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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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时候，班里的学员大都是老红军、老干部，几乎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上课之后要实习，我爸跟着这些老红军一起去打伏击、端炮楼、打一些小仗。这些老红军太会打仗了，跟着他们基本是没有伤亡的。我爸也有他的长处，他给大家讲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在新加坡读书时，曾在图书馆借到过英文版的###的《资本论》，所以，他在班里还给大家讲###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太行山时，我爸睡不惯热炕，每天都借老乡的门板之类的支个床来睡。因此，他身上就没长虱子，也就没有传上疟疾。在当时，部队要从很远的地方拉军粮、拉装备，可是战士们个个都打摆子病倒了，只有我爸没事。于是，他成了运输队的骨干。有一次，我爸和几个战士赶着牲口走山间小道去拉粮食。当走到冰雪覆盖的山崖上时，因为路太滑，连牲口都不敢走了，于是，我爸就把牲口背上的驮卸下来，连背带扛地走过最险的地方。
　　那时候日军在太行山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杀人无数，老百姓对日军恨得咬牙切齿。有一次打仗后，我爸跟着老红军押了几十个日军的俘虏回营。因为怕老百姓杀俘虏，他们就给俘虏们换上当地老百姓的服装。战士们端着枪在前后押着俘虏穿行在青纱帐。没想到老百姓竟然得到消息，他们从青纱帐里冲出来，手拿菜刀、锄头，没有菜刀的就用手掐，甚至还有用牙咬的，弄死了不少俘虏。老百姓对日本鬼子简直恨之入骨，由此可见日军对待当地老百姓是多么残暴。
　　大连—平壤—哈尔滨—北平　。。

⒈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4）
我是1947年4月11日在大连出生的。据我爸的传记里讲，从1947年到1949年初，我们一家从大连又到了朝鲜的平壤。我父母作华侨工作，组织群众支持解放战争的前线。后来又到了哈尔滨。我爸任南岗区区长，维持治安，组织生产，支援前线，并且安置国民党的起义将领和被俘将领。后来还负责接待从国统区来的、准备建国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人士，比如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李济深、茅盾、章乃器、柳亚子、马寅初、洪深、翦伯赞等。那些###人士大部分都是南方人，国语讲不好。而我爸是新加坡的归侨，会讲广东、福建的各种方言，包括客家话、广府话、海南话、台山话和闽南话，所以和他们沟通起来比较方便。可以给他们答疑解惑，让这些还很少与共产党打过交道的人们感到很亲切。
　　再后来，北平解放了，1949年4月，我两岁的时候，我爸妈就带着我一起南下进了北平。我们就住在中南海里。
　　那时候，中南海到处是荒草丛生。亭台楼阁里到处是马粪，一片狼藉。因为平津战役期间，解放军围城的时候，“国军”傅作义在北平的部队就驻扎在这里。于是，住在中南海待命的干部就开始打扫卫生、清理垃圾。
　　有一次，几个归侨干部议论，中南海里水草太多，如果找来草鱼养在里边一定可以改善水质情况。当时负责管理中南海的同志听了他们的意见，立即给正在江南前线打仗的部队发了电报，在战争之余运来了一批草鱼苗。养上草鱼之后，中南海的水很快就清了。有一次，朱德总司令在瀛台附近钓鱼，见到我爸，招手叫他过来。我爸走到他身边低声地问道：“朱老总，今天钓了几条？”他摊开手说：“没得，不知为什么，明明见到水里有好多鱼，可它们就是不上钩。”我爸没有说什么，却蹲在一旁，静静地观看，突然他想起了养草鱼的事，就在原地拔了些草，编了一个小环，对朱老总说：“朱老总，换个诱饵试试。”老总奇怪地说：“用草做诱饵真新鲜，我试试看。”果然，一条鱼上了钩，老总开怀大笑。
　　六月盛夏，绿树掩映的中南海显得格外繁忙，装着各种建筑材料的车辆来来往往，一些维修殿堂的工程正在紧张地进行，其中怀仁堂工地特别热闹。我爸记得在入住中南海时，怀仁堂仅仅是一个四周围着平房的大院，院中间有个简陋的大顶棚，但过了个把月，顶棚换了个高大的屋顶架，四周立了新柱子。我爸听人说，怀仁堂要盖成一个大礼堂，是由中国鼎鼎大名的梁思成建筑师设计的，将来新政协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开国大典台前幕后
　　最让我爸一生自豪的就是他参加新政协的工作，任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的秘书。这第六小组的工作就是：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等方案。现在中央档案馆的有关原始文件，大部分是我爸的手迹。他记录了国旗、国歌诞生的全过程。有各界政治家和画家、音乐家们讨论时的发言，有全国各地应征的来稿稿样和说明，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最后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是我爸受周恩来总理的派遣，骑着自行车经长安街去前门大栅栏的一间旗帜社缝制的。向全世界发布国旗图案的电文，是我爸和梁思成等人一起草拟的……

⒈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5）
近年，我爸几乎年年的国庆日都被请到各地电视台去讲国旗和国歌诞生的故事。2003年，我女儿大学毕业后，在中学当音乐老师。教育系统发的统一教材的光盘里，竟然就是我爸在讲国旗和国歌是怎么诞生的。2006年10月7日，我爸88岁生日的时候，国旗班的代表也来到了生日宴会。他身高近一米九，雄赳赳地给我爸敬军礼，还把天安门国旗的纪念品送给我爸。那一天，郑奕钧先生著的《归侨彭光涵的——往事·今事》由北京大学龚诗贮基金赞助，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该书被列为“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丛书之二十七”。该书是郑奕钧、刘玉仙夫妇在退休之年耗时四载根据我爸的口述和资料写成的。现将该书有关国旗和国歌是怎样诞生的部分摘录如下——
　　1949年6月15日，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九月十六日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六个小组，分别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方案。
　　第六小组组长是著名教育家、中国###促进会主席马叙伦；副组长是当时北平军管会主任、市长叶剑英，作家沈雁冰（茅盾）；组员有著名政治家、作家、戏剧家、历史学家：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等共十六人；秘书彭光涵。当时他们中最大年纪的是张澜先生，77岁。最小的是廖承志，41岁。他们现都已故世了。彭光涵当时才31岁，现在也88岁了（2006年）。
　　……
　　叶剑英是他在延安时熟悉的老首长，也是现时第六小组的副组长。叶老平和地对彭说：“你不用急，一步步学着做，组里的人都有学问，见的世面多，多向他们请教就成，你现在有时间可先跑跑地方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收集各国国旗、国徽和国歌的资料供大家参考，避免我们拟定的国旗、国徽和外国的相似。”叶的几句话给彭开了窍。
　　彭拿着政协筹备会介绍信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图书馆，当这些单位知道彭是为拟定国旗、国徽找参考资料的，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都十分热情接待他。他们主动帮助找资料。在很短时间内就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的国旗、国徽图样。这些资料后来对他甄别群众投的国旗、国徽图案起了很大作用。
　　参加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的有叶剑英、廖承志、李立三、郑振铎、张奚若、蔡畅、田汉、翦伯赞，顾问徐悲鸿、梁思成和艾青。参加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的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顾问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和姚锦新。
　　7月15日，《人民日报》等七家报纸开始刊登政协筹备会关于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的启事。国内解放区各报纸、香港及海外部分华文报纸随即转载这个启事。

⒈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6）
国内各阶层人士热情应征，彭光涵秘书和筹委会工作人员每天都加班拆封审阅、登记、统计全国和国外各地群众寄来的国旗、国徽的来稿。
　　每天上午，彭光涵都在中南海办公室把拆看、分类、登记后的来稿用自行车送到北京饭店413房会客厅。这是第六小组日常工作的地方，厅很大，室内桌面上分类摆着应征图案，后来稿多了，桌面不够用，稿件只好摆在地毯上，满满一地。
　　当时正是八月酷暑，按说北京饭店的环境很不错了，但降温仍然只用电风扇，可电扇一开，满桌满地的稿件就凌空飞起，这样大家只好摇着纸扇，汗流浃背地苦干了。
　　……
　　小组成员华侨###人士陈嘉庚去东北参观视察了两个月，没有参加小组前期活动。他在8月30日回到北平后，彭光涵立即带着各种资料到陈嘉庚的住房（北京饭店），全面地向他汇报第六小组两个月的工作情况，以及对国都、纪年、国徽、国歌和国旗方案的选择意向，请陈老发表意见。陈嘉庚是福建人，用国语交谈较难，彭光涵用闽南话同他谈话，互相交流真切明白。
　　……
　　谈完了正事，陈嘉庚蛮有兴趣地问彭光涵：“你的闽南话讲得那么地道，老家在哪里？什么时候到了北方？”彭见问，就讲自己从新加坡到延安、又到北平的经历，讲自己在少年时曾在陈老创建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读过书，受过他的女婿李光前的资助完成学业，又讲自己离校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代表《马来亚抗敌后援会》两次到过“怡和轩”同他讨论过召开新加坡华侨纪念抗日周年纪念大会的事。陈嘉庚越听起越###，不时点头认同。满怀他乡遇故知的欢快之情。
　　……政协大会决定9月30日闭幕，而国旗图案至今（23日）仍没有定案，第六小组成员都很焦急，在当晚的会议上，副组长沈雁冰对彭光涵说：“你是秘书，又住中南海可以见到毛主席、周恩来副主任，你尽快向他们汇报目前的困难情况，请他们批示如何办。”
　　彭光涵晚上八点回到中南海，马上去找周恩来的秘书联系，要求向周汇报，意想不到的是周的秘书还未回话，周恩来已来到秘书处办公室找彭光涵。当时，副秘书长齐燕铭也在办公室。
　　周恩来对彭说：“讨论国旗图案你从头到尾都在场，你给我说说第六小组推荐的38幅图案和今天各小组的讨论情况。”
　　彭光涵把《国旗参考资料》放在周的面前，从头一幅一幅给周副主任介绍。
　　……周又问：“你接触过很多的图案，也听了很多反映，除了1、2、3、4号图案之外，还有哪些图案有比较多的人喜欢，容易获大家一致同意？”
　　彭光涵翻到《复字第32号》（红地五星图），和投稿人曾松联的原稿对周说：“这幅是在截稿前三两天才收到的。当时第六小组认为这个图案有新意，美丽大方、简洁，但在五星内有镰锤不好，删去后可作为复选稿。印出来的图案是我根据小组意见重新画的图案，四个小星，原投稿人说明代表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各###党派和同盟集团等。第六小组认为说明不好，不符合中国国情，认为应根据毛主席《新###主义论》说的‘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第六小组认为四个小型星根据毛主席说的代表四个阶级为好，上午各小组讨论时，不少人对《复字第32号》红地五星旗很欣赏，说旗面庄严美丽、制作简便、有中国新政权的特征：共产党领导下的四大阶级大团结。但是，有个别代表认为《复字第32号》虽然好看、独特，不雷同其他国家的旗，代表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的政治体制，但说明词不好，怎能写‘代表新###主义之四个阶级联盟’呢？中国将来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能不能在国旗上留它一颗星？

⒈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7）
我认为如果《复字第32号》的旗面能为大家接受，又没有像对《复字第3号》那样激烈反对意见，如能对四颗星的说明作些解释，我想这面红地五星旗有可能被大家接受。”周恩来点了点头，又问彭：“四颗星的含义怎样说明好呢，你说说。”
　　彭说：“您昨天的报告中有一段话是最好的说明。您说：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分子。这样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共产党领导下革命人民的一部分，在国旗中有它的位置是对的。至于如何准确说明，最好由小组的同志去拟定。”
　　周恩来听后很满意，拍着彭的肩膀说：“好，你按《复字第32号》图案画一张大一点的图样，还要做一面大旗，用绸料做，明天下午交给我。”
　　彭光涵接受任务后立即动手，重新设计一幅比国旗资料印刷本大一倍的图案，再涂上颜色，用了近两个小时才完成。……此时，窗外微微发白，雀鸟开始吱喳欢叫。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把画好的红地五星旗交给周副主任的秘书，并告诉他，这是周副主任要的，千万别忘了交给周副主任。
　　彭光涵通宵工作之后，此时却毫无倦意。他跑到食堂吃了一碗棒子面粥和两个窝窝头，抹了抹嘴就骑上自行车，直奔前门。他要抢时间一定要在当天下午把红地五星旗缝制出来。
　　在大栅栏，彭光涵找到了一间制旗社，对柜面的师傅说要做一面大的红地黄五星旗，这面旗很可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接着他把《复字第32号》国旗图案和设计方法告诉他们。师傅听后十分###，马上把老板请出来接谈。老板高兴地表示能为新中国做第一面国旗是制旗社的光荣，一定要用最好的绸料，最好的工艺，最快的速度按要求把旗做好。
　　霎时间，整个制旗社忙碌起来，把各种红色、黄色绸料摆开让彭光涵挑选。彭根据组内专家平时对颜色搭配的谈论，选了淡黄色和鲜红色绸料。他同工人一起确定五颗星的大小和摆设位置，一直在缝纫机旁看工人缝制。到下午3时多，一面大旗做好了。
　　工人们把旗挂在墙上，请彭光涵检查。彭仔细地审度五颗星的形状和位置，看看红黄颜色的搭配，最后说：“这面旗你们做得真好，很好看，很好，谢谢各位师傅，你们辛苦了。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听到赞扬，工人热烈鼓掌，###异常。
　　彭问老板要付多少钱，老板笑着回答：“不要钱，小店能为新中国做一面旗十分荣幸了，这样的机会想找也找不到。”彭执著地说：“你不收钱，我无法向公家交待啊，你知道解放军有条纪律：买卖要公平。我不付钱就犯纪律了。”老板在彭的坚持下收了钱，还开了发票。后来了解，所收的钱还不到正常价钱的一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⒈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8）
下午4时，彭光涵回到中南海，立即把旗亲手交给周恩来。周叫秘书们把大旗展开看了又看，表示满意。最后对彭说：“今晚八点在丰泽园有个座谈会，讨论有关国旗方案等问题，你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