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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不是吹牛皮-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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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时，彭光涵回到中南海，立即把旗亲手交给周恩来。周叫秘书们把大旗展开看了又看，表示满意。最后对彭说：“今晚八点在丰泽园有个座谈会，讨论有关国旗方案等问题，你熟悉情况，由你担任会议记录。”
25日下午，彭光涵提前到达丰泽园会议厅，在秘书席等候。
约八点半，毛泽东、周恩来领头进入会议厅，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陆续跟进就座。
这是由毛主席召开的协商座谈会。会上，客人就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问题发表意见。
关于国旗，毛主席首先发言，他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有中国特点，因此画一条横线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
说到这里，毛主席拿起一面红地五星旗（彭光涵画的那一张）向大家展示说：“很多人都说《复字第32号》这面旗图案好，我看也是比较好的。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革命和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陈嘉庚第一个站起来说：“我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用《复字第32号》的红地五星旗为国旗。它体现了共产党领导和工农为基础。”接着，梁思成说：“我觉得《复字第32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同时国旗与军旗不相差很大。”继后，在座的人都表示赞同第32号图案为国旗，……
关于纪年。大家赞成用公元为纪年，……
黄炎培接着说：“毛主席讲得很对。但现在有人说：“以耶稣诞生这年为公元，是基督教国家采用的年号。我们调查过，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公元为纪年，公元纪年已成为现代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但在行文写到本国纪元时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很麻烦。”
毛主席风趣地插话：“耶稣也不坏，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传教进行帝国主义活动并不一样。”
关于国歌。马叙伦首先说：“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一首好的国歌是写不出来的，是否可以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国歌。”大家表示同意这个意见，毛主席说：“大家意见一致了，国歌就这样定下来吧。”
接着，有人提出：“这支歌的曲子很好，但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同现在新中国成立的时代不同，是否要改一下。”郭沫若赞成这个意见，说：“歌词修改一下好些。”但张奚若、梁思成、黄炎培却坚决地表示“不要修改，因为这支歌是历史性产物，要保持它的完整性。”《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发言：“这支歌曲子很好，歌词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新的歌词了。”是否改歌词，会上讨论非常热烈。
⒈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9）
周恩来说：“我看，要嘛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激动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了。”最后毛主席表示：“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是仍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会议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
掌声过后，周恩来提议大家齐唱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嘹亮、激昂的歌声随着周恩来的有力指挥，在古朴宁静的丰泽园中回响。这是一个爱国激情升到高峰的时刻，全体起立情不自禁地击掌和拍，许多人热泪盈眶。
专心做记录的彭光涵亦激动万分，停下笔起立，同大家一起昂首高歌，沉浸在欢乐之中。他深深感到自己能为这次会议服务是十分荣幸的，这是他第一次在小范围会议上真切地听到毛主席讲话。
会后，周恩来的秘书通知彭光涵，把会议记录整理好，明天由彭在政协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会议上传达。当晚，彭立即把记录整理好，但又担心有遗漏，第二天一早去找几位参加过座谈会的人核对记录，补充和修改。
9月27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天的最后议程是讨论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国旗、国都、纪年、国歌决议草案》。表决前由沈雁冰代表审查委员会作审查报告。当大会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时，主席台展现出一面红地五星旗，展旗的人中，其一是彭光涵，展现的旗就是在前门大栅栏做的。大会还对国旗的名称作了修改，将“红地五星旗”改称“五星红旗”。
最后在政协全体会议上，代表以举手和热烈的掌声通过了四个决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元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国旗方案通过之后，考虑到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写的制旗方法很复杂“这星对那星”弄不清楚，周恩来要梁思成、胡乔木和彭光涵立即改写制旗说明，以便能方便地制作标准国旗，当晚，经他们三人研究讨论，梁思成首先写了制旗方法，并在座标纸上画出旗的长高比例和五颗星的位置；小组改写后的国旗含义说明由胡乔木定稿，由彭光涵抄清楚后急送周恩来审批。9月29日，人民日报等报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标准和制作国旗的方法。
30日，彭光涵同筹备会开国大典的工作人员一起检查了天安门广场上国旗旗杆的升旗装置。开国大典的升旗是电动的，按钮设在天安门城楼上，到时由毛主席按动升旗。考虑到当时的技术还不很成熟，担心电动装置发生故障而影响大局，故又多安装了手动升降装置。彭光涵等人对两种装置都做了多次试验，运转正常。他们还做了出现故障时紧急人工安排，责任落实到人。检查结束后，彭向周恩来的秘书做了汇报。
1949年10月1日，风和日丽，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下午###，彭光涵同中央机关干部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前东侧靠中路的观礼台上观礼。亲眼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中华大地升起……
开国大典后，北京各地、各部门的负责官员，正在到处物色自己的部下，我妈是蒙古族人，内蒙古负责人乌兰夫希望我父母去内蒙古。这时，我爸在中南海遇到负责侨务和###工作的连贯同志，他曾和廖承志把我爸等一批南洋归侨安排到抗日前线加入八路军、新四军。连贯希望我爸做侨务工作，于是我爸妈就都留在了北京。我爸在华侨事务委员会工作，我妈进入铁道部工作。那时我家也从中南海搬到王府井附近的大甜水井胡同。
⒉祖国的花骨朵儿（1）
“小班一百年，中班一百年，大班还要一百年！”
1947年我出生在大连。我妈说：“那时候大连是苏军的驻地。我们在那里等船，奉派去香港从事对东南亚和港澳地区的###工作。为了不耽误行程，我希望你快点生出来。于是就跳着下楼梯。后来被医院的医生发现了，把我批评了一顿。你出生以后，我们就把你送给了当地一家好人家儿。他们没有孩子，可喜欢你了。后来从大连去香港的船都被封锁了（那年台湾发生了‘2·28事件’，台湾海峡被封锁了）。我们去不了香港了，就又去找那家人把你要回来。两家人哭得好伤心呀！”
“后来我发现带你的一个保姆有肺结核病，给了她一些钱把她辞了。你也发烧了，染上了肺结核病，那时候，青霉素很难找，好不容易你的病灶才钙化了。”（我现在的X光胸透片上还能看到那钙化点。）
“在大连等船的时候，我常抱着你在操场边看红军战士们出操。操练完以后，他们排着队唱歌。苏联人的嗓子真好，他们唱歌是分几个声部的，那和声好听极了。你在我怀里学着红军的军官指挥的动作打拍子。那些红军战士看见你有模有样，拍子还挺准，都笑起来了……”那时候我才几个月大，看来我后来的艺术细胞确实是有先兆的。
我出生之后，医院要登记名字，我妈是蒙古人，是五四以后的新青年，她觉得在名字前面加一个姓很封建，但是起什么名字都觉得不好，有一次喂奶时候，我发出“A—KO，A—KO”的声音，于是，我的父母就决定给我取名安哥，医院说没有姓不行，我妈说要个姓干什么？但后来医院还是给我加了个姓，就叫彭安哥。
按老人说，人在三岁以前是没有记忆的。我最早的记忆就是：我躺在托儿所的小床里，其他小朋友都在睡觉。我睡不着，睁着眼想妈妈，想爸爸，看着窗外一面暗红色的、斑驳的墙，墙上是残破的黄色琉璃瓦，瓦缝里长出许多带穗的草，随风揺摆，窗外不时传来乌鸦（北京话叫“老鸹”）凄唳的叫声。我抹一抹眼泪，一睁眼，见眼珠的前面有一个透明的虫子，动也不动地滑下去，我再揉一揉眼睛，那只虫子没有了，又有了另一只虫子滑下来，我还发现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光柱里漂游着许多细细的颗粒和毛毛，我想，我眼睛里的虫虫大概就是这样的毛毛……我仍然睡不着，看着窗外那斑驳的红墙，墙皮剥落的形状好像是一只怪兽，张着血盆大口，它慢慢地又变成一条龙，像琉璃瓦瓦当上浮雕着的那条一样……
我在托儿所学的歌，印象最深的就是《小鸽子》，我至今仍能哼唱：“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儿，白肚皮，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苏联去。见到斯大林就说我们谢谢你，因为有了你的帮助，我们才能得胜利……”1953年的一天，托儿所的小朋友都集中在操场上排好队。所长阿姨沉痛地告诉大家：“苏联共产党的主席，伟大的领袖斯大林逝世了……”接着，托儿所阿姨们给每个小朋友的左臂戴上了黑箍。这时，已有许多阿姨和小朋友哭了。后来，就举行了降半旗、向斯大林像三鞠躬、默哀…… 。。
⒉祖国的花骨朵儿（2）
我那时上的托儿所叫中山公园幼儿园，对，就是天安门和中南海之间的那个中山公园。托儿所门廊外是一片古柏林；透过粗大的树干可以望见故宫，也就是紫禁城的城墙，以及城墙下的柳树和护城河。星期天，我爸和我妈曾带我们在护城河里划船，还在公园里照相。我爸在按快门之前总要对我们说：“乐一个！”于是，我就笑一笑。他们还曾带我去政协礼堂去看演出。我记得在演出开始之前，大家要全体起立，唱《国际歌》和《国歌》。节目里有许多苏联歌曲，有雄壮的，有抒情的，有些歌曲我现在还会哼呢。节目里还有京剧，咿咿呀呀地，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只记得马连良戴着胡须，穿着古代的黄色大褂儿，单腿跪地，双手向前，浑身颤抖着，边唱边往前移动……叔叔阿姨们叫着好，热烈地鼓掌。
前些年我回北京探亲时曾带着老婆孩子去看过我的幼儿园，它现在的名字叫“北京市第三幼儿园”。当时是假日，我告诉门房，我曾是这幼儿园的小朋友，于是他准许我进去看看。物是人非，那座镶有木地板，还有舞台的大礼堂，现在看来，其实很小。我向门房打听当年的小朋友：小龙和北北还有小郭阿姨……他都是听得一头雾水。记得小龙很淘气，有一次我不小心用玩具木耙子把他的头打破了，他哭了，我也很害怕。北北是个很豪爽的胖丫头。我妈曾对我的知青女同学说：“有一次，我去托儿所去接安哥，我们正要出门的时候，有个叫‘北北’的小女孩儿追出来，搂着安哥的脖子说：‘彭安哥，你真美丽，我真喜欢你！’”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小郭阿姨梳着两条大长辫子，很苗条，很漂亮，心地很好。我和弟弟都喜欢她。我妈曾打算把她介绍给我舅舅。那时候我舅舅正在上大学。
我的大弟弟是1950年1月出生的，他的名字叫彭安弟。他和我在一个托儿所。“###”时，我从西双版纳回北京探亲的时候，经常有农场的女同学来家里串门。我妈妈总爱给她们讲安哥和安弟小时候的故事。她说：“安哥总爱给安弟讲故事。讲完了以后，安弟总要问：哥哥，你讲故事怎么那么多‘从前’，还有那么多‘后来’呀？”女同学哈哈笑起来，笑得我满脸通红，暗自责怪母亲多嘴多舌。
1953年我的小弟出生前，我爸妈希望他是个女孩，所以给他先取名叫彭安妹，结果生出来又是个男孩儿，于是就把妹字去掉女字旁，上面的一横再加长，叫彭安末，表示是最后一个。安末两岁后，也要上托儿所了，他也和我当年一样大哭大闹。回家后他问安弟：“哥哥，托儿所要上多久呀？”安弟说：“哼，告诉你吧，小班一百年，中班一百年，大班还得要一百年！”我妈后来经常把这故事讲给女孩子们听。
⒉祖国的花骨朵儿（3）
先农坛里的育才小学
1954年，我终于从托儿所大班毕业了，我爸我妈给我改名叫彭安鸽，把我送进北京育才小学。
育才小学是从延安迁过来的，早期的学生都是八路军的子弟和烈属。它是八路军第一个供给制、寄宿制的军烈属子女小学班。后来，我的知青同学刘青就写过一个剧本《啊！摇篮》，故事背景就是育才小学的故事，后来，由谢晋导演把它拍成了电影。
学校设在先农坛内，先农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诸神和太岁诸神，举行亲耕仪式的地方。在天桥附近，与天坛东西相对。
学校保留着明清皇家园林的格局，红墙黄瓦，大气而漂亮。进了大红门，穿过高大挺拔的苍松翠柏林，古老的宫殿里出入着一些大哥哥和大姐姐，高年级的同学就住在这里。
我们低年级的宿舍楼在南院儿，当年皇帝举行祭祀活动场地的南边。那是两幢两层的楼房，楼房中间是很宽的场地，东边是饭堂，西边有一个大足球场。那地方可能就是从前皇帝亲自躬耕的那一亩三分地。
虽然穿着新衣服、新鞋子，背着新书包，可我对陌生的环境感到很害怕。爸爸妈妈见过老师和管我们生活的阿姨，给我留下一罐白糖就走了。爸爸妈妈一走，我就哭了起来。
班主任老师叫李振业，他教我们语文和算术。我清楚记得，第二天上课，我们的第一课是《开学》，课文只有三个字：开学了，都是繁体字；第二课是《上学》，课文也才四个字：我们上学。李老师上课很喜欢带大家朗读，有节奏地念笔画，我们朗读的声音响亮极了。那时当学生可不像现在累，甚至有趣、好玩。李振业老师每次上语文课都要我们念出声，横、竖、点、折、撇、捺、勾，一笔一画地念得我们很高兴。上数学课教我们1＋1=2，也是写出来让我们大声念，增加了我们对内容的记忆力。记得教我们长度的时候，为让我们理解一里究竟有多长，他就带着我们从南院宿舍南门开始量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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