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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不是吹牛皮-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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胨贝犹旖虿尉�10个战友中，就只剩他一个是全胳膊全腿的，还有一个是受伤致残坐着轮椅的，其他的战友都死了。这个贯参谋一米八几的个子，浓眉大眼，经常爱跟我们吹牛。据他讲，他在部队见过美军B…52轰炸机“地毯式轰炸”的现场，轰炸声响过后，整座山的高射炮阵地都变成了一片焦土，战士们都变成了雕塑，在炮位上一动不动，都牺牲了。据他说，战争非常残酷，在“胡志明小道”的公路上，汽车只要一抛锚连修也不修，大家“一二三”就赶快把它推下山涧，让后面的车队迅速前进，否则，敌机来了一轰炸，大家都得死。 txt小说上传分享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5）
我们营三连指导员长得像个白面书生，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听说还没结婚。他们现役干部每月可领取国家供应的二斤猪肉和一斤花生油，他的周围常有不少女知青，我们曾在背后笑话他。但有一天，在去大勐龙赶街回来的路上，有一辆带拖斗的四轮拖拉机路过，大家纷纷欢呼着爬上车。车斗上站满了人，三连指导员就雄赳赳地站在车头和车斗之间的铁架子上。路上坑坑洼洼的，车颠簸得很厉害。在车经过一个大坑的时候，他忽然不见了，被摔到车底下去了，车上的人们都惊叫起来，但司机并不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仍然继续往前开。只见他躲过了滚动的车轮，身体已作好匍匐蹲掬的姿势，等车斗轰隆隆地开过了他的头顶以后，他一个箭步，腾身一跃，就从车斗后边翻上车了。他面不改色的样子让我们意识到，这是个身经百战的兵。
我们五连的杨连长是彝族人。他来了不久，就把生产队的林地都跑遍了。他是少数民族，在山上抓“野味”是拿手好戏。我们连的上万亩山林哪里有穿山甲，他一看就知道。他经常在下工后叫上一两个人跟他到山里面去挖穿山甲，几乎每次都是手到擒来。穿山甲煳好以后，见者有份，谁都可以去尝尝。
杨连长还有一道菜特别好，就是炒白蚁。夏天晚上有很多白蚁在宿舍走廊的电灯下飞来飞去，杨连长就站在椅子上端一个装着水的盆子凑在灯下，白蚁见到盆子里电灯的影子就扑到盆里，白蚁的翅膀一沾水就掉了。他还用一把扇子把在盆子周围飞着的白蚁扇进盆子里去。白蚁多了以后，就把它们捞到一个碗里。放在碗里就只剩个碗底那么一点了。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都轮流站上椅子扇一会儿。
晚上大家都睡觉了，张良把我和张瞎子叫起来到他家去。杨连长和其他几个老工人也在那儿。张良的婆娘已炒好一小碟香喷喷的白蚁，还拿出包谷酒。我们喝一口酒，放几只白蚁进嘴里，真是香极了，好吃极了。至今我再没吃过那么香的东西。
我在农场接触的老退伍兵和现役军人们身上多少都有点“痞气”。这“痞气”里，有点幽默、有点顽皮，还发点牢骚，不那么一本正经。那年头，人一正经起来就满嘴套话，我们叫做“假正经”。在这些老兵身上没有那种造反派的“脾气”。
在台风和雷暴中，我的右手落下了残疾
有一次，我带着宣传队一帮人进山砍竹子。从生产队沿着小溪往靠近缅甸边界的山里走，那里还是原始森林，有一片红椿树林，有小溪、竹林。这次砍的竹子只有酒杯那样粗，长在小溪两岸的悬崖峭壁上。从山上砍下竹子，将竹枝竹叶削干净以后，把竹竿从二三十米高的山上往下扔，竹子就像梭镖一样嗖嗖地一直戳下沟底。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6）
我已经砍了二三十根，准备回家了。这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我赶紧喊大家立刻返回。从崖壁下到沟底时，只见整个天上都已经是白茫茫的了，山顶上雷声大作，狂风暴雨已经来了。
正在绑竹子的时候，山顶上突然传来轰隆隆巨响，那响声越来越靠近，峡谷间仿佛地动山摇。我们以前砍坝、炸树根时有个经验，上面有什么响动时不要乱跑，要往上看，以防有东西砸下来。于是，我提着砍刀站在沟中间冒着倾盆大雨往天上看，竟然见到白茫茫的空中冲下一团黑黑的东西往我头上砸来。我眼睛盯着那团迅速扩大的黑黑的东西，疾步往后躲闪，哪想到河床里都是卵石，一下子就把我绊倒了。我拿刀的手往地下一撑，捏着刀的手紧紧地攥着，刀刃顺着我的手压了下去……这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整个小溪都被堵住了。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棵大树，被山顶上的台风拦腰扭断了，树干朝下，树冠在上，像一个巨大的梭镖从天上戮下来，栽在我面前不到十米的地方，树冠把河道、山峡整个都堵塞住了。这时我才感到手疼，一张手，血哗啦啦流，有三个手指的关节处白花花的肉和骨头都露出来了。
我吓坏了，刀也不要了，用左手抱紧右手拼命地冒着大雨往回跑。见到我们生产队的卫生员，我刚一打开手，血就顺着掌心往下淌。卫生员也不敢处理，她用纱布把我的右拳整个包起来，就让我去营卫生所。我跑了几里路来到营卫生所，老护士把我的手一打开，血又是哗哗地往下淌。她也不敢看了，赶快又把我的右拳包上，让我去团医院。团医院在小街，离我们有二十多里路，我先走去大勐龙上团部找车。团部报道组的北京女知青张璐知道了我的情况，就帮我找到一部去小街拉货的大卡车，她还帮我在团部食堂打饭，让我吃了午饭再走。
因为大勐龙河涨水，小街桥断了，我就在河边下了车，踩着烂泥走下河岸，过了一条简易的木桥，再趟过一段浅滩才过了河，过了河又走了几公里才到了团医院。团医院的医生一打开我的手，血就往外喷。医生也是重新把我的手包了起来，要做手术，但是医院白天没电，做手术要等到晚上。医生给我安排了病床，但因为手疼睡不着，就到院子里游逛了一下午。在病房的走廊，我碰见了几个蹲在房檐下的知青，脸色蜡黄，我问其中一个认识的北京知青得的什么病，他说是黄疸性肝炎。一直等到吃过晚饭，天黑以后医院才来了电。
我躺上手术台。打麻药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因为伤口的血喷得太快，没法在伤口周边打麻药，所以要用局部麻醉。这种局部麻醉要从锁骨下面找到神经打药，更要命的是，她告诉我她只给人打过一次麻药，不知能不能打准，她嘱咐我说：“你感觉麻了就告诉我。”她拿针管从我脖子打进去，打到我的胳膊逐渐失去感觉。她问：“麻了没有？”我说：“麻了。”这时才动手术。手术也只是止住血，然后把皮###起来，而里面的筋并没有接上。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7）
那天跟我一起去砍竹子的老四川“何鸡母”后来告诉我：他们扛着竹子冒雨出来时，看见整个山峡被一棵大树堵死了，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儿在树冠边砍开一个洞才钻过来。
团医院离当地唯一的中学——农业中学不远，我们55个同学里有几个已调去当老师。我的同班同学刘安阳来西双版纳一年多后得了胃出血，胃切除了三分之二，那时也被调到农中当老师。我在住院养伤期间就天天去他那里。那时全国正在准备招收工农兵上大学，上大学当然要参加考试。于是，我就住到他的宿舍里复习功课。每天一起做“###”前的高考复习题，做完一道题就立即相互对答案。虽然我们已经有六年没摸过这些课本了，但重新拿起来，却觉得更加熟悉了。经过在西双版纳的劳动，好像脑袋更清醒了。
刘安阳的父亲是我国有名的地质学家。上次回北京探亲时，我曾到他家去串门。记得他家住在前海北沿12号，门前就对着什刹海，我和安阳游完泳以后，坐在岸柳下和他父亲辩论。我们觉得通过上山下乡将来读书会更好，但他父亲认为年纪大了对培养高精尖的学术人才很不利。那时我和安阳已经26岁了。
但没过多久就发生“白卷先生”事件，东北有个张铁生，考试时交了白卷反而成了英雄。于是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就取消了文化考试。能不能上大学，全凭“群众推荐”，当然最终还得领导拍板。我和安阳那一次都没有能上大学。1977年“###”后恢复高考时，刘安阳和林力都考上了北京大学，那时候，他们已经30岁了。
1973年我回北京探亲的时候，我妈交给我一封信，是廖承志伯伯写给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一位日本医生的，请她帮我联系住院接手筋。在积水潭医院，医生给我检查以后告诉我：手筋接不上了，只能动手术把指尖的筋抽下来固定在关节上。
在我住院动手术那段时间，认识了临床的北京郊区的一位很淳朴、壮实的小伙子，他的右手被卷进铡草机里了。刚住进医院的时候，他情绪很低落，经常看着自己失去右手的胳膊掉眼泪，但随着伤口渐渐痊愈，我们俩聊天聊得越来越投机，情绪也渐渐恢复了。他是个朝气蓬勃，很乐观向上的人。
伤口痊愈以后，我的右手中指和无名指的第一个关节能吃上劲儿，但第二个关节一碰就像触电似的发麻，好在食指的筋没有断，否则我就不能按相机快门了。不过，人的适应能力真的是很强的，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尽管我的手筋和脚筋都被刀割断过，但现在除了不能吹笛子以外，几乎什么都能做。
我和杨丽萍同台跳舞 陈凯歌来蹭夜宵
1973年，上级决定把我们五营和六营还有一营宣传队的骨干抽调去团部宣传队。我们队被调去的有八个小伙子。临别的前一晚，舞队的男一号，昆明知青余建新躺在床上兴高采烈地讲着以后的打算，这傻小子完全没有意识到大家愁云惨雾的心情。突然，张瞎子从床上跳起来，隔着蚊帐把余建新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余建新和张瞎子都哭了……第二天一清早，宣传队的二十多人都没有上工。送别的时候，大家都很激动，有的人还哭了，我们帮他们背着行李，一直送到大勐龙的团宣传队，帮他们铺好床才离开。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8）
没过多久，我们五营宣传队就解散了。我和张瞎子把留下来的十来个男生和女生安排到机务队、基建队。我被调去营里当青年干事。有时团宣传队需要我时，我也去帮着排演节目。这里我要说一句，无论在营宣传队还是后来在团宣传队，凡是写了入团申请书的，我和张瞎子还有团宣传队的队长上海知青张洛敏都不论出身全介绍他们入了团，前后有十多个。我当青年干事的时候，除了参加打土坯、上山砍柴的劳动以外，主要是做知青的工作，见闻很多留待后面再讲。
又过了半年，我也被调到团宣传队当队长，我的同学仲永和当副队长。团宣传队虽然也是业余宣传队，但已经没有生产任务了。团宣传队在大勐龙街子旁的山脚下，一个闹中取静的院子。东西是两排砖瓦房，北边是山，南边隔着一条土路就是流入勐龙河的一条小溪。我见大家无论刮风、下雨、日头晒，在院子里练功排练很不方便，便组织大家上山伐木盖练功棚。
我们进山砍树的时候，下起了小雨，我带着男生去砍做梁柱的大树，因为有我们五营的老队员华天礽和余建新等老手，我们很快就把木料抬下了山。我让潘驼背儿带一帮女生去砍一些作椽子的小树，她们走进森林后，蚂蟥马上就爬进衣服，用手掏进衣服里去捉蚂蟥，又当着潘驼背儿很不方便，非常狼狈。不过她们还是完成了任务。
练功棚是我设计的。为了不影响舞队练空翻，我让舞队的队长小杨翻了几次，量了高度。中间的横梁距地面要有两米五高，我借鉴预应力的原理，把那两根近十米长的横梁向上拱，顶起支撑中梁的柱子，不仅高而且结实。那两根梁是刚从山上砍下来，很湿、很重，装上去可费了不少力气。打榫鍪、钉码钉等技术活都是我和潘驼背儿一起干的；排练棚周围还装了竹子做的练功的把竿。盖好的排练棚，既宽敞、又漂亮，还带着木料和草排的香味，大家都夸好。这排练棚后来还兼了防震棚。那两年云南闹地震，震中好像在通海、峨山一带，听说死了十多万人。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东风农场（也就是二团）有全套的铜管乐器，从小号、长号、大号、圆号到单簧管、双簧管、长笛、萨斯风都有。原来这些铜管乐器的来历还有一段故事。1949年解放军13军在解放南京时，俘虏了整个国民###府乐队的全队人员，从指挥到演奏员一个不少。他们随即就加入了解放军。随解放大军南下，一直来到了云南。1958年他们就退伍下放到我们农场。这些乐器也就跟着他们来到了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我们宣传队的指挥和作曲余志刚还有第一小提琴手华天礽等人，曾经去小街的照相馆找过那位当年国府乐队的指挥，向他学习配器和作曲。他老人家那时常背着一部双镜头反光相机到各个生产队给大家照相。我们许多知青的相册里仍保存着他给我们拍的相片。30年后的今天，余志刚和华天礽都成为中国音乐界的领军人物了，余志刚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中国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华天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9）
我们的舞蹈编导雷高谋、陈古群等也常去景洪的西双版纳州文工团学舞，我记得有个舞蹈老师姓马，是回族人，舞跳得特好。
有一次，我们重演一个老节目，余志刚翻来翻去找不到总谱。大家正着急的时候，范大成走过来，嗫嚅着向我们承认，是他为了考上海的一个文艺团体，把余志刚写的总谱当作自己的作品寄走了。我正要向他发脾气，余志刚却过来为他说情，说他再去把总谱写出来。要知道，那总谱可有两寸厚呀。
团宣传队不仅在大勐龙周围演出，还经常去景洪和思茅地区演出，也到过当地部队慰问演出。那时候，整个一师只有一团宣传队和我们二团宣传队最棒，人才也多，大部分都是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和昆明的知青。1974年，我们两个宣传队都有不少骨干演员被省上的专业剧团或军区的文工团抽调走，留下的人都有些心灰意冷。于是，一师师部把我们两个团宣传队调集在一起，成立了一师宣传队。任务是编排一台节目去省会昆明去演出。领导让我当师宣传队的代理队长。那一年的“八一”建军节，我们和州文工团在景洪的广场上同台演出，我们还共同排演了一个军民联欢的舞蹈节目。在这个群舞中，编导把我和杨丽萍配对。那时候，杨丽萍好像才15岁，是州文工团的学员，没想到她20年后成了全国最棒的舞蹈家之一。
那时候，陈凯歌和我的同学张承代都是师里篮球队的队员，他们的个头都在一米八以上。我们演出结束吃夜宵的时候，张承代拉着陈凯歌他们来我们这儿蹭饭吃。我们的夜宵是摆在露天舞台后边的一块平地上的，大家蹲着围成三圈，每圈中间摆着两三盆菜，有肉，有豆腐，还有花生。我把他们几个篮球队的安排在各个圈里，给女生的圈里多安排两个。他们篮球队的人食量比我们大两三倍，胳膊又长，伸手到盆里夹菜的频率也快。所以，他们一来，我们吃的速度也快了很多……大约10年后的一天，张承代从北京往广州我家里打电话，他说：“鸽子，你还记得陈凯歌吗？”我想了想，说：“不记得了。”“嗨！就是我们篮球队的……一团的……我还带他来你们宣传队蹭夜宵吃的那个……”“嗷，我想起来了，是斯文点的那个吗？”“是啊！他现在当导演啦！出名啦……”谁想到，陈凯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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