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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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板戏演完了，从各连借来的人都回去了，我们宣传队又上山干活了。在张瞎子的带领下，我们宣传队不论是上山干活，还是下场打篮球，或是登台演节目从来不会落于人后。我们有一帮嗷嗷叫的棒小伙儿，还有一帮漂亮、能干的大姑娘。
　　这时，我干活已经是一把好手了。记得那时我有一把锄头，锄把是从山上砍下来的花栗木，带有栗木的花纹；刚砍回来时，是粉红色的，风干后变成棕色，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变成红黑色，就像紫檀木一样油光锃亮。锄头的刃口因常年挖地已经磨得很快了，就像个艺术品一样。我很享受用这把锄头挖地的感觉，光脚踩在翻过的红土里，一锄下去，把土翻到自己的脚前，像切蛋糕似的。有时候，翻出土的大蜈蚣趴在我的脚背上也不用慌，我的脚已经和土地融为一体了，它是不会叮我的。
　　劳动时，余志刚看起来最文弱。他很少说话，整天在哼曲子、写曲子，好像很神经质的样子。他喜欢在夜里“偷听”境外电台的音乐节目，尤其是交响乐，一听到好的交响乐就告诉大家去听。其实，所谓“偷听”也是不得已，不仅因为中央和云南省台不播这些“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而且我们地处边疆，有重重大山阻隔也很难收到内地的电台。他对音乐的热爱很是痴迷。每次排新节目，他都会认真写配器的总谱，乐队里也就那么几个人，他还要吭哧吭哧地写个总谱，有小提琴、二胡、扬琴、阮、笛子、小号和黑管，七八个人一人一个谱，弄成和声。余志刚很少洗澡，还老戴个破帽子，这个破帽子最后还是在回北京探亲路过武汉长江大桥游玩时，被他弟弟余志强一把抓过来扔到长江里了。余志刚虽然长得白白嫩嫩的，上山干活却挺刻苦，没过多久他就能完成定额了。
　　范大成最爱偷懒。有一次挖梯田，那时正好下雨，我们宣传队的任务还挺重，我干着干着，只见范大成躲在树丛后站着半天没动静了，走过去一看，原来他把锄头把儿拄着下巴，双手手指在锄把儿上练指法，身上冻得哆哆嗦嗦的。我气坏了，使劲推了他一把，没想到他竟哭起来，弄得我也不好意思。晚上开大会的时候，我还做了检讨。范大成干活累了，他就跑到傣家寨子里，睡在人家木楼的楼梯口，像个流浪汉似的。因为我们的生产任务很重，再加上一营宣传队也要他去排节目，我们就把范大成送到了一营。不久一营也传出他的一些好笑的事儿：有一次，他觉得排练太累，就在大家喝水的桶里放了安眠药，结果大家都睡了，他就高高兴兴地走到傣族寨子里去闲逛。范大成经常出这些坏点子，当大家骂他时，他又现出一副苦兮兮的样子，弄得大家又生气，又好笑，简直拿他没办法。现在想来，他身体不好，动过大手术，本来就不应该让他离开上海，更不应该让他干重体力劳动。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1）
我们五连的老工人大都是在1960年从湖南农村移民来的。我们属于老连队，有很多橡胶林已经可以割胶了，生活条件也相对好一些。宣传队在这里，虽然给连队生活带来许多乐趣，但我们排练节目时，也耽误了许多活计。加上我们唱唱跳跳地搞到很晚，也影响大家休息，老工人开始发牢骚了。为不影响与老工人的关系，我和张瞎子主动要求拉队伍去参加大会战。所谓大会战，就是每年旱季，各生产队都要组织壮劳力到新建连队周围的原始森林去砍坝烧坝，烧完坝还要翻地；到雨季来临的时候，又要在翻好的地里种玉米和花生。收完了玉米、花生以后，再等到年底旱季刚来的时候，我们就在那片山地上挖梯田、种橡胶。我们把五连参加大会战的各项任务包下来，老工人就可以留在队里干活，照应家庭。
　　我们干活的地方，是原始森林，离五连有十里多。那一年，我们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住在山里，在小溪边搭一排竹房子，中间隔开，男女生各住一边；竹床是连着的，像北方的大炕。有一天早晨，在小溪边洗菜的女生惊叫着跑回来，说有一只大蟒蛇在小溪对面望着她。我们几个男生抄起锄头、砍刀冲出去，什么也没见到。烧坝以后，我们在山上翻地，土地被大火烧过以后，是砖红色的，硬邦邦的，锄头挖下去，手振得生疼。我们挖着挖着，张瞎子琢磨出了窍门，地上被火烧过以后有裂缝，我们就用锄头往裂缝上挖，然后一翘，就翻起一大块。这样，工效就很快。我们翻过的地像是乱七八糟摆满了土坯，凹凸不平的。老场长“张大炮”看到以后说这样不行，让我们返工去把土块敲碎。我们正在用锄头敲土块，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雨水一浇，那些土块立刻就变得松软了。“张大炮”看了以后，立刻改口表扬我们干得好。
　　记得收花生的时候，雨季还没结束。我们从泥里收获的花生还要挑回来。而山路上都是泥，我们连滚带爬地把花生拖回来。谁知几天过后，仓库里的花生都发芽了。但是，花生是国家财产，不能分到各家各户去处理，结果大部分都烂在仓库里了。
　　元旦之前，我们在山上挖梯田，已经干了将近一个月了。最后一天，“张大炮”把全营的壮劳力都调来了，搞“大会战”，创高工效。营里还杀了猪，给大家改善伙食。我们宣传队清晨四点就起床上山了。各自找好了一块坡很缓的山地，点着火把就挖开了。到天亮，大队人马才匆匆忙忙赶上山。那一天，我们干得特快，干到天完全黑了才下山。我们背着行李、扛着锄头、唱着、闹着往五营五连走。有人打开了半导体收音机，正好走到一个山垭口，收音机的信号很好，我们收听到了电台里播的新年的钟声，我记得是《东方红》的旋律。那天大家好像都不觉得累，因为我们创了高工效。那两天，我挖了2米宽、180米长的梯田，和61个1米见方的栽橡胶树的坑。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2）
1971年的春节，我们又排演了一台节目。
　　在与张瞎子和宣传队的小弟兄们朝夕相处的两三年里，我身上的锐气涨了不少。那时候我二十四五岁，正是年轻气盛，干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我也再不是乖乖仔了。我也“学坏”有了烟瘾，那时候抽的都是9分钱一包的“等外烟”或是一毛二分钱的“春耕”牌。生产队开会的时候，我还常接过湖南老工人递过来的水烟筒，用手抹一下筒口，把嘴、下巴和半边脸埋进去，“呼噜噜”地抽上几口。
　　京城夜话小道消息
　　1971年夏天，离我上次去北京探亲已经又过了两年了，按农场的规定，又可以申请探亲了。我的申请，领导很快就批了。这一次，我要去江西探亲，父母已到江西进贤县的“五七干校”劳动了。去江西的火车要在株洲转车，车上人不多，每人可以睡一个椅子。我半夜醒来的时候，见车已经停了，灯也熄了，车厢里一个人也没有，好在我的行李还在。我下车跨过几条铁路，找人打听才知道：这是向西车站，要去南昌还得转乘其他火车。我摸上了另一列火车就到了南昌。现在也不记得后来是怎么搭车去中侨委“五七干校”的。
　　“五七干校”在鄱阳湖边，那里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还有很多毒蛇。父母早出晚归忙夏收夏种，我白天就跟着拉粮的车到处看看。司机就是原来给廖承志开车的欧国顺叔叔，他性格开朗，路上还不断和我唱样板戏、说山东快书。停车卸货的时候，我们还给老乡们表演，宣传毛泽东思想。我见侨委干部们扛那两百来斤的麻袋显得很吃力，也帮他们扛上几袋。有许多学龄儿童和少年跟着父母来到干校，所以，干校还办了学校，老师就是侨委的干部。这里天高地阔，这些孩子很开心。
　　我爸和我妈住在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从北京运来的行李没开箱就堆在床底下，把床架得有一米多高。每天早晨我一睁眼，父母就已经不见了，到中午，他们从田里回来，在饭堂打了饭，我们一起吃完饭就睡午觉了，傍晚收工以后，我爸总是和侨委两个原副主任林一心和林修德一起聊天。有时军代表也去和他们聊。我爸告诉我，他以前在马来亚种过田，后来在海南的兴隆华侨农场也干过，再后来还在侨委的农场司工作，来干校之前他买了不少有关农田管理的书，所以从建干校开始，军代表就常来征求他的意见。那时，我爸正为农田机耕道的规划，给他们出主意呢。我们家老邻居吴楚叔叔知道我从云南来，而且也是个烟民了，就跟我讲起了云烟的来历。他说，云烟是一百多年前从美国引种来的。因为玉溪的气候好，当地施肥是不用人粪尿的，而是榨过油的豆饼，所以那里的烟叶特别好。他在古巴大使馆工作时，有一次中国博览会结束，他把云烟的展品都买了下来请大家抽，个个都说好。他这次来到干校，还专门给玉溪烟厂写了信要云烟的种子，没想到，他们还真的把烟种寄来了。老吴楚叔叔带我去看他种的一小块烟田，还约我下次来探亲的时候，来他家品尝他种的云烟。两年后我到广州探亲，在暨南大学里他家做客的时候，又提起他种的云烟。他说：“嗨！别提了，我的烟田不知被哪个臭小子撒了一泡尿，那烟味变得很辣，不能要了。”这都是后话了。那天临走吴楚叔叔还送给我一只古巴产的小刀作纪念。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3）
我爸我妈知道我在农场是业余宣传队的队长，有一天晚上，带着小板凳和马灯和我一起来到一个打谷场上。在明亮的月光下，我从杨子荣唱到座山雕，连过门的曲子都唱出来。唱完了我又说山东快书又跳傣族舞。在星空下，一个演员，两个观众。二老很开心，我也很得意。
　　大约10天以后我告别二老去北京，既要看弟弟，也要买些肥皂、卫生纸、猪油、酱油膏和酱豆腐等日用品带回西双版纳。我爸、我妈向干校请了假，送我到火车站。在站台上等火车的时候，我习惯地蹲了下来。这是在西双版纳养成的习惯。没过多会儿，他们都把手指伸进我的头发里，摸索着，口中还小声争论着，说的是：我的头发像爸爸，嘴巴向妈妈，然后是眼睛、鼻子、耳朵和皮肤……一样一样地分析。
　　那时，安末还在吉林省扶余县“插队”，安弟已经因病离开农场回北京，住在侨委大院的集体宿舍。为了装那些将要在北京采购的日用品，我爸帮我找了个空木箱。在去上海的路上，木箱上的钉子把我的裤子挂了个大口子。我用橡皮膏把它粘上。到了上海，我把箱子和行李存在车站，就去逛南京路和外滩。南京路上很萧条，有两个女青年远远地跟在我后面。外滩已经变成了码头的堆货场。我跨过水泥管，登上碎石堆，来到黄浦江边。那两个女青年没有再跟过来。灰色的天，灰色的江，江上的船也很少。晚上，我逛到一家澡堂，先洗了澡，等他们打烊以后，再交点钱就可以一直睡到天亮。
　　第二天我登上了去青岛的火车。当年，火车上可不像现在有这么多贼，大家的兜里也都没有多少钱，所以陌生人一坐下来，很快就混熟了，像“傻根”一样。大家谈谈各自的处境，相互传播些小道消息，甚至说一说自己在本单位不敢发的牢骚话。
　　在青岛，我住在张瞎子的一个姑妈家。一进她家门，那阿姨就笑我的破裤子，让我马上脱下来帮我缝上。当天，我逛到海边。三十多度的气温下，海风一吹，人立刻觉得凉爽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极了。我跳下海去游了泳，又在岸边的小摊喝了一大碗啤酒。晚上，登上去北京的火车后，我就发烧了。车上有人偶然碰了我的胳膊，立刻叫起来：“哎呀！你身上这么烫，你发高烧了吧？！”于是大家把我让到靠窗的座位，给我端来开水。我趴在小桌上昏昏沉沉地睡到了北京。
　　中侨委已经取消了，侨委大院空空荡荡的，只剩下一个留守处，留守处给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侨委子弟准备了两间大房子，我和安弟与十几个孩子住在一起。我的感冒好了以后，就逛街买东西，北京的街上冷冷清清的。当时，周康荣也来北京探亲，我们就一起去王府井的西餐厅吃西餐。那一天，我们越聊越来劲儿，吃完饭我们就沿着王府井大街边聊边散步，走到长安街再回头走到珠市口，再回头走到长安街，再回头……一直到深夜才分手。　电子书　分享网站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4）
那天晚上，他的话对我此后的独立思考能力有很大的启发。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至今仍印象很深。他给我分析了中央两派的斗争和当时复杂的社会状况。这些都是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即使有怀疑，也不敢和别人说，总以为是“毛主席还不知道……”我为今生能有一群可以推心置腹，在任何环境里都不会出卖朋友的同学而庆幸。他告诉我，1969年从疆锋五队分开以后，他去了三分场的一个生产队当炊事员。每天清晨4点就起床去做饭。7月21日，他正用翘杆在井边打水的时候，抬头见到天上的一轮明月。他想起前一天晚上，他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外电报道，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正在载人登月……
　　在回程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几个出差的人，三天三夜的旅途中我们聊得挺开心，在单位里不敢发的牢骚在火车上都发泄出来了，车上没有人告黑状。车快到桂林的时候，他们约我一起在桂林下车玩一天，再签票乘下一班车继续行程。于是，我就跟着他们去游桂林。那时候，正好是桂花盛开的季节，大街小巷都香气馥郁。我把桂花撒在我的阿尔巴尼亚烟的烟盒里，抽起来很香。在参观七星岩的溶洞时，解说员的解说词特幽默，我好久没有在公众场合听到这样讲人话的了——到处都是慷慨激昂而又千篇一律的宣传词。
　　回到农场，我照例去同学们那儿串门，相互“传播小道消息”，讲讲一路的见闻，还把从北京带回的好吃的东西与大家分享。不久，我们就悄悄地听说“###死了”。
　　1971年10月，农场开始传达中央关于前“副统帅”###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9·13事件”的文件了。我们五营五连传达文件时，全生产队男女老少都集中在操场上。当传达到###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时候，有一些女知青“哇！”的叫出声来，惊讶得不得了。因为在此前，《党章》里还写着：###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当年我们传播“小道消息”，没想到：八年后，我当上了传播大道消息的摄影记者。
　　农场军人的痞气
　　那时候，我除了当宣传队队长之外，还被任命为代理副连长。现役营教导员对我说：“彭振戈，你的入党问题我们正在搞外调，只要你父母单位有了回信，我们就抓紧解决。”没过多久，我们连的党支部就开会通过了我的入党手续。很简单，很干脆，根本不像我入团的时候那么啰嗦，但也很严肃。我记得那天没有电，在一个代理副连长的家里点着马灯，那情景就像电影里在井冈山老根据地的党支部会议一样。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代理副连长哈尼族老退伍兵张良和代理副指导员湖南籍老工人邹南祥。
　　这时现役军人已经跟大家很熟了。他们部队曾在越南、老挝、柬埔寨打过10年仗，是“###”前60年代初就参加抗美援越的。团部有一个参谋姓贯，我们是在团部演出的时候认识的。贯参谋是个天津的学生兵，他说：在越南打了10年仗以后，当年与他同时从天津参军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