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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妖与先知-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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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不能有效回收，这次活动就有面临失败的危险，孙伏园越想越着急，遂于1 月29 日在《京报副刊》刊登《启事》：“青年爱读书”投票已于一月二十五日截止，外埠因受战事影响，寄递迟缓者，在二月十日以前仍一律收受，发表期改在二月十日以后。又，“青年必读书”仅收到胡适之、梁任公、周作人诸先生等数票，全国热心教育诸公，无论收到本刊的公启与否，务望从速选填赐下，不胜盼祷。
孙伏园双管齐下，一边在报上刊登启事加以催促，一边在报上登出讨论文章，答疑解惑，引起注意，扩大影响。1 月6 日，《京报副刊》刊出了读者汪震《二大征求的疑问》的来信。信中问道：“我对于这一次征求不明了的地方就是‘青年’。你所谓青年是指的哪一个时期的青年呢？”孙伏园在报上回信说：“我的本意，‘青年爱读书’是希望全国的中学生、大学生和与大中学生年龄相近的人投票，‘青年必读书’是希望热心教育的学问家著述家和全国的中学教员投票的。所以我的青年定义非常简单，就是中学第一年和大学末年级的年龄以内或相近的人。”这一招还真灵，立刻又引来不少来信，讨论十分热烈，问题也五花八门。比如有一个叫杨天木的读者来信说，副刊举行二大征求极有意义，最后汇总公布也将很有价值。但有一项不明白的，就是“爱读征求”何以必先悬十部之数。“必读者”限定十部，还有几分理由；至于“爱读书”亦定出十部作陪衬，这是什么道理呢？试问那些号称博览群书的人，百读不厌的书又能有几部呢？孙伏园认为这个杨先生讲得有道理，从善如流，对其意见照单全收，并在报上予以答复，说现在就遵从杨先生的劝告，正式地把说话转过一个调子，说爱读书的“十部”二字只是最大限，举不到十部的尽可从缺。
四、读书之争（3）
最后截止的时间终于到了。“青年必读书”的征求结果出人意料，令人满意，前后共收到“名流学者”们的答卷七十八份。按照时间上先来后到为序，从2 月11 日起陆续在《京报副刊》公布征求结果，先刊登“名流学者”的“青年必读书”书目，再刊登“青年爱读书”
的书目。
第一个登台亮相的是北大教授胡适之。他的书目是：《老子》（王弼注）、《墨子》（孙诒让《墨子闲话》）、《论语》、王充《论衡》、崔述《崔东壁遗书》、柏拉图《申辩篇》、《斐多篇》及《克里托篇》、《新约全书》、穆勒《论自由》、莫利《契约论》、杜威《我们怎样思想》。
接下来2 月12 日刊出了梁启超的书目：《孟子》、《荀子》、《左传》、《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通志二十略》、王阳明《传习录》、《唐宋诗醇》、《词综》。在附注里，梁任公还说明了之所以这样选择的三项标准：一、修养资助；二、历史及掌故常识；三、文学兴味。近人著作，外国著作不在此数。
第三个在2 月13 日刊出，是周作人选的书目：《诗经》、《史记》、《西游记》、汉译《旧约》（文学部分）、严译《社会通诠》、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凯本德《爱的成年》、色耳凡德里《吉诃德先生》、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记》、法兰西《伊壁鸠鲁的园》。
随后陆续刊出书目的是李小峰、徐志摩、潘家洵、马幼渔、江绍原、朱我农。就在各路选家轮番亮出本家宝器之时，读者的质疑之声也纷至沓来。读者李霁初来信说，所谓“青年必读书十部”这一问题的提出，简直如同要找饭馆却问茅厕在哪里一样的谬以千里。
最不解的，就是胡适之、梁任公这样一些无所不通的人，和想入非非的周作人，也居然答复了这样个糊涂问题，世上还有更怪的事吗？
读者田瑞璐说，青年必读书固是极难定，然而不能说是绝对无标准的，无论如何，青年必读书十部，总不要成为“饱学”爱读书十部才好。前发表的这四个目录——胡适之选的、梁任公选的、周作人选的、李小峰选的——之中只有一本杜威的《我们怎样思想》经过两人选过，其余的竟是一人一色。青年必读书“十部”现在已经成为青年必读书“三十九部”了。照这样下去青年人仍无所适从，仍然弄得头脑无着。读者朱大丹来信说，自必读书的书目在副刊发表以来，发现很少有举出相同的书籍，如梁先生偏于史学，胡先生偏于思想，周先生偏于文学之类。青年的适从或弃舍应当根据自我的观察点去选择和判断，不然，真要像堕入“五里云雾中”一样的瞀惑了。
在风声雨声中，鲁迅出场了。2 月21 日，《京报副刊》登出了鲁迅选的书目。在“青年必读书”栏目中，鲁迅出乎意料地交出了第一份“白卷”，却写上了这样一句话：“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在附注里，则写上一大段话：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但除了印度——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读书之争（4）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鲁迅对孙伏园情同手足，关爱有加，他仍像支持《晨报副刊》一样支持孙伏园编《京报副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京报》经济状况差，有时连稿费都没有，但鲁迅却不在意这一些，为孙伏园出点子出主意，写文章给稿子。在发表这份书目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鲁迅已经在《京报副刊》连续发表了《咬文嚼字（一）》、《咬嚼之余》、《咬嚼未始“乏味”》、《咬文嚼字（二）》等四篇文章，可见鲁迅对孙伏园感情之深，支持之大。
鲁迅的书目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他一贯“极端的深刻”的个性和风格。这样的书目必然引起巨大的争议，但此刻却仍然风平浪静。
书目继续登下去，有谭仲逵选的；有林语堂选的，分国学必读书，新学必读书，连登两天，这是唯一的例外；有沈兼士选的；还有易寅村选的。
2 月27 日，《京报副刊》刊登了第十五位“名流学者”的书目，这就是张竞生选的。张竞生的书目是：《建国方略》（孙中山著）、《红楼梦》、《桃花扇》、《美的人生观》（张竞生著）（夸口夸口，玩笑玩笑！），以下六书为译本，能读原文更好：《科学大纲》（丹森著）、《创化论》（柏格森著）、《结婚的爱》（斯妥布士著）、《相对论浅说》（爱斯坦著）、《社会问题详解》（共学社出版）、《互助论》（克鲁泡特金著）。
张竞生是最后一个单独刊发书目的学者。为节省篇幅起见，编者孙伏园听从读者的劝告，将2 月底以前收到的必读书，在2 月28日《京报副刊》一次性刊发。此后收到的，仍以时间先后为序，随到随发，直到4 月9 日才全部刊登完毕。这里边有黎锦晖、俞平伯、顾颉刚、徐旭生、周建人、张东荪、马夷初、许寿裳等著名学者，有政界要人汪精卫、邵元冲，还有太虚和尚。当然，更多的是一般的大学教师和中学教员。
“青年爱读书”的选票也于1925 年3 月在《京报副刊总目录？“青年爱读书特刊”》全部刊发，编者对“爱读书”的来票作了统计，把得十票以上的书目整理后一并刊登，共计六十二部。得票最多的是《红楼梦》，得一百八十三票；而最重要的儒家经典《论语》竟然榜上无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过“五四”新文化打倒孔家店运动洗礼后，一般读者的普遍心态。
孙伏园精心策划的这次《京报副刊》二大征求，在忐忑不安中精彩谢幕，成为轰动学界的一大盛事。征集工作虽然结束，但激烈的论战却刚刚开锣。
比较张竞生与鲁迅、胡适之等人的书目，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情。张竞生所选的十部书中，有中国书四部，外国书六部。其中四部中国书两部是古代作品，均为一般读者所选“爱读书”十票以上；两部现代著作，首选的《建国方略》，是孙中山的重要作品，张竞生曾作过深入研究，还曾在《新民国》杂志发表研究文章《建国方略评注》，足见张竞生对孙中山的学说服膺之深。“必读书”书目刊出后半个月，孙中山就于1925 年3 月12 日在北京病逝，张竞生没想到竟然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纪念孙中山。另一本就是张竞生自己的著作《美的人生观》，虽然注明是夸口与玩笑，但该作确有可观之处，北京一位署名“”的学生还把它选为“青年爱读书”
四、读书之争（5）
的书目之一。另外六部外国著作，都是科学、社会学、伦理学的名著，而且代表世界最前沿的学术成就。张竞生的书目体现了面向世界、面向现代、面向科学，而又兼顾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成果的成熟的选家眼光，受到读者的广泛认同。
胡适的书目有不少可议之处，受到攻击最多的是鲁迅的书目。
有一个叫柯柏森的读者投书《京报副刊》，称鲁迅的读书经验是“偏见的经验”，鲁迅当即作《聊答“……”》予以反击；另一个读者熊以谦连篇累牍地指责鲁迅：奇怪！真的奇怪！奇怪素负学者盛名，引起青年瞻仰的鲁迅先生竟说出这样浅薄无知识的话来了！你是要做文学家的人，那么，请你还是做中国的文学家吧！即使先生之志不在中国，欲做世界的文学家，那么，也请你做个中国的世界文学家吧！莫从大处希望，就把根本忘了吧！到底是中国书误害了先生呢？还是先生冤枉了中国书？鲁迅也以《报〈奇哉所谓……〉》毫不客气地予以驳斥。这两组文章分别于同一天在《京报副刊》发表，显然是编者孙伏园收到批评文章以后，交给鲁迅，再由鲁迅写出反驳文章后同时刊出的。据统计，应征书目刊出后，特别是鲁迅的书目刊出后，争论趋于白热化，各种观点的论争文章多达六十多篇，其中多数是针对鲁迅的书目有感而发的。这年年底，鲁迅在编《华盖集》时的序言中写道：“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鲁迅是国学底子十分深厚的饱学之士，他之所以“赌气”说了那么决绝的话，主要目的是反对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进研究室”等不合时宜的口号影响之下，学界形成的离开社会实践，埋头于故纸堆中的消极现象，没想到却引来了这么多的攻击与谩骂。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爱读书”来票中，有两张是废票，其中一张“年岁上的空格是一个颇知名的女学生的名字。记者多疑，防为挟嫌陷害，故暂不宣布”。编者为何对此选票如临大敌，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其书目如下：《野叟曝言》、《金瓶梅》、《肉蒲团》、《绿野仙踪》、《杏花天》、《牡丹亭》、《西厢记》、《九尾龟》、《留东外史》、《情欲宝鉴》。另一张选票署名“青年一分子”，因其“真姓名籍贯既尚渺茫，也只能暂作废票”。这又是怎么回事？其书目如下：《品花宝鉴》、《绿野仙踪》、《金瓶梅》、《灯草和尚》、《隔墙红杏记》、《肉蒲团》、《男女交合论》、《手淫大全》、《痴婆子》、《色欲世界大观》。（王世家编：《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年）原来这两张选票填写的都是有伤风化的性书！虽然时代已行进到摧枯拉朽的转型期，但传统势力仍然根深蒂固，涉及性的话题仍是危险的话题。编者有所顾忌，为保险起见，只好将之打入另册。
这个小插曲，也许谁也没注意到，却是一个时代和民族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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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史》风波（1）
1925 年10 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停办了经营多年颇有影响的《歌谣周刊》，创办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周刊由国学门编辑室、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明清史料整理会组成。其主要目的是将这些分散的材料汇集起来，整合资源，以方便教授们的学术研究与学生的讨论学习，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术繁荣。
妙峰山香会的调查，使风俗调查会声名鹊起；研究所国学门机构的重新布局，使各分支机构对下来工作如何开展有所观望，而对颇有些风生水起的风俗调查会的动向则有所期待。张竞生胸有成竹，他把风俗调查会的同人找来商量，如何趁热打铁，把风俗调查会的业务再向广度和深度拓展。经过磋商，决定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一卷第四期刊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之进行计划》。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风俗调查，内容主要有三项：征集选购有关书刊；实地调查；征集器物，包括各种服饰、器具及模型、图画、照片等类。
在讨论中，张竞生提出，性是人类最重要的存在方式之一，对性史的调查理应作为一项内容，列入风俗调查会进行正式而全面的调查，以获取大量的原始的材料，服务于科学的研究。参加讨论的徐炳昶、陈大齐、董作宾等教授认为，性是风俗的一门，可以也应该进行公开的研究，但性史的调查，事关传统礼教，又十分敏感，不宜与其他风俗调查掺杂在一起，以免处置不当，致生误会。经过充分的讨论，教授们表决，对性史的调查，应列出专项，单独开展，由张竞生牵头负责。
张竞生觉得，寒假在即，事不宜迟，必须抓紧着手进行性史调查的准备工作。他一方面发起组织“性育社”，一方面继续深入研究英国性学家蔼理士那一部六大本的性心理学丛书。在这部书里，蔼理士详尽地论述各种性的问题，并附上相当数量的性史个案，这些个案，是研究性问题的重要材料。受到蔼理士的启发，张竞生决定广泛搜集国人性史材料，包括正常的和非正常的，以此为基础，进行科学的研究，形成中国的性科学。
1925 年冬天，张竞生在《京报副刊》发出了征集性史的广告：
《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
张竞生以一支富于激情善于鼓动的笔写道，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百无聊赖，何以度日？最好的消遣法，就是提起笔来，详细而系统地记述个人的“性史”，主要共包括九项内容：
你竭力记起几岁时头一次知道两性的分别。
其时的情况如何？
仅仅觉得一个虚泛的念头，或感到一个需要的安慰？
只凭妄想就算了，抑且有种种把戏的接洽？
你几岁春情发生？精几时有？月经何时来？初次的情状如何？之后又怎么样？那时对于异性什么心理？含羞吗？外拒而内迎吗？喜欢人谈婚姻与交媾的事情吗？
你曾手淫或别种“自淫”否？何时起始？次数几多？怎么使你生了这个动作？结果于身体发生什么妨碍：头痛、眼昏、神惰、意怠、背酸痛、神经刺激、交媾力不振作、阳痿、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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