则”
的讨论，张竞生与孙伏园成了意气相投的朋友。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既介绍新文化、新思潮，也不薄旧文化、旧传统，副刊开辟了讲演录、特载、论坛、小说、歌谣、杂感、译述、通讯、游记、科学谈、卫生浅说、戏剧研究、古文艺、传记等众多专栏，用稿量颇大，张竞生的文章观点新颖、感情充沛、文字清新而有诗意，极富感染力，深受孙伏园的喜爱和赞赏，经常约请张竞生写稿。张竞生的新著《美的人生观》出版后，孙伏园又及时编发了周作人、李溶等人撰写的评介文章。
发轫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张竞生与孙伏园的友谊可谓牢不可破。
有意思的是，“爱情定则”的讨论已经过去一年多，鲁迅却似乎意犹未尽。1924 年10 月，鲁迅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孙伏园。全诗共三节：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想去寻她人拥挤，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壶卢。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想去寻她河水深，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孙伏园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讽刺正在盛行着的失恋诗。他读完会心一笑，就随手编到下一期的《晨报副刊》。稿件已经发排，见报的头天晚上，孙伏园照例要到报馆看大样。孙伏园不看则已，一看就火冒三丈，原来鲁迅的诗《我的失恋》被代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恰在此时，刘勉己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孙伏园追问他何以“要不得”的理由，他又吞吞吐吐地讲不出所以然来，孙伏园认为这是在故意找碴，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顺手打了他一个巴掌，还追着大骂了他一顿。作为学生，孙伏园自然要向着老师；作为文坛宿将，鲁迅的稿子求之不得；作为编辑，孙伏园于公于私都没有无缘无故不登鲁迅稿子的道理。现在刘勉己如此非难，孙伏园已经下决心撂挑子了！第二天，孙伏园气冲冲地跑到鲁迅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鲁迅认为学生为了自己的事辞了职、失了业，内心颇为不安，除了给他安慰之外，还想方设法帮助孙伏园谋划，以解燃眉之急。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京报》听说孙伏园辞去了《晨报副刊》的职务，总编辑邵飘萍亲自找上门去，诚恳地请孙伏园去办《京报副刊》。起初孙伏园还在犹豫不决，他觉得《京报》的发行量太少，只有三四千份，还不到《晨报》的一半，社会地位也远不如《晨报》，很不想去。但鲁迅却态度坚决，竭力支持孙伏园去《京报》。鲁迅说，一定要出这一口气，非把《京报副刊》办好不可。
四、读书之争（2）
孙伏园憋了一口气，由《晨报》来到《京报》。略施小技，1924 年12 月4 日，《京报副刊》就出版了。邵飘萍虽然很能干，但帮忙的人不多，等于一个人办一份报纸，既没有什么规章、制度，经济也很困难，有时连稿费都发不出。但他善于用人，对孙伏园十分信任和倚重。士为知己者用，孙伏园知道，在他困难的时候，邵飘萍施以援手，又委以重任，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要知恩图报，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充分运用这几年积累下来的资源，办好《京报副刊》，为《京报副刊》杀出一片江湖地位。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1925 年1 月4 日，《京报副刊》在显著位置推出新年的重大策划：一九二五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 青年必读书十部（一）青年爱读书十部——是希望全国青年各将平时最爱读的书，无论是哪一种性质或哪一个方面只要是书便得，写出十部来填入本报第七版所附卷内，剪寄北京琉璃厂小沙土园京报社副刊部收。如果举不到十部，则十部以下亦可，但希望不要出十部以外。一月二十五日截止，二月一日起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二）青年必读书十部——是由本刊备券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本刊记者耳目容有未周，热心学术诸君如有开列书单赐下更所欢迎。二月五日截止，二月十日起逐日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孙伏园是一个很善于动脑筋的编辑，二大征求，对象不同，自应区别对待。“青年爱读书”的选票就登在报纸的第七版上，随报附送，由读者自由填写后直接寄回报社。“青年必读书”的征求，由孙伏园亲自填写备券，逐个投寄给海内外的名流学者，请这些名流学者填写后寄回报社，等于是逐个约稿，备极礼遇。孙伏园首先向鲁迅、周作人、胡适、梁启超、林语堂等人约稿，也专门给张竞生写信。
鸽子放飞以后，有多少能够回头，就全凭运气了。征求的结果与孙伏园的预期差距很大，令他和副刊同人大失所望。“青年爱读书”票在报上刊出近一个月，约共有二十万张票，但收到的票数只有308 张，其中还包括两张废票。而“青年必读书”票更是少得可怜，眼见截止的日期即将到来，而学者的应征来稿仍旧寥寥无几。
“爱读书”票截止时间已到，好歹已成定局，如名流学者的“必读书”
票不能有效回收，这次活动就有面临失败的危险，孙伏园越想越着急，遂于1 月29 日在《京报副刊》刊登《启事》：“青年爱读书”投票已于一月二十五日截止，外埠因受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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