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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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们坐在昆明湖边喝着茶，嗑着瓜子，谈笑风生的。只有我一个小孩，百无聊赖地把下巴搁在桌子上吃着零食。有一个阿姨见我的样子怪怪的，可能很有趣，于是笑着叫大家看我。当大家都看着我笑的时候，我“哇”的一声哭了。
　　爸爸喜欢给我们拍照。让我们摆出各种姿势，有骑小三轮车的、挎玩具步枪的和戴空军军帽的，他在按快门之前总是叫我们：“乐一个！”我们家有些相片还是照相馆师傅手工上色的，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青梅竹马海棠院
　　1952年，我们家搬到了王大人胡同1号的海棠院。
　　北新桥王大人胡同1号，也称“侨委大院”，是侨委会的办公所在地。侨委的大部分干部的宿舍也在这里。大门坐北朝南，进门左边是一座四层的办公楼，右边是一座大礼堂。办公楼的背后是一个大花园，前边是各种花圃，旁边种着夹竹桃，还有丁香花树。花园里有羽毛球场，它的北边是种花的玻璃暖房，路边是针松的树墙。花房后面是一片小柏树林，再往北是篮球场和单双杠、沙坑等运动设施，篮球场北边是一栋四层的宿舍楼。

⒊　北京侨委大院的日子（2）
解放初，侨委的干部大部分是来自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泰国、缅甸和越南等地的归国华侨。当年，他们都很年轻，每天下班以后，篮球场和羽毛球场上都是热火朝天的。在篮球场上，有一个叔叔穿着一件黑色的背心，前胸和背后都印着一只跃起的白猫。他告诉我，他原先是泰国黑猫俱乐部的主力队员。羽毛球场上，有全国冠军侯家昌的两个哥哥“大侯”和“二侯”，他们的水平都是国家级的。每天傍晚，球场上可热闹了。到了冬天，花园的花都谢了，于是机关干部们就泼上水，冻成冰，成了溜冰场。大院的大人小孩都爱滑冰。每逢假日，大礼堂都举行舞会，舞会上的灯光很暗。我爸说，侨委的晚会上，我妈的独唱已经是“保留节目”了。我妈会唱延安时期的所有歌曲，还有许多苏联的歌。我至今一听到那些老歌儿仍觉得特别亲切。
　　侨委大院的东边是从南到北一连三个四合院。最南面的叫做“假山院”，因为院子前面有假山、太湖石和竹林。假山院的北边是海棠院，从门楼走进去，是小卵石砌成花纹的甬道，甬道把院子分成四块，每一块都种着一棵海棠树，树下有浅浅的小草，其中有三棵海棠树可能已经有百年树龄了，树冠把这占地约有一亩的院子的大部分都遮住了。春天开花时，整个院里都是花香，树上挂满一簇簇的粉红色、粉白色的花团。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爬上树干玩，常把那些花瓣震下来，像下雪一样。甬道旁还有一排碗口粗的白杨树，风一吹，树叶哗啦哗啦响。每年暑假的时候，睡午觉醒来，我们家的老保姆——我们叫她奶奶，她是老北京人——就端来海棠果煮的糖水给我们喝。
　　海棠院住了10户人家。我家住三间大北房，门口有高台阶和石狮子。左右两排厢房住了大概有六七家。院子里比我大的孩子只有吴济生叔叔家的老大吴超明，他很爱玩也很会玩。他喜欢养鸽子，经常带着我们爬上房顶放鸽子，拿一个旗杆，扯上红布招鸽子。我记得有一次他还买到一对棕色的跟斗鸽，是很名贵的品种，它们会在空中翻跟斗。他还买来各种各样的鸽子哨戴在鸽子的尾巴上，鸽群飞起来，整个侨委大院的上空都萦绕着鸽哨声。他还带我们捉蛐蛐、斗蛐蛐。
　　这三个四合院里有三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孩子，一个叫吴君慈，一个叫李可克，还有一个叫朱海燕。我们经常一起玩跳房子、丢沙包、揣拐。男孩女孩两小无猜，每年的寒假和暑假，我们都玩在一起。后来上小学三年级，有一次去跟吴君慈借冰鞋滑冰，她见了我居然脸红害羞了，在学校里男女的界限还是很分明的。从此，我们长大了。
　　侨委大院的东北角的院子叫“烟筒院”，院里有一个供暖气的锅炉房，院中央矗立着一根大烟囱，旁边是一个煤渣堆。有一次，我跟一个男孩子从后院爬上煤渣堆，上了围墙，看见外面有一群男孩。他们见了我们就用石子扔我们，我们也捡起煤渣就往外扔，我的煤渣扔歪了，打到了蹲在旁边玩的一个小男孩的头上，他的头被打破了，大声哭起来了。我很害怕，就跑回家了。对方家长找侨委大院交涉，门房的叔叔带他们到院子里问是谁干的，我跑出来承认了。我爸爸、妈妈就出去赔礼道歉，还带那个孩子去了医院。我家“奶奶”的家就住在“烟筒院”的围墙外的北小街里，她告诉我：被我打破头的小孩是个很乖的孩子。　txt小说上传分享

⒊　北京侨委大院的日子（3）
我爸妈都配有手枪，我爸的手枪是个小左轮，我妈的是一把很漂亮的小手枪。我经常看见爸爸从抽屉里取出手枪来擦拭。有时趁他们不在，我就偷偷找来锁匙，悄悄地玩一会儿又放回去。
　　那时侨委大院里还有一帮大孩子，他们正上高中，准备考大学。大哥哥们经常踢足球，我给他们守大门。后来郑丹、郑小鹰两兄妹考上了音乐学院，现在是有名的音乐家；叶小宝考上戏剧学院；还有一个大哥哥赵守凯考上了电影学院；我同学吴剑平的哥哥叫吴充实，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从事原子弹的研制，成为核化工领域的专家。
　　吴超明和邱苏达到部队当兵了。60年代，部队搞大比武的时候，他们都是所在部队的尖子。吴超明告诉我，他的枪法特准，他所在的“杨村兵”部队是人民解放军的招牌，专门为首长检阅和给外宾表演而进行演习训练的。邱苏达参加的是驻内蒙的部队，他是拼刺刀的尖子。他们常常给我讲在部队的事，讲他们的训练。拼刺刀比赛时在木枪前扎一个装滑石粉的小布袋，双方都光着膀子对刺。刺到了对方就会在对方身上流下一个白色的印儿，为着本方部队的荣誉，那是毫不留情的。我特别羡慕他们，长大了我也要当兵。哪知道我后来只当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八路”。
　　大院西边是廖家
　　大院的西边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那是廖承志伯伯家。院子比篮球场还要大，北边是别墅式的小洋楼。过春节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带我们去廖家拜年，有时候星期天也会带我们去廖家做客。
　　廖家经常放电影。何香凝奶奶爱看香港电影，演的都是悲剧式的恋爱故事，说的是公司里的白领丽人如何谈恋爱，如何和家庭闹矛盾、跟老板有纠葛，到最后要跳悬崖。这样的电影我看了心里总是觉得不舒服，动不动就要死，很可怕，那电影音乐也很恐怖。当然也有快乐的，如小家碧玉骑父亲的自行车，突然遭遇车祸了，把车摔坏了……最后弄一堆笑话的喜剧。看电影时何香凝奶奶坐在大大的沙发上，沙发上面披着一领老虎皮，我坐在后面，那老虎头正好对着我。黑暗中，老虎的眼睛瞪着我，仿佛就要向我扑来，很可怕。我们家有一本何香凝奶奶的大画册，她画了许多下山的猛虎，是用工笔画的，那毛发和胡须都一根根地竖立着。她还喜欢画水墨的梅花。那时，我们家墙上还挂着一幅她老人家送给我爸的水墨梅花图。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让我们小孩子回味无穷的是，廖伯伯家有从国外带回来的各式巧克力糖和饼干。
　　廖伯伯长得胖胖的，总是笑哈哈的，显得五官小小的。在何奶奶面前，他就像个大娃娃。何奶奶叫他“肥仔”。
　　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阿姨很和气。廖家孩子比较多，廖晖最大，跟我们年纪相仿的都叫丁丁、豆豆之类的名字。

⒊　北京侨委大院的日子（4）
因为工作原因，我爸经常向廖伯伯汇报工作。我爸说，有时太忙了，他甚至把廖伯伯堵在马桶边谈工作。
　　那时我爸34岁，我妈才29岁。我妈原在铁道部工作，后来为了照顾家庭，我妈也调进我爸的单位。妈妈的字写得好，她经常做会议记录。
　　我“###”以后才知道：那时，我爸曾当过办公厅主任和一司司长，我妈当过人事科长和侨汇科长。“###”以后，我爸重新在廖承志主任领导下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他经常出差到各侨乡省份去拨乱反正落实各项侨务政策，这些政策正是50年代，他参与调研、起草的那些政策，比如侨房政策、侨汇政策等。
　　11岁的我成了一家之主
　　1957年的暑假，侨委大院到处贴满了大字报。连花园、操场上也挂满了大字报，就像迷宫一样，我们小孩儿就在大字报之间玩捉迷藏。有一天，一群情绪激动的大人喊着口号，冲进我们海棠院，冲进我家隔壁的阿姨李凯惕家。他们连推带搡地把李阿姨揪走了。我们小孩都很害怕，我躲进家里，隔着窗帘的缝隙往外看。我看到李阿姨愤怒挣扎着的样子。
　　李阿姨是个画家，她曾送给我两本她画的小人书（即连环画），在封面的作者栏上印着她的名字。我问妈妈：“李阿姨怎么了？”妈妈告诉我：“她说了错话，被人家当成了右派。”我问：“右派是什么？是反动派吗？”我妈说：“你们小孩子不懂。”
　　1958年，我四年级放暑假之前，妈妈告诉我下学期要给我转学校。我一听心里特高兴，因为自从育才小学转来外校的学生，风气好像突然变了。外校来的学生总是很强悍的样子，打架特别厉害。这时我同桌也转来一个女孩，她说的是天津话，碰到不懂的字她会操着天津腔问我：“这是吗字？”他们都能讲一些外界很好玩的见闻。所以，我也很想换个环境了。
　　小时候我总是受欺负的角色，在家里，如果我妈对我好，安弟为了争宠也会来打我。经过学校的熏陶，我渐渐也变得蛮横起来。暑假里的一天晚上，我跟安弟吵架，气急时我一挥手就打了他。我妈见了很生气，就重重地说我，好像还打了我，我一赌气就跑了，也学人家离家出走了。
　　其实这时我也不敢走远，也就在大院里到处逛。我无所事事地乱逛到很晚，忽然院子里传来妈妈的声音，她到处叫我“安哥——安哥”。任她怎么叫，我就是不出声。我妈找不到我，就走出了大院，大概是去我姥爷和舅舅家找我。天很晚的时候，我躺在一个石凳上看星星。我又听到妈妈一路叫着我的名字走回来，这时，我故意坐在路边，就让我妈给带回家去了。
　　两个弟弟已经睡了，我正倔强地站在饭桌前准备挨打，没想这时候我妈却趴在饭桌上抱头痛哭起来。我正不知如何是好，我爸也跟着抱着我妈的头，发出凄厉的哭声。他们哭得特厉害，简直就是号啕大哭。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⒊　北京侨委大院的日子（5）
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忙哭着说“我错了，我错了”。哭了一会儿，后来是我爸先站起来，他擦干眼泪，反而对我说：“这事和你没关系，你先睡吧。”然后，他就去安慰我妈了。我也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躺在床上，脑海里仍浮现着我爸因工作劳累，以致头发全脱落的光头，颤抖着哭泣……我怎样也想不通，平时不苟言笑的爸爸怎么也会哭得这么伤心。
　　可能是累了，我很快就睡着了。
　　那个暑假过后，我爸和我妈就要下放去海南岛劳动了。
　　我爸后来告诉我，当时准备把我们也带去海南岛的，是吴君慈的爸爸吴济生叔叔及朱海燕的爸爸朱毅叔叔知道以后，都私下劝我爸我妈不要把孩子带去，海南岛的条件太艰苦了。我爸妈这才把我们留下，并请奶奶继续照顾我们。临走前，我妈妈对我说：“我们走了，家里你是老大，是一家之主了。机关里每个月会从我们工资中扣一百元给你们做生活费。你要学会记账，要常给我们写信。”
　　没多久他们就去了海南岛，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右派不右派的。后来明显感到机关里的叔叔和阿姨变得怪怪的，以前我有礼貌地跟他们打招呼，他们都会答我，现在我叫他们，他们却假装没听见不理我了。只有一个张春生叔叔经常来嘘寒问暖地关照我们，还大声叫我和弟弟们的名字，毫不顾忌，奶奶说：“张叔叔最好。”
　　我爸我妈走后，侨委管总务的叔叔就通知我们搬家。我们被指定搬到海棠院后面西南角一个小平房里，才十多平方米。一个双架床，我睡上铺，安弟睡下铺；奶奶和安末睡一个双人床；房子中间再放一个煤炉，家里就塞得满满当当的。我的床后面有一个很高的小窗，窗后是篮球场，窗外墙下是侨委大院的煤堆，煤堆很潮湿，于是，我们的后墙就有一圈一圈的湿的黑印子。
　　我的脾气从此开始变得很坏。我11岁，安弟8岁，刚上小学，安末才6岁。两个不懂事的弟弟常到处玩，每天吃饭都要找他们回来，有时叫遍整个大院都找不到，我就到处大声喊，着急了还打他们。
　　冬天时候，有一次我去上学，那天刮着西北风，看到大院门房的墙上贴着大布告说：吴昭被划成右派分子，彭光涵右倾，并说他们被下放到海南岛劳动改造。侨委有个叫小耿的通信员，从小是孤儿，没什么文化。小耿刚来侨委时才十七八岁，他天生一种怪病，经常要捡烧过的煤核吃，后来也不知怎么就被治好了。我小时候，曾坐在他的摩托车后面在侨委大院里兜风。小耿叔叔那时候20岁左右，也被打成了右派。40年以后我们在深圳相见时，他跟我说，“哎呀，你妈妈当年在被打成右派以前，进出侨委大院都是唱着歌的。”可是，从那段时间之后妈妈脸上常常挂着悲伤的神情，再也听不到妈妈的笑声和歌声了。
　　那时我姥爷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方脸，身材高大，腰板很挺。他喜欢下围棋，养盆景山水；小时候，他还教我描红，写大字。可那时他已中风了，腿也瘸了，拄着拐杖，表情木讷，很少说话。他和我舅舅、舅妈住在一起。有一次，我向舅舅发牢骚，说机关里的人很坏，翻脸不认人，叫他们“叔叔、阿姨”他们都不理人，态度很不好。但我每月还要去领生活费，我讨厌跟他们打交道。我舅舅一听就很紧张地对我说：你们小孩子不懂事，可别乱说话。如果让人家听到传出去可不得了。右派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你爸妈虽然犯的可能是工作上的错误，但人家是把他们当作敌我矛盾来看的。
　　舅妈是个上海人，跟舅舅是同单位的，在煤炭部。他们是给排水的工程师。不久，舅舅也经常到大庆油田等地出差，很辛苦。过了一两年，他和舅妈有了小孩以后就主动要求下放，到内蒙的乌达矿务局去了。
　　舅舅一家离开北京以后，我姥爷就请他的一个老棋友来照顾他，但那老先生也很老了。
　　侨委大院已经很少见到干部们打球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说说笑笑了。下班以后都各回各家，侨委大院显得冷清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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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　1958年太保街小学（1）
“阿哥阿妹情意长……”
　　我转学到太保街小学（现在叫做雍和宫小学），上五年级。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叫曹邦彦，他的样子像个军人。
　　曹老师留的作业特别多。在育才小学的时候，我们下午两节课结束以后，作业也就差不多做完了。从来没有觉得功课有什么压力，下了课就是玩儿。可是在这里，我每天做功课都要写到半夜一两点钟，课文要抄很多遍，还要背诵。为了写得快，同学们都用格尺在下面顶着写，这样写出来的字下部都是连在一起的，很难看。我不学他们，所以写得很慢。老师见到我的